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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8-24, 03:35
粮食进口呈“不可逆”式上升 国内产业链条崩坏
日前，网络上有媒体报道中国可能将成为2013年世界最大的大米进口国，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粮食进口上的快速增长一直深受各方担忧，2012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超过7000万吨，成为历史上粮食进口量最多的一年。而从2013年上半年数据来看，粮食进口增长趋势仍在持续。
针对当前的形势，专家对半月谈记者表示，短期来看，进口粮食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我国粮食供应，缓解土地、淡水等资源压力。然而从长远看，粮食进口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农业造成冲击。政府方面需要加大农业投入以稳定国内粮食种植，甚至通过关税等手段保护已经弱势的农业。
粮食进口呈现“不可逆”式上升态势
我国粮食全面进入“净进口”时代，大豆、小麦、玉米、大米今年保持净进口态势。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6月进口大豆预报到港832.28万吨，创月度最高水平；与此同时，谷物进口也大幅增加，其中1月至4月稻谷和大米进口100万吨，同比增长83.6%。
其实，近年来我国的粮食进口量一直在快速上升，对外依存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按照我国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口径计算，2012年进口粮食7237万吨，占当年新增供给粮食(粮食总产量＋谷物进口量＋大豆进口量)的10.9%，这表明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以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
这一形势似乎表现出“不可逆”的态势。数据显示，2003年以前，中国农产品基本上是出口规模超过进口规模，农产品国际贸易顺差在20亿美元到60亿美元之间。而到了2004年，中国农产品进口金额达到了281.3亿美元，当年农产品贸易逆差达50.4亿美元。至2012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491.9亿美元，8年增长近10倍。
内外价差致进口激增，产业链条崩坏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需求增长驱动了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净进口值的增加，但粮食“净进口”的最大动力还是来自于利益层面的力量——国内外农产品的价格差距仍在扩大，有一些农产品进口不是因为国内短缺，而主要是因为价格原因。
“内外价差是导致粮食进口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多位业内专家这样认为。部分进口农作物的价格低于国内产品价格，同时由于相关的关税过低，没能起到保护国内农产品的作用，因此造成大量的进口农产品涌入我国市场。
山东财政大学教授王蔚说，因为国外的粮食相对便宜，市场自然会选择国外的粮食，粮食进口量增加，国内市场粮食价格就上不去了，政府提高粮食价格的积极性也会降低，长期看对农民的收入来说会形成一个威胁。
专家表示，由于需求增加以及我国对部分农产品实施保护性的收储政策，目前国外粮食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国内农业、农户经营规模比较小，生产资料、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这几年都上涨得比较快，造成了国内价格比国外要高。”王蔚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进口粮食增加在保证国内供应的同时，确实也对我国部分农产品产业链带来明显影响。
以大米为例，我国自然年度进口量达到400万至500万吨，湖南、江西的大米企业遭受冲击。一位湖南米厂老板透露，来自越南、巴基斯坦、缅甸的进口米价格是每50公斤172元，而当地的米价是每50公斤180至190元。国内的粮农和粮食企业在这样的价格面前没有竞争力。
此外，由于大量进口国外转基因大豆，国内大豆卖不上价，因此在我国黑龙江、吉林等粮食主产区，农户和农场大规模弃种大豆改种玉米也是不争事实。数据显示，黑龙江省2009年大豆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4%，2010年同比减少近10%，2011年同比减少约20%。专家表示，一旦国内大豆种植持续萎缩，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一年的大豆产量，甚至会破坏国产大豆上下游的产业链。
发挥关税作用 努力练好内功
受访的专家认为，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净进口”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并有扩大趋势。在我国农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保证耕地面积、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合理进行生产规划十分必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称，受农村劳动力投入质量下降、人力成本渐高，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影响，未来10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速将有所放缓。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分析师马文峰认为，按当前价格来看，今年主要粮食品种的进口量还会保持比较高的水平。
记者采访的一些基层干部群众也认为，我国必须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以保证粮食安全。山东省高唐县粮食局副局长刘国华说，尽管近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比前几年有所提高，但相对来说，种植收益仍然较低，导致在农村种地的多是老人和妇女，农民也不愿意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投入，要想稳定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长期来看还需继续加大扶持力度。
调查显示，目前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62%，最高关税水平甚至能达到1000%以上，而我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15.2%，还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以大豆为例，关税水平仅为3%。此外，我国对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毛等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
“这样的关税水平很难起到门槛的作用。”多位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李国祥还表示，针对目前国内农产品面临的形势，一方面要保护好农业资源，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另一方面，要提高粮食进口风险管理水平，鼓励国内涉农企业走出去，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开拓多元进口市场，在沿海地区通过优惠政策试点建设国际粮食加工储备特区，吸引国际粮商将国际粮食运到中国沿海储备加工。
此外，转基因作物对粮食产量增加的作用明显，但其质量安全却仍存有争议。目前我国进口最多的转基因作物是大豆，一些专家认为，国家对于转基因技术、转基因农产品要严肃谨慎。一方面需要政府下大决心占领转基因技术研究的高峰，通过实施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项目，尽快培育部分先进品种；另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生物安全问题，加强对转基因种子的严格管理，将其纳入国家安全管理的范畴。(记者 袁军宝 张志龙)
(来源:半月谈)
针对当前的形势，专家对半月谈记者表示，短期来看，进口粮食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我国粮食供应，缓解土地、淡水等资源压力。然而从长远看，粮食进口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农业造成冲击。政府方面需要加大农业投入以稳定国内粮食种植，甚至通过关税等手段保护已经弱势的农业。
粮食进口呈现“不可逆”式上升态势
我国粮食全面进入“净进口”时代，大豆、小麦、玉米、大米今年保持净进口态势。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6月进口大豆预报到港832.28万吨，创月度最高水平；与此同时，谷物进口也大幅增加，其中1月至4月稻谷和大米进口100万吨，同比增长83.6%。
其实，近年来我国的粮食进口量一直在快速上升，对外依存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按照我国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口径计算，2012年进口粮食7237万吨，占当年新增供给粮食(粮食总产量＋谷物进口量＋大豆进口量)的10.9%，这表明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以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
这一形势似乎表现出“不可逆”的态势。数据显示，2003年以前，中国农产品基本上是出口规模超过进口规模，农产品国际贸易顺差在20亿美元到60亿美元之间。而到了2004年，中国农产品进口金额达到了281.3亿美元，当年农产品贸易逆差达50.4亿美元。至2012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491.9亿美元，8年增长近10倍。
内外价差致进口激增，产业链条崩坏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需求增长驱动了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净进口值的增加，但粮食“净进口”的最大动力还是来自于利益层面的力量——国内外农产品的价格差距仍在扩大，有一些农产品进口不是因为国内短缺，而主要是因为价格原因。
“内外价差是导致粮食进口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多位业内专家这样认为。部分进口农作物的价格低于国内产品价格，同时由于相关的关税过低，没能起到保护国内农产品的作用，因此造成大量的进口农产品涌入我国市场。
山东财政大学教授王蔚说，因为国外的粮食相对便宜，市场自然会选择国外的粮食，粮食进口量增加，国内市场粮食价格就上不去了，政府提高粮食价格的积极性也会降低，长期看对农民的收入来说会形成一个威胁。
专家表示，由于需求增加以及我国对部分农产品实施保护性的收储政策，目前国外粮食价格普遍低于国内。“国内农业、农户经营规模比较小，生产资料、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这几年都上涨得比较快，造成了国内价格比国外要高。”王蔚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进口粮食增加在保证国内供应的同时，确实也对我国部分农产品产业链带来明显影响。
以大米为例，我国自然年度进口量达到400万至500万吨，湖南、江西的大米企业遭受冲击。一位湖南米厂老板透露，来自越南、巴基斯坦、缅甸的进口米价格是每50公斤172元，而当地的米价是每50公斤180至190元。国内的粮农和粮食企业在这样的价格面前没有竞争力。
此外，由于大量进口国外转基因大豆，国内大豆卖不上价，因此在我国黑龙江、吉林等粮食主产区，农户和农场大规模弃种大豆改种玉米也是不争事实。数据显示，黑龙江省2009年大豆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4%，2010年同比减少近10%，2011年同比减少约20%。专家表示，一旦国内大豆种植持续萎缩，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一年的大豆产量，甚至会破坏国产大豆上下游的产业链。
发挥关税作用 努力练好内功
受访的专家认为，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净进口”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并有扩大趋势。在我国农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保证耕地面积、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合理进行生产规划十分必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称，受农村劳动力投入质量下降、人力成本渐高，以及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影响，未来10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速将有所放缓。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分析师马文峰认为，按当前价格来看，今年主要粮食品种的进口量还会保持比较高的水平。
记者采访的一些基层干部群众也认为，我国必须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以保证粮食安全。山东省高唐县粮食局副局长刘国华说，尽管近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比前几年有所提高，但相对来说，种植收益仍然较低，导致在农村种地的多是老人和妇女，农民也不愿意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投入，要想稳定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长期来看还需继续加大扶持力度。
调查显示，目前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62%，最高关税水平甚至能达到1000%以上，而我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15.2%，还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以大豆为例，关税水平仅为3%。此外，我国对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毛等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
“这样的关税水平很难起到门槛的作用。”多位业内人士这样表示。
李国祥还表示，针对目前国内农产品面临的形势，一方面要保护好农业资源，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另一方面，要提高粮食进口风险管理水平，鼓励国内涉农企业走出去，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开拓多元进口市场，在沿海地区通过优惠政策试点建设国际粮食加工储备特区，吸引国际粮商将国际粮食运到中国沿海储备加工。
此外，转基因作物对粮食产量增加的作用明显，但其质量安全却仍存有争议。目前我国进口最多的转基因作物是大豆，一些专家认为，国家对于转基因技术、转基因农产品要严肃谨慎。一方面需要政府下大决心占领转基因技术研究的高峰，通过实施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项目，尽快培育部分先进品种；另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生物安全问题，加强对转基因种子的严格管理，将其纳入国家安全管理的范畴。(记者 袁军宝 张志龙)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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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8-25, 23:16
马英九：若大陆满足这5个条件两岸立马统一
2013-08-25 09:08:49 来源：战略网 编辑：胡苏平
2013-08-25 09:08:49 来源：战略网 编辑：胡苏平
马英九除了重申依“宪”坚守“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政策立场外，也再次表达对两岸交流的扩大与深化乐观其成。
当前国际国内的环境似乎给两岸关系以新的机遇。
机遇之一：借助与全球化、一体化大潮，在两岸之间打造出一个袖珍版：在两岸之间首先实现全球（国）化、一体化。就理论逻辑而言，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这一大潮。既然这样，期盼两岸统一的一些人就完全可以顺其自然地等待水到渠成的那一天了。
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
[color][font]机遇之二：周边领土争端与权益冲突将促使两岸走向联合。眼下许多人抱有这般强烈的希望，钓鱼岛争端激化的时候，有人这样呼吁，现如今菲台渔民冲突，有人又 在大声疾呼，未来可能出现机会地方的还有太平岛等地，除菲律宾和日本是对象外还可能面向越南、印尼等，这将使抱有这样期盼的人希望大增，他们认为一定会有 足够这样的机遇把大陆台湾撮合到一起。
但是，实现两岸统一历来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此也不妨一一列出。
[/fon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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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8-29, 02:58
中国社会科学报:“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作者：孙经先 | 点击：15157 | 时间：2013-08-28 17:49:29
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这一说法被一些人看成是“历史的定论”，被写进了许多专著和文献，并且在全社会广泛流传。那么，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
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产生这一大幅度减少的真实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这一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笔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
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上述结论。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我们研究得到的数字(1912万)是非常接近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都存在着重大的学术错误，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
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产生这一大幅度减少的真实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这一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笔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
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上述结论。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我们研究得到的数字(1912万)是非常接近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都存在着重大的学术错误，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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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8-29, 03:03
人民日报：拍脑袋决策至鬼城频出 烂尾遍地
“造城”之风，根源还是用“GDP至上”的旧思维想问题，靠行政推动的老办法谋发展，也闪现着“四风”的影子
最近，国家发改委的一个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约1.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竟然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这些数字，加上各地频现的“国际化大都市”规划，不时曝光的“空城”“鬼城”问题，让人们忧虑，“造城”运动会带给城市怎样的未来？
不可否认，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旧城改造、建设新区是各地普遍面临的重要发展课题。中国城市新区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亮点之一，前有深圳、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中有郑东新区，近有西咸新区，都为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后来者一定要重视的是，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必须因地制宜、注重质量，必须量力而行。俗话说，端多大碗、吃多少饭。新区建不建、建多少、建多大、标准多高、速度多快，这些问题应该到实践和群众中找答案，在充分细致的调研论证中明确路径和目标。
然而，遍地开花的新区、新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容，往往与之背道而驰。“20年站前列，50年不落后，100年不遗憾”，在这样的口号下，一些地方总想一口吃成胖子，城市建设的虚火太旺。或不顾自身条件贪大求快，或人为提高建设标准不计成本，或无视群众利益蛮干硬干，吹大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泡沫”。比如，在西南一个县级市开足马力上房地产项目，仅消化现有住房就需至少15年；而江苏某镇明知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说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类似这样的现象，各地并不少见。
这种与实际脱节、与规律相悖、与民意相违的“造城”之风，表面上红红火火、风风光光，实际上却是精血亏耗的虚火症。一些城市盘子做大了，骨架撑开了，高楼起来了，却缺乏完善的公共设施，没有可靠的产业支撑，公共服务也远远落在后面。
“农民工待不下，老百姓走不进，谈什么走向国际？”“大都市的面子，小县城的里子”，“马路越来越宽，楼越修越高，我们却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倾听群众的反映和呼声，更可以体会到，一些地方大造新城、滥建新区，就是在搞不得人心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种发展中的形式主义，更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一位领导同志曾痛心地指出，决策失误、规划错误，所造成的浪费往往是最大的。不少地方一哄而上，新城四起，大片良田被圈占，大笔财政资金注入，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一些地方更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借新债还旧债，“地都卖到20年后了”。然而，事实一再证明，那些“拍脑袋”拍出来、“一支笔”批出来的新城新区，那些荒草萋萋的烂尾工程、“空城”“鬼城”，其实是缺乏经济社会效益的重复建设、无效投资，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让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更让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发展病”越来越加重。
中央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放在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发展视野中来谋划。这是一项内涵丰富的现代化系统工程，也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改革过程。剖析“造城”之风，错就错在将城镇化简单地理解成圈地、盖楼、造城，还是用“GDP至上”的旧思维想问题，靠行政推动的老办法谋发展，也闪现着“四风”的影子。
这种群众反映强烈、隐患严重的发展顽疾，已经到了必须下猛药、出硬招进行治理的时候。由此进一步反思，像“造城”运动这样的发展中的“四风”问题还有哪些？对症的药方又在哪里？这不仅是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2013年08月28日 07:32来源：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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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8-29, 05:43
http://view.news.qq.com/intouchtoday/index.htm?2534
性交易合法化：只是看上去很开放
不久前，微博大V薛蛮子因涉嫖被拘留。而后微博爆发出了一些衍生话题，其中就包括对卖淫合法化的争论。在一些人看来，合法化后，卖淫就成了你情我愿的简单事情，卖淫也能变得光明正大，事实果真如此吗？
性交易合法化能缓解某些问题，但并非全部
合法化能降低性犯罪率和性病感染率，缓解由性交易派生的***和有组织犯罪
性交易合法化被普遍认为的好处之一是能够减少性犯罪率。来自美国Cundiff的论文认为“卖淫合法化能使性犯罪率降低十万分之8.6”；丹麦的研究发现，在色情业非罪化后，性犯罪率也有明显下降；此外，美国内华达州的“性特区”也让该区性犯罪率减少。…[详细]
性交易合法化会带来的另一个益处是能够减少性病感染率。“台湾卫生署”曾于1991年8月公布这样一组数据︰“以梅毒为例，台北市公娼患性病率为百分之0.42，私娼则高达百分之17.31，私娼的患性病率为公娼的42倍，而且很多私娼未经检查，这个数字还是低估的。”
此外，由于卖淫合法后，一些性工作者不用再以行贿手段寻求保护伞。卖淫合法化还可能带来“消除警界***、降低有组织犯罪率”等正面效果。
但性工作者安全和童妓等问题依然严峻，性交易引发的人口贩卖已成顽疾
性交易合法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谓“你情我愿”的交易多数情况下只是“理想状态”。其中安全问题首当其冲，根据《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妓女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4岁。妓女在工作场所被杀害的机率是最高的，是妇女从事的第二危险的工作的51倍。其它研究显示，10个妓女中就有9个急切地想要逃离卖淫的工作。几乎有一半的妓女企图自杀过至少一次。
更有研究指出，许多卖淫女在少女时期就遭受过***，她们“入行”的年龄一般都在12岁到14岁之间。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有毒瘾或者精神疾病，三分之一的人是在皮条客的胁迫下卖淫，她们经常性的遭受皮条客的暴力管制。即使是在荷兰，那些出卖其身体的妇女和女孩子，也常常遭到皮条客和嫖客的威胁、殴打、强奸和恐吓。在2009年的一次刑事审判中，土裔德籍的俩兄弟就被指控强迫100多位妇女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De Wallen）工作。…[详细]
呼吁关注性工作者的公益海报。[color][font]
另外，由性交易引发的人口贩卖，也已成为性交易合法化国家的“顽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外国妓女的比例几近80%，其中的70%并没有合法身份。美国国务院2010年一份有关人口贩卖的报告显示，西班牙约有20万至40万女子从事卖淫，她们当中90%是被贩卖来的。而来自以色列议会的报告显示，在2000年前后，每年约有3000名妇女被卖到以色列当妓女。
在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合法往往是和相应管制对应的
在很多国家性工作者要领取执照，需要在限制地点和限定时间交易
一些性交易合法化国家对性交易的管理举措可谓严苛，在不少人看来可能是对买春者和性工作者私域的严重侵犯。
英国：性交易须在注册的固定地址进行，禁止站街
在英国，有固定注册地址的妓院是合法的。但是，在街头站街揽客的女子就会违反英国法律。在街边招妓的嫖客也有可能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例如，如果留学生和游客招路边的站街妓女，如果有人举报或者被警察抓到，是要被拘留的，之后会被法庭审判，通常结果就是遣送回国。
瑞士：性交易场所由政府统一管理，配备警铃和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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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性交易“小屋”，配有警铃和警卫。[color][font]
在瑞士，苏黎世市政府同样禁止在街上卖淫，他们还斥巨资将一个工业区改造成性交易专区，为妓女和嫖客提供安全场所。
这个性交易区备有警卫守卫的大门，嫖客可以驾车从各个妓女的小木屋前经过，但所有的性交易都必须在木屋里进行。木屋内，面对嫖客汽车的一面设计得非常窄，让车上的人上下车不会太容易；而妓女所在的那一面却非常宽敞，装有警铃，还有紧急出口。木屋里还有安全性行为的提醒，车前方有预防艾滋病的广告。苏黎世政府官员还表示，性交易区还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每辆车只允许有一名男子，不准自行车和摩托车入内。此外，新规定还要求妓女购买“日常性工作者证”，收费只是象征性的，并需提交健康保险。…[详细]
德国：性交易不但限制地点还限定时间，妓女还需向自助收费机缴税购票
在德国波恩市（Bonn）有200名性工作者，其中约有20人在指定区域的街头服务。波恩政府每年会花费116000美元雇佣私人保安公司监管该区域，并保证性工作者的安全。但街妓必须购票在晚上8点15分和早晨6点之间工作，若她们违反规定且在第一次警告后再犯，就将被罚款14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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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性从业者的自助缴税机。[color][font]
而为了使得这一措施严格执行，波恩市还耗资上万美元购置了并安装了西门子出品的自动收费机。性工作者必须打印出每晚纳税6欧元（目前约合8.65美元）的收据后，才可以在街头拉客。…[详细]
荷兰：嫖客交易前须致电“中央热线”，登记核查妓女身份
而根据荷兰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从2011年开始，荷兰实行了一项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如果嫖客未在政府统一管理区域内的指定场所交易，那么他们在嫖娼之前就必须要致电一个中央热线。以此登记和核查卖淫者的年龄是否达标，是否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如果嫖客不这么做，就被视为违法。
讽刺的是，由于严格的限制，甚至使得一些性工作者转而反对性交易合法化
按道理说，性交易合法化后能使得性工作更加“光明正大”的交易，性工作者应该欢迎和支持才对。但现实中，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据美联社报道，在2010年3月，就有数十名法国的性工作者走上巴黎街头游行，声称她们为自己身为性工作者感到自豪，抗议法国妓院合法化的法案，并呼吁当局给予她们自由选择“工作方式”的权利。而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让目前这些在街头游荡的性工作者有固定地点“接客”，并为他们提供医疗、财政以及司法上的保护。
除了诸多限制，高昂的税收也是性工作者的反对原因之一，数据显示40万性工作者每年可为德国创造超过60亿欧元税收；而经济落后的希腊，其每年卖淫业收入也高达50亿欧元。…[详细]
性交易合法化后，为何管理还要如此“严苛”？
性交易易成犯罪温床，为了保护行交易者只能严格管理
前文提到了，妓女是妇女所能从事的最危险职业，且容易沾染疾病。而根据旧金山妇女活动中心下设的一个非营利机构“性交易研究和教育所”的负责人Melissa Farley提供的资料：买春男性中的大多数人会对女性表现出病态的行为。他们中每五人中就有四人说嫖娼成瘾。买春客在言语上时常充满了对女性的攻击性。比起那些不嫖娼的男性，他们说出像“如果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我会强奸一个女人”之类的话的几率高八倍。此外，买春客犯罪的几率也比非买春客更高，参与与女性有关的暴力犯罪事件的可能性也更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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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是妇女所能从事的最危险的职业之一。[color][font]
一方面职业所接触的对象多是“危险分子”，另一方面有健康隐患。而对于这些，唯一的措施也只能是，通过严格的限制性手段着力减少这些隐患的发生。
性交易对社会其他成员是有影响的，合法化后严格限制是种平衡
对性交易的限制不仅仅是要保护性从业者和交易者，其实也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一种保护。特别是对青少年和排斥这种交易的人群来说。
来自“台湾内政部”的一组数据就很说明问题。在台湾，有高达90%受访者反对住宅区内有性交易，也就是强烈反对“一楼一凤”的做法。但是民调另一方面也显示，74.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社会普遍存在成人性交易，有68.5%赞成把成人性交易当成一项行业管理。成人间性交易可以理解，但应把对其他人的影响降到最小。这是台湾民众的普遍看法。
台湾恩典法律事务所律师苏家宏就曾表示：“性交易的区域最好能有天然屏障和明显标志，让其独立性增加。还要使得相关配套措施完整，例如专区治安的控制。此外，政府也应加强区内的治安管理，因色情行业常引起黑道介入，如不小心，可能使治安恶化。如果已设置专区，那么专区以外的性交易便应严格取缔，避免非法交易，延伸更多不必要的问题。而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下，性交易除罪化才有意义。”…[详细]
综上，性交易合法化只是“妥协”，并非一旦实施就能为所欲为
要明确性交易合法化只是为了管制而妥协，并非提倡和鼓励性交易
性交易当然不是值得提倡的事，这一点即便嫖客自己也清楚。还是来自“性交易研究和教育所”Melissa Farley提供的数据，根据加州的一项研究，大多数嫖娼的男性都会因为公开曝光的风险而不敢嫖娼。79%的人说如果嫖娼可能会被通报给他们的家人，他们就不敢嫖娼。而高达87%的人说，如果受到警方可能将他们的照片或名字在当地报纸上公布的威胁，他们就不敢嫖娼。…[详细]
而在全球范围内看，允许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也不是主流，而合法化之后多数都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管控措施。但即便这样，也仍存在着争议。在新西兰，性交易合法化是以60票赞成，59票反对在新西兰议会通过的，而时任新西兰国家党议员史密斯就曾说，“我们不能只看这项法案是否有利于性工作者，而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新西兰这个社会，否则一部所谓新法案根本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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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允许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并不是主流。[color][font]
而在德国，许多人也在反思德国的性交易合法化是否做得过头了。《明镜》（Der Spiegel）就刊载过关于卖淫合法化后的德国窘境的报道：大批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周边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被强制带到德国，并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涉足***领域。而由于性交易的泛滥，这一行业甚至已经演变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性服务的女性每次完成性服务后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酬金，并被要求不得随意离开她们所“工作”的妓院。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常常是几名女性共同居住在一间屋子内，而屋子里的家具只有床。…[详细]
结语
性交易该不该合法化，性交易是不是仅仅关乎私德，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而且，即便性交易合法化确能缓解一些问题，也不能期望合法后就能完事大吉。要知悉，合法化优势能够体现的前提也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管理能力。[/font][/color]
性交易合法化：只是看上去很开放
不久前，微博大V薛蛮子因涉嫖被拘留。而后微博爆发出了一些衍生话题，其中就包括对卖淫合法化的争论。在一些人看来，合法化后，卖淫就成了你情我愿的简单事情，卖淫也能变得光明正大，事实果真如此吗？
性交易合法化能缓解某些问题，但并非全部
合法化能降低性犯罪率和性病感染率，缓解由性交易派生的***和有组织犯罪
性交易合法化被普遍认为的好处之一是能够减少性犯罪率。来自美国Cundiff的论文认为“卖淫合法化能使性犯罪率降低十万分之8.6”；丹麦的研究发现，在色情业非罪化后，性犯罪率也有明显下降；此外，美国内华达州的“性特区”也让该区性犯罪率减少。…[详细]
性交易合法化会带来的另一个益处是能够减少性病感染率。“台湾卫生署”曾于1991年8月公布这样一组数据︰“以梅毒为例，台北市公娼患性病率为百分之0.42，私娼则高达百分之17.31，私娼的患性病率为公娼的42倍，而且很多私娼未经检查，这个数字还是低估的。”
此外，由于卖淫合法后，一些性工作者不用再以行贿手段寻求保护伞。卖淫合法化还可能带来“消除警界***、降低有组织犯罪率”等正面效果。
但性工作者安全和童妓等问题依然严峻，性交易引发的人口贩卖已成顽疾
性交易合法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谓“你情我愿”的交易多数情况下只是“理想状态”。其中安全问题首当其冲，根据《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妓女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4岁。妓女在工作场所被杀害的机率是最高的，是妇女从事的第二危险的工作的51倍。其它研究显示，10个妓女中就有9个急切地想要逃离卖淫的工作。几乎有一半的妓女企图自杀过至少一次。
更有研究指出，许多卖淫女在少女时期就遭受过***，她们“入行”的年龄一般都在12岁到14岁之间。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有毒瘾或者精神疾病，三分之一的人是在皮条客的胁迫下卖淫，她们经常性的遭受皮条客的暴力管制。即使是在荷兰，那些出卖其身体的妇女和女孩子，也常常遭到皮条客和嫖客的威胁、殴打、强奸和恐吓。在2009年的一次刑事审判中，土裔德籍的俩兄弟就被指控强迫100多位妇女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De Wallen）工作。…[详细]
呼吁关注性工作者的公益海报。另外，由性交易引发的人口贩卖，也已成为性交易合法化国家的“顽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外国妓女的比例几近80%，其中的70%并没有合法身份。美国国务院2010年一份有关人口贩卖的报告显示，西班牙约有20万至40万女子从事卖淫，她们当中90%是被贩卖来的。而来自以色列议会的报告显示，在2000年前后，每年约有3000名妇女被卖到以色列当妓女。
在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合法往往是和相应管制对应的
在很多国家性工作者要领取执照，需要在限制地点和限定时间交易
一些性交易合法化国家对性交易的管理举措可谓严苛，在不少人看来可能是对买春者和性工作者私域的严重侵犯。
英国：性交易须在注册的固定地址进行，禁止站街
在英国，有固定注册地址的妓院是合法的。但是，在街头站街揽客的女子就会违反英国法律。在街边招妓的嫖客也有可能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例如，如果留学生和游客招路边的站街妓女，如果有人举报或者被警察抓到，是要被拘留的，之后会被法庭审判，通常结果就是遣送回国。
瑞士：性交易场所由政府统一管理，配备警铃和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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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性交易“小屋”，配有警铃和警卫。在瑞士，苏黎世市政府同样禁止在街上卖淫，他们还斥巨资将一个工业区改造成性交易专区，为妓女和嫖客提供安全场所。
这个性交易区备有警卫守卫的大门，嫖客可以驾车从各个妓女的小木屋前经过，但所有的性交易都必须在木屋里进行。木屋内，面对嫖客汽车的一面设计得非常窄，让车上的人上下车不会太容易；而妓女所在的那一面却非常宽敞，装有警铃，还有紧急出口。木屋里还有安全性行为的提醒，车前方有预防艾滋病的广告。苏黎世政府官员还表示，性交易区还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每辆车只允许有一名男子，不准自行车和摩托车入内。此外，新规定还要求妓女购买“日常性工作者证”，收费只是象征性的，并需提交健康保险。…[详细]
德国：性交易不但限制地点还限定时间，妓女还需向自助收费机缴税购票
在德国波恩市（Bonn）有200名性工作者，其中约有20人在指定区域的街头服务。波恩政府每年会花费116000美元雇佣私人保安公司监管该区域，并保证性工作者的安全。但街妓必须购票在晚上8点15分和早晨6点之间工作，若她们违反规定且在第一次警告后再犯，就将被罚款14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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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性从业者的自助缴税机。而为了使得这一措施严格执行，波恩市还耗资上万美元购置了并安装了西门子出品的自动收费机。性工作者必须打印出每晚纳税6欧元（目前约合8.65美元）的收据后，才可以在街头拉客。…[详细]
荷兰：嫖客交易前须致电“中央热线”，登记核查妓女身份
而根据荷兰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从2011年开始，荷兰实行了一项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如果嫖客未在政府统一管理区域内的指定场所交易，那么他们在嫖娼之前就必须要致电一个中央热线。以此登记和核查卖淫者的年龄是否达标，是否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如果嫖客不这么做，就被视为违法。
讽刺的是，由于严格的限制，甚至使得一些性工作者转而反对性交易合法化
按道理说，性交易合法化后能使得性工作更加“光明正大”的交易，性工作者应该欢迎和支持才对。但现实中，情况往往更加复杂。据美联社报道，在2010年3月，就有数十名法国的性工作者走上巴黎街头游行，声称她们为自己身为性工作者感到自豪，抗议法国妓院合法化的法案，并呼吁当局给予她们自由选择“工作方式”的权利。而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让目前这些在街头游荡的性工作者有固定地点“接客”，并为他们提供医疗、财政以及司法上的保护。
除了诸多限制，高昂的税收也是性工作者的反对原因之一，数据显示40万性工作者每年可为德国创造超过60亿欧元税收；而经济落后的希腊，其每年卖淫业收入也高达50亿欧元。…[详细]
性交易合法化后，为何管理还要如此“严苛”？
性交易易成犯罪温床，为了保护行交易者只能严格管理
前文提到了，妓女是妇女所能从事的最危险职业，且容易沾染疾病。而根据旧金山妇女活动中心下设的一个非营利机构“性交易研究和教育所”的负责人Melissa Farley提供的资料：买春男性中的大多数人会对女性表现出病态的行为。他们中每五人中就有四人说嫖娼成瘾。买春客在言语上时常充满了对女性的攻击性。比起那些不嫖娼的男性，他们说出像“如果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我会强奸一个女人”之类的话的几率高八倍。此外，买春客犯罪的几率也比非买春客更高，参与与女性有关的暴力犯罪事件的可能性也更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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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是妇女所能从事的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一方面职业所接触的对象多是“危险分子”，另一方面有健康隐患。而对于这些，唯一的措施也只能是，通过严格的限制性手段着力减少这些隐患的发生。
性交易对社会其他成员是有影响的，合法化后严格限制是种平衡
对性交易的限制不仅仅是要保护性从业者和交易者，其实也是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一种保护。特别是对青少年和排斥这种交易的人群来说。
来自“台湾内政部”的一组数据就很说明问题。在台湾，有高达90%受访者反对住宅区内有性交易，也就是强烈反对“一楼一凤”的做法。但是民调另一方面也显示，74.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社会普遍存在成人性交易，有68.5%赞成把成人性交易当成一项行业管理。成人间性交易可以理解，但应把对其他人的影响降到最小。这是台湾民众的普遍看法。
台湾恩典法律事务所律师苏家宏就曾表示：“性交易的区域最好能有天然屏障和明显标志，让其独立性增加。还要使得相关配套措施完整，例如专区治安的控制。此外，政府也应加强区内的治安管理，因色情行业常引起黑道介入，如不小心，可能使治安恶化。如果已设置专区，那么专区以外的性交易便应严格取缔，避免非法交易，延伸更多不必要的问题。而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下，性交易除罪化才有意义。”…[详细]
综上，性交易合法化只是“妥协”，并非一旦实施就能为所欲为
要明确性交易合法化只是为了管制而妥协，并非提倡和鼓励性交易
性交易当然不是值得提倡的事，这一点即便嫖客自己也清楚。还是来自“性交易研究和教育所”Melissa Farley提供的数据，根据加州的一项研究，大多数嫖娼的男性都会因为公开曝光的风险而不敢嫖娼。79%的人说如果嫖娼可能会被通报给他们的家人，他们就不敢嫖娼。而高达87%的人说，如果受到警方可能将他们的照片或名字在当地报纸上公布的威胁，他们就不敢嫖娼。…[详细]
而在全球范围内看，允许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也不是主流，而合法化之后多数都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管控措施。但即便这样，也仍存在着争议。在新西兰，性交易合法化是以60票赞成，59票反对在新西兰议会通过的，而时任新西兰国家党议员史密斯就曾说，“我们不能只看这项法案是否有利于性工作者，而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新西兰这个社会，否则一部所谓新法案根本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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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允许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并不是主流。而在德国，许多人也在反思德国的性交易合法化是否做得过头了。《明镜》（Der Spiegel）就刊载过关于卖淫合法化后的德国窘境的报道：大批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周边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被强制带到德国，并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涉足***领域。而由于性交易的泛滥，这一行业甚至已经演变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性服务的女性每次完成性服务后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酬金，并被要求不得随意离开她们所“工作”的妓院。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常常是几名女性共同居住在一间屋子内，而屋子里的家具只有床。…[详细]
结语
性交易该不该合法化，性交易是不是仅仅关乎私德，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而且，即便性交易合法化确能缓解一些问题，也不能期望合法后就能完事大吉。要知悉，合法化优势能够体现的前提也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管理能力。[/fon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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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时事观察思考不评论
由 一星 2013-08-30, 03:52
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1万亿 楼市泡沫堪忧
2013年08月30日 07:15:25 来源：新京报
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卖地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成。土地财政问题明显。
昨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在从“保八”到“稳七”的过程中，要提高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既不要随便“鼓泡沫”，更不能轻易“戳泡沫”，而是要千方百计“挤泡沫”。
尹中卿提出，当前要挤压4大泡沫，包括产能过剩泡沫、房地产价格泡沫、政府债务泡沫、金融领域泡沫。有效控制、释放、排除和化解这些年来逐步积累的风险隐患，为我国经济迎来下一轮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奠定基础。
其中挤压房地产泡沫势在必行。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卖地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成。尹中卿建议，应尽快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增加拥有多套和豪华住房的持有成本。
此外，在挤压“过剩产能泡沫”方面，尹中卿表示，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去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将近22%的产能闲置。产能过剩带来负面影响，截至今年7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总水平已连续16个月负增长，降幅扩大。
【如何挤压“楼市泡沫”】
全国联网挤出部分非自住房源
1999-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接近15万亿元，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高达60%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监测的105个城市地价已连续5个季度加速上升。今年6月份，在70个纳入房价监测的城市中，有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同比和环比均上涨。7月份最新数据显示，70个城市房价同比又上涨了6.7%，环比上涨了6.1%。
根据IMF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尚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了纽约和伦敦。如果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不仅会因巨额不良贷款而损害金融业的正常运行，而且也会对实体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破坏性冲击。
尹中卿提出，必须尽快调整房地产调控思路，充分运用市场手段，着力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要逐步整合房地产开发、流转、保有环节税收和各类收费，统筹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尽快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增加拥有多套和豪华住房的持有成本，促进二手房、存量房源流转。
要推进不动产实名登记和全国联网工作，挤出部分非自住以及非正当获得的房源，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降低交易环节税费，切实减轻普通老百姓购房成本。
【如何挤压“政府债务泡沫”】
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而2009年-2012年赤字合计27500亿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迅速膨胀。根据审计署审计，2008年以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公司贷款余额在3万亿元以内。2009-2010年，在两年内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增加7万多亿元，达到10.7万亿元。
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又报告说，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共累积了3.85万亿元债务，比2010年底上升了13%，2013年底前到期偿还债务额约占债务总额的53%。
今年1-7月，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财政支出增幅比去年明显回落，而财政支出却刚性增加，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进行的不规范的“举债”行为，使财政风险加剧。政府债务过快增长，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目前，地方平台更多转向依靠城投债、信托产品、私募基金等筹集资金，未来3年仍处于偿债高峰期。
要研究制定政府债务管理法规。尽快出台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办法，建立和健全政府举债融资制度以及官员考核、惩戒机制，完善地方政府融资制度。
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加强高风险地区债务监管并督促地方研究制定化解措施，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
105个城市
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监测的105个城市地价已连续5个季度加速上升
3.85万亿元
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共累积了3.85万亿元债务(记者蒋彦鑫)
2013年08月30日 07:15:25 来源：新京报
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卖地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成。土地财政问题明显。
昨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在从“保八”到“稳七”的过程中，要提高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既不要随便“鼓泡沫”，更不能轻易“戳泡沫”，而是要千方百计“挤泡沫”。
尹中卿提出，当前要挤压4大泡沫，包括产能过剩泡沫、房地产价格泡沫、政府债务泡沫、金融领域泡沫。有效控制、释放、排除和化解这些年来逐步积累的风险隐患，为我国经济迎来下一轮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奠定基础。
其中挤压房地产泡沫势在必行。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卖地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超过6成。尹中卿建议，应尽快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增加拥有多套和豪华住房的持有成本。
此外，在挤压“过剩产能泡沫”方面，尹中卿表示，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去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将近22%的产能闲置。产能过剩带来负面影响，截至今年7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总水平已连续16个月负增长，降幅扩大。
【如何挤压“楼市泡沫”】
全国联网挤出部分非自住房源
1999-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接近15万亿元，年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201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高达60%以上。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监测的105个城市地价已连续5个季度加速上升。今年6月份，在70个纳入房价监测的城市中，有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同比和环比均上涨。7月份最新数据显示，70个城市房价同比又上涨了6.7%，环比上涨了6.1%。
根据IMF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尚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了纽约和伦敦。如果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不仅会因巨额不良贷款而损害金融业的正常运行，而且也会对实体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破坏性冲击。
尹中卿提出，必须尽快调整房地产调控思路，充分运用市场手段，着力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要逐步整合房地产开发、流转、保有环节税收和各类收费，统筹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尽快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征收累进房产税，增加拥有多套和豪华住房的持有成本，促进二手房、存量房源流转。
要推进不动产实名登记和全国联网工作，挤出部分非自住以及非正当获得的房源，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降低交易环节税费，切实减轻普通老百姓购房成本。
【如何挤压“政府债务泡沫”】
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而2009年-2012年赤字合计27500亿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迅速膨胀。根据审计署审计，2008年以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公司贷款余额在3万亿元以内。2009-2010年，在两年内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增加7万多亿元，达到10.7万亿元。
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又报告说，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共累积了3.85万亿元债务，比2010年底上升了13%，2013年底前到期偿还债务额约占债务总额的53%。
今年1-7月，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财政支出增幅比去年明显回落，而财政支出却刚性增加，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进行的不规范的“举债”行为，使财政风险加剧。政府债务过快增长，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目前，地方平台更多转向依靠城投债、信托产品、私募基金等筹集资金，未来3年仍处于偿债高峰期。
要研究制定政府债务管理法规。尽快出台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办法，建立和健全政府举债融资制度以及官员考核、惩戒机制，完善地方政府融资制度。
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加强高风险地区债务监管并督促地方研究制定化解措施，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
105个城市
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监测的105个城市地价已连续5个季度加速上升
3.85万亿元
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共累积了3.85万亿元债务(记者蒋彦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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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8-30, 23:53
【中华论坛】谈“废止‘汉奸’一词”
今天（2003年8月29日），看到一则消息，称《人民日报》微博呼吁废止“汉奸”一词。听到后只能用“非常震惊”来形容。怎么废止？把词典、辞海中“汉奸”一词全抹去？那汪精卫应该叫个啥？瞎扯淡！《人民日报》这一微博和当年的“亩产万斤粮”一样荒涎无稽！
首先必须声明，我坚决反对将“汉奸”强加在别人头上，这个态度我是一贯的，也不会去随便扣他人“汉奸”的帽子。从我一上网络发表帖子，就驳斥随便扣别人“汉奸”帽子的行为。但是，不到3个月，就因为我在一篇关于日本右翼叫嚣三个月造出原子弹的帖子后面跟帖中写了这样的两句话：“我们应该警惕日本右翼的猖狂言论”，“我们热爱和平，但是，我们并不害怕战争”。就是这两句话，有人将我划入“愤青”的一类：“从这些话看出你是个愤青”，并“忠告”：“你在三十岁以后就不会说这样的话。”笑话！我还真希望我才二十多岁呢！
事实上，将与自己意见不符、论调不同的其他意见贴上标签，是各方都在做的事。那些自称“理性”的那伙人，随手就给别人贴上标签，并不负什么责任，上面就是例子。我在这里请教一下，为什么那些自称“理性”的家伙就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地将标签贴到持不同意见者身上呢？“极左”、“文革余孽”的棍子横飞，似乎我们身边还潜伏着许多奸佞和鬼神。这种非友即敌的斗争哲学，难道不是与社会脱节，不是与潮流相悖吗？这些家伙整天打捞这打捞那，似乎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标签，随意就给人贴上。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所有的标签里，就是没有“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标签。
这里，我要驳斥《中国青年报》上“‘汉奸’标签下的极端幽灵”中的这样一句话：“全然不管这些人有没有‘卖国’的能力，有没有侵害国家的实际行为。”其实“没有‘卖国’的能力”这句话是大汉奸汪精卫说的。汪精卫被称为汉奸后，就狡辩道他“无国可卖”，但事实无情的证明了汪精卫确实是卖国贼，是汉奸。无论他怎么狡辩“没有卖国的能力”，如何“理性”，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但他确实有侵害国家的实际行为，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请问“‘汉奸’标签下的极端幽灵”的作者，比如“脑残”、“五毛党”、“愤青”、“粪青”、“极端民族主义者”、“文革红卫兵”、“文革余孽”等，难道不是将他人丑化、矮化和非正义化，更将他人无端罪恶化？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将那些标签无限延伸，去和文革的罪犯、希特勒纳粹等联系起来，这难道不是无端罪恶化又是什么呢？！只不过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的牵强附会无人问津、没人理睬，而他们的行为确确实实和“汉奸”沾上些边，所以他们才惊慌失措起来了。
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扣人‘汉奸’帽子需要证据”是“脱裤子放屁”》一帖，说明“扣帽子”本身就是不经过调查研究、不加仔细分析的轻率的行为，扣人“汉奸”帽子需要证据则是“脱裤子放屁”。有人以此给我扣“汉奸”的帽子，但说了几句，他们自己也说不下去了。毕竟这“帽子”也要戴得上，戴不上你再扣又有何用？！又何必惶惶不可终日呢？！
按理，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更应该谨言慎行，不会随意给别人贴标签。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标签，随意贴在别人身上。口口声声“理性”的马立诚在他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制造了多少标签？又贴在了多少中国人身上？恐怕数不胜数吧！一旦别人反过来给他们贴上标签，他们就满地打滚擂胸捶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冤叫屈，如丧考妣。马立诚翻出《辞海》来解释“汉奸”的定义，却把《辞海》“汉奸”条目中的“投靠外族或”这五个字遗漏了。《辞海》中“汉奸”的定义并没有规定一定在受侵略的情况下才能称为“汉奸”。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难道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那还有什么“理性”可言呢？！
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本身就在粪坑里，凡是和他们沾边的都是臭不可闻的，比如“理性”，可他们却整天忙着打捞这打捞那。他们的论调滑稽可笑，可他们却自鸣得意、沾沾自喜！他们本身一无所知，没文化、没知识、没头脑。见到一句名人名言，便如获至宝地到处炫耀，迫不及待地不顾背景、场合、对象用了起来，称“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他们口口声声赶着时髦声称“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文明”，可他们却连现代科学技术中最常用的“螺钉”的国际标准都不知道！他们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地妄谈“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文明”，岂不令人笑掉大牙了？！他们所谓中国的崛起要靠西方和日本“帮助”的论调，恐怕和中国足球拿世界杯冠军一样，连上帝都要哭了！
网络上有个叫“廖保平”的专栏写手，从西方的书本上看了几行字，便以为学会了西洋“九阴真经”，妄称什么“三剑客”，半瓶子醋晃荡了起来。他只不过见了几个名词，就在那里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他称“抵制日货”是“应景的叫卖、当不得真”的抵制，我告诉他，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先辈号召“抵制日货”，当他们走上抗日的战场，照样拿起日本造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消灭侵略者，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应景的叫卖、当不得真”的抵制。他把我“打捞”成“愤青”，归在“义和团”一类，那实在是太抬举“义和团”了！中国的精确制导导弹、航母等，却是“义和团”在设计关键加工装备或装置，是“义和团”在改进国外进口的设备，提高它们的性能，岂不证明了“义和团”并不敌视“先进科技”、“先进文明”了吗？！他在杂志上牵强附会地发表“袁世凯、段祺瑞是怎样操纵‘五毛党’的”文章，在那里移花接木、指鹿为马，丑化、矮化和非正义化他人，事实上他自己就是个网络评论员（连“五毛”都没有？）。他口口声声“没有自由，一切扯淡。”我问他：“你懂什么叫‘自由’吗？”像“廖保平”这样自称“理性”人们的所谓“自由”，只是要他们自己的“言论自由”，自由自在地随意给别人贴上标签；狗皮高帽做人“导师”，装模作样地“教育”别人，把别人一个个打捞在他们自己身处的粪坑里，这哪里是什么“自由”？！完全就是扯淡！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整天在人云亦云，翻着嘴皮子在空谈误国！他们将西方泼向中国的污水化为火炬，燃烧自己，又去点燃别人，惟恐着天下不乱！以得到西方的褒扬，争取着被“誉”为所谓的“公知”。是“廖保平”自己的脑袋被“反智主义”的门夹得扁扁的！
按理，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应该会区别，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暧昧对待历史问题，反对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掩盖侵略罪行的斗争是正义的，是在宣扬世界正义和人类良知。一些过激的行为并不能代表和用来否定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一致反对日本的这些行为。可他们却称之为“奉旨爱国，奉旨反日，奉旨反美”，借过激行为将屎盆子一股脑地扣在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头上。
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应该知道，中国的抗日电影、电视剧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并不是反对日本。可他们却混为一谈地称之为“反日”。
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应该知道，列宁曾经说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可他们却不加区别地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统统归为“极端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唯一“不极端”的，就是“美国利益至上”民族主义。
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应该知道，并不是中国人给日本人贴上“坏蛋”的标签，认为“日本人=大坏蛋”。中国人民甚至认为像武部六藏这样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经过改造，真心忏悔认罪，成为了中日友好的使者，由大坏蛋变成了“好蛋”，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和谅解。是日本人自己把那些屠杀亚洲各国人民的战争罪人奉为“民族英雄”、“为国战殁者”，把自己和那些战争罪人混作一类，岂不是把他们自己变成了大坏蛋？这又能怨谁呢？！
他们崇拜的哈耶克曾经说过，自由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即个人不受他人之专断意志的强制”。可那些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却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头上，不同意他们的就一定是“无道德无良知”，一定是“拥护独裁”，一定是“对抗民主”，一定是“反对自由”，一定是“为奴才辩护”！把他人污蔑成“皇家的鹰犬”、“统治阶级的爪牙”、“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等等等等，恶毒语言应有尽有。在他们看来，凡是肯定***功绩的，必定是“毛左”、“文革余孽”。这些人口口声声自称“理性”，有“道德”，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扒开画皮，只不过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对于爱国，是不能只有一种理解，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公民怎么样爱国，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爱国”并不被谁垄断和霸占。但是，违背了国家利益，突破了民族利益的底线，借一些过激行为，把别人正当的爱国行为一股脑地称之为“极端民族主义”，甚至追随西方污蔑中国，充当西方的马前卒和喉舌，总不能认为是不同的“爱国”选择吧。你本来就主张只爱母亲不爱国、“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还说别人垄断和霸占“爱国”，岂不是“岂有此理”？！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平等，是因为没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美国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也认为：“公平即正义”。既然那些口口声声“民主”、“自由”、“平等”的自称所谓“理性”的人们，“理性”将他人丑化、矮化和非正义化，更将他人无端罪恶化，坚持非友即敌的斗争哲学，似乎我们身边还潜伏着许多奸佞和鬼神，那么，同样在他们身上贴上标签，就是公平和平等，这就是势在必行的公平正义！常言道：“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那些自认为“理性”的人们，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又何必见了“汉奸”二字心惊胆战，非废止不可呢？！！
由一星于2013-09-06, 23:58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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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03, 02:10
第一代农民工重回农村 身陷超龄养老困局
资料图
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个年头，第一代农民工也到了知天命之年。由于收入低、故土难离等原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在城市颐养天年，而是会选择叶落归根，回到农村。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整体步入老年，养老问题必须摆上议程。这一特殊群体的“超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将到来的养老困局，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
特别调查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深入，大批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参与城镇化建设。这批人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出生在1950至1960年代，现今约50至60岁。
30多年来，第一代农民工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退出城市舞台，淡出公众视野。据估算，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近2.3亿人，其中50岁以上、面临养老困境的农民工已高达3600万。
愿意，岁月都将他们无情地推向了返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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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09-06, 18:47
银行回应ATM机取到冥币：不可能发生 或因被掉包
2013-09-06 17:02:45 来源: 法制晚报(北京) 有8391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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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有人取到冥币
银行方面表示钞票出入ATM分别需经两次清点——ATM取到冥币？不可能
近日，一条“在ATM取出冥币”的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让不少市民都开始怀疑ATM的可靠性。事实上，从ATM取到***的事确实发生过，但取到冥币倒真是头一回。为此，记者上午专门向多家银行进行了求证。银行方面表示，ATM机内的钞票都需经过两次清点，不可能从里面取出冥币。
事件
网友发微博称取到冥币
记者查阅微博了解到，当事人是西安一位姓陈的先生。陈先生称自己为给开学的女儿交学费，自银行的ATM机中取了20张百元钞票。但在用钱时，陈先生才发现20张百元大钞中有9张是真钞，其余11张为冥币，上面印有“中国冥民银行”、“行长”、“副行长”等信息。
该消息一经传出，网友们纷纷转发。不少网友直呼“吓人”，也有网友戏称：“难道阎王爷把支行开到阳间来了？”甚至有网友表示，如果能从ATM中取出冥币，那拿着一沓冥币，都能往自己账上添存款了。
调查
钞票出入ATM 至少过两关
上午，记者就此向多家银行进行了求证。农业银行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现在央行对***的监察越来越严格，前段时间北京大量ATM都进行了升级，“从ATM中吐出的钞票全部能打印冠字号，不论是存钞还是取钞，***都不可能混进ATM中。”
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市民存钱和取钱，钞票都是从ATM的钞口中取出的，“其中入钞口和出钞口的钞票是分开存放的，所有存入ATM和从ATM取出的钞票，至少都要经过两遍清点。”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客户在ATM机上存钱，ATM会对入钞口的钞票进行验证、清点；入库前，银行工作人员会对钞票进行二次人工清点。从ATM中取到的钱，也需要经过机器和人工两遍清点，才能到出钞口。“就连高仿的***也很难骗过这两道工序，更别说冥币了。”
随后记者在ATM上进行试验，发现就算是百元真钞，只要略有折角，ATM都会将钞票吐出，并在屏幕显示“请收回无法识别的钞票”，可见ATM对钞票的排查尤为严格。
猜想
钞票变冥币或因被掉包
记者从当地媒体报道视频中发现，陈先生所取的冥币与真钞相比颜色较淡，正反两面呈现偏橘红色，纸质也很软。陈先生从ATM中取出钱后还点了一遍，也没有发现问题。
据银行工作人员猜测，陈先生取钱后，中间还乘坐了公交等，钞票极有可能是在路上被人掉包了。
采访中，多家银行工作人员都建议，市民从ATM中取出钱后一定要打印相应的冠字号，同时仔细清点取出的钞票，发现问题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2013-09-06 17:02:45 来源: 法制晚报(北京) 有8391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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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有人取到冥币
银行方面表示钞票出入ATM分别需经两次清点——ATM取到冥币？不可能
近日，一条“在ATM取出冥币”的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让不少市民都开始怀疑ATM的可靠性。事实上，从ATM取到***的事确实发生过，但取到冥币倒真是头一回。为此，记者上午专门向多家银行进行了求证。银行方面表示，ATM机内的钞票都需经过两次清点，不可能从里面取出冥币。
事件
网友发微博称取到冥币
记者查阅微博了解到，当事人是西安一位姓陈的先生。陈先生称自己为给开学的女儿交学费，自银行的ATM机中取了20张百元钞票。但在用钱时，陈先生才发现20张百元大钞中有9张是真钞，其余11张为冥币，上面印有“中国冥民银行”、“行长”、“副行长”等信息。
该消息一经传出，网友们纷纷转发。不少网友直呼“吓人”，也有网友戏称：“难道阎王爷把支行开到阳间来了？”甚至有网友表示，如果能从ATM中取出冥币，那拿着一沓冥币，都能往自己账上添存款了。
调查
钞票出入ATM 至少过两关
上午，记者就此向多家银行进行了求证。农业银行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现在央行对***的监察越来越严格，前段时间北京大量ATM都进行了升级，“从ATM中吐出的钞票全部能打印冠字号，不论是存钞还是取钞，***都不可能混进ATM中。”
建设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市民存钱和取钱，钞票都是从ATM的钞口中取出的，“其中入钞口和出钞口的钞票是分开存放的，所有存入ATM和从ATM取出的钞票，至少都要经过两遍清点。”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客户在ATM机上存钱，ATM会对入钞口的钞票进行验证、清点；入库前，银行工作人员会对钞票进行二次人工清点。从ATM中取到的钱，也需要经过机器和人工两遍清点，才能到出钞口。“就连高仿的***也很难骗过这两道工序，更别说冥币了。”
随后记者在ATM上进行试验，发现就算是百元真钞，只要略有折角，ATM都会将钞票吐出，并在屏幕显示“请收回无法识别的钞票”，可见ATM对钞票的排查尤为严格。
猜想
钞票变冥币或因被掉包
记者从当地媒体报道视频中发现，陈先生所取的冥币与真钞相比颜色较淡，正反两面呈现偏橘红色，纸质也很软。陈先生从ATM中取出钱后还点了一遍，也没有发现问题。
据银行工作人员猜测，陈先生取钱后，中间还乘坐了公交等，钞票极有可能是在路上被人掉包了。
采访中，多家银行工作人员都建议，市民从ATM中取出钱后一定要打印相应的冠字号，同时仔细清点取出的钞票，发现问题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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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07, 01:08
教师节拟改在“孔诞日”引热议
晨报讯（记者 张璐）教师节拟改为9月28日孔子诞辰日，10月5日之前征求社会意见。昨日这则消息一出，立即在网上引发热议，支持、反对者各执一词，还有网友惊呼“原来我和孔子生日是一天”。
经记者梳理，支持派的观点认为，这是尊重传统文化的表现，设立节日起码要有国人公认的纪念、意义等要素。“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把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有纪念意义，也赋予了节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一位中学班主任认为，9月初刚开学，老师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生身上。还有网友表示，教师节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如果将教师节改为9月28日，有可能借“十一”长假串休，让辛勤工作的老师们享受一个轻松假日。
评论中也不乏反对意见。有网友担心，教师节紧挨中秋、国庆节，教师节的意义怕会被冲淡。也有家长认为，与中秋、国庆节相邻，“反倒不好意思不送礼了”。“我1985年出生，和现行的9月10日教师节一样。从我记事儿起，就习惯这天是教师节了，如今我和教师节都快三十而立了。何必再改动呢。”一位“80后”市民感叹。还有网友认为，目前孔子诞辰日尚存争议，如此就定下9月28日为教师节似乎不妥。
持中立观点的网友认为，“改不改无所谓，只要教师能真正做到为人师表即可”。还有人建议，把教师节改在寒暑假，以减少老师收受礼金礼物的行为。
■学者观点
李汉秋：中国节日应本土化
从2004年开始，著名学者、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便以提案方式，多次呼吁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昨天，年过七旬的李汉秋先生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年提出提案之后，教育部在答复中便表示很赞成这个建议，但事关教育法的修改问题，教育部无法决定，可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转达这个建议。
李汉秋回忆，当年他的提案受到很多教育界委员的支持，他的提案纸上被委员签满了名字。此后多年也一直有学者在呼吁将教师节改为9月28日，直到去年再次有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建议更改后，教育部再次回复，全国人大已将修改教师节列入计划。
李汉秋说，关于学界对孔子诞辰日的争论，李汉秋表示，孔子诞生于纪元之前，从公元元年往回推算，难免出现不同的结果。但9月28日定为孔子诞辰日还是被很多权威学者认可的。
李汉秋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端午、清明都被定为法定假日，表明政府越来越重视节日与中华文化传统的对接。此次拟更改教师节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李汉秋表示，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不断提高，大家会意识到，中国人的节日就应该植根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上，这是大势所趋。不光是教师节，今后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节日应该全面本土化。
晨报记者 王歧丰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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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09, 00:56
http://www.tetimes.com/content/2013-09/07/content_8502518.htm
“能吃药最好不打针，能打针最好不挂水。”已经从医学院毕业5年的魏丽还记着在课堂上老师曾经传授的这句俗语。事实上这个道理各大医学院的课堂中，老师都会向在座学生传达，但是现实的治疗环境中输液的使用却和医学院中老师所教授的理念大相径庭。
目前，中国人均8瓶的输液量更是将发达国家抛在了身后。
事实上，输液超过一定的程度，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并且可能让患者产生耐药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重症感染无药可用”的危险境地。
这些在医疗上产生的影响在利益前面却变得异乎渺小，相比口服药更多的回扣让不少医院和医生铤而走险。
一年百亿瓶的输液大国
夏秋交替之际，早晚温差较大，不少人尤其是抵抗力较差的老年人和小孩极容易感染上感冒发烧等症状。
开学没有几天，王女士家的小孩受到学校同学的传染也感冒了，由于吃感冒药见效慢，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学习，王女士准备带着孩子到医院挂吊水。
“对于儿科的患者来说，输液的治疗方式确实可以更加快速帮助青少年患者痊愈。”一位市级儿童医院的邹医生向记者表示，“不过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使用点滴的方式进行治疗，有些患者或是患者的家属前来就医时就强烈要求进行点滴。”
上述病患的输液要求实际上就是行业内所俗称的“输液依赖”。
静脉输液在传入我国之后于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由于其具有“给药直接”、“见效快”、“不过敏”等口服药不具备的优势，迅速被就医的病患所接受，随后静脉输液很快便替代了肌肉注射。
在经常发生感冒发烧的季节，医院急诊室的走廊上随处可见手持输液药品的病患。
“输液依赖”是造成过度输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某些医院和医生在这之中所起到的作用。
输液的疗效快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在某些医生们的最终诊断上往往会写上建议进行输液，同时医生们还会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口吻告诉病患，目前最好的治疗方式非输液莫属，如果选择只是服用口服药物，很可能达不到快速治疗的效果。极个别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还会用无可质疑的语气告诉病患，口服药物可以开，但是只有输液才是唯一的治疗方式。
另一方面，一些医院也会根据例如输液等药品使用的数量，来考核医生的月度绩效，两方面的叠加让输液药品成为一些医生最常开出去的药物。
正是由于“输液依赖”和一些医生在其职权之中过多使用输液治疗，导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输液大国。
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
点滴背后的利益链
然而，“输液依赖”和过度输液的形成，最根本原因还是医院、医生和医药代表之间的利益驱动，一条由医院、医生、医药代表等构成的利益链也渐渐浮现。
2004年，国家医疗卫生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后我国医院改革的重点将是市场化，允许多种产权和经营形式并存。外界也将2004年定义为“中国医院市场化年”。
在医院被推向市场的过程中，药品加成政策开始逐渐在全国各大医院中普遍推开。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医院就开始实行“全额管理、定额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政策，由于政府所拨经费难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药品收入便成为除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外医院的主要收入之一，并且迅速占据40%以上的份额。
一些医院给科室定任务，科室给医生定任务，在国内的医疗机构中，基层医疗机构的收入中药品收入更是占到整个收入的70%以上，很多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几乎等同于“输液室”。由于医疗知识的匮乏，和静脉输液较快的治疗效果，在医生的一定“诱导”之下，不少乡县甚至是城市患者都一度把输液当成了快速祛病的良方。（注：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提出启动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里面再次提到了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将进一步对过度医疗等不规范的医疗现象做出规范。）
“从收入方面来说输液能为医院和医生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在这个行业从事几年的医生应该非常清楚这个。”上海某医院科室高医生并不避讳目前医疗行业中的问题。一般而言，静脉药品的价格大多高于口服药品的价格，所以使用越多的静脉输液产品，医院就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众所周知，知名大医院的床位总是很紧张的，但是一些二、三级医院的床位却总是出现病床使用率不高的情况，使用率不高就意味着不能产生后续的经济效应。
此时，医院可能会暗中授意医生将一些可住院可不住院的病人“留在医院”，而医疗输液，进行相关抗生素的使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不过输液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住院的一周时间内医生会尽可能多的让住院的病人进行各种身体检查，让病人的经济效应在短短几天的住院期间得到最大化的体现。
从医生方面来看，如果和医药代表有着相关的销售合作，医生就能够从中获取比口服药物更多的返点。高医生告诉记者，一般医药代表给合作医生的口服药返点在10%左右，输液药品的返点要高于口服药品大约在15%，而且小药厂或是小品牌的药品，给到相关合作医生的回扣比例还要更高，所以在口服药物和输液药物进行选择的时候，口服药品往往不被作为医院和医生的首选。
“不仅仅是回扣，如果某名医生和某品牌的医药代表合作一年或是半年下来相当愉快，该医生很有可能被请去国外或是海南等国内知名旅游胜地考察学习，时不时送个数码产品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高医生说，“不过能被请出国玩的也是在医院科室内有一定职位的医生，医院领导也都知道‘考察学习’的目的，一般都会放行，这也算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吧。”
虽然目前国内开始逐渐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但是对于改革初期的县乡级来说杜绝这样的事情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位基层医院的医生向记者表示，医改的逐渐实施让医院对于过度医疗的情况有着很严格的管理。以该医院儿科为例，医院规定每个月的门诊输液量要控制在30%左右，不同的医院对于输液和检查相加所占的比重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超出比例将遭到扣罚。
但他表示尽管如此还是有个别医生会铤而走险，通过静脉点滴这个环节从医药代表处获得更多的利益。
“危险的”医疗输液
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友人曾经向记者表示，在她所在的城市基本上很少在医院看到输液的情况，顶多医生会对症开些西药，并且在开药的同时不少医生也不主张病人过多服用药物。
而这一切都源于输液相比口服药物有着相当程度的危险性。
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有业内人士曾经发文指出，“由于涉及直接入血的侵入性操作，输液与口服药物相比更难有挽回的余地，在出现差错的时候也会有更大的危险。如果输液所用的药品存在质量问题，会比口服药物更容易给患者带来伤害。”
不仅仅如此，在上述业内人士看来，假设药品完全不出现质量问题，输液依然比口服更容易出错。因为，与口服药相比，输液的准备过程更加复杂，不仅要从药房发出正确的药品，通常还要进行药液的配制，输液时护士也会有更多的操作步骤。尽管医务人员会谨慎地核对每一个步骤，但随着步骤的增加，出现医疗差错的风险也会随之累积。
输液医疗的危害还在于长期使用带来的恶性后果。
“如果过度输液,没有被杀死的病菌很容易自发成为。”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检验科主任张乐海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即使病菌耐药性突变率很小,且不会致病,但由于长期隐藏在体内,将产生更大的抗药性，长此以往输液治疗可能对于过度输液的病人来说疗效甚微。
张乐海认为,当新抗生素研发速度赶不上耐药性细菌的繁殖速度时,“重症感染无药可用”将不再是遥远的威胁。
事实上，目前医疗输液在国外采用的频率都要远远小于国内的医院。
在煤炭总医院医生郑山海看来，这是因为国外医院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医疗质量考核体系。如果某位医生的输液量过高，就立刻会有人与其交谈，让该医生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医疗保险机构也会介入调查，一旦医生不能作出符合医疗原则的解释，该医生很可能面临吊销医疗执照或者其处方不能得到医保报销的窘境。正因为在这样严格的制度监管之下，医生自然会谨慎行事。
静脉点滴大国之殇：高利润与高风险
时间： 2013-09-07 21:59 来源： 21世纪经济
时间： 2013-09-07 21:59 来源： 21世纪经济
“能吃药最好不打针，能打针最好不挂水。”已经从医学院毕业5年的魏丽还记着在课堂上老师曾经传授的这句俗语。事实上这个道理各大医学院的课堂中，老师都会向在座学生传达，但是现实的治疗环境中输液的使用却和医学院中老师所教授的理念大相径庭。
目前，中国人均8瓶的输液量更是将发达国家抛在了身后。
事实上，输液超过一定的程度，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并且可能让患者产生耐药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重症感染无药可用”的危险境地。
这些在医疗上产生的影响在利益前面却变得异乎渺小，相比口服药更多的回扣让不少医院和医生铤而走险。
一年百亿瓶的输液大国
夏秋交替之际，早晚温差较大，不少人尤其是抵抗力较差的老年人和小孩极容易感染上感冒发烧等症状。
开学没有几天，王女士家的小孩受到学校同学的传染也感冒了，由于吃感冒药见效慢，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学习，王女士准备带着孩子到医院挂吊水。
“对于儿科的患者来说，输液的治疗方式确实可以更加快速帮助青少年患者痊愈。”一位市级儿童医院的邹医生向记者表示，“不过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使用点滴的方式进行治疗，有些患者或是患者的家属前来就医时就强烈要求进行点滴。”
上述病患的输液要求实际上就是行业内所俗称的“输液依赖”。
静脉输液在传入我国之后于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由于其具有“给药直接”、“见效快”、“不过敏”等口服药不具备的优势，迅速被就医的病患所接受，随后静脉输液很快便替代了肌肉注射。
在经常发生感冒发烧的季节，医院急诊室的走廊上随处可见手持输液药品的病患。
“输液依赖”是造成过度输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某些医院和医生在这之中所起到的作用。
输液的疗效快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在某些医生们的最终诊断上往往会写上建议进行输液，同时医生们还会以一个专业人士的口吻告诉病患，目前最好的治疗方式非输液莫属，如果选择只是服用口服药物，很可能达不到快速治疗的效果。极个别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还会用无可质疑的语气告诉病患，口服药物可以开，但是只有输液才是唯一的治疗方式。
另一方面，一些医院也会根据例如输液等药品使用的数量，来考核医生的月度绩效，两方面的叠加让输液药品成为一些医生最常开出去的药物。
正是由于“输液依赖”和一些医生在其职权之中过多使用输液治疗，导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输液大国。
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
点滴背后的利益链
然而，“输液依赖”和过度输液的形成，最根本原因还是医院、医生和医药代表之间的利益驱动，一条由医院、医生、医药代表等构成的利益链也渐渐浮现。
2004年，国家医疗卫生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后我国医院改革的重点将是市场化，允许多种产权和经营形式并存。外界也将2004年定义为“中国医院市场化年”。
在医院被推向市场的过程中，药品加成政策开始逐渐在全国各大医院中普遍推开。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医院就开始实行“全额管理、定额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政策，由于政府所拨经费难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药品收入便成为除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外医院的主要收入之一，并且迅速占据40%以上的份额。
一些医院给科室定任务，科室给医生定任务，在国内的医疗机构中，基层医疗机构的收入中药品收入更是占到整个收入的70%以上，很多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几乎等同于“输液室”。由于医疗知识的匮乏，和静脉输液较快的治疗效果，在医生的一定“诱导”之下，不少乡县甚至是城市患者都一度把输液当成了快速祛病的良方。（注：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提出启动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里面再次提到了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将进一步对过度医疗等不规范的医疗现象做出规范。）
“从收入方面来说输液能为医院和医生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在这个行业从事几年的医生应该非常清楚这个。”上海某医院科室高医生并不避讳目前医疗行业中的问题。一般而言，静脉药品的价格大多高于口服药品的价格，所以使用越多的静脉输液产品，医院就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众所周知，知名大医院的床位总是很紧张的，但是一些二、三级医院的床位却总是出现病床使用率不高的情况，使用率不高就意味着不能产生后续的经济效应。
此时，医院可能会暗中授意医生将一些可住院可不住院的病人“留在医院”，而医疗输液，进行相关抗生素的使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不过输液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住院的一周时间内医生会尽可能多的让住院的病人进行各种身体检查，让病人的经济效应在短短几天的住院期间得到最大化的体现。
从医生方面来看，如果和医药代表有着相关的销售合作，医生就能够从中获取比口服药物更多的返点。高医生告诉记者，一般医药代表给合作医生的口服药返点在10%左右，输液药品的返点要高于口服药品大约在15%，而且小药厂或是小品牌的药品，给到相关合作医生的回扣比例还要更高，所以在口服药物和输液药物进行选择的时候，口服药品往往不被作为医院和医生的首选。
“不仅仅是回扣，如果某名医生和某品牌的医药代表合作一年或是半年下来相当愉快，该医生很有可能被请去国外或是海南等国内知名旅游胜地考察学习，时不时送个数码产品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高医生说，“不过能被请出国玩的也是在医院科室内有一定职位的医生，医院领导也都知道‘考察学习’的目的，一般都会放行，这也算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吧。”
虽然目前国内开始逐渐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但是对于改革初期的县乡级来说杜绝这样的事情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位基层医院的医生向记者表示，医改的逐渐实施让医院对于过度医疗的情况有着很严格的管理。以该医院儿科为例，医院规定每个月的门诊输液量要控制在30%左右，不同的医院对于输液和检查相加所占的比重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超出比例将遭到扣罚。
但他表示尽管如此还是有个别医生会铤而走险，通过静脉点滴这个环节从医药代表处获得更多的利益。
“危险的”医疗输液
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友人曾经向记者表示，在她所在的城市基本上很少在医院看到输液的情况，顶多医生会对症开些西药，并且在开药的同时不少医生也不主张病人过多服用药物。
而这一切都源于输液相比口服药物有着相当程度的危险性。
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有业内人士曾经发文指出，“由于涉及直接入血的侵入性操作，输液与口服药物相比更难有挽回的余地，在出现差错的时候也会有更大的危险。如果输液所用的药品存在质量问题，会比口服药物更容易给患者带来伤害。”
不仅仅如此，在上述业内人士看来，假设药品完全不出现质量问题，输液依然比口服更容易出错。因为，与口服药相比，输液的准备过程更加复杂，不仅要从药房发出正确的药品，通常还要进行药液的配制，输液时护士也会有更多的操作步骤。尽管医务人员会谨慎地核对每一个步骤，但随着步骤的增加，出现医疗差错的风险也会随之累积。
输液医疗的危害还在于长期使用带来的恶性后果。
“如果过度输液,没有被杀死的病菌很容易自发成为。”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检验科主任张乐海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即使病菌耐药性突变率很小,且不会致病,但由于长期隐藏在体内,将产生更大的抗药性，长此以往输液治疗可能对于过度输液的病人来说疗效甚微。
张乐海认为,当新抗生素研发速度赶不上耐药性细菌的繁殖速度时,“重症感染无药可用”将不再是遥远的威胁。
事实上，目前医疗输液在国外采用的频率都要远远小于国内的医院。
在煤炭总医院医生郑山海看来，这是因为国外医院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医疗质量考核体系。如果某位医生的输液量过高，就立刻会有人与其交谈，让该医生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医疗保险机构也会介入调查，一旦医生不能作出符合医疗原则的解释，该医生很可能面临吊销医疗执照或者其处方不能得到医保报销的窘境。正因为在这样严格的制度监管之下，医生自然会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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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09-09, 20:15
拥堵费让政府从错误中受益
2013-09-09
206人参与讨论
交通拥堵费，实际上是让车主为政府的错误埋单，让政府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
作者：曹林
2013-09-09
206人参与讨论
交通拥堵费，实际上是让车主为政府的错误埋单，让政府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
作者：曹林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提到的拥堵费引起广泛热议。
从这次关于拥堵费的舆论背后，看到的是地方政府亢奋的收费冲动。一些地方在公共管理上已经养成了懒政习惯，遇到问题一拍脑袋首先想到的就是收费，对收费形成了强烈的依赖。而且总喜欢拣软柿子捏，拿没权没势的人欺负，不敢向垄断寡头们收费，不敢向大企业大集团开刀，最喜欢从没啥话语权的车主身上拔毛。
所以，每次治堵治污，最终的成本都落到了车主身上，一辆车上已经叠加了无数重复的、不正当的税费，因为这个软柿子最好捏！
交通拥堵费，实际上是让车主为政府的错误埋单，让政府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一个基本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犯错者必须付出代价，如果一个人犯错了不仅不受到惩罚，还会因错受益，这等于是鼓励人犯更多的错。一般情况下，犯错者都会受到惩罚，可由于政府掌握着决策权和惩罚权，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很多时候政府拥有“犯错了却让别人埋单”、“不仅不受罚还受益”的特权，比如这个交通拥堵费，就是典型的“从错误中获益”：先把城市弄堵了，然后再收费。
跟不少地方官员打过交道，他们对本地的拥堵都不当回事，甚至引以为豪，真有“堵车是城市繁荣的象征”之想法。据说要想成为国际大都市，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房价要足够的高，一是城市要拥堵。房价不高，城市不堵，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于是，一些官员为官一任后，常引以为豪的政绩是：房价终于被我搞起来了，面上特有光。城市终于堵起来了，这是多大的政绩啊。大拆大建，乱规划乱建设，没有长远眼光，只有短期政绩；只看GDP，不看幸福感，城市怎么可能不堵！
城市在大拆大建摊大饼的过程中，GDP上来了，官员收获了政绩。大工程大项目的上马过程中，一些官员腰包也鼓起来了。只顾建设不顾城市承载力，只看短期政绩不顾长远发展，加上吝啬于公共交通的投资，加剧了城市拥堵。好了，城市堵起来了，然后开始收拥堵费。把城市弄堵的犯错过程中，政府和一些官员受益了，治堵的纠错过程，收费，又是让政府受益。政府两头受益，而车主两头受损：堵，受害的是车主，治堵，拔的还是车主的毛。交通拥堵费不一定治得了堵，政府却有了一个新的收费项目。
城市越来越堵，公众没有见过一次官员因拥堵而丢官，车主却一次次地被拔毛。治堵的政策不断地出台，限号限牌，提高停车费，治堵效果不知几何，对治堵者缺乏约束，似乎可以无限制地试错，无限制地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广大车主。
城市拥堵有多方的责任，政府、企业和车主都有责任，可如今车主承担着无限的责任，所有的治堵政策都在打车主的主意，作为重要的责任方政府部门不仅没有担应有之责，甚至想从治堵中获益，这怎么治得了堵？要治堵，一方面需要对政府治堵进行考核，不能无限制地错了再试；另一方面需要对治堵的权力进行限制，防范地方借治堵敛财。不能出现这样的逆向激励：城市越堵车，反而对政府越有益，因为可以冠冕堂皇收更多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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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09-09, 20:28
教师节礼品卡热销 教师称不收礼家长更担忧
2013-09-09 02:57:41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有1697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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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09 02:57:41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有1697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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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莫重于尊师。每到教师节，学生都会以各种方式感谢恩师。今年，一种可等同于现金使用的教师节礼品卡格外火爆，让这个充满敬意的节日变味。
在大部分家长看来，为了孩子不吃亏，少不了必要的“人情世故”。大部分老师们在收礼与不收之间，也有各自的为难和坚持。家长和老师都似乎有种“人在江湖，不得不送，不得不收”的无奈。专家呼吁，尽快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打破无奈的“潜规则”，莫让金钱玷污了师生之情。
现象
教师节礼品卡网上热销
原本“礼轻情义重”的一张贺卡似乎已不足以表达对教师的尊重。近日，某大型超市推出“贴心”的教师节购物卡，面值从200元到1000元不等。这种赤裸裸的“表达”让众人大为震惊。随后，超市表示道歉并撤下购物卡。然而，这类购物卡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战”电商网站。
只要在搜索引擎输入“教师节礼品卡”几个字，几乎各类电子商务网站都有“感恩教师节，选礼品卡！”的广告。记者登录到京东商城网站发现，热门搜索排名第一位的是“礼品卡”，包括现代庆典卡、致敬卡等多种实体和电子卡。
其中，教师节版礼品卡格外引人注目，一共有4种，面值从200元、500元、800元到1000元不等。这些礼品卡都按照原面值销售，输入礼品卡上密码充值到电商网站账户后，就可以在网站上购买任何商品。
从产品页面来看，礼品卡售卖十分火爆，评价多达数千条。
9月7日，记者再次登录京东商城，显示“该商品已下柜”。而网上超市1号店的“感谢师恩礼品卡”依然在售，有100元到1000元不等的面值，卡上印有“教师专属”“致以最真挚的感谢”等字样。类似“教师节送礼不错”等评价更是随处可见。
心态
家长老师都很无奈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家长送礼是因为周围人的影响。“反正我接触的圈子，十个人当中，八九个都送。”一位家长表示，一般送购物卡，也有送现金或礼品。
北京一位中学生家长陈女士告诉记者，她是2011年从澳洲回国定居的，2012年开始儿子在北京上学。“一开始不太适应国内的习俗，老师对孩子比较冷漠，甚至带给他一些负面情绪。后来听别的家长建议，买了三张卡登门拜访，之后老师就经常鼓励、表扬他了。”
一周姓家长也表示，老师很辛苦，过节送点礼很正常。“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希望老师在学习机会与评三好学生、推优等方面多给孩子机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更多的家长是在买与不买之间“纠结”。内心上，他们不愿意送礼，觉得是“不好的社会风气”。但又担心，自己不送别的家长会送，孩子得不到老师的“照顾”。
“其实，老师们也很烦恼。”在一所私立小学当教师的杜金霞告诉记者，去年教师节就收到过化妆品，今年又有家长送礼品卡，“不收的话家长更担忧，觉得自己瞧不上，收了自己心里又不安，真的很无奈。”
“送这些俗气的礼品卡还不如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贺卡温暖。”杜金霞说，以前，学生会在家长的指导下画一张贺卡，老师收到哪怕看不清楚图形的卡片也很开心。
追问
教师节何时才能变纯粹
教育部门曾多次要求，教师不得借节日之际，向家长、学生收取礼物、礼金、有价证券等，一经发现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分。但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收礼行为一般“数额少、较隐蔽”，难以查处。
专家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家长不敢不送的重要原因。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冯桂林说，当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每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上所好学校，进个好班级，有位好老师。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家长期望以礼物和金钱来铺路，给孩子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认为，在“医生红包”“办事送礼”等社会风气盛行的情况下，“老师红包”现象的出现不可避免。教师节送礼现象需要综合治理，当务之急是重塑师德、重塑社会正常风气。 据新华社
在大部分家长看来，为了孩子不吃亏，少不了必要的“人情世故”。大部分老师们在收礼与不收之间，也有各自的为难和坚持。家长和老师都似乎有种“人在江湖，不得不送，不得不收”的无奈。专家呼吁，尽快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打破无奈的“潜规则”，莫让金钱玷污了师生之情。
现象
教师节礼品卡网上热销
原本“礼轻情义重”的一张贺卡似乎已不足以表达对教师的尊重。近日，某大型超市推出“贴心”的教师节购物卡，面值从200元到1000元不等。这种赤裸裸的“表达”让众人大为震惊。随后，超市表示道歉并撤下购物卡。然而，这类购物卡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战”电商网站。
只要在搜索引擎输入“教师节礼品卡”几个字，几乎各类电子商务网站都有“感恩教师节，选礼品卡！”的广告。记者登录到京东商城网站发现，热门搜索排名第一位的是“礼品卡”，包括现代庆典卡、致敬卡等多种实体和电子卡。
其中，教师节版礼品卡格外引人注目，一共有4种，面值从200元、500元、800元到1000元不等。这些礼品卡都按照原面值销售，输入礼品卡上密码充值到电商网站账户后，就可以在网站上购买任何商品。
从产品页面来看，礼品卡售卖十分火爆，评价多达数千条。
9月7日，记者再次登录京东商城，显示“该商品已下柜”。而网上超市1号店的“感谢师恩礼品卡”依然在售，有100元到1000元不等的面值，卡上印有“教师专属”“致以最真挚的感谢”等字样。类似“教师节送礼不错”等评价更是随处可见。
心态
家长老师都很无奈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家长送礼是因为周围人的影响。“反正我接触的圈子，十个人当中，八九个都送。”一位家长表示，一般送购物卡，也有送现金或礼品。
北京一位中学生家长陈女士告诉记者，她是2011年从澳洲回国定居的，2012年开始儿子在北京上学。“一开始不太适应国内的习俗，老师对孩子比较冷漠，甚至带给他一些负面情绪。后来听别的家长建议，买了三张卡登门拜访，之后老师就经常鼓励、表扬他了。”
一周姓家长也表示，老师很辛苦，过节送点礼很正常。“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希望老师在学习机会与评三好学生、推优等方面多给孩子机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更多的家长是在买与不买之间“纠结”。内心上，他们不愿意送礼，觉得是“不好的社会风气”。但又担心，自己不送别的家长会送，孩子得不到老师的“照顾”。
“其实，老师们也很烦恼。”在一所私立小学当教师的杜金霞告诉记者，去年教师节就收到过化妆品，今年又有家长送礼品卡，“不收的话家长更担忧，觉得自己瞧不上，收了自己心里又不安，真的很无奈。”
“送这些俗气的礼品卡还不如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贺卡温暖。”杜金霞说，以前，学生会在家长的指导下画一张贺卡，老师收到哪怕看不清楚图形的卡片也很开心。
追问
教师节何时才能变纯粹
教育部门曾多次要求，教师不得借节日之际，向家长、学生收取礼物、礼金、有价证券等，一经发现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分。但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收礼行为一般“数额少、较隐蔽”，难以查处。
专家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家长不敢不送的重要原因。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冯桂林说，当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每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上所好学校，进个好班级，有位好老师。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家长期望以礼物和金钱来铺路，给孩子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认为，在“医生红包”“办事送礼”等社会风气盛行的情况下，“老师红包”现象的出现不可避免。教师节送礼现象需要综合治理，当务之急是重塑师德、重塑社会正常风气。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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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1, 05:22
李克强：金融石油铁路等领域尽快向民资外资彻底开放
-------人民网
国务院研究部署落实引导民间投资外资健康发展措施
.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汇报
研究部署有效落实引导民间投资外资激发活力健康发展的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民间投资外资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汇报，研究部署有效落实引导民间投资外资激发活力健康发展的措施。
会议专门听取了全国工商联对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外资健康发展有关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第三方调查评估的汇报。会议认为，2010年以来，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外资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细则陆续出台，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此次委托与民营企业联系紧密的全国工商联开展独立评估，评估结果反映出政策措施在许多方面落实还不到位，主要是：民营企业与外企在市场准入方面仍遭遇不少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部分实施细则不具体、操作性不强或门槛设置过高，实践中很难落实；对政策落实缺乏考核监督，一些法规规章也没有及时作出调整等。这些都影响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和外资政策效应的有效发挥。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会议指出，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主体。民间投资和外资有助于发挥市场活力、促进就业创业，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重要力量。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关键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环境，让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释放巨大潜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增添持续动力。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会议强调，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切实转变观念，全面落实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和外资的各项政策。一是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评估反映出的问题，逐条研究、逐项分解，按照“定目标、定事项、定责任、定时间、定结果”的要求，限期拿出细化实化已出台实施细则的改进措施。需要配套政策的，要抓紧制定出台。二是认真落实新一届政府推出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以更好服务企业需求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目标，创新管理方式。凡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再设定行政审批；凡可采用事后监管的不再前置审批。需要审批的，也要严格规定程序和时限。坚决打破各种对民间投资制造隐形障碍的“玻璃门”、“弹簧门”，彻底拆除“表面迎进去、实际推出来”的“旋转门”。三是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1627.675, 25.90, 1.62%)等领域向民间资本与外资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并在推进结构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四是全面清理和修订有关民间投资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制定清晰透明、公平公正、操作性强的市场准入规则，多设“路标”、少设“路障”，为民间投资和国际资本参与市场竞争“松绑开路”。同时依法加强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监管，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五是各部门要强化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督查考核，注重引入社会力量开展第三方评估，接受各方监督，不能“自拉自唱”。对工作不力的，要严肃问责。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举一反三，系统梳理今年以来国务院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切实采取有效办法，确保这些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发挥实效、不放“空炮”，确保政令畅通，令必行、行必果，兑现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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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2, 11:07
官媒再次出击:"饿死三千万"谣言是怎样炼成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作者：孙经先 | 点击：5851 | 时间：2013-09-12 09:07:31
——孙经先再次反驳“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 称杨继绳传播重大谣言
【核心提示】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有关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3000万”的说法近来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辟谣，《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9日刊载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指出“饿死3000万”是国内某杂志副主编“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而制造出来的“重大谣言”，并对该学者书中引用的数据进行了反驳。
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
这是孙经先教授近期以来第二次发文澄清这一谣言。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刊载孙经先文章《“饿死三千万”应该怎么算？》，从我国户籍统计制度的发展变化解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变动。
孙经先教授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理学博士。曾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经先是中国非线性泛函分析领域专家，1992年起享受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孙经先在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领域中进行了长达30年的科学研究，2010起开始关注人口统计学研究，利用数学思维和方法对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进行研究。
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松林的新书《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即将出版，该书也直接反驳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尽管该书还未上市，就得到了网友的热情评价，超过95%的网友给这本他们还未看过的书打了一颗星，给该书贴上了“垃圾”、“脑残”、“伪书”等标签。
以下为孙经先9日文章全文：
“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第499期
【核心提示】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有关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3000万”的说法近来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辟谣，《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9日刊载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指出“饿死3000万”是国内某杂志副主编“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而制造出来的“重大谣言”，并对该学者书中引用的数据进行了反驳。
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
这是孙经先教授近期以来第二次发文澄清这一谣言。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刊载孙经先文章《“饿死三千万”应该怎么算？》，从我国户籍统计制度的发展变化解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变动。
孙经先教授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理学博士。曾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经先是中国非线性泛函分析领域专家，1992年起享受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孙经先在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领域中进行了长达30年的科学研究，2010起开始关注人口统计学研究，利用数学思维和方法对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进行研究。
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松林的新书《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即将出版，该书也直接反驳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尽管该书还未上市，就得到了网友的热情评价，超过95%的网友给这本他们还未看过的书打了一颗星，给该书贴上了“垃圾”、“脑残”、“伪书”等标签。
以下为孙经先9日文章全文：
“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第4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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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6, 00:15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33256726.html
陈思思悲剧与“拉动消费”
文/小土过后是多云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 ：四川女子陈思思半夜醉酒驾车，以80公里时速追尾了一辆出租车，造成出租车内一人死亡。经过酒精测试，陈思思体内酒精含量为275.7mg/100ml，属醉酒驾驶，而且她没有驾驶证，已被刑事拘留。
初中毕业后，陈思思就外出打工。2010年，她从外地到了成都，到一个律师事务所做文职。今年4月份，陈思思告诉父母，自己货款20万元买了一辆车。她母亲说：“家里不好过，我就去卖血，一个月卖两次，除去路费有230元。我悄悄卖了8年。”
对陈思思一家的悲剧，我不想再作议论，只想就这件事，谈谈“拉动消费”的问题。这些年，为了拉动消费维持GDP，政府和商家可谓动足了脑筋。
因为政府机构要想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在穷人头上是榨不出多少油水的。在顶级富人头上也是捞不到多少便宜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基本都是政府机构的“亲戚”，找他们要钱“开不了这个口”啊。那么，能做“***”的就只有中产阶级了。这些年，集体***、灰色收入和投机倒把[当然也有勤劳致富]造就了一群中富们，他们已脱离贫困，向往超富，因此，对两个关键词最为敏感，也最感兴趣。一是投资需求，一是消费时尚。要把他们的钱搞出来，只需在这两个关键词上下功夫。所以，这两年，股市、房市、车市超级繁荣。前些年，用股市已经成功吊死一批中产阶级，在房市上再吊死的也不在少处，现在，该轮到在小车消费上再吊死一批了。这个陈思思应该算一个吧。她为了满足自己“中产阶级”的虚荣心，在没有经济实力，甚至连执照都没有的状态下，就买车并把车开上路，急吼吼地做了“拉动消费”的牺牲品。
近两年，家用小轿车卖得异常火爆，实际是在“开门迎客”。此时，取消了养路费，油价又不高，中产们的那颗“消费小汽车”之心怎能不纯纯欲动呢？这是国家在“拉动”消费呢！于是，车管所门前排起了长队，小汽车生产和销售如火如荼。所谓拉动消费，拉谁？拉的就是手中还有俩钱的中产阶级们。这些年，由于改革跑错了方向，为了维持经济虚假繁荣，政府采取的是通过吸毒提震经济活力的危险道路。过度的资源消耗早已使经济马车失去前行的动力，所以不得不回过头来开始对社会成员进行广泛剥削。而这时，中产阶级们正好“肥美”可宰。
有车一族可能已经明白，当众多的中产们都拥有了私家车的时候，油价涨了，违章罚款涨了，要收拥堵费停车费了，不出意外，即将要求私家车强制买第三者责任险和承运人险了，你渐渐会发现，养一辆车比买一辆车烦多了，而此时，你对手中的车扔了也不是，养着又窝心。这就是政府“拉着”你“消费”，最后成了你被“消费”。
这些年，百姓被“消费”得几乎骨瘦如柴，一套房子就能把你消费一辈子，教育、医疗、养老，哪样都可以让你“消费”得伤筋动骨，甚至一场结婚，一场葬礼，就让你“消费”掉几层皮，就这样，人家还老大不满意，还惦记着要加大“拉动消费”的力度呢！
陈思思悲剧与“拉动消费”
文/小土过后是多云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 ：四川女子陈思思半夜醉酒驾车，以80公里时速追尾了一辆出租车，造成出租车内一人死亡。经过酒精测试，陈思思体内酒精含量为275.7mg/100ml，属醉酒驾驶，而且她没有驾驶证，已被刑事拘留。
初中毕业后，陈思思就外出打工。2010年，她从外地到了成都，到一个律师事务所做文职。今年4月份，陈思思告诉父母，自己货款20万元买了一辆车。她母亲说：“家里不好过，我就去卖血，一个月卖两次，除去路费有230元。我悄悄卖了8年。”
对陈思思一家的悲剧，我不想再作议论，只想就这件事，谈谈“拉动消费”的问题。这些年，为了拉动消费维持GDP，政府和商家可谓动足了脑筋。
因为政府机构要想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在穷人头上是榨不出多少油水的。在顶级富人头上也是捞不到多少便宜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基本都是政府机构的“亲戚”，找他们要钱“开不了这个口”啊。那么，能做“***”的就只有中产阶级了。这些年，集体***、灰色收入和投机倒把[当然也有勤劳致富]造就了一群中富们，他们已脱离贫困，向往超富，因此，对两个关键词最为敏感，也最感兴趣。一是投资需求，一是消费时尚。要把他们的钱搞出来，只需在这两个关键词上下功夫。所以，这两年，股市、房市、车市超级繁荣。前些年，用股市已经成功吊死一批中产阶级，在房市上再吊死的也不在少处，现在，该轮到在小车消费上再吊死一批了。这个陈思思应该算一个吧。她为了满足自己“中产阶级”的虚荣心，在没有经济实力，甚至连执照都没有的状态下，就买车并把车开上路，急吼吼地做了“拉动消费”的牺牲品。
近两年，家用小轿车卖得异常火爆，实际是在“开门迎客”。此时，取消了养路费，油价又不高，中产们的那颗“消费小汽车”之心怎能不纯纯欲动呢？这是国家在“拉动”消费呢！于是，车管所门前排起了长队，小汽车生产和销售如火如荼。所谓拉动消费，拉谁？拉的就是手中还有俩钱的中产阶级们。这些年，由于改革跑错了方向，为了维持经济虚假繁荣，政府采取的是通过吸毒提震经济活力的危险道路。过度的资源消耗早已使经济马车失去前行的动力，所以不得不回过头来开始对社会成员进行广泛剥削。而这时，中产阶级们正好“肥美”可宰。
有车一族可能已经明白，当众多的中产们都拥有了私家车的时候，油价涨了，违章罚款涨了，要收拥堵费停车费了，不出意外，即将要求私家车强制买第三者责任险和承运人险了，你渐渐会发现，养一辆车比买一辆车烦多了，而此时，你对手中的车扔了也不是，养着又窝心。这就是政府“拉着”你“消费”，最后成了你被“消费”。
这些年，百姓被“消费”得几乎骨瘦如柴，一套房子就能把你消费一辈子，教育、医疗、养老，哪样都可以让你“消费”得伤筋动骨，甚至一场结婚，一场葬礼，就让你“消费”掉几层皮，就这样，人家还老大不满意，还惦记着要加大“拉动消费”的力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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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6, 00:18
"养儿防老"观念仍在 上海"以房养老"无奈夭折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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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网上海10月17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于2007年曾试推过“以房养老”模式，试图来减缓老年人收入有限、生病开销大的问题。时隔4年，这项政策却于近日遭遇夭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一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政策暂停的呢？我们马上连线中央台驻上海实习记者邢若琼。
*
中广网上海10月17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于2007年曾试推过“以房养老”模式，试图来减缓老年人收入有限、生病开销大的问题。时隔4年，这项政策却于近日遭遇夭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一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政策暂停的呢？我们马上连线中央台驻上海实习记者邢若琼。
主持人：上海现在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城市。上海市政府一直在出台相关政策来缓解这一问题。2007年率先推行的“公积金以房养老”的推行，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做法。
记者：通俗点说，上海公积金这个“以房养老”就是老年人在65岁以后，提前把自己的房子卖了，然后用所得的钱养老的一种方式。这种做法在欧美等国家是很流行的。上海在07年出台的这项政策主要分两种方法。一种叫“以房自助养老”，一种叫“倒按揭”。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这套小房型现在值100万，第一种方法就是把房子卖给公积金中心，这时，你就成为了拥有这套房子使用权的租客。这个中心估算出你有生之年住在里面的租金，把它扣除后，直接把钱给你兑换出来。第二种方法，就是你把这套房子抵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再由这些机构按月发放收益给你，相当于是银行买你的房，然后给你分期付款。
主持人：听你这么一介绍，这项政策好像挺超前的，而且解决了很多老人晚年开销大、而收入少的问题，让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那为什么还会推行不下去了呢？
记者：这其中其实牵涉到很多的问题。首先是观念，“养儿防老”的观念一直还在影响着这一代老人。将自己居住多年的房产抵押给别人，不给子女，许多老人和年轻人还是难以接受的。所以目前申请以房养老的人群是很少的，基本是独居或孤寡老人。其次就是制度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来保护这项政策，所以在推行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障碍。最后一点，这牵涉到我国的一个特殊国情。我国住宅用地的使用年限一般只有70年，过了这个期限，土地使用权将由国家无偿收回。如果以老人20岁住进新房，70岁办理“以房养老”来计算的话，他去世后，房子的使用年限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保险公司或银行为房子买单，就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所以金融机构对此也没有什么热情。这些都是这项制度无奈夭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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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6, 05:11
姚明身家超30亿人民币 赚钱细节曝光
2013年09月15日09:37来源：中国新闻网
姚明，绝对是你所不知的金融大师：他太善于用自己的名字融资、投资了；他明明赚了个盆满钵满，可你还总以为他在亏。
姚明身家到底有多少？有媒体给出了答案：至少30亿人民币！近日，《CM华夏理财》刊登深度调查文章，统计了姚明的资产，最后结果竟然达到让人瞠目结舌的30亿人民币，同时，文章还称姚明是位精明的生意人，并揭秘了他近年来在融资投资方面的技巧。
姚明其实是金融大师
文章指出，姚明在4年前收购上海大鲨鱼篮球俱乐部，其实暗含很多隐形补偿。当时大鲨鱼总负债近1亿人民币，让包括上海申花老板朱骏在内的很多投资人都望而却步，但在姚明表明投资意向后，上海体育局出面斡旋，让上海篮球队的三大股东同意将男篮股权单独分离出来，以2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姚明，且这2000万元的资本并不是姚明出的，是由美国著名企业韦德公司的在华分支机构出的。
此外姚明还很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文章。报道披露，如姚餐厅、姚基金等项目上姚明并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很多都是他利用“姚明”两字，融资融来的。而股票投资合众思壮，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益转让，当时姚明斥资67万人民币买来67万股，如今市值已增加至少16倍。
而真正自己掏腰包的投资，是姚明在美国、北京、上海等多处实业资产，其中包括豪宅住房、酒店和酒庄。文章还称，近年来姚明还和他的姚之队努力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比如在天津注册黄杉基金、通过并购设立弘远基金等。
姚之队个个身手不凡
姚明的融资术、投资术炉火纯青，这本事不是与生俱来的。据了解，早在姚明投资上海篮球队之前，他就专门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过金融课程。这为他品牌融资之路，奠定了非常好的智力基础。
此外，姚之队还有两个主要操盘人—章明基和陆浩。他们都有金融、工商管理的专业背景，也是姚明金融帝国的开疆大吏。一般媒体认为，姚之队的总操盘手章明基是姚明的表姐夫。其实，他只与姚明表姐的女同学有爱情关系，跟姚明的表姐没关系。章明基是芝加哥大学MBA毕业，美籍华人。陆浩毕业于上海体院篮球系，曾在厦门大学做过体育教师，也曾在厦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过，后来做过厦门远华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既搞过金融也搞过二十多年的体育产业，可以说姚之队的人对金融、体育产业、工商管理都十分熟悉。
姚明和他的姚之队，不但学金融、懂金融，而且正在金融产业上紧锣密鼓地布局。华西都市报记者徐杨综合报道
姚明身家到底有多少？有媒体给出了答案：至少30亿人民币！近日，《CM华夏理财》刊登深度调查文章，统计了姚明的资产，最后结果竟然达到让人瞠目结舌的30亿人民币，同时，文章还称姚明是位精明的生意人，并揭秘了他近年来在融资投资方面的技巧。
姚明其实是金融大师
文章指出，姚明在4年前收购上海大鲨鱼篮球俱乐部，其实暗含很多隐形补偿。当时大鲨鱼总负债近1亿人民币，让包括上海申花老板朱骏在内的很多投资人都望而却步，但在姚明表明投资意向后，上海体育局出面斡旋，让上海篮球队的三大股东同意将男篮股权单独分离出来，以2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姚明，且这2000万元的资本并不是姚明出的，是由美国著名企业韦德公司的在华分支机构出的。
此外姚明还很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文章。报道披露，如姚餐厅、姚基金等项目上姚明并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很多都是他利用“姚明”两字，融资融来的。而股票投资合众思壮，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益转让，当时姚明斥资67万人民币买来67万股，如今市值已增加至少16倍。
而真正自己掏腰包的投资，是姚明在美国、北京、上海等多处实业资产，其中包括豪宅住房、酒店和酒庄。文章还称，近年来姚明还和他的姚之队努力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比如在天津注册黄杉基金、通过并购设立弘远基金等。
姚之队个个身手不凡
姚明的融资术、投资术炉火纯青，这本事不是与生俱来的。据了解，早在姚明投资上海篮球队之前，他就专门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过金融课程。这为他品牌融资之路，奠定了非常好的智力基础。
此外，姚之队还有两个主要操盘人—章明基和陆浩。他们都有金融、工商管理的专业背景，也是姚明金融帝国的开疆大吏。一般媒体认为，姚之队的总操盘手章明基是姚明的表姐夫。其实，他只与姚明表姐的女同学有爱情关系，跟姚明的表姐没关系。章明基是芝加哥大学MBA毕业，美籍华人。陆浩毕业于上海体院篮球系，曾在厦门大学做过体育教师，也曾在厦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过，后来做过厦门远华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既搞过金融也搞过二十多年的体育产业，可以说姚之队的人对金融、体育产业、工商管理都十分熟悉。
姚明和他的姚之队，不但学金融、懂金融，而且正在金融产业上紧锣密鼓地布局。华西都市报记者徐杨综合报道
(责任编辑：news8)
由一星于2013-09-18, 23:24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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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8, 23:23
港媒：前首富宗庆后被砍 疑因报复
2013年09月18日 08:22
作者：谢国平、程凯
香港商报版面截图
据《香港商报》报道，记者谢国平、程凯报道：据杭州网友huhangbob在杭州本土论坛口水楼市爆料，经本报证实。中国前首富，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上周五清晨在家附近，被人砍断左手四个手指的肌腱。有医学方面人士称，肌腱断裂可以通过手术来修补的，后期经过康复性锻炼可以恢复手指功能，不会致残。
被袭或因打击报复
宗庆后家住杭州解放路某老小区，目前被砍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据有人爆料说，此次的被袭击，可能不是打劫，而是报复。因为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独立负责商业运作的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娃哈哈商业公司”)出现高管集体停职待岗的现象，该公司运作实质上已陷入停滞状态。
“娃哈哈商业公司正进行重大内部调整，整个公司除了总经理之外，副总等领导层人员均被免职，原来的团队成员也面临着解散。”一位接近娃哈哈集团的知情人士透露，具体原因并不清楚，但与目前娃哈哈商业公司步履维艰的运营状况密切相关，宗庆后也一直对目前的商业运作班底并不满意。
而前不久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数据显示，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已经超越宗庆后成为新的中国首富。王健林以估测资产净值142亿美元跃居中国首富之位，王健林亚太区排名第六(第一名为李嘉诚)。杭州娃哈哈集团宗庆后，估测资产净值110亿美元，退居中国第二富豪。
女儿：企业考虑搬出中国
8月26日，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她直言娃哈哈已经到了一个“危险时期”，引以为豪的经销商体系实际已成为娃哈哈的弱势、长线产品缺失、多元化业务泛滥。同时她还给出让人诧异的回答，作为企业主，她藐视与政府打交道，她不赞同中国女性约定俗成的相夫教子。宗馥莉表示让其倍感头疼的是要花费太多精力去“跟政府打交道”，“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
当媒体问及“难道要把企业整个搬到国外去吗？”宗馥莉反问，“真是有可能，你知道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一位护士透露，宗庆后在该院接受治疗，医院麻醉科主任站台负责麻醉，医院骨科主任亲自接肌腱。宗手术后住在该院国际保健中心VIP病房。
随后记者拨打娃哈哈总部电话谘询，总部接线员说，具体事情他们不清楚，要等明天上班再谘询公司高层。记者索要高层电话，接线员说他们没有。
2013年09月18日 08:22
作者：谢国平、程凯
香港商报版面截图
据《香港商报》报道，记者谢国平、程凯报道：据杭州网友huhangbob在杭州本土论坛口水楼市爆料，经本报证实。中国前首富，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上周五清晨在家附近，被人砍断左手四个手指的肌腱。有医学方面人士称，肌腱断裂可以通过手术来修补的，后期经过康复性锻炼可以恢复手指功能，不会致残。
被袭或因打击报复
宗庆后家住杭州解放路某老小区，目前被砍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据有人爆料说，此次的被袭击，可能不是打劫，而是报复。因为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独立负责商业运作的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娃哈哈商业公司”)出现高管集体停职待岗的现象，该公司运作实质上已陷入停滞状态。
“娃哈哈商业公司正进行重大内部调整，整个公司除了总经理之外，副总等领导层人员均被免职，原来的团队成员也面临着解散。”一位接近娃哈哈集团的知情人士透露，具体原因并不清楚，但与目前娃哈哈商业公司步履维艰的运营状况密切相关，宗庆后也一直对目前的商业运作班底并不满意。
而前不久彭博亿万富翁排行榜数据显示，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已经超越宗庆后成为新的中国首富。王健林以估测资产净值142亿美元跃居中国首富之位，王健林亚太区排名第六(第一名为李嘉诚)。杭州娃哈哈集团宗庆后，估测资产净值110亿美元，退居中国第二富豪。
女儿：企业考虑搬出中国
8月26日，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她直言娃哈哈已经到了一个“危险时期”，引以为豪的经销商体系实际已成为娃哈哈的弱势、长线产品缺失、多元化业务泛滥。同时她还给出让人诧异的回答，作为企业主，她藐视与政府打交道，她不赞同中国女性约定俗成的相夫教子。宗馥莉表示让其倍感头疼的是要花费太多精力去“跟政府打交道”，“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样”。
当媒体问及“难道要把企业整个搬到国外去吗？”宗馥莉反问，“真是有可能，你知道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一位护士透露，宗庆后在该院接受治疗，医院麻醉科主任站台负责麻醉，医院骨科主任亲自接肌腱。宗手术后住在该院国际保健中心VIP病房。
随后记者拨打娃哈哈总部电话谘询，总部接线员说，具体事情他们不清楚，要等明天上班再谘询公司高层。记者索要高层电话，接线员说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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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9, 01:49
解放军报今日发表重磅评论文章
来源：解放军报 | 作者：张振东 | 点击： 12147 | 时间：2013-09-18 21:15:08
核心提示：***有一句警世之言：“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就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相信，只要每名官兵自觉担负起党的思想阵地守望者的重任，敢于亮剑、善于亮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西方敌对势力的预言就不可能灵，也不会灵!
原标题：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
较量无声，却惊心动魄;不见硝烟，却刀光剑影。
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陈云也有言：“经济工作搞不好要翻船;意识形态搞不好也要翻船。”1991年，苏联的解体、苏共的解散，以及后来的“颜色革命”“阿拉伯大动荡”，都充分验证了他们的话。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新作《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中傲慢地说：“谈论前苏联的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正是美国政府采取的隐蔽斗争策略及手段，逐步动摇了前苏联领导集体对自己制度的信心，一步步走上覆亡。
前事之鉴，后事之师。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攻击重点。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播种机，不但要战胜来自正面战场的敌人，更要战胜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只有像当年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战斗在最前沿，才能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夺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可能有些官兵会认为，中国正处于和西方密切合作的时代，斗争没那么激烈复杂。殊不知，经济合作表象下掩盖的是对未来的较量。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说得很直白：“人的脑子、人的思想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尤其要警惕的是，敌对势力矛头直指我军，企图复制埃及、突尼斯政变的做法，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我们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理性应对这场“大战”。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关键在于抢占制高点，把握好时、度、效。只有抢占时机制高点，解决好“什么时候说”的问题;抢占道义制高点，解决好“说什么”的问题;抢占表达制高点，解决好“怎么说”的问题，才能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
思想的田野，真理不去占领，就会杂草丛生;心灵的空间，阳光不去播洒，就会霉菌疯长。青年官兵正处于思想的发育期，价值观的形成期，容易跟风逐浪，被各种思潮所左右，被不健康的思想所侵蚀。因此，不管是科学理论宣传，还是军营故事解读，都应力戒形式主义、照搬照抄的空说空教，摒弃语言生硬、形式刻板的模式套路，真正用家常话、通俗理，让官兵爱听爱看、产生共鸣，从而用正确的价值观占领官兵思想阵地。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苏共军队之所以变质变色，在危急关头袖手旁观甚至临阵倒戈，最根本的是他们丧失了理想信念，忘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我军是人民子弟兵，保持不变军魂，坚守根本宗旨，传承红色基因，就能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岿然不动、屹立不倒。
***有一句警世之言：“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就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相信，只要每名官兵自觉担负起党的思想阵地守望者的重任，敢于亮剑、善于亮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西方敌对势力的预言就不可能灵，也不会灵!
(作者单位：陆军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
来源：解放军报 | 作者：张振东 | 点击： 12147 | 时间：2013-09-18 21:15:08
核心提示：***有一句警世之言：“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就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相信，只要每名官兵自觉担负起党的思想阵地守望者的重任，敢于亮剑、善于亮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西方敌对势力的预言就不可能灵，也不会灵!
原标题：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
较量无声，却惊心动魄;不见硝烟，却刀光剑影。
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陈云也有言：“经济工作搞不好要翻船;意识形态搞不好也要翻船。”1991年，苏联的解体、苏共的解散，以及后来的“颜色革命”“阿拉伯大动荡”，都充分验证了他们的话。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新作《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中傲慢地说：“谈论前苏联的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正是美国政府采取的隐蔽斗争策略及手段，逐步动摇了前苏联领导集体对自己制度的信心，一步步走上覆亡。
前事之鉴，后事之师。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攻击重点。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播种机，不但要战胜来自正面战场的敌人，更要战胜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只有像当年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战斗在最前沿，才能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夺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可能有些官兵会认为，中国正处于和西方密切合作的时代，斗争没那么激烈复杂。殊不知，经济合作表象下掩盖的是对未来的较量。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说得很直白：“人的脑子、人的思想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尤其要警惕的是，敌对势力矛头直指我军，企图复制埃及、突尼斯政变的做法，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我们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理性应对这场“大战”。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关键在于抢占制高点，把握好时、度、效。只有抢占时机制高点，解决好“什么时候说”的问题;抢占道义制高点，解决好“说什么”的问题;抢占表达制高点，解决好“怎么说”的问题，才能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
思想的田野，真理不去占领，就会杂草丛生;心灵的空间，阳光不去播洒，就会霉菌疯长。青年官兵正处于思想的发育期，价值观的形成期，容易跟风逐浪，被各种思潮所左右，被不健康的思想所侵蚀。因此，不管是科学理论宣传，还是军营故事解读，都应力戒形式主义、照搬照抄的空说空教，摒弃语言生硬、形式刻板的模式套路，真正用家常话、通俗理，让官兵爱听爱看、产生共鸣，从而用正确的价值观占领官兵思想阵地。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苏共军队之所以变质变色，在危急关头袖手旁观甚至临阵倒戈，最根本的是他们丧失了理想信念，忘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我军是人民子弟兵，保持不变军魂，坚守根本宗旨，传承红色基因，就能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岿然不动、屹立不倒。
***有一句警世之言：“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就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相信，只要每名官兵自觉担负起党的思想阵地守望者的重任，敢于亮剑、善于亮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西方敌对势力的预言就不可能灵，也不会灵!
(作者单位：陆军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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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9, 04:33
世行行长告诫中国政府：扩大财政收入不能只靠卖地
9月18日消息，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今日在北京举行访华中外记者会，金墉表示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共同撰写的有关城镇化的报告将在今年12月份完成，其中土地是城镇化报告的重要关注领域，但否认了土地私有化的建议。金墉还告诫中国政府扩大财政收入不能只靠卖地。
城镇化不是城市的蔓延
此次金墉访华与总理李克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以及其他几位政府官员进行了会谈，金墉称会见非常富有成效，中国政府对于实行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重要的承诺。
金墉称，此次访问的重点集中在环境与城镇化两个关键领域，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共同撰写有关中国城镇化的报告，预计该报告将在今年12月份完成并发表。
金墉表示，这份报告将是一个全面综合的报告，不仅仅是关注每一个行业领域，比如道路的建设、交通设施的建设或者是医疗卫生等等领域，而是将从一个战略的视角研究探讨未来的发展途径。
金墉称，城镇化将会使中国到2030年的时候，将有三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地区，这需要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合作，从根本意义上关注城市的设计。金墉没有透露有关这份报告更多的内容，只表示世行与国研中心开始重新思考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不应该被定义为城市的蔓延，而应该让城市服务于人民，以高效的城市促进经济增长。
金墉表示，世界银行支持中国为实现以消费和服务驱动增长所做出的努力，将支持中国政府推动财政体制、金融监管、土地权益和社会项目的改革，以实现优质的经济增长，惠及更多民众。
地方财政收入不能只靠卖地
在回答有关城镇化的问题时，金墉还提到了与城镇化有关的地方政府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改革。
金墉称，世行正在与地方政府合作，帮助他们更好的管理资源。此外，他还表示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收入来源，使他们不要过度的依赖于土地的出售。
户籍制度方面，世界银行在早些时候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关于2030年的中国报告所指出的，我们支持中方逐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给流动人口提供负担得起的城市服务，这样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促进消费，也有益于经济增长。
土地制度方面，金墉称土地是世界银行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中国有有国有的土地，也有集体所有的土地，随着城市化不断的发展和推进，未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地区涌现城市地区，因此需要关注土地的分配制度，也就是怎么建立起一套市场的体系，用市场的机制来更好的分配城市用地和农村农业用地。
此前有媒体称，世界银行正在建议中国政府对土地进行私有化，金墉在会上明确表示：“我们探讨的不是土地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怎么能够开发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体系，利用这种市场化的方式达到最高效的土地的分配利用。”
现在是实施改革的良好时机
金墉称，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新兴经济体的薄弱环节暴露出来，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在坚持推行改革，这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应该采取的措施，对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如营环境、商业环境、财政体系的问题，采取行动进行改革。
“我们往往看到，这些国家当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利率水平保持较低的时候，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实行改革，但是如果经济的环境出现困难的时候他们又认为自己不能推行改革。所以，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就是现在是实施改革的良好的时机。”金墉说。
中国正在推行的上海自贸区备受关注，世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蔡金勇表示，从上海自贸区的动作可以看到重点实际上是金融市场的改革、金融的市场化，包括的具体内容有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市场化和将来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世界银行将把全球的经验有针对性的带到中国来跟中国的决策者来共享。
9月18日消息，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今日在北京举行访华中外记者会，金墉表示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共同撰写的有关城镇化的报告将在今年12月份完成，其中土地是城镇化报告的重要关注领域，但否认了土地私有化的建议。金墉还告诫中国政府扩大财政收入不能只靠卖地。
城镇化不是城市的蔓延
此次金墉访华与总理李克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以及其他几位政府官员进行了会谈，金墉称会见非常富有成效，中国政府对于实行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重要的承诺。
金墉称，此次访问的重点集中在环境与城镇化两个关键领域，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共同撰写有关中国城镇化的报告，预计该报告将在今年12月份完成并发表。
金墉表示，这份报告将是一个全面综合的报告，不仅仅是关注每一个行业领域，比如道路的建设、交通设施的建设或者是医疗卫生等等领域，而是将从一个战略的视角研究探讨未来的发展途径。
金墉称，城镇化将会使中国到2030年的时候，将有三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地区，这需要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合作，从根本意义上关注城市的设计。金墉没有透露有关这份报告更多的内容，只表示世行与国研中心开始重新思考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不应该被定义为城市的蔓延，而应该让城市服务于人民，以高效的城市促进经济增长。
金墉表示，世界银行支持中国为实现以消费和服务驱动增长所做出的努力，将支持中国政府推动财政体制、金融监管、土地权益和社会项目的改革，以实现优质的经济增长，惠及更多民众。
地方财政收入不能只靠卖地
在回答有关城镇化的问题时，金墉还提到了与城镇化有关的地方政府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改革。
金墉称，世行正在与地方政府合作，帮助他们更好的管理资源。此外，他还表示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收入来源，使他们不要过度的依赖于土地的出售。
户籍制度方面，世界银行在早些时候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关于2030年的中国报告所指出的，我们支持中方逐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给流动人口提供负担得起的城市服务，这样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促进消费，也有益于经济增长。
土地制度方面，金墉称土地是世界银行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中国有有国有的土地，也有集体所有的土地，随着城市化不断的发展和推进，未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地区涌现城市地区，因此需要关注土地的分配制度，也就是怎么建立起一套市场的体系，用市场的机制来更好的分配城市用地和农村农业用地。
此前有媒体称，世界银行正在建议中国政府对土地进行私有化，金墉在会上明确表示：“我们探讨的不是土地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怎么能够开发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体系，利用这种市场化的方式达到最高效的土地的分配利用。”
现在是实施改革的良好时机
金墉称，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新兴经济体的薄弱环节暴露出来，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在坚持推行改革，这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应该采取的措施，对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如营环境、商业环境、财政体系的问题，采取行动进行改革。
“我们往往看到，这些国家当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利率水平保持较低的时候，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实行改革，但是如果经济的环境出现困难的时候他们又认为自己不能推行改革。所以，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就是现在是实施改革的良好的时机。”金墉说。
中国正在推行的上海自贸区备受关注，世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蔡金勇表示，从上海自贸区的动作可以看到重点实际上是金融市场的改革、金融的市场化，包括的具体内容有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市场化和将来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世界银行将把全球的经验有针对性的带到中国来跟中国的决策者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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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20, 23:40
韩红自称不是有钱人:房子票子加一块不到5000万
2013年09月20日16:15
来源：新民晚报·新民网
出发的第二天，老韩怒了，准确地说是有点慌。
因为与之前做百人援藏、百人援蒙的公益活动不同，这次做百人援疆，原来与韩红搭档的总指挥暂时不能到位。赶鸭子上架的韩红，一下子担当起百十来号人的大当家，对于她来说，确实是个挑战。
其实，韩红面对的挑战还远不止这一个。
从开始做《中国梦之声》的“犀利”导师，到因为违反交规被罚，再到顶着压力继续高调做慈善，这个夏天，“争议”就像粘在老韩身上的一根尾巴，怎么甩也甩不掉。
半个多月来，本报记者在跟随韩红援疆的途中对她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出事以后，我真的是躲在家里，号啕大哭了好几天。”老韩向记者坦言。但倔强的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我想要万古流芳！”
挨了骂
“我知错了，我努力改”
老韩说的“出事”，就发生在7、8月。半个月的工夫三次涉嫌违反交规，让老韩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骂声不绝于耳。
“你该进监狱”、“脱下军装，滚出军队”，网友的话一次次刺痛了老韩原本自以为强大的内心，直到崩溃。她关了微博的评论，把自己彻底封闭，憋在家里大哭。
《法制晚报》(简称FW)：时间过去得有一个月了，你觉得你现在走出之前那事了吗？
韩红：好多了，但还是有一点阴影吧。
FW：打击有这么大？
韩红：其实，说到底，我换了牌子这事，是我错了。当时那辆路虎车是我新买的，还没摇到号，所以没牌子。另一辆车坏了送去修，但又急着用车，所以把牌子换在路虎上。我知道这不好，但不了解交规，没想到是要扣12分、罚5000块钱这么大的罪过。要知道，我肯定也不会这么做。
FW：网上的骂声把你伤了？
韩红：确实伤了。同样是一拨人，之前因为做公益、做好事帮了他们，他们会夸你。但就因为出了这个事，他们扭头就骂你，骂得极难听。他们甚至直接说“你就该死”、“你就该进监狱”、“滚出军队”。
当时我心里确实不平衡，气不过。甚至我也想，我再管闲事我就是孙子。后来在家哭了好几天，才缓过来。
其实，我真心想对这些人说，我知错了，我努力改，不懂交规我会去认真学，但我那错真不算是枪毙的罪过吧？
FW：但明星、公众人物本来就不好当啊。
韩红：是，他们都说我是“四合一”：名人、富人、军人、艺人。这几类人是高危人群，我一下全占了(笑)。但实际上我还真不算是有钱人。
缺了钱
“实话实说，我个人总资产不到5000万”
“四合一”的老韩，说自己不是有钱人。她也给记者交了个底，说所有房子车子票子加一块儿“不到5000万”。5000万对一般人来说算是天文数字，但要论在娱乐圈的地位和腕儿的级别，到她这份儿的明星，这点资产真不算多。
如今新规定又出台，“控制军队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更限制了老韩的挣钱路子。
FW：在《中国梦之声》当了评委，自己觉得效果怎么样？
韩红：从选手角度，还算满意，发现了几个苗子。从我个人来说，这不，已经又有两个节目找来了，要我当评委。
FW：可是之前不是出了规定么？说不让军队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
韩红：是，这规定确实把我挣钱的路子全堵上了。我一不拍戏二不拍广告，很少去做商演，再不让我做节目，我还怎么挣钱？
我做公益，我也没少花没少捐，时间也全搭在里面了。一年到头，还有组织上的工作、活动，我自己挣钱的时间真的不多，我确实缺钱。
FW：你缺钱？
韩红：你觉得我有多少钱？实话实说，我个人总资产不到5000万，这是全部啊，房子、车子、现金全算进去啊。做公益，每年我们都会有像百人援疆这样的一个大项目，还会有2、3个小项目，我大半年的时间都会搁在这里面。
FW：那现在规定摆在那，你怎么办？
韩红：当然，我还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我会按照规定要求的去做。
但我也会谋求协调和转变，用我自己的方式，可能回去会先去找领导好好聊聊再看。
低过头
“那时候的我，绝对是
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
自己缺钱，还一心想着做公益，这似乎有点说不通。但老韩说，这是年幼时奶奶在她心里扎下的“善缘”。在连牛奶都喝不起的时候，奶奶还要求自己的“大红”把零钱给乞丐。
FW：你说你缺钱，可你做公益是需要钱的，你怎么筹钱？
韩红：为了拉钱，挨个求呗。那时候的我，绝对是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有时候，当面儿人家答应你了，扭头再找，你就找不到人了。但这也没办法。
FW：你不像能低三下四的人啊。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公益？是什么刺激到你了？
韩红：不是刺激到我了，我觉得这就是小时候我奶奶在我心里扎下的“善缘”。
小时候，我很穷，我跟我奶奶一起给别人送奶。那会儿我们可买不起牛奶啊，我就打开瓶盖子闻，觉得真香。有一次，送奶路上，我实在没忍住，舔了一口。奶奶看见了，训了我一顿。不过，奶奶还是把那瓶牛奶留给我了。就这一瓶牛奶，每天舔一口，舔完放在门口，那会儿是冬天，我喝了一个星期。
FW：一瓶牛奶喝了一个星期？
韩红：对！所以现在圈里的人都知道，我爱吃两样东西，一个是牛奶，一个是油条。我工作第一个月，发了17块8的津贴，全买了油条，两大满兜子。之前吃不起，觉得油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所以一下子全买了(笑)。
那时的我就穷到这份儿上。可有一次，奶奶拉着我走，路边有个乞丐。我俩都走过去了，奶奶问我：“大红，你兜里不是有钱吗？为什么不给人家？人家需要帮助啊。”我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撒开奶奶的手，跑了回去，把兜里一分一分攒的几毛零花钱全给了人家。给完人家还给人鞠了一躬，跟人家道歉。
就这事，到现在我都记着。
挺过去
“你们爱骂什么骂去，我把事儿做到了就行了”
5年前，韩红的奶奶走了，老韩跌到了谷底。那两年时间韩红觉得没家了，就算做出了成绩，也没人欣赏了。
幸运的是，她慢慢醒悟了。她说：“我长得不漂亮，没有什么特别超群的东西，也没背景。能做到现在，够幸运了，是时候回报了。”
投身公益事业，韩红一方面想万古流芳，另一方面，“奶奶在天上看到，也会对我笑的”。
FW：可现如今中国的慈善环境并不好啊，而你现在又这么高调地做，更容易招骂啊。
韩红：是，但我老韩不怕。我们中国人对于慈善事业参与度不如外国，我要的就是关注度，才能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慈善里面来。
我个性就这样，你们爱骂什么骂去，我把评论关了，我也不看了。我把事儿做到了就行了。
FW：那你准备做多久？一辈子？
韩红：不止！我一直想，可能我老韩有一天没了，但我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还在。就像宋庆龄先生，她人不在了，但宋庆龄基金会一直还在。
说万古流芳可能有些过，但是真的希望能让我的爱心永远这么传递下去。
http://news.sohu.com/20130920/n386911819.shtml news.sohu.com false 新民晚报·新民网 http://ent.xinmin.cn/2013/09/20/21977310_2.html report 3390 出发的第二天，老韩怒了，准确地说是有点慌。因为与之前做百人援藏、百人援蒙的公益活动不同，这次做百人援疆，原来与韩红搭档的总指挥暂时不能到位。赶鸭子上架的韩红，一
2013年09月20日16:15
来源：新民晚报·新民网
出发的第二天，老韩怒了，准确地说是有点慌。
因为与之前做百人援藏、百人援蒙的公益活动不同，这次做百人援疆，原来与韩红搭档的总指挥暂时不能到位。赶鸭子上架的韩红，一下子担当起百十来号人的大当家，对于她来说，确实是个挑战。
其实，韩红面对的挑战还远不止这一个。
从开始做《中国梦之声》的“犀利”导师，到因为违反交规被罚，再到顶着压力继续高调做慈善，这个夏天，“争议”就像粘在老韩身上的一根尾巴，怎么甩也甩不掉。
半个多月来，本报记者在跟随韩红援疆的途中对她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出事以后，我真的是躲在家里，号啕大哭了好几天。”老韩向记者坦言。但倔强的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我想要万古流芳！”
挨了骂
“我知错了，我努力改”
老韩说的“出事”，就发生在7、8月。半个月的工夫三次涉嫌违反交规，让老韩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骂声不绝于耳。
“你该进监狱”、“脱下军装，滚出军队”，网友的话一次次刺痛了老韩原本自以为强大的内心，直到崩溃。她关了微博的评论，把自己彻底封闭，憋在家里大哭。
《法制晚报》(简称FW)：时间过去得有一个月了，你觉得你现在走出之前那事了吗？
韩红：好多了，但还是有一点阴影吧。
FW：打击有这么大？
韩红：其实，说到底，我换了牌子这事，是我错了。当时那辆路虎车是我新买的，还没摇到号，所以没牌子。另一辆车坏了送去修，但又急着用车，所以把牌子换在路虎上。我知道这不好，但不了解交规，没想到是要扣12分、罚5000块钱这么大的罪过。要知道，我肯定也不会这么做。
FW：网上的骂声把你伤了？
韩红：确实伤了。同样是一拨人，之前因为做公益、做好事帮了他们，他们会夸你。但就因为出了这个事，他们扭头就骂你，骂得极难听。他们甚至直接说“你就该死”、“你就该进监狱”、“滚出军队”。
当时我心里确实不平衡，气不过。甚至我也想，我再管闲事我就是孙子。后来在家哭了好几天，才缓过来。
其实，我真心想对这些人说，我知错了，我努力改，不懂交规我会去认真学，但我那错真不算是枪毙的罪过吧？
FW：但明星、公众人物本来就不好当啊。
韩红：是，他们都说我是“四合一”：名人、富人、军人、艺人。这几类人是高危人群，我一下全占了(笑)。但实际上我还真不算是有钱人。
缺了钱
“实话实说，我个人总资产不到5000万”
“四合一”的老韩，说自己不是有钱人。她也给记者交了个底，说所有房子车子票子加一块儿“不到5000万”。5000万对一般人来说算是天文数字，但要论在娱乐圈的地位和腕儿的级别，到她这份儿的明星，这点资产真不算多。
如今新规定又出台，“控制军队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更限制了老韩的挣钱路子。
FW：在《中国梦之声》当了评委，自己觉得效果怎么样？
韩红：从选手角度，还算满意，发现了几个苗子。从我个人来说，这不，已经又有两个节目找来了，要我当评委。
FW：可是之前不是出了规定么？说不让军队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
韩红：是，这规定确实把我挣钱的路子全堵上了。我一不拍戏二不拍广告，很少去做商演，再不让我做节目，我还怎么挣钱？
我做公益，我也没少花没少捐，时间也全搭在里面了。一年到头，还有组织上的工作、活动，我自己挣钱的时间真的不多，我确实缺钱。
FW：你缺钱？
韩红：你觉得我有多少钱？实话实说，我个人总资产不到5000万，这是全部啊，房子、车子、现金全算进去啊。做公益，每年我们都会有像百人援疆这样的一个大项目，还会有2、3个小项目，我大半年的时间都会搁在这里面。
FW：那现在规定摆在那，你怎么办？
韩红：当然，我还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我会按照规定要求的去做。
但我也会谋求协调和转变，用我自己的方式，可能回去会先去找领导好好聊聊再看。
低过头
“那时候的我，绝对是
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
自己缺钱，还一心想着做公益，这似乎有点说不通。但老韩说，这是年幼时奶奶在她心里扎下的“善缘”。在连牛奶都喝不起的时候，奶奶还要求自己的“大红”把零钱给乞丐。
FW：你说你缺钱，可你做公益是需要钱的，你怎么筹钱？
韩红：为了拉钱，挨个求呗。那时候的我，绝对是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有时候，当面儿人家答应你了，扭头再找，你就找不到人了。但这也没办法。
FW：你不像能低三下四的人啊。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公益？是什么刺激到你了？
韩红：不是刺激到我了，我觉得这就是小时候我奶奶在我心里扎下的“善缘”。
小时候，我很穷，我跟我奶奶一起给别人送奶。那会儿我们可买不起牛奶啊，我就打开瓶盖子闻，觉得真香。有一次，送奶路上，我实在没忍住，舔了一口。奶奶看见了，训了我一顿。不过，奶奶还是把那瓶牛奶留给我了。就这一瓶牛奶，每天舔一口，舔完放在门口，那会儿是冬天，我喝了一个星期。
FW：一瓶牛奶喝了一个星期？
韩红：对！所以现在圈里的人都知道，我爱吃两样东西，一个是牛奶，一个是油条。我工作第一个月，发了17块8的津贴，全买了油条，两大满兜子。之前吃不起，觉得油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所以一下子全买了(笑)。
那时的我就穷到这份儿上。可有一次，奶奶拉着我走，路边有个乞丐。我俩都走过去了，奶奶问我：“大红，你兜里不是有钱吗？为什么不给人家？人家需要帮助啊。”我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撒开奶奶的手，跑了回去，把兜里一分一分攒的几毛零花钱全给了人家。给完人家还给人鞠了一躬，跟人家道歉。
就这事，到现在我都记着。
挺过去
“你们爱骂什么骂去，我把事儿做到了就行了”
5年前，韩红的奶奶走了，老韩跌到了谷底。那两年时间韩红觉得没家了，就算做出了成绩，也没人欣赏了。
幸运的是，她慢慢醒悟了。她说：“我长得不漂亮，没有什么特别超群的东西，也没背景。能做到现在，够幸运了，是时候回报了。”
投身公益事业，韩红一方面想万古流芳，另一方面，“奶奶在天上看到，也会对我笑的”。
FW：可现如今中国的慈善环境并不好啊，而你现在又这么高调地做，更容易招骂啊。
韩红：是，但我老韩不怕。我们中国人对于慈善事业参与度不如外国，我要的就是关注度，才能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慈善里面来。
我个性就这样，你们爱骂什么骂去，我把评论关了，我也不看了。我把事儿做到了就行了。
FW：那你准备做多久？一辈子？
韩红：不止！我一直想，可能我老韩有一天没了，但我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还在。就像宋庆龄先生，她人不在了，但宋庆龄基金会一直还在。
说万古流芳可能有些过，但是真的希望能让我的爱心永远这么传递下去。
http://news.sohu.com/20130920/n386911819.shtml news.sohu.com false 新民晚报·新民网 http://ent.xinmin.cn/2013/09/20/21977310_2.html report 3390 出发的第二天，老韩怒了，准确地说是有点慌。因为与之前做百人援藏、百人援蒙的公益活动不同，这次做百人援疆，原来与韩红搭档的总指挥暂时不能到位。赶鸭子上架的韩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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