时事观察思考不评论

2014年春运：广东15条高速公路拥堵 有路段堵成停车场

中国新闻网
最新消息 1月26日 21:36



在惠河高速距离石坝5公里处，许多车主都下了车，在高速公路上舒展筋骨。 廖丽丽 摄
中新网惠州1月26日电 (廖丽丽)广东高速公路节前春运车流最高峰26日杀到，广清、粤赣、惠河、广肇、广佛、深汕西、佛开、惠河、京珠南、京珠北等15条高速公路出现拥堵，甚至有路段堵成“停车场”，不少车主在高速公路上散步、遛狗。
记者26日驾车至惠河高速往江西方向小金口至四角楼路段时，车流量密集，眼前车辆排成的长龙望不见头。在小金口隧道中，记者等待了半个多小时，车辆依然纹丝不动。随后，在惠河高速距离石坝5公里处，更是形成了长达数十公里的“停车场”，许多车主都下了车，在高速公路上舒展筋骨。
自春运以来，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持续增加，广清、京珠、粤赣、惠河、广佛、佛开、虎门大桥、深汕西、广惠、开阳、广深、阳茂、广佛等多条平时就车流繁忙的高速路出现堵车。根据广东省交通集团的数据显示，23日至24日，共有21条高速公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或出现拥堵。
广东出省主干道往湖南方向的京珠北、京珠南、广清路段，往江西方向的粤赣、惠河路段，往广西方向的佛开、开阳、阳茂、广肇、云梧路段，节前出行和节后返程指向性车流较为密集。广东省内广深、虎门大桥和广惠、深汕西等路段车流量也非常大，特别是惠河与广河高速相连的麻陂至埔前路段，河龙与粤赣高速交汇的热水互通，汇流车辆密集，拥堵和事故多发。
截至25日，惠河高速往江西方向、粤赣高速往江西方向、广清高速往清远方向、京珠南高速往湖南方向、广惠高速往深汕高速方向、虎门大桥往广珠东高速方向、广深高速往广州方向、云梧高速往广西梧州方向均发生交通事故。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关负责人分析，节前车流出行集中度高，其中腊月二十到腊月廿七车流量较大，春运最高日车流量也出现在腊月廿五、廿六，随后出行车流量快速回落。除夕、正月初一车流量较小。节后回程车流相对分散，初五至初九车流量较大，其中初六达到节后高点。

人民日报：美国一些政客的“盟友观”会惹出麻烦
2014年04月10日 03:32
人民日报


资料图：哈格尔
原标题：美国要为亚太安全做有益之事（钟声）
一方面不希望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另一方面又要借所谓安全保障义务强化对中国的牵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则“不平衡”。美国一些政客的“盟友观”，会因缺少“大局观”而惹出麻烦。
近日，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美国政府高官连续抛出不负责任的言论。先是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毫无道理地渲染中国“威胁”，称克里米亚模式可能成为中国在南海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获取领土的先例，中方不应误判美协防盟友的决心。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访问亚洲期间，无端指责中国，袒护菲律宾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同时还公开表示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日本撑腰打气。
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华盛顿在这两个问题上曾多次申明不持立场、不选边站队的承诺。然而，上述美国政府高官的言论，不仅清晰显露出对某些国家挑衅之举的放纵，而且违背了美方的夙诺，不利于地区安全稳定。中国人民对此当然不会高兴，断然不会接受。
有分析认为，华盛顿近来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摆出“拉偏架”姿态，可被视为乌克兰事件的连锁反应。一些西方舆论认为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让欧洲盟国失望。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由此联想到二战中新加坡沦陷后“英国威望的坍塌”。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文章声称，奥巴马政府应该着眼美国盟友的感受。无论这些议论是否成立，美国的“盟友观”倒是值得好好分析一下。
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不时拉拢一些甘愿出头的地区盟国出来挑事儿，以期巩固其在亚太地区事务上的地位。哈格尔明说了，重申美国“再平衡”政策的战略利益及其重要性、安抚美国的亚太盟友并清楚地向它们表达承诺，是其此次亚洲之行一个重要目的。
不过，美国的平衡术有些问题。一方面不希望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另一方面又借所谓安全保障义务强化对中国的牵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固有矛盾，决定了该战略实施的结局可能是“不平衡”的。
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究竟是什么？美国的一些政客似乎总也搞不清楚。当前中美之间广泛存在利益联系，一个繁荣稳定的亚洲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美国各界的主流看法。但是，美方总有些人对此执迷不悟。现在，他们不惜自我否定、纵容日本变相突破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和平宪法”，不惜任由菲律宾缩小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争端的空间，其结果只能是助长这些国家的冒险心理，增加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一旦局势失控、危及亚洲整体格局，美国利益又岂能毫发无损？由此足见，美国一些政客的“盟友观”，会因缺少“大局观”而惹出麻烦。
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不久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荷兰核安全峰会期间会晤，双方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重申了共识。既然如此，美方就应当言行合一，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同中方一起努力确保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这也是亚洲和平发展的重要保证。
美国的大国责任，不容虚谈，要落在实处。

郎咸平：现今中国是人吃人的社会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革命的温床。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义，赶走***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以及类同蒋介石政权的***窘境。对外而言，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ZF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
　　
　　表面上看，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费是先进国家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其他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经济表面现象的恶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举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须郑重地申明，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贱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ZF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毫无羞耻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这个坏土壤所孕育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处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ZF补贴，但是ZF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类似的现象在医改问题上也是让人扼腕痛惜。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此外，***的地方ZF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旅游抗议冲击地方ZF的时候，地方ZF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
　　
　　更有甚者，目前中国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还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司法暴力审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着名的例子当推港商嘉利来的股权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来与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组建公司，共同开发世贸中心项目。二零零零年时，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垂涎于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社会恶商，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夥，侵吞嘉利来股权。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来提起行政覆议，商务部其后撤销了北京市商务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务局拒不执行。其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法制办查核后，国务院办公厅零三年七月责令商务部等单位督促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中央ZF行政覆议决定。八月十四日商务部也明确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为遮掩商务局违法行政的错误，北京二商集团依据伪造的复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商务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ZF败诉。北京市ZF内部的***分子这种操纵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决将尽失民心，而严重动摇国本。
　　
　　这些年来农村的衰败也不遑多让。三农问题的严重，让人感到怵目惊心。农村破败的基本原因，还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远低于工业品的附加价值，因此经济越高速发展，农村就相对地越破败，而其必然结果就是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价值。但是农村资金缺乏的结果，是与各种权力高度相关的地方干部亲属和非农经营业主，透过高利贷进一步剥削穷困不堪的农民。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调查，类似于***时期的高利贷在很多农村地区就重新泛滥起来，而且情况是极其严重的，与***时期的乱象相比，毫不逊色。举例而言，月息在一点五至二分之间的民间高利率借贷占了百分之二十点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贷约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贷占了百分之十八点二，月息超过四分的恶性高利贷占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农村的农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贷是用于农业再生产，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费性的借款，而不会投入生产的循环使用，因此就很难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么来还钱。此外，高利借贷与买卖婚姻、赌博等现象相关，诱发了一系列的民间纠纷，有的债主请黑道讨债，有的发生斗殴致伤，还有的与黑恶势力结合，殴打无力还贷的农民、强行拉牛抓猪，影响了基层的政治稳定。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
　　
　　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例如，以往被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刘文采，最后也被实事求是的态度翻案了，原来他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几个大地主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包括乔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所以才将这些古迹保存了下来。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
　　　　
最后，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地方干部和恶霸在历史上一向为所欲为的传统到了新中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一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执政哲学使得中国这一代人更往「钱」看，但是不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
　　　　
就是因为这些改革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现象太过严重，因此五中全会「国内和谐化」的理念就特别地具有时代意义。从我前面所分析的问题看，目前在这片坏土壤上以简单经济发展为唯一考量的发展观，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和谐，而国内和谐化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停滞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充分说明，一个社会绝无可能在社会极端不和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而且不和谐的社会将使得ZF的执政基础迅速沦丧，造成社会进一步的动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ZF的不稳定、的频仍以及经济的停滞发展，不正说明社会和谐的重要吗？在社会不和谐的危机之下，学者专家却仍然高喊着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的目标的理念将会***菲律宾等国一样，使得中国经济体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ZF信誉
宗教信仰是靠历史的传承，礼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积累，绝对无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这套系统。透过长期的法治化建设形成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应当是ZF长期努力的目标。但在短期之下，ZF必须利用严刑峻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ZF***和三农等等问题。可是严刑峻法的推动脱离不了各级ZF在中央ZF的领导下的执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来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ZF包括司法机构的嚣张气焰，不但无视中央ZF的存在，而且其作为已经开始动摇国本。有这样的地方ZF，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再加上改革开放后***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国内和谐化的改革越发艰难。在此我呼吁中央ZF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整肃吏治，因为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ZF就很难彻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也无法推动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
　　　　
其具体做法应重新定位各级地方ZF的行政职能，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理念，何谓正确的ZF职能。各级ZF的职能不应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的目标，更不是像目前各级ZF一样的大商贩的身份。协调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只有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ZF的首要施政目标。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的廉洁和高效的ZF。中国各级ZF的全面***与低效率曾经引发了大面积的体制改革的讨论。一些食洋不化的专家学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监督包括民主（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体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监督能否到位还遥遥无期，而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纲的错误思维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汤和不和谐。
　　　　
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ZF的***以及低效率。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咎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过肤浅所致。举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ZF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当时的香港有民主吗？有民意监督吗？有舆论监督吗？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体胆敢批评港英ZF，政治部的官员就上门抓人以「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递解出境。这种威权体制下的港英ZF竟然是最廉洁与最高效率的ZF。清廉的新加坡ZF也和香港类似。可是，亚洲其他地区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引进了民主与舆论监督，但是ZF的***和低效依然严重而不能解决。而这也是我为何主张单靠民主与舆论监督不能解决***与低效的主因，因为民主与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也是为何民主与舆论监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国家有效而在亚洲大部分国家无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ZF的廉洁和高效来自于英国人建立起来的严格的流程式管理。那么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协议转让为例，如果规定要竞价拍卖，那么竞价拍卖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领导拍板决定。以往领导有很充分的空间去讨价还价，由于没有一个价格机制在，因此需求量是无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竞价拍卖就是一个规范的流程，减少了官员***的空间，而且由于价格的调整使得需求减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开竞价，港府官员没有***的空间。而如何补偿拆迁户都有一整套的程序，双方都没有议价的空间，因此大幅减少司法和黑道威胁。
　　　　
最后我想提出，五中全会的「三和理论」将是继「三个代表」之后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个代表」一样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毫无疑问，「国际和平化」及「两岸和解化」的推动，与「国内和谐化」的日益恶化，更显现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论」的迫切性，而解决「国内和谐化」是重中之重。在国内法治化的建设还未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严格流程化的管理解决各级ZF的***和低效的现实情况，然后以严刑峻法解决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ZF的首要施政目标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 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4-06-15 02:11:59 来源: 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王林承认收湖南巨贪230万元 检方人士拒回应
2014-07-08 08:25:12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有22383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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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港媒6月24日讯，2013年7月因被内地媒体曝光"魔术"敛财而回香港避风头的江西“气功大师”、亿万富豪王林，近日突然现身江西萍乡市游山玩水。由于近期江西多名曾经与其关系密切的官员落马，坊间猜测王林是与纪检部门合作而得以脱身。图为王林与“友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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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合法化为底层民生松绑
2014-07-08
68人参与讨论
广东打算以立法形式允许摆路边摊，将地摊合法化，毫无疑问，这一尝试将成为城管从“人治”转向“法治”的新一步。

作者：洪丹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2/05/77/7_1.html
重大新闻 马英九愿在一个中华框架内与大陆政治协商

据7月18日《中华时报》报道（http://chinatimes.greenery888.com/show.aspArticleID=54320）：7月14日，身兼***主席的马英九总统，在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杨海峰的信中明确表示：愿在一个中华架构内与大陆平等政治协商，并期望大陆方面转变观念，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此信一经发表后，引起两岸网民的极大关注、热议和转载。广大网民一致疑问：马英九愿接受一个中华架构，习近平呢？复信原文：‍
海峰先生大鑒：
來信敬悉，謹致謝忱。

兩岸關系涉及面廣，曾經有政黨生死之爭、政府正偽之奪、路線資社之峙、前途統獨之抗。目前，兩岸人民往來密切、經貿互動頻繁，但是內戰遺緒依然存在，軍事還在對峙，外交雖有休兵，但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與自身實際需求並不相符。這些正是台灣社會産生恐陸民緒的根源，兩岸關系問題仍然困擾著中華兒女。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實現互訪後，雙方均有意願進行更深入的對話與溝通。先生所提“在一個中華架構內開啓兩岸平等政治協商”之議，完全在大陸方面一念之間。
處理兩岸關系涉及知識與情感兩面，知識可以讓人免於愚昧，如何為兩岸關系尋找適切的路徑是兩岸炎黃子孫應有的責任；情感可以讓人再接再厲，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道路上永不放棄，是兩岸所有中國人應有的情懷。先生知識與情感兼備，令人感佩。

特此函覆 順頌

時 祺


馬英九 敬啟

中華民國103年07月14日

杨海峰致函马总统全文：

致马英九总统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马英九总统：
您好！6月30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重申：大陆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与台湾方面平等政治协商，共同探索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前，两岸红绿蓝三方围绕“一个中国框架”存在微妙的僵持。大陆期望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开启两岸政治协商，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最终统一的不可逆转。民进党则拒绝接受“一个中国框架”，并透过立法院，在两次张王会前，为王郁琦主委划下不得逾越的红线。‍在2013年6月举行的习吴会谈上，国共两党虽然已就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达成共识，***执政团队也有意与大陆建立“超稳定的架构”，实现APEC习马会，但由于大陆至今不肯正视中华民国，加上绿营强烈反对，不得不以台湾社会没有共识为借口，回避两岸政治协商。

同时，两岸红绿蓝三方对“一个中国框架”的内涵，也存在不同解读。从国共两党的角度，“一个中国框架”就是涵盖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框架，虽然***坚称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坚称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国共两党都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主权重叠，不容分割。而民进党坚持的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是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中国是统治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国框架”已经被民进党和很多台湾同胞窄化、僵化成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

事实上，包括民进党人在内的每一位台湾同胞，都在中华民国现有的与大陆政治连接的宪政体制内生存。民进党不接受“一个中国框架”，是不能接受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并非不能接受一个中华民国框架。如果国共两党生硬地强迫民进党接受、连国共两党都没达成政治共识的“一个中国框架”，就会增加民进党接受“一个中国框架”的难度。
由此，我向执政两岸的国共领导人提议：将“一个中国框架”调整为“一个中华框架”，并在“一个中华框架”内，尽快开启两岸平等政治协商。“一个中华框架”就是大陆民间版的“大一中架构”，它不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也不是一个中华民国框架，而是同时包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可以实现两岸对等尊严的框架。
在“一个中华框架”内，由于两岸主权重叠，两岸可以共同落实孙中山先生一生倡导的“主权在民”的政治主张，化解主权争议。两岸化解主权争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一个中华框架”内的特殊的政治实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民国总统在内的两岸政府官员可以互称官衔，实现两岸治权相互承认。在联合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以大陆为主，由两岸外交部门协商拓展国际空间。在中华民国邦交国，以台湾为主，由两岸外交部门协商拓展国际空间。这样，既解决了台湾同胞普遍关心的拓展国际空间问题，也扩大了大陆的国际空间，同时可以快速拉近两岸同胞心灵的距离。
“一个中华框架”和“一个中国框架”，在大陆人看来是一样的，但在台湾人看来却大不相同。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台湾代表团名称问题上，因为大陆媒体使用“中国台北代表队”，险些造成台湾抵制北京奥运会，后来改为“中华台北代表队”，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一个中华框架”和“一个中国框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调整之后，对于打破两岸红蓝绿三方当前的僵局，可以发挥扭转乾坤的政治奇效。
眼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及服贸协议都仍卡在台湾立法院。民进党当前的策略是：一边向大陆表达善意，与***争夺两岸议题的参与权；一边以把关为名，在立法院阻碍***推动的重大法案政策通过，企图拖垮***，以利于重返执政。在王金平打着“尊马、朝野协商”的旗号，只谋个人私利，不顾台湾前途的政治纵容下，***执政团队面对民进党的议事杯葛，除了指责民进党是“民主霸凌党”、自己甘当“痛批谴责党”外，简直无招可使。如果立法院少数凌霸多数的议事僵局不能打破，“政院版”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根本无法通过，隐含两国论的“民间版”又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台湾朝野恐将陷入无休无止的“修宪”政争之中。台湾内耗，大陆想帮忙都帮不上，继续这样下去，不仅会把台湾经济拖垮，也会严重影响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已经进入深水区，若两岸不能开启平等政治协商，接下来的两岸所有经济性质的协商都将变得意义不大。大家试想：如果纯属经济性质的两岸服贸协议都无法过关，未来两岸互设办事处等涉及敏感政治定位问题的后续协议，有可能在立法院获得通过吗？ 中韩关于今年签署FTA的消息公布后，台湾各界都感觉到了压力。两岸政治关系的合情合理安排是台湾推展对外关系最为关键的一环，也是两岸急待攻克的政治难关。尽管张志军主任访台时，***有意加入TPP和RCEP的问题释出善意，但在两岸政治定位没有厘清之前，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仍将难有进一步发展。

马总统的任期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随着年底七合一县市选举的不断迫近，以及明年即将展开总统和立委选举，其实留给两岸商谈政治议题的时机已经不多。在太阳花学运、核四存废等议题重挫下，***的执政威望和声势已经一路下滑。在马总统的剩余任期内，两岸政治协商若不能开启，经济协商停滞不前，不仅会拖垮台湾经济，也会彻底拖垮***，很有可能导致蓝营江山不保。
政党轮替是民主社会的常态，执政两岸的国共两党若不能尽快在两岸政治僵局中找出变通之策，并在“一个中华框架”下达成政治共识，建立一个“超稳定的架构”，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将会不断增多。
两岸在“一个中华框架”内开启平等政治协商，但要解决两岸根本性的政治分歧，两岸领导人还须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在张王会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再接再厉，乘势而为，尽早促成习马会晤，直面两岸政治矛盾。
‍在台湾主流民意坚持下，两岸领导人实现对等尊严会晤，只有以“主席”对“总统”最为合宜。只要两岸在国际上不搞双重承认，根本不用担心两岸领导人互称官衔会造成“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中华民国总统是2300万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大陆称呼马英九，不论称呼“先生”、“台湾领导人”，还是称呼“经济体领袖”，马英九仍是中华民国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13亿大陆人民透过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台湾称呼习近平，不论称呼“先生”、“大陆领导人”，还是称呼“经济体领袖”，习近平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倘若两岸领导人心中真能装着两岸人民的福祉，愿意积极开拓两岸新局，就应彻底放弃排斥对岸政权的意识形态，把两岸领导人互称官衔当作对对岸人民的尊重。‍
目前，台湾全面承认大陆治权，称呼习近平主席，难度不会太大。在台小陆大的两岸格局下，台湾为了对等尊严，会更加看重领导人的称谓问题，大陆应以同理心予以体谅。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民国总统在内的两岸政府官员互称官衔，实现两岸治权全面相互承认，是两岸和解的大趋势。我是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是出身***世家的中共党员。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角度，我说一句公道话：‍两岸目前的政治僵局，纯粹是掌握两岸主导权的大陆领导人，没能及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两岸主流民意，思想僵化，决策迟缓造成的。明明知道台湾社会不可能接受香港模式，又不积极寻找两岸对等尊严并存之策。中华民国是2300万台湾人民赖以生存的国家，大陆不能正视中华民国，不仅是对2300万台湾人民不尊重，两岸关系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突破。中华民国早一天被大陆正视，两岸政治难题就能早一天得到妥善解决。在大陆至今不愿正视中华民国的问题上，我点名对习近平主席和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等大陆对台主要决策者提出尖锐猛烈的批评。

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我热切期望习近平主席能够展现大国大党领导人应有的胸襟和气度，率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邀请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访问大陆，实现习马会晤，开启两岸新局。
倘若大陆领导人仍在‍正视中华民国的问题上继续犹豫不决，为了不再延误两岸和解的有利时机，我公开建议马英九总统能够展现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勇气和担当，主动以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访问台湾。
在追求两岸和平和中华民族整体复兴的竞赛中，两岸领导人谁起步早，跑得快，谁就更能赢得两岸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两岸领导人，加油！
此致
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杨海峰
2014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日‍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2/22/81/1_1.html
报告称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
今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在国际前沿的研究视角下，对当今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与探讨。报告的内容包括中国家庭的财产、消费模式、医疗开销与负担、家庭经营与自雇、住房、主观幸福感六项子议题。该书对这些议题的探讨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打开了窗口，客观地展现了无数家庭与个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浪潮中的得与失，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
根据报告，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其中，贫病型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均最低（贫），但其医疗支出的相对比重却很高（病），这类家庭带有贫病交加的特征。蚂蚁型家庭的各项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都比较低，这类家庭主要以低水平消费为特征，就像辛苦积累的蚂蚁。蜗牛型是负担沉重的一类家庭，他们的总消费不低，但并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上，也不太进行汽车、文娱和奢侈品的消费，而是把很大的一部分开支用于房租房贷、教育、医疗方面，而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就像蜗牛的躯壳限制了这些家庭提高他们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享受性）的消费。稳妥型是中等消费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支出水平总体居中，但在消费品的拥有上高于平均水平，医疗和住房的支出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有一定的教育、文娱的消费。享乐型家庭是享受着相对高品质的、健康的物质生活的一族，这类家庭有车有房的比例都很高，其各项消费品的拥有比例以及各项消费水平均很高，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娱支出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但其医疗支出的比重却较低。
报告分析，从全国分布来看，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如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如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已有少部分家庭已经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如享乐型）。城乡消费模式差异大，农村贫病型家庭较多，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较少。相比之下，城镇贫病型家庭较少，其享乐型、稳妥型家庭明显多于农村。
房产仍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报告指出，房产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城镇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80%左右，这与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密切相关；在农村，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60%左右，低于城镇家庭，主要原因是农村住房以自建自住为主，土地成本很低，房产价格较低。在宏观层次上，人均GDP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房产占家庭财产的比例越高。在家庭层次上，收入越高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越高；家庭总资产越多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也越高。如果以房价收入比来衡量购房压力，与农村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高，住房负担较重。在城镇家庭中，家庭主事者为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家庭房价收入比最高，而处于职业和收入地位较高位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住房负担相对较小。此外，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其房价收入比显著地高于不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
家庭医疗保健支出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根据报告，我国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相比2010年，2012年的家庭医疗支出绝对值升高，但医疗负担（即医疗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有所减轻。经济发展水平与医疗支出有密切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家庭人均医疗支出越高，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居民医疗消费能力更强、投入更多；但同时，这些省份的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却较低，说明这些地区医疗负担相对较轻。城乡家庭的医疗支出与负担差异较大。城镇家庭在人均医疗支出、住院费用上均高于农村家庭，但在家庭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费用、住院自付比例上均低于农村家庭。
报告分析，从家庭特征上看，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比例更低；老年人家庭的家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其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最高，这意味着老年人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医疗负担。医疗负担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平。医疗支出比重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高。医疗负担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尤其严重，与家中无人住院的情况相比，家中有人住院会使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发生率的上升更为明显，由此增加其致贫的可能性。
家庭资产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报告指出，中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呈中等偏上，主观本地社会地位呈中等偏下。家庭资产（如住房及汽车的拥有）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影响显著；独立于家庭资产之外，个人收入水平也影响着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且主观收入水平比客观收入水平更重要：无论客观上富有与否，对个人收入地位主观评价更高的人（即主观上认为自己富有的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也越高。高收入人群的评价标准较高，这可能部分导致对其主观收入的总体评价水平偏低，并且与他们的实际客观收入相关性不高。除个人收入外，家庭相对收入高的人群其生活满意度及主观社会地位较高，且家庭收入对女性的影响力要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力。
据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教授介绍，综合来看，《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展现了一个持续发展的中国——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家庭的财富在迅速积累，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结构和质量的变化日新月异，家庭经营与自雇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它也展现了一个不平等的中国——城镇与农村、不同区域在房产、消费模式、医疗资源投入上的差异仍非常显著。体制内与体制外家庭在财富水平、财富的增长幅度、消费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是，它还展现了一个逐渐改善和调整的中国——住房困难、医疗负担问题在逐渐改善。
谢宇介绍，财富不平等及其相关的经济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财富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即可能出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关注和深入研究财富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