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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现代新资产阶级革命能取得成功吗?
当今世界,矛盾错综复杂,民意火焰东起西燃,中国亦不例外,千重因万种果,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性革命思潮,无产阶级希望捍卫自己的既有成果,而资产阶级却决心利用几十年来的丰厚积累实现自己的变色理想,如果说中国近代有过初级的旧资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现代新资产革命才是一次有积累的颠覆式计划。
若要对中国现各阶级进行分类的话,仍然没有脱离二分法,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主体及其它工薪主体,资产阶级仍由买办资本家、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等组成。
两大阶级当前的力量对比呈现极不对称状态,资产阶级已经居于实质性主导地位,而无产阶级只居于象征性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种颠倒性地位变化的原因是资本,资本的力量是决定阶级地位的最核心要素,其它都居于次要地位。
一 无产阶级的现实形势分析
1、庞大的工农阶级队伍被制度性虚无。我们把工人和农民仍然当作一个阶级来分析是基于一种制度要求,而非权利事实,从过去近四十年的实际进程看,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完全不被当作一个受尊重的阶级存在,他们非常接近于十九世纪英国工农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逐年下降,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留给他们的只有“同情”和“施舍”,主人翁已经不属于他们,他们的大多数很麻木、很小农、很易受欺骗。观察不同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一个非常简单清晰的对比点:资产阶级的意见通常可以上升为政策或得到政策的呵护,而无产阶级的意见大多会引来警察的“关照”。
2、觉醒的无产阶级队伍正在形成。如果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智慧和勇气,我可以列举近些年来国内无数次“工农事件”的例子以证实觉醒群体的存在,然而,现实环境不容许深入分析事件的性质及原因。不管如何间接,无产阶级队伍正在觉醒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再强大的制度压力和资本压力都改变不了这一基本存在,他们正从一个个小的萌芽发展成为一种自动自发。
写到这里,内心其实是很伤感的,先辈们革命了几十年,牺牲了无数生命,无产阶级好不容易赢得了独立的主人翁地位,政策一转向,他们就成了被剥削、被漠视的底层人民,下岗、失业、卖淫、偷窃、乞讨、失学、流民、新包身工等都成为他们的对应符号。这些可悲的处境逼迫他们要改变现实,如果说资产阶级想掀起革命的话,工农阶级就必须发起反对他们的革命。
3、无产阶级的思想引领者正逐步形成一个团队。工农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和决定力量,但无产阶级还需要自己的思想引领队伍,这个队伍必须有成熟的指导理论和源源不断的理论创新能力,只有用理论去指导无产阶级实践,才有可能与资产阶级取得相对平衡的社会认同,在文明时代,不管你居于何种阶级,要取得社会认同,前提是你必须赢得多数人的思想认同,思想支配是深度支配。
从官方角度看,中国并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理论捍卫者,更多的人士身上表现为投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言行随着指定性言行变化而变化,写马列毛著作的人不相信马列毛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他们写马列毛的动力在于靠这个吃饭,如果哪一天需要靠批马列毛吃饭,他们立即可以调转笔锋写出更多的批判读物,懂马列毛越多的人,批马列毛也会越尖锐激烈。
我们讲无产阶级思想引领者主要指民间思想者,他们的理论源于自己的信仰,源于自己的执着追求,他们不随着政治人物言行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独立于资本的控制体系,嘴巴开动权不取决于资本家的施舍。非常重要且可喜的现象是:一批民间人士正变得越来越成熟,他们对政治生态和形势发展的观察非常到位,他们拥有揭露资产阶级革命的敏锐眼光,他们有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4、***思想信仰者群体正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直以来,大家都把***员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我看来,这个说法至少在中短期内已经不很适用,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思想信仰者,这一批信仰者中具有相对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甚至是顽固的社会主义信仰,他们执着于完成***设计但没有完成的社会主义理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看,中国需要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中国需要清除他们。这个先锋队能走多远取决于很多因素,最终的决定因素是他们自己,不当寄生虫,才有真正的前途。
5、知识分子及公务人员队伍的两面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队伍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拥有资本。然而,这些人长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资性,他们习惯把资性当荣耀,部分人认为把自己混到工农一堆是个失体面的事情,他们热爱资本的原因在于能够更多地享受资本利益,“知识”成了他们吹捧资本并从资本中分得个别利润的资本。这个群体的两面性最明显体现在:一方面,他们必须靠吸食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作为基本的生存依靠,另一方面,他们又依赖寄生在资本家身上吸食一点多余的赘肉。
二 资产阶级的现实形势分析
1、教育的资本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保证。一个国家的变化,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教育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教育意识是精神繁殖的利器。新中国成立,中国教育的主体思想是社会主义,上世纪末期,中国教育的主体思想逐步转向为隐性资本主义,从教材选择和内容安排,西方教育观正一步步主导各个层次的教育主体,结出的最大教育硕果是:人的最大追求是资本,人的最高尚属性是自私。
到底谁推动了这场教育革命,我不敢妄加猜测和定论,但是,教育资本化的目标正渐进地实现,就是要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就是要为资产阶级革命培养队伍,这个队伍越庞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越深入人心,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牢固性会越来越坚。
2、各类资产阶级的大联盟整合速度越来越快。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类资产阶级经历了隐蔽、半公开、公开和被鼓励几个阶段,隐蔽是起步,半公开取得小发展,公开获得大突破,被鼓励将会达到高潮。成为资本家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荣耀,为了实现这种荣耀,各类资本家不得不动员全民争当资本家,然而,全民不可能都当资本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全民让资本家稳固地构建资本家联盟,这个联盟一旦形成并得到巩固,它们的目标当然不仅只是资本,而是服务于资本的权力。
在资本被大鼓励的同时,必然遭遇到来自于无产阶级队伍的集体抗拒,为了应对这一集体性阻力,资本家一方面动用资本决策权制定新的政策为资本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他们纵横捭阖,让资本在内部实现大重组,在外部渗透到全民资产中,力图实现国家资本化。如果无产阶级无法有效遏止这种势头,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将变得牢不可破。
3、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具有核能力。宣传,宣传,***的有力武器,无产阶级的成功法宝,现在,它在这个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微弱,它式微了。然而,宣传仍然是最有力的武器,只不过它已经为资本服务,资本控制了中国人的大脑,所有影响中国人日常思维的信息绝大部分均来源于资产阶级媒体,它是资本家制造出来的核武器,正宣传,反宣传,全都被玩弄于它的股掌之中,它不但可以让资产阶级的主体思想渗透到人的思想,而且可以切断无产阶级的宣传,它可以删了你的思想,它可以封了你的思想,它可以联合权力拆了你的宣传平台,它可以让接受资本思想的人仇恨无产阶级思想。
难道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媒体吗?有,有很多。然而,大多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或者说沦为资本媒体的附庸,它们过着小妾的生活,必须看“资本老爷”的脸色说话行事。
宣传战争的核武器是媒体。
4、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是收买、恫吓和血腥。资产阶级一旦形成独立的力量,它的目标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然而,长城不是一天修成的,它会分几个阶段,最原始的阶段是收买,收买人心,收买权力,关键是收买权力,中级阶段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恫吓,对权力进行讹诈恫吓,最后的收网阶段就是血腥夺权。只要是革命,都避免不了这几个阶段,新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
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不成熟革命不同的是,新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所采用的手段不同于故往,他们会把各种手段混合使用,不严格按照阶段论处理。这里面有一些特别令人难以琢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它们为何能够运用这些手段?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谁在为它们服务?无产阶级如何逐步沦为资产打压的对象?
5、资本阶级革命的外因及后台是资本主义集团。资产阶级能够且具备革命条件的内因是几十年政策变化使然,这是主因,是决定性因素,外因则是整个资本主义集团,尤其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主。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保障是资产阶级联盟自己,而仅有物质保障并不足以构成他们敢于冲动的必要条件,他们还需要来自于外部的支持力量,说得简单一些,中国资产阶级紧紧依靠的外部总后台是欧美两大实体,携手资本与欧美一起站台的还有国内部分官僚政客,外勾内联的态势是它们无视无产阶级呼声的重要原因。
6、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依靠工具。现已积累和正在鼓励的各种微观工具暂且不谈,从宏观上看,资产阶级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至少有三大为自己服务的工具:一是“混改”;二是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的资本化流动;三是国家各类资产的证券化。这里面隐藏着巨大财富重构的潜力,甚至带有隐性为资本服务的秘诀,长此以往,私有化不但得不到有效遏止,而且还会通过媒体宣传的影响力逐步将其转化为全社会可接受的“正能量”。
三 两大阵营的未来形势分析
1、《宪法》是否得到落实是决定两大阵营成败的关键。“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大家都懂,但“根本”指什么并不是谁都愿意去懂,“模糊根本”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共识,含糊的重心放在姓社姓资上面,而姓社姓资恰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核心,你模糊了这个,就抛弃了宪法。
现在的问题是,谁主导了这个模糊?谁延续了这个模糊?谁还想继续保持这个模糊?谁能纠正这个模糊?如果资本能继续主导这个模糊,那么,资产阶级最终必定会废除社会主义宪法,如果无产阶级能够不被打压地站出来捍卫宪法权威,两大阵营的有限平衡还能得到维持,若无产阶级沦为地下阶级的身份不变,必定是有人欢笑有人哭。
当前形势下,落实“六大权利”是关键之关键,“违宪无责”是亟待解决的顽症,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正迫不急待地准备更换宪法。
2、教育主导权的争夺是双方抢占制高点的对攻战。表面看,教育部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手上,实际上,教育的思想却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上,政治观,历史观,文化观,经济观,国防观,几乎都被套上西方枷锁,“不西化非教育”已经成为国人的主体认识,把社会主义教育观打倒成“非人性教育”也极具洗脑功能,它们用洗脑的手段把社会主义教育观描述成洗脑术,而把“兽性即人性”当成是人类必然价值,把“我即自私”当成是教育培养的重点,即使它们现在推崇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是精选封建思想的成份对人民加以奴化,以期彻底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文化的成功改造,几乎可以肯定地讲,正处于民间热潮中的所谓文化复兴其实是在构建一种封建式的资本主义文化,最终目的还是为资本权贵服务。
3、经济政策走向的争夺决定双方生死存亡。但凡懂得一丁点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道理,执政者决非不懂。然而,私有化的大潮并没有因为无产阶级的反对声音有所收敛,相反,仍在呈扩大趋势,每一次遇到阻力,政策就改头换面一次,你不让说私营,它就说民营,你不让说私分,它就说改制,你不让私企占有国企,它就说“混合”,你不让搞国资被侵吞,它就来个资产证券化,你不让耕地变卖,它就搞个土地流转,你不让放高利贷,它就来个民间融资,你不让外国人抢利国企,它就来个战略投资,你不让***,它就整个资本运作,十年不到,就整个出个“A帮万亿帝国”,千变万变,总是要私变。
实事求是地讲,无产阶级在经济政策的控制上面是很悲观的,暂时还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转变的苗头,社会主义的墙脚被挖空的那一天,无产阶级也便进入了绝望期,就该由他们准备再次革资产阶级的命了。
4、无产阶级必须要求清洁自己的政党。一般说来,清党的任务必须由中央来主导,只有自上而下,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自下而上的方法并非不可以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并非已经过时,基层无产阶级应该敢于独地提出整党清党要求,甚至可以列出不合格党员名单,要求相应的党组织清党,党的中央也应该顺应群众要求,及时制定清党的标准法则规章,主动地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革命性。让资产阶级的打手戴上无产阶级政党的帽子四处打击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基础必然面临威胁,更可怕的是,它将失去无产阶级的支持。
清党,无产阶级可以遏止资产阶级革命,不清党,资产阶级将优先动员自己的代理人从***内部革命。
5、权利的代表资格和权利行使能力需要有革命性转变。一个社会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类主体手中的权利有多少,要实现各类人群的权利,无非是决策层的组成,一方面是泛化的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是各级“两会”的人民代表。工作人员其实只能算执行者,按照宪法规定,所有的政府权力应源于人大,人大授权才是核心原则。有鉴于此,人大代表就非常关键,资产阶级或者其代理人垄断了人大,权力就只能为资本服务。
如果人大职能被虚化,那么,代表也就沦为木偶,所以,保证代表有效行使权利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人大和人大代表越无权,政策和法律就越有随意性,被资本收买和绑架的可能性就越大,政策执行的效果对无产阶级就越不利。
现代新资产阶级革命能成功吗?
结束语:回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天性矛盾毫无意义,认真研究和着力解决双方矛盾促进社会进步是必由之路,资产阶级想在中国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意志铁定无疑,无产阶级捍卫自己权利的道路异常艰险,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但阳光照到哪里取决于位置。
孙锡良:现代新资产阶级革命能取得成功吗?
当今世界,矛盾错综复杂,民意火焰东起西燃,中国亦不例外,千重因万种果,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性革命思潮,无产阶级希望捍卫自己的既有成果,而资产阶级却决心利用几十年来的丰厚积累实现自己的变色理想,如果说中国近代有过初级的旧资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现代新资产革命才是一次有积累的颠覆式计划。
若要对中国现各阶级进行分类的话,仍然没有脱离二分法,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主体及其它工薪主体,资产阶级仍由买办资本家、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等组成。
两大阶级当前的力量对比呈现极不对称状态,资产阶级已经居于实质性主导地位,而无产阶级只居于象征性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种颠倒性地位变化的原因是资本,资本的力量是决定阶级地位的最核心要素,其它都居于次要地位。
一 无产阶级的现实形势分析
1、庞大的工农阶级队伍被制度性虚无。我们把工人和农民仍然当作一个阶级来分析是基于一种制度要求,而非权利事实,从过去近四十年的实际进程看,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完全不被当作一个受尊重的阶级存在,他们非常接近于十九世纪英国工农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逐年下降,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留给他们的只有“同情”和“施舍”,主人翁已经不属于他们,他们的大多数很麻木、很小农、很易受欺骗。观察不同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一个非常简单清晰的对比点:资产阶级的意见通常可以上升为政策或得到政策的呵护,而无产阶级的意见大多会引来警察的“关照”。
2、觉醒的无产阶级队伍正在形成。如果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智慧和勇气,我可以列举近些年来国内无数次“工农事件”的例子以证实觉醒群体的存在,然而,现实环境不容许深入分析事件的性质及原因。不管如何间接,无产阶级队伍正在觉醒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再强大的制度压力和资本压力都改变不了这一基本存在,他们正从一个个小的萌芽发展成为一种自动自发。
写到这里,内心其实是很伤感的,先辈们革命了几十年,牺牲了无数生命,无产阶级好不容易赢得了独立的主人翁地位,政策一转向,他们就成了被剥削、被漠视的底层人民,下岗、失业、卖淫、偷窃、乞讨、失学、流民、新包身工等都成为他们的对应符号。这些可悲的处境逼迫他们要改变现实,如果说资产阶级想掀起革命的话,工农阶级就必须发起反对他们的革命。
3、无产阶级的思想引领者正逐步形成一个团队。工农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和决定力量,但无产阶级还需要自己的思想引领队伍,这个队伍必须有成熟的指导理论和源源不断的理论创新能力,只有用理论去指导无产阶级实践,才有可能与资产阶级取得相对平衡的社会认同,在文明时代,不管你居于何种阶级,要取得社会认同,前提是你必须赢得多数人的思想认同,思想支配是深度支配。
从官方角度看,中国并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理论捍卫者,更多的人士身上表现为投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言行随着指定性言行变化而变化,写马列毛著作的人不相信马列毛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他们写马列毛的动力在于靠这个吃饭,如果哪一天需要靠批马列毛吃饭,他们立即可以调转笔锋写出更多的批判读物,懂马列毛越多的人,批马列毛也会越尖锐激烈。
我们讲无产阶级思想引领者主要指民间思想者,他们的理论源于自己的信仰,源于自己的执着追求,他们不随着政治人物言行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独立于资本的控制体系,嘴巴开动权不取决于资本家的施舍。非常重要且可喜的现象是:一批民间人士正变得越来越成熟,他们对政治生态和形势发展的观察非常到位,他们拥有揭露资产阶级革命的敏锐眼光,他们有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4、***思想信仰者群体正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直以来,大家都把***员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我看来,这个说法至少在中短期内已经不很适用,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思想信仰者,这一批信仰者中具有相对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甚至是顽固的社会主义信仰,他们执着于完成***设计但没有完成的社会主义理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看,中国需要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中国需要清除他们。这个先锋队能走多远取决于很多因素,最终的决定因素是他们自己,不当寄生虫,才有真正的前途。
5、知识分子及公务人员队伍的两面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队伍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拥有资本。然而,这些人长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资性,他们习惯把资性当荣耀,部分人认为把自己混到工农一堆是个失体面的事情,他们热爱资本的原因在于能够更多地享受资本利益,“知识”成了他们吹捧资本并从资本中分得个别利润的资本。这个群体的两面性最明显体现在:一方面,他们必须靠吸食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作为基本的生存依靠,另一方面,他们又依赖寄生在资本家身上吸食一点多余的赘肉。
二 资产阶级的现实形势分析
1、教育的资本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保证。一个国家的变化,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教育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教育意识是精神繁殖的利器。新中国成立,中国教育的主体思想是社会主义,上世纪末期,中国教育的主体思想逐步转向为隐性资本主义,从教材选择和内容安排,西方教育观正一步步主导各个层次的教育主体,结出的最大教育硕果是:人的最大追求是资本,人的最高尚属性是自私。
到底谁推动了这场教育革命,我不敢妄加猜测和定论,但是,教育资本化的目标正渐进地实现,就是要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就是要为资产阶级革命培养队伍,这个队伍越庞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越深入人心,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牢固性会越来越坚。
2、各类资产阶级的大联盟整合速度越来越快。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类资产阶级经历了隐蔽、半公开、公开和被鼓励几个阶段,隐蔽是起步,半公开取得小发展,公开获得大突破,被鼓励将会达到高潮。成为资本家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荣耀,为了实现这种荣耀,各类资本家不得不动员全民争当资本家,然而,全民不可能都当资本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全民让资本家稳固地构建资本家联盟,这个联盟一旦形成并得到巩固,它们的目标当然不仅只是资本,而是服务于资本的权力。
在资本被大鼓励的同时,必然遭遇到来自于无产阶级队伍的集体抗拒,为了应对这一集体性阻力,资本家一方面动用资本决策权制定新的政策为资本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他们纵横捭阖,让资本在内部实现大重组,在外部渗透到全民资产中,力图实现国家资本化。如果无产阶级无法有效遏止这种势头,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将变得牢不可破。
3、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具有核能力。宣传,宣传,***的有力武器,无产阶级的成功法宝,现在,它在这个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微弱,它式微了。然而,宣传仍然是最有力的武器,只不过它已经为资本服务,资本控制了中国人的大脑,所有影响中国人日常思维的信息绝大部分均来源于资产阶级媒体,它是资本家制造出来的核武器,正宣传,反宣传,全都被玩弄于它的股掌之中,它不但可以让资产阶级的主体思想渗透到人的思想,而且可以切断无产阶级的宣传,它可以删了你的思想,它可以封了你的思想,它可以联合权力拆了你的宣传平台,它可以让接受资本思想的人仇恨无产阶级思想。
难道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媒体吗?有,有很多。然而,大多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或者说沦为资本媒体的附庸,它们过着小妾的生活,必须看“资本老爷”的脸色说话行事。
宣传战争的核武器是媒体。
4、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是收买、恫吓和血腥。资产阶级一旦形成独立的力量,它的目标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然而,长城不是一天修成的,它会分几个阶段,最原始的阶段是收买,收买人心,收买权力,关键是收买权力,中级阶段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恫吓,对权力进行讹诈恫吓,最后的收网阶段就是血腥夺权。只要是革命,都避免不了这几个阶段,新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
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不成熟革命不同的是,新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所采用的手段不同于故往,他们会把各种手段混合使用,不严格按照阶段论处理。这里面有一些特别令人难以琢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它们为何能够运用这些手段?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谁在为它们服务?无产阶级如何逐步沦为资产打压的对象?
5、资本阶级革命的外因及后台是资本主义集团。资产阶级能够且具备革命条件的内因是几十年政策变化使然,这是主因,是决定性因素,外因则是整个资本主义集团,尤其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主。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保障是资产阶级联盟自己,而仅有物质保障并不足以构成他们敢于冲动的必要条件,他们还需要来自于外部的支持力量,说得简单一些,中国资产阶级紧紧依靠的外部总后台是欧美两大实体,携手资本与欧美一起站台的还有国内部分官僚政客,外勾内联的态势是它们无视无产阶级呼声的重要原因。
6、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依靠工具。现已积累和正在鼓励的各种微观工具暂且不谈,从宏观上看,资产阶级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至少有三大为自己服务的工具:一是“混改”;二是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的资本化流动;三是国家各类资产的证券化。这里面隐藏着巨大财富重构的潜力,甚至带有隐性为资本服务的秘诀,长此以往,私有化不但得不到有效遏止,而且还会通过媒体宣传的影响力逐步将其转化为全社会可接受的“正能量”。
三 两大阵营的未来形势分析
1、《宪法》是否得到落实是决定两大阵营成败的关键。“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大家都懂,但“根本”指什么并不是谁都愿意去懂,“模糊根本”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共识,含糊的重心放在姓社姓资上面,而姓社姓资恰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核心,你模糊了这个,就抛弃了宪法。
现在的问题是,谁主导了这个模糊?谁延续了这个模糊?谁还想继续保持这个模糊?谁能纠正这个模糊?如果资本能继续主导这个模糊,那么,资产阶级最终必定会废除社会主义宪法,如果无产阶级能够不被打压地站出来捍卫宪法权威,两大阵营的有限平衡还能得到维持,若无产阶级沦为地下阶级的身份不变,必定是有人欢笑有人哭。
当前形势下,落实“六大权利”是关键之关键,“违宪无责”是亟待解决的顽症,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正迫不急待地准备更换宪法。
2、教育主导权的争夺是双方抢占制高点的对攻战。表面看,教育部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手上,实际上,教育的思想却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上,政治观,历史观,文化观,经济观,国防观,几乎都被套上西方枷锁,“不西化非教育”已经成为国人的主体认识,把社会主义教育观打倒成“非人性教育”也极具洗脑功能,它们用洗脑的手段把社会主义教育观描述成洗脑术,而把“兽性即人性”当成是人类必然价值,把“我即自私”当成是教育培养的重点,即使它们现在推崇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是精选封建思想的成份对人民加以奴化,以期彻底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文化的成功改造,几乎可以肯定地讲,正处于民间热潮中的所谓文化复兴其实是在构建一种封建式的资本主义文化,最终目的还是为资本权贵服务。
3、经济政策走向的争夺决定双方生死存亡。但凡懂得一丁点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道理,执政者决非不懂。然而,私有化的大潮并没有因为无产阶级的反对声音有所收敛,相反,仍在呈扩大趋势,每一次遇到阻力,政策就改头换面一次,你不让说私营,它就说民营,你不让说私分,它就说改制,你不让私企占有国企,它就说“混合”,你不让搞国资被侵吞,它就来个资产证券化,你不让耕地变卖,它就搞个土地流转,你不让放高利贷,它就来个民间融资,你不让外国人抢利国企,它就来个战略投资,你不让***,它就整个资本运作,十年不到,就整个出个“A帮万亿帝国”,千变万变,总是要私变。
实事求是地讲,无产阶级在经济政策的控制上面是很悲观的,暂时还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转变的苗头,社会主义的墙脚被挖空的那一天,无产阶级也便进入了绝望期,就该由他们准备再次革资产阶级的命了。
4、无产阶级必须要求清洁自己的政党。一般说来,清党的任务必须由中央来主导,只有自上而下,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自下而上的方法并非不可以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并非已经过时,基层无产阶级应该敢于独地提出整党清党要求,甚至可以列出不合格党员名单,要求相应的党组织清党,党的中央也应该顺应群众要求,及时制定清党的标准法则规章,主动地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革命性。让资产阶级的打手戴上无产阶级政党的帽子四处打击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基础必然面临威胁,更可怕的是,它将失去无产阶级的支持。
清党,无产阶级可以遏止资产阶级革命,不清党,资产阶级将优先动员自己的代理人从***内部革命。
5、权利的代表资格和权利行使能力需要有革命性转变。一个社会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类主体手中的权利有多少,要实现各类人群的权利,无非是决策层的组成,一方面是泛化的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是各级“两会”的人民代表。工作人员其实只能算执行者,按照宪法规定,所有的政府权力应源于人大,人大授权才是核心原则。有鉴于此,人大代表就非常关键,资产阶级或者其代理人垄断了人大,权力就只能为资本服务。
如果人大职能被虚化,那么,代表也就沦为木偶,所以,保证代表有效行使权利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人大和人大代表越无权,政策和法律就越有随意性,被资本收买和绑架的可能性就越大,政策执行的效果对无产阶级就越不利。
现代新资产阶级革命能成功吗?
结束语:回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天性矛盾毫无意义,认真研究和着力解决双方矛盾促进社会进步是必由之路,资产阶级想在中国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意志铁定无疑,无产阶级捍卫自己权利的道路异常艰险,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但阳光照到哪里取决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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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49079919.html
法无禁止即可为-------七旬老人公交车上大便:我又不犯法,你们管不着!
公交车是我们很多人每天上下班必须要搭乘的交通工具,需要大家的爱护。可是,昨日上午,一辆运行中的A1路公交车,竟然变成了公共厕所。一名70多岁的老人竟当着全车人的面,将一个塑料袋当成坐便器,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公交车上大便,这引起乘客公愤了。
乘客
邻座老人在车上大便
昨日上午9点,杨小姐吃完早餐前去上班。A1路是她每天上下班必须乘坐的交通工具。刚到站台,一辆双层公交车便来了,不仅省去了等待的煎熬,还在上层找到一个空位坐下,这让她心情大好。可随后车上发生的一幕却让她再也高兴不起来。
行驶到金马碧鸡坊附近时遇上红灯,公交车停了下来。此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径直朝楼梯走去,“可能老人要下车吧。”她并没有多想。
“你干什么嘛?太恶心了。”几秒后,一声尖叫在车内响起。声源来自楼梯口座位上的女士,顺着她注视的方向,乘客们纷纷朝着楼梯口看去。
此时,杨小姐也闻到了臭味,而之前坐在她旁边的那位老人正在楼梯口大便。眼前的一幕,让她顿时肠胃翻滚,几近呕吐。
乘客们大家七嘴八舌开始指责老人“太没素质了。”“这是公交车啊,怎么能这样?”“真恶心,我要吐了。”有的还骂道:“滚下去,别恶心人了。”
见自己的行为引起公愤,老人迅速掏出手纸解决“战斗”,拉上裤子并提起之前方便时的“容器”——一个透明塑料袋走回车厢,乘客们纷纷避让。
老人
在公交车上方便不犯法
听到上层车厢传来的责骂声,公交女司机李大姐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立即靠边停车前去查看,此时,老人仍在“舌战群雄”。虽然自己也觉得恶心,但作为司机,李大姐只能硬着头皮上前说:“老人家,公交车是公共交通工具,你怎么能在车厢内方便呢?如果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叫我停车啊。”
“我是不舒服,不就是拉个屎么,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方便一下怎么了,又不犯法。”老人说。
“身体不适我们可以理解,但也不能随地大小便啊。”李大姐说。
“我又没弄脏你的车,都在这袋子里面呢。”老人扬起塑料袋,晃了晃。
“你把车厢弄得臭烘烘的,别人怎么坐?”一位男乘客指责道。
“这样就不臭了。”话音没落,塑料袋已被老人从窗口扔出车窗。
随后,李大姐回到驾驶位向车队控制中心求助。乘客纷纷换了座位或是走到下层躲避,有不堪忍受者干脆提前下了车;这位老人则在两个站后下车扬长而去。
法无禁止即可为-------七旬老人公交车上大便:我又不犯法,你们管不着!
公交车是我们很多人每天上下班必须要搭乘的交通工具,需要大家的爱护。可是,昨日上午,一辆运行中的A1路公交车,竟然变成了公共厕所。一名70多岁的老人竟当着全车人的面,将一个塑料袋当成坐便器,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公交车上大便,这引起乘客公愤了。
乘客
邻座老人在车上大便
昨日上午9点,杨小姐吃完早餐前去上班。A1路是她每天上下班必须乘坐的交通工具。刚到站台,一辆双层公交车便来了,不仅省去了等待的煎熬,还在上层找到一个空位坐下,这让她心情大好。可随后车上发生的一幕却让她再也高兴不起来。
行驶到金马碧鸡坊附近时遇上红灯,公交车停了下来。此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径直朝楼梯走去,“可能老人要下车吧。”她并没有多想。
“你干什么嘛?太恶心了。”几秒后,一声尖叫在车内响起。声源来自楼梯口座位上的女士,顺着她注视的方向,乘客们纷纷朝着楼梯口看去。
此时,杨小姐也闻到了臭味,而之前坐在她旁边的那位老人正在楼梯口大便。眼前的一幕,让她顿时肠胃翻滚,几近呕吐。
乘客们大家七嘴八舌开始指责老人“太没素质了。”“这是公交车啊,怎么能这样?”“真恶心,我要吐了。”有的还骂道:“滚下去,别恶心人了。”
见自己的行为引起公愤,老人迅速掏出手纸解决“战斗”,拉上裤子并提起之前方便时的“容器”——一个透明塑料袋走回车厢,乘客们纷纷避让。
老人
在公交车上方便不犯法
听到上层车厢传来的责骂声,公交女司机李大姐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立即靠边停车前去查看,此时,老人仍在“舌战群雄”。虽然自己也觉得恶心,但作为司机,李大姐只能硬着头皮上前说:“老人家,公交车是公共交通工具,你怎么能在车厢内方便呢?如果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叫我停车啊。”
“我是不舒服,不就是拉个屎么,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方便一下怎么了,又不犯法。”老人说。
“身体不适我们可以理解,但也不能随地大小便啊。”李大姐说。
“我又没弄脏你的车,都在这袋子里面呢。”老人扬起塑料袋,晃了晃。
“你把车厢弄得臭烘烘的,别人怎么坐?”一位男乘客指责道。
“这样就不臭了。”话音没落,塑料袋已被老人从窗口扔出车窗。
随后,李大姐回到驾驶位向车队控制中心求助。乘客纷纷换了座位或是走到下层躲避,有不堪忍受者干脆提前下了车;这位老人则在两个站后下车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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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间问题的核心源于孩子姓氏
研究背景及意义: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双独可以生两孩,单独两孩政策,双方都非独生仍然生一孩,大多省份农村第一孩为女儿可以再生一孩。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在基层尤其是县级以下很难落实,很多人受传统思想束缚认为只有生儿子的才可以传宗接代而选择性别,或超生直到生儿子为止,选择性别让女性身心受到伤害也导致性别比失衡,男多女少或人口仍在增长。性别失衡会带来适婚男性难找配偶,带来性暴力性犯罪等社会不稳定等因素。人口增长在中国人均资源少的环境下给有限的资源环境带来很大压力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稳定或逐步降到世界平均人口密度水平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人口更新率是每对夫妻生2孩,允许每对夫妻可以生两孩会长期来看不会带来人口增长而是会保持数量稳定。同时生两孩相对生一孩减少了失独危害的可能性。虽然在数量上基本稳定,但性别结构上也可能存在问题,假如只有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不能改变,必然会造成性别比失衡,人口性别比失衡也影响人口稳定目标的实现,比如生两就存在两男孩占1/4,一男一女占1/2,两女占1/4,男女各占一半,这当然是在没有性别选择下的情况,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男的会多于女的。有些农村夫妇生两女的会继续超生,直到生儿子为止。也就是说全国有接近1/4家庭超生可能,就算只有1/5家庭进行超生一个孩子,那么全国就会有1/40孩子多出来,相当于人口增长2.5%,那么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目标很可能落空,给国家资源环境带来很多压力啊。
中国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增长在我国抵消了一部分的经济增长。因为我国是土地、矿产等资源相对有限根据经济学原理劳动力与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配比合适才能生产最大的产品与劳务,而目前我国现状是劳动力总体过量。使得我国提出的人均GDP翻番的实现时间会拖后。
可行性:
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能改变思想允许孩子自由随父,随母姓。
二、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服务业社会,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低,使得男女区别越来越小,男的能干的行业基本女的也能干,男女收入差距越来越小。女的越来越有与男人的对等经济基础。
三、很多年轻人希望有孩子随女方姓。
现今问题存在原因:
一、思想原因: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导致性别选择或超生。
二、经济社会原因:一些地方在财产继承上、农村土地承包上男的有份女的没份。
三、我国人口数量过大,再加上以农民为主的超生者超生问题突出,所以没有普遍允许生两孩。
对策及建议:
一、国家清理一切有违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财产继承,土地承包权,结婚落户政策等区别对等男女的法规政策或土政策、办法。并加强法律法规的监督,严肃查处违反男女平等法律法规行为。
二、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建设,扩面与提高保障标准,使得养老经济方面不靠儿子靠社保。
三、全社会大力宣传教育一孩随父姓一孩随母姓的意义,让全国人民普遍认同此做法,从而才能去采用此做法。
三、通过科学统计预测我国人口变化制定普遍生两孩生育政策的时间表并向社会公布,给社会一个预期。
研究现状: 现有研究大多提倡孩子随父母姓自由,没说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或者研究单独提倡普遍生两孩。我提出的是两者的组合政策,两者组合才能发挥更大效用。既能稳定人口数量又能使性别结构平衡,还能落实男女平等的政策以及促进夫妻感情。人口数量稳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很有利的。
男女间问题的核心源于孩子姓氏
研究背景及意义: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双独可以生两孩,单独两孩政策,双方都非独生仍然生一孩,大多省份农村第一孩为女儿可以再生一孩。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在基层尤其是县级以下很难落实,很多人受传统思想束缚认为只有生儿子的才可以传宗接代而选择性别,或超生直到生儿子为止,选择性别让女性身心受到伤害也导致性别比失衡,男多女少或人口仍在增长。性别失衡会带来适婚男性难找配偶,带来性暴力性犯罪等社会不稳定等因素。人口增长在中国人均资源少的环境下给有限的资源环境带来很大压力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稳定或逐步降到世界平均人口密度水平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人口更新率是每对夫妻生2孩,允许每对夫妻可以生两孩会长期来看不会带来人口增长而是会保持数量稳定。同时生两孩相对生一孩减少了失独危害的可能性。虽然在数量上基本稳定,但性别结构上也可能存在问题,假如只有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不能改变,必然会造成性别比失衡,人口性别比失衡也影响人口稳定目标的实现,比如生两就存在两男孩占1/4,一男一女占1/2,两女占1/4,男女各占一半,这当然是在没有性别选择下的情况,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男的会多于女的。有些农村夫妇生两女的会继续超生,直到生儿子为止。也就是说全国有接近1/4家庭超生可能,就算只有1/5家庭进行超生一个孩子,那么全国就会有1/40孩子多出来,相当于人口增长2.5%,那么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目标很可能落空,给国家资源环境带来很多压力啊。
中国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增长在我国抵消了一部分的经济增长。因为我国是土地、矿产等资源相对有限根据经济学原理劳动力与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配比合适才能生产最大的产品与劳务,而目前我国现状是劳动力总体过量。使得我国提出的人均GDP翻番的实现时间会拖后。
可行性:
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能改变思想允许孩子自由随父,随母姓。
二、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服务业社会,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低,使得男女区别越来越小,男的能干的行业基本女的也能干,男女收入差距越来越小。女的越来越有与男人的对等经济基础。
三、很多年轻人希望有孩子随女方姓。
现今问题存在原因:
一、思想原因: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导致性别选择或超生。
二、经济社会原因:一些地方在财产继承上、农村土地承包上男的有份女的没份。
三、我国人口数量过大,再加上以农民为主的超生者超生问题突出,所以没有普遍允许生两孩。
对策及建议:
一、国家清理一切有违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财产继承,土地承包权,结婚落户政策等区别对等男女的法规政策或土政策、办法。并加强法律法规的监督,严肃查处违反男女平等法律法规行为。
二、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建设,扩面与提高保障标准,使得养老经济方面不靠儿子靠社保。
三、全社会大力宣传教育一孩随父姓一孩随母姓的意义,让全国人民普遍认同此做法,从而才能去采用此做法。
三、通过科学统计预测我国人口变化制定普遍生两孩生育政策的时间表并向社会公布,给社会一个预期。
研究现状: 现有研究大多提倡孩子随父母姓自由,没说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或者研究单独提倡普遍生两孩。我提出的是两者的组合政策,两者组合才能发挥更大效用。既能稳定人口数量又能使性别结构平衡,还能落实男女平等的政策以及促进夫妻感情。人口数量稳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很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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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是中国众多无人区的最后遮羞布!
------一位大学老师说如果中国社会全面放开户口将接二连三出现行政无人区的感慨!
汪华斌
昨天我与一位大学老师谈论东北一年走掉400万人的话题,我说按照这样地快速流动最后东三省可以变成无人区了。这位老师说现在的中国,如果真的将户口与工作一体化;而且实现失去工作能力的父母亲户口跟随子女的原则,全国将有很多城市和乡镇都是行政无人区;即在当地就业的除了政府官员和服务人员,没有其它任何实体经济的区域就是行政无人区;即取消政府机构后就是名副其实的无人区了。也就是说我们社会现在是就业大城市化,而户口却还在原老家的比比皆是;所以老家行政管理有法可依的就是户籍,所以这些户籍人口大于实际居住人口的地方都将是行政无人区。
是啊!我老家鄂州市农村就是这样的结构,如我老家是一个只有50多户的小山村;全村人口也就是不到二百人。然而现在实际在农村种田(指种水稻的)只有三位老人,而在农村种菜的老人还有十来人;如我的母亲八十多岁就自己种菜。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年轻人帮助这些老人种田或种菜,因为有的年轻人常年在外;连自己的孩子也带到外地去了,所以这个小山村里平常只有这十几个老人和几个孩子;因为年轻人全部在外地或外面自谋出路去了。如果我们社会真的实现在哪里就业就在哪里上户口的原则,而且同时还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户口跟随子女。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老家这个小山村就只剩下二个人了;因为这两个人是吃农村低保的孤寡老人。一个近二百人的山村如果改变户籍管理就只剩下两个人了,难道这个小山村还能不是无人区吗?但因为现在就业都不能解决户口,所以我老家这个小山村竟然还有大学毕业几年了竟然户口还在农村;所以我们老家那里虽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但组织部门依然庞大;因为村干部办公大楼就有几十个办公室,你能说这里的办公人员会少吗?因为我们社会绝大多数山村与我老家这个山村惊人相似,你能说我们那里的村干部能不被取消吗?就因为户口现在还在农村,所以农村的各级组织依然存在。而与此同时的是这些人在打工的地方同样需要人管理,所以我们社会现在是人多的地方管理工作忙不过来;而没有人的地方,各项管理工作照样进行;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管理人员数量也是两极分化的原因。虽然我们社会有按照人口定员的组织原则,但临时聘请管理人员的比比皆是;这也是我们社会现在各级组织部门其临时工高于正式定员总数的原因。
有人肯定会说为什么大城市就业这么聚集人,难道真的是知识经济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社会现在的政府投资成为了就业主体,如我们武汉市能够同时投资多个几百亿的项目;如地铁,这就是接二连三的开工项目。正因为如此,这能聚集多少人就业;同时它又能外延多少服务行业,所以才出现越是大城市越好就业的中国特色。然而这么多人聚集在大城市里来吃蛋糕,其中绝大多数人竟然户口还在农村;这就是中国特色。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城市里的各级政府越来越富的原因,因为这些就业之人实际并没有享受正式职工的待遇。有人说是市民待遇,现在的市民有什么待遇;就是廉租房和吃低保,其它的待遇都由单位发放;如职工养老金,职工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各式各样的福利补贴等。正因为绝大多数就业的人不是正式职工,所以这些职工待遇也就没有了;因而用工成本大幅度下降。这也是我们社会现在虽然回扣潜规则实际永远存在,但工程质量却下降不大的原因;因为农民工成为中国政府工程减少成本的主要原因。
现在广东开始对小城镇放开户口了,即一些多年在此工作的人起码可以解决户口;然而这里面实际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小孩子和老人的户口何时能解决还是未知数。再加上老家的责任田与宅基地的问题如何补偿,这些都是我们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就是在城市自谋职业的人,这些人的户口如何解决。也就是说我们社会的户籍成为组织机构的依据,结果很多无人区实际各种组织健全;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特色。
如果按照有稳定收入来源地作为户口的依据,并同时将原来承包的责任田和农村住房进行补偿而收归国有;并对户籍人口大于常住人口的地方进行整体搬迁与合并,我们社会是不是能马上就出现无数个无人区;这对我们社会的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呀。现在是无人区也是高楼大厦林立,所以到处是鬼城与***;这就是我们社会资源浪费的集中表现。将收归国有的住房全部拆毁,而且将土地进行原始生态化;从而使我们社会回归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同时还能为我们社会减少多少干部编制呀。谁都知道类似保甲制度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既不现代又反人性还违背了自由迁徙的规则;户籍制度在中国没有被骂倒,缘于户籍制度背后的公共服务无法实现均等化。一方面是进城就业的农民无法得到国有职工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是农民老家的承包责任田与宅基地获利的依然也不是农民;因为各级干部成为这些利益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所以就业地不愿意接纳农民的户口,而无人区的各级政府也不愿意本地户口大量迁出;这就是改革造成的我们全社会的人没有均等化权利的原因,也就不可能存在自由迁徙制度。
为什么人口快速地向大城市聚集,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大城市同样也不是工业规模化的产物,所以人口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竟然同样越来越没有实体经济的源泉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城市也不愿意真正接纳就业者户口的原因。在这样的特色演绎下,中国的城市与无人区是两个极端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
户口是中国众多无人区的最后遮羞布!
------一位大学老师说如果中国社会全面放开户口将接二连三出现行政无人区的感慨!
汪华斌
昨天我与一位大学老师谈论东北一年走掉400万人的话题,我说按照这样地快速流动最后东三省可以变成无人区了。这位老师说现在的中国,如果真的将户口与工作一体化;而且实现失去工作能力的父母亲户口跟随子女的原则,全国将有很多城市和乡镇都是行政无人区;即在当地就业的除了政府官员和服务人员,没有其它任何实体经济的区域就是行政无人区;即取消政府机构后就是名副其实的无人区了。也就是说我们社会现在是就业大城市化,而户口却还在原老家的比比皆是;所以老家行政管理有法可依的就是户籍,所以这些户籍人口大于实际居住人口的地方都将是行政无人区。
是啊!我老家鄂州市农村就是这样的结构,如我老家是一个只有50多户的小山村;全村人口也就是不到二百人。然而现在实际在农村种田(指种水稻的)只有三位老人,而在农村种菜的老人还有十来人;如我的母亲八十多岁就自己种菜。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年轻人帮助这些老人种田或种菜,因为有的年轻人常年在外;连自己的孩子也带到外地去了,所以这个小山村里平常只有这十几个老人和几个孩子;因为年轻人全部在外地或外面自谋出路去了。如果我们社会真的实现在哪里就业就在哪里上户口的原则,而且同时还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户口跟随子女。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老家这个小山村就只剩下二个人了;因为这两个人是吃农村低保的孤寡老人。一个近二百人的山村如果改变户籍管理就只剩下两个人了,难道这个小山村还能不是无人区吗?但因为现在就业都不能解决户口,所以我老家这个小山村竟然还有大学毕业几年了竟然户口还在农村;所以我们老家那里虽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但组织部门依然庞大;因为村干部办公大楼就有几十个办公室,你能说这里的办公人员会少吗?因为我们社会绝大多数山村与我老家这个山村惊人相似,你能说我们那里的村干部能不被取消吗?就因为户口现在还在农村,所以农村的各级组织依然存在。而与此同时的是这些人在打工的地方同样需要人管理,所以我们社会现在是人多的地方管理工作忙不过来;而没有人的地方,各项管理工作照样进行;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管理人员数量也是两极分化的原因。虽然我们社会有按照人口定员的组织原则,但临时聘请管理人员的比比皆是;这也是我们社会现在各级组织部门其临时工高于正式定员总数的原因。
有人肯定会说为什么大城市就业这么聚集人,难道真的是知识经济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社会现在的政府投资成为了就业主体,如我们武汉市能够同时投资多个几百亿的项目;如地铁,这就是接二连三的开工项目。正因为如此,这能聚集多少人就业;同时它又能外延多少服务行业,所以才出现越是大城市越好就业的中国特色。然而这么多人聚集在大城市里来吃蛋糕,其中绝大多数人竟然户口还在农村;这就是中国特色。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城市里的各级政府越来越富的原因,因为这些就业之人实际并没有享受正式职工的待遇。有人说是市民待遇,现在的市民有什么待遇;就是廉租房和吃低保,其它的待遇都由单位发放;如职工养老金,职工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各式各样的福利补贴等。正因为绝大多数就业的人不是正式职工,所以这些职工待遇也就没有了;因而用工成本大幅度下降。这也是我们社会现在虽然回扣潜规则实际永远存在,但工程质量却下降不大的原因;因为农民工成为中国政府工程减少成本的主要原因。
现在广东开始对小城镇放开户口了,即一些多年在此工作的人起码可以解决户口;然而这里面实际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小孩子和老人的户口何时能解决还是未知数。再加上老家的责任田与宅基地的问题如何补偿,这些都是我们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就是在城市自谋职业的人,这些人的户口如何解决。也就是说我们社会的户籍成为组织机构的依据,结果很多无人区实际各种组织健全;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特色。
如果按照有稳定收入来源地作为户口的依据,并同时将原来承包的责任田和农村住房进行补偿而收归国有;并对户籍人口大于常住人口的地方进行整体搬迁与合并,我们社会是不是能马上就出现无数个无人区;这对我们社会的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呀。现在是无人区也是高楼大厦林立,所以到处是鬼城与***;这就是我们社会资源浪费的集中表现。将收归国有的住房全部拆毁,而且将土地进行原始生态化;从而使我们社会回归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同时还能为我们社会减少多少干部编制呀。谁都知道类似保甲制度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既不现代又反人性还违背了自由迁徙的规则;户籍制度在中国没有被骂倒,缘于户籍制度背后的公共服务无法实现均等化。一方面是进城就业的农民无法得到国有职工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是农民老家的承包责任田与宅基地获利的依然也不是农民;因为各级干部成为这些利益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所以就业地不愿意接纳农民的户口,而无人区的各级政府也不愿意本地户口大量迁出;这就是改革造成的我们全社会的人没有均等化权利的原因,也就不可能存在自由迁徙制度。
为什么人口快速地向大城市聚集,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大城市同样也不是工业规模化的产物,所以人口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竟然同样越来越没有实体经济的源泉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城市也不愿意真正接纳就业者户口的原因。在这样的特色演绎下,中国的城市与无人区是两个极端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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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都死光了 人还能挺多久?(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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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疯了!日本安保法案强行通过,下一步还要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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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9日凌晨2时18分,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执政党等政党的赞成票占多数,通过了旨在放宽日本军事活动限制的安保法案。安保法案的通过是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它将使得日本获得更为宽松的军事活动环境,同时也有可能使得日本卷入战争。
安保法案的实质就是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旨在扩大自卫队海内外军事活动。当日本或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胁、存在国民权利被彻底剥夺的危险时;当无法寻求其他可执行方式来抵抗攻击,及保证日本存亡不受威胁,并保护本国民众时;对于军事的使用度可以降到最低时,允许日本向他国动武。也就是说,即使日本没有直接受到攻击,仅仅只是“威胁”,也可以对他国行使武力;日本政府在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随时可以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支持外国军队。
中方回应日本通过安保法案: 敦促日方吸取历史教训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日本国会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案答记者问。洪磊说: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日本国会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案,是战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日方近来加紧强化军事力量,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与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是否要放弃专守防卫政策和战后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质疑。我们郑重敦促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重视亚洲邻国安全关切,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专家:日本下一步有可能修改宪法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接受强国论坛采访中表示,日本通过安保法案下一步举措有可能一举推动修改日本宪法。刘江永认为,下一步安倍一定会考虑改组内阁。改组内阁是为了明年7月参议院选举当中大获全胜,一举推动修改日本宪法,把宪法修改了,目前通过安保法的这些东西就会固定下来,甚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安保法的一些规定,从一个和平国家向一个战争国家的方向进一步向前迈进。
刘江永在采访中表示,日本安保法案有可能使其卷入国际军事冲突。这不仅是日本和邻国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在美国的敦促下,有可能导致日本卷入战争,或者日本人本身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的袭击,使得和平、稳定、安全的日本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
新安保法对中国有何影响?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吴怀中认为:安倍一直强调要“无缝应对”不同层级的安全事态。为了保卫广义上的日本安全,新安保法主要按照由轻到重的三个不同层级的事态,设计出了应对之策,它们分别是:应对“灰色地带事态”、应对“重要影响事态”、应对“武力攻击以及存亡危机事态”。
应对灰色地带事态,可谓三个层级中针对中国最明显的一个领域。这种事态被日方认为介于战争与和平状态之间,不宜从一开始就动用军队、使用正规武力来应对,例如外国军舰擅自侵入日本领海、外国的武装渔民非法登陆并侵占日本的离岛等。安倍政权臆测,这种事态是中日之间最有可能发生的一种低烈度危机事态,地点就是其西南诸岛。为此,日本采用了修改《自卫队法》相关条例(以及完善行政指令体系)等一系列措施。
最严重的层级是应对武力攻击以及存亡危机事态。在应对这一级事态中,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关系亲密的国家一起动用武力。安倍曾在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范围时举例,比如在中东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如有国家在海湾布雷阻断正常通航,而日本认定这种事态、特别是海湾石油关系其生死存亡的话,那么就可以帮美国等国扫雷。另外一个例子是弹道导弹防御(BMD),如果有国家使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那么日本不能坐视不管可以帮助美国进行导弹防御。既然能把距日本很远的霍尔木兹海峡扫雷视为存亡危机事态,把和日本无直接关系的攻击美国的弹道导弹视为存亡危机事态,从逻辑推理可知,如果日本周边(黄海及朝鲜半岛、东海、南海等)发生紧急事态,安倍政权则更有理由将其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从而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了。而日本的周边事态,也是中国的周边事态,如果这些区域发生各种危机事态,根据新安保法,日本将可以找到理由和依据来强行介入,对其认定的亲密国家行使集体自卫权,或提供后勤支援等。这种趋势和局面,无疑将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更大压力,也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的安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网友评日本安保法案通过:多行不义必自毙
暮予_咏:我们只需要坚持一个道理:强大自己。不管他人怎么作,都能因为自身的强大波澜不惊。最后,多行不义必自毙。
Gojdrh:欲让其灭亡,必让其先疯狂,安倍疯了。
Well_Constantine:我们无法决定其他民族的命运,但是中华当自强不息。
林立群嘻嘻: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20迈上高速:这不只是对一个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
小玻璃猫:中国刚宣布裁军30万,而日本却在918这天通过新安保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将其诛之!
(责任编辑:代睿 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网强国论坛、新华网、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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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9日凌晨2时18分,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执政党等政党的赞成票占多数,通过了旨在放宽日本军事活动限制的安保法案。安保法案的通过是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它将使得日本获得更为宽松的军事活动环境,同时也有可能使得日本卷入战争。
安保法案的实质就是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旨在扩大自卫队海内外军事活动。当日本或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胁、存在国民权利被彻底剥夺的危险时;当无法寻求其他可执行方式来抵抗攻击,及保证日本存亡不受威胁,并保护本国民众时;对于军事的使用度可以降到最低时,允许日本向他国动武。也就是说,即使日本没有直接受到攻击,仅仅只是“威胁”,也可以对他国行使武力;日本政府在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随时可以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支持外国军队。
中方回应日本通过安保法案: 敦促日方吸取历史教训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日本国会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案答记者问。洪磊说: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日本国会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案,是战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日方近来加紧强化军事力量,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与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是否要放弃专守防卫政策和战后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质疑。我们郑重敦促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重视亚洲邻国安全关切,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专家:日本下一步有可能修改宪法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接受强国论坛采访中表示,日本通过安保法案下一步举措有可能一举推动修改日本宪法。刘江永认为,下一步安倍一定会考虑改组内阁。改组内阁是为了明年7月参议院选举当中大获全胜,一举推动修改日本宪法,把宪法修改了,目前通过安保法的这些东西就会固定下来,甚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安保法的一些规定,从一个和平国家向一个战争国家的方向进一步向前迈进。
刘江永在采访中表示,日本安保法案有可能使其卷入国际军事冲突。这不仅是日本和邻国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在美国的敦促下,有可能导致日本卷入战争,或者日本人本身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的袭击,使得和平、稳定、安全的日本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
新安保法对中国有何影响?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吴怀中认为:安倍一直强调要“无缝应对”不同层级的安全事态。为了保卫广义上的日本安全,新安保法主要按照由轻到重的三个不同层级的事态,设计出了应对之策,它们分别是:应对“灰色地带事态”、应对“重要影响事态”、应对“武力攻击以及存亡危机事态”。
应对灰色地带事态,可谓三个层级中针对中国最明显的一个领域。这种事态被日方认为介于战争与和平状态之间,不宜从一开始就动用军队、使用正规武力来应对,例如外国军舰擅自侵入日本领海、外国的武装渔民非法登陆并侵占日本的离岛等。安倍政权臆测,这种事态是中日之间最有可能发生的一种低烈度危机事态,地点就是其西南诸岛。为此,日本采用了修改《自卫队法》相关条例(以及完善行政指令体系)等一系列措施。
最严重的层级是应对武力攻击以及存亡危机事态。在应对这一级事态中,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关系亲密的国家一起动用武力。安倍曾在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范围时举例,比如在中东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如有国家在海湾布雷阻断正常通航,而日本认定这种事态、特别是海湾石油关系其生死存亡的话,那么就可以帮美国等国扫雷。另外一个例子是弹道导弹防御(BMD),如果有国家使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那么日本不能坐视不管可以帮助美国进行导弹防御。既然能把距日本很远的霍尔木兹海峡扫雷视为存亡危机事态,把和日本无直接关系的攻击美国的弹道导弹视为存亡危机事态,从逻辑推理可知,如果日本周边(黄海及朝鲜半岛、东海、南海等)发生紧急事态,安倍政权则更有理由将其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从而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了。而日本的周边事态,也是中国的周边事态,如果这些区域发生各种危机事态,根据新安保法,日本将可以找到理由和依据来强行介入,对其认定的亲密国家行使集体自卫权,或提供后勤支援等。这种趋势和局面,无疑将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更大压力,也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的安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网友评日本安保法案通过:多行不义必自毙
暮予_咏:我们只需要坚持一个道理:强大自己。不管他人怎么作,都能因为自身的强大波澜不惊。最后,多行不义必自毙。
Gojdrh:欲让其灭亡,必让其先疯狂,安倍疯了。
Well_Constantine:我们无法决定其他民族的命运,但是中华当自强不息。
林立群嘻嘻: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20迈上高速:这不只是对一个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
小玻璃猫:中国刚宣布裁军30万,而日本却在918这天通过新安保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将其诛之!
(责任编辑:代睿 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网强国论坛、新华网、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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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博导农村调查:勤劳未必致富 癌症病人越来越多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1/09/58/2_1.html
自2005年以来,身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我,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了一个生态农场。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应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调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调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13年春节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进入7月,调查区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
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农药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调查之四:河流变成臭水沟
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较大的河流,从江苏入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沿河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就是靠这条小河生活,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进行水处理。这条河至今也是临沂市以及沿线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进行各种水处理措施。
过去村里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这条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是用这条河去除身上的热气,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权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
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小河再往远处流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胆小的孩子是不敢走进去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小黄雀的鸟,羽毛金黄,小而灵活,孩子们的弹弓很难打到它。一到夏天,数不尽的知了响彻整个森林,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下课就去粘知了,拣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蝉,金蝉是蝉的幼虫,脱壳之后就成了蝉)。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内地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蒋家庄的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除去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 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引起重视。
调查之七: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调查之八:勤劳未必能致富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缘”。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三生有缘”,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坚强就一个儿子,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是不够。
四是养猪赔钱。蒋坚强去年养殖了50头猪,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那场猪瘟,蒋坚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当年万元户蒋坚强的返贫,也造成了许多相信勤劳致富、坚持务农的农民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勤劳致富被逆淘汰。
那么什么人在农村能够致富呢?据调查,下述3类人在农村是赚了钱的:
一是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头搞起来蛋鸡养殖场,养殖的废水直接冲进金线河,散发出来的臭味遭到村民暗骂。该蛋鸡场引进所谓的科学技术,让每只鸡一年可产400多个鸡蛋,常年不见阳光,抗生素、激素不断,他们生产的这种鸡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贩子卖到城市里去了。这种牺牲他人生存空间的人能够赚钱,牺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够赚钱,更奇怪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将这样的人树立为典型,这不是鼓励农民赚黑心钱吗?
二是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村里没有什么工业,不料,原本不值什么钱的沙子却值了钱,由于城市迅速发展,大量需要沙子作为建筑材料,沙子的价格很快上涨。有聪明人将集体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铲车和捞沙船向河道要财富,于是原本有净化能力的金线河变成了臭水沟,但承包河道的人个个都发了财。
三是能说会道的人。这类人衣着光鲜,上骗政府,下骗村民乃至亲戚父母,完全是不劳而获之徒。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都是县级政府掌控的,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骗术,包括对官员行贿,竟然空手套白狼,争取到了200万的大沼气工程,可见政府的涉农补贴很多是没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见,当今农村勤劳致富已成过去式,许多农民被逼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留下了的所谓有头脑的人,将德道良心和生态环境都变成了商品,发了财。而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1/09/58/2_1.html
自2005年以来,身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我,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了一个生态农场。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应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调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调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13年春节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进入7月,调查区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
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农药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调查之四:河流变成臭水沟
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较大的河流,从江苏入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沿河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就是靠这条小河生活,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进行水处理。这条河至今也是临沂市以及沿线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进行各种水处理措施。
过去村里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这条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是用这条河去除身上的热气,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权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
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小河再往远处流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胆小的孩子是不敢走进去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小黄雀的鸟,羽毛金黄,小而灵活,孩子们的弹弓很难打到它。一到夏天,数不尽的知了响彻整个森林,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下课就去粘知了,拣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蝉,金蝉是蝉的幼虫,脱壳之后就成了蝉)。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内地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蒋家庄的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除去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 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引起重视。
调查之七: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调查之八:勤劳未必能致富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三生有缘”。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三生有缘”,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坚强就一个儿子,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是不够。
四是养猪赔钱。蒋坚强去年养殖了50头猪,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那场猪瘟,蒋坚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当年万元户蒋坚强的返贫,也造成了许多相信勤劳致富、坚持务农的农民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勤劳致富被逆淘汰。
那么什么人在农村能够致富呢?据调查,下述3类人在农村是赚了钱的:
一是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头搞起来蛋鸡养殖场,养殖的废水直接冲进金线河,散发出来的臭味遭到村民暗骂。该蛋鸡场引进所谓的科学技术,让每只鸡一年可产400多个鸡蛋,常年不见阳光,抗生素、激素不断,他们生产的这种鸡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贩子卖到城市里去了。这种牺牲他人生存空间的人能够赚钱,牺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够赚钱,更奇怪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将这样的人树立为典型,这不是鼓励农民赚黑心钱吗?
二是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村里没有什么工业,不料,原本不值什么钱的沙子却值了钱,由于城市迅速发展,大量需要沙子作为建筑材料,沙子的价格很快上涨。有聪明人将集体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铲车和捞沙船向河道要财富,于是原本有净化能力的金线河变成了臭水沟,但承包河道的人个个都发了财。
三是能说会道的人。这类人衣着光鲜,上骗政府,下骗村民乃至亲戚父母,完全是不劳而获之徒。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都是县级政府掌控的,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骗术,包括对官员行贿,竟然空手套白狼,争取到了200万的大沼气工程,可见政府的涉农补贴很多是没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见,当今农村勤劳致富已成过去式,许多农民被逼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留下了的所谓有头脑的人,将德道良心和生态环境都变成了商品,发了财。而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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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社会生态
农村到底有多黑…… ——你绝对想不到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1/16/33/9_1.html
黑暗不黑暗的,先别急着怪罪在农村人身上,这不公平。农村的政治管理远远比城市里黑暗腐朽多了去了;而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却展现了个淋漓尽致。
从孩子上户口,改名字,改年龄,到家里盖宅子划宅基地;红白喜事盖房打基桩时架的三相电,老人的低保金,残疾证。都得托人花钱。
竞选村主任时,要花数万、十几万元不等。没选上的赔了钱还丢了人。他们是为了一个月一千多的工资?还不够烟钱呐。
有没有不贪钱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见过好多人因为干村官,把百万家产挥去的一干二净的。这是火中取栗。不是说你一拍胸脯,要做个好官,要带领人民发家致富,就能全身而退的,搞不好就得万劫不复。
这里面水深着呢。
农村里面,以书记,主任,文书为主。实际上谁的势力大,谁说话就算数。这很容易就发展成独断独行,说一不二了,为自己谋点私利,太简单了。农村的势力,一是钱,二是人。各分两类。
要么是家里本家户族大,自家门里面香火盛,人丁兴旺。为什么农村里生孩子多,要男孩?不是光为了给国家增加廉价劳动力的。
说个简单的事儿。我一个老家的朋友结婚盖新房子,在自家宅基地往后面硬生生伸出去两米,这就多出了二十多平方。书记在他家门口转了几圈,对话如下:
“小五孩,你盖屋往后伸这么多,总得给我打个招呼?”
“盖都盖完了,不想给你添个麻烦。”
一毛钱也没花,因为我这个朋友他爹在农村放点高利贷什么的,家里兄弟五个,正年轻气盛。你换别人家试试,早把墙皮都扒了。
要么还有一种是上面有人有关系,这就不说了。
钱也基本分两类。一种出门在外做生意,有了些家资,回到乡里冲光威碴子的,弄个村官干;
另一类在农村土生土长的,钱也酸着呢。在农村照样挣大钱,开好车。
次一些的,在村里充当坐地户。就是把农村的粮食农产集中起来,出售外来的批发商。当中间人吃提成。
这是个光威活儿,有些横的,甚至跑到邻近小村里充坐地户,霸市。这里面自然就少不了争端打斗了,五菱面包车拉人,后面放着钢管刀具。
这个里面又不得不说本家户族大的好处。三五十人有预谋的斗殴,具有暴力型,犯罪性和组织性,可是却不能算作黑社会。(模棱两可),因为他们同宗同族,有血缘关系,是一家人。
对,我们是一家人在殴打他们,我们真的不是黑社会。只是我们家人多了点而已....
还有两个暴利行业。一个是放高利贷,一个是开发房地产。
这两个讲起来麻烦着呢,后面再讲。
总之,你们大概知道农村村干部的候选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吧。
先不谈村干部的负面的一些事儿,先说说为什么有些人干上了村干部,却会混擦皮,把家底抖落个精光。这个问题必须要谈。
上面的答案都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当一个村官的成本算了么?
除了刚开始拉票时候要送米送油买酒买烟的,你觉得当上了就不花钱了???开什么国际大玩笑!想要光威,就得花钱。
以村主任为例,他手底下有几个人?知道么?他也就管管副主任,安保主任,妇联主任,队长什么的....
计生办,派出所等等都不归村里管,这些归乡里镇里管理。虽然这些个机构经常和村官狼狈为奸...
所以,有事没事儿的时候,主任还得请这些人吃个饭洗个澡什么的。毕竟日后用到他们的时候还是非常多的。记住,非常非常多。
你跟人家没来往,谁会给你白帮忙?土话说:白手拿鱼想巧呢。
以及人情世故上的花费,把1200的工资全填进去都远远不够。看我的口型,远!远!不!够!!
自从当上了主任,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去乡里镇里开会什么的,和领导交代工作什么的。于是,事儿来了。
八月十五要买东西吧,过年要买东西吧。
儿女结婚的红事要包份子钱吧,爹娘过世的白事要去吧。
领导生病了,去省城住院了,得慰问慰问吧。(每年都病别问为什么....)
每年行来往的钱就不足为外人道也了......
总之一句话,你不想办法捞外水,钱根本不够花!!如果以上的事你不花钱的话,马上就混不下去了,办什么事都不灵光,一点都不光威了,灰溜溜的下台吧!!
所以各种花样捞钱的事儿,就应运而生了。
捞钱嘛,免不了要欺压老百姓。以前搞计划生育罚款之流,要从老百姓手里抠钱,但农村的农民能有多少钱?现在学聪明了,想着法儿从农民手里面抠地,现在不少农村干部靠卖地,挣个百万家资一点不稀奇。
可话又说回来,欺压老百姓,有的人庄户,老实,你能欺负。也有人是光威躲,眼子怕的恶子癞,就欺负不了,惹急了敢和你玩命。毛说过嘛,与人斗,其乐无穷。农民也分庄户孙和庄户刁。
以曾经比较猖狂的计划生育罚款为例。计生办和村干部合起来搞,这罚款也不是一次就能清的,时不时就给你杀个回马枪。
比如现在超生了一个孩子,计生办闻风而动,马上就得上家里找去,讨价还价一番后,三万成交,你以为这就算完?
嘿,这钱掏得这么爽利,说明还有油水能榨出来嘛。他就不给你办户口,下回还来找你!
过个十天半个月,胡汉三又回来了。咋?我罚款都交了,咋又来?
一码归一码,你上回交得是罚款,你户口没办呢,你小孩不上户啦?
一般人这时候就非常不情愿了,这不是坑人吗,对这就是坑人。你不交他有办法治你。把你媳妇带走,关到计生办办公室里,把你家门给封了。农村人的廉耻心还是很强烈的,媳妇让政府关起来了,丢人现眼么,有的就把钱交了。
还有倔强一点的,随你弄吧,我就是不交。行,查查你家里面有没有在邮局啊,学校啊,这些地方上班的,你不交罚款,我们就叫他下岗。
要是家里也没有事业单位上班的,那就搞连坐,把你家四周的邻居家都封了门。要不说欺软怕硬呢,马上这些邻居就跑到你家做工作了。
“快把钱交了吧,交了就没事了。”
“你现在不交,以后还得交啊。你不交连我们都不得安生。”一天里好几拨人来开动员大会。
一般的老实人家能挺到这一步就不易了。罚款也交了,户口也安了。不过你以为这就完了?
这群人一定会榨干你最后一点血的。
等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会以上面检查等借口再来黑你的钱。这时候,你一定会大吼道:滚蛋吧,我小孩户口都上完了,检查能查出个什么出来!
“嘿,你小子嘴硬着嘞,你小孩是超生的户口能和人家一样么?”
虽然这话就是在放屁,傻子都不会信的,但是他有办法治你啊。你不交钱,不让你家小孩上学!
理由嘛,就是你家小孩是超生的,没交罚款。实际上,就是村干部跟学校打了个招呼。农村里面基本上就一个公办的学校,虽然农村不重视小孩的学习,但是一个字不识也不行啊。虽然你的户口已经是合法的了,但是他就不让你上学。
这差不多是计划生育交罚款的正常流程了,最少罚三次,视人的老实好欺负的程度,可反复多次进行。
当然了,也是有不好欺负的。比如我上文提到的我的朋友小五孩,他家是五个孩子,肯定是超生啊。但是他爹凶猛。
五孩他爹有个仁兄弟是宰羊的,村里的文书,(也就是会计)是贩羊皮的。靠着这点关系,花钱从文书那里把户口办了。
但是就花了一次钱,计生办有点不甘心。某天,一个计生办的喽啰去五孩家封门,五孩他爹很淡定的说:你回去跟***(计生办主任)说,他敢进我家的门,我就敢把他的腿砸断,叫他跪下来喊爹。把他弄死了,我给他抵命。
四周的邻居明明还没被连坐,三姑六婆就跑来开动员大会了,五孩他爹一嗓子就把她们吓跑了。
过了两天,计生办的主任路过五孩家,还给五孩他爸敬烟,哥长弟短的。五孩他爹是放贷的,家里的狗笼子是关过人的,而且他向来不吹牛逼。
这还不算什么,还有厉害的。村里有户人家七个孩子,老婆跟人家跑了,男人整天喝点酒不着四六,家里穷的连锅都磕嘴。
所以计生办每次都有意识的避开了这家,因为没有半点油水能榨出来。
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计划生育,计生办特地避开了他家。这个男人听说后,立刻变得无比愤怒了,拎着个酒瓶,就跑到计生办办公室去骂街了:
“你们都他娘的瞎眼了,我家七个孩子没上户口呢,你们都看不见?”
“小孩都吃不上饭了,也没人管没人问,你们不是查计划生育吗?我家超生了六个,你们来查呀!”
“国家政府,都不问事了?你们计生办的人都他妈的死光了,没个人去我家看看!”
“妈个逼,明天我就去镇里面告你们这群王八蛋!超生六个孩子的户子,你们连看都不看!”
是不是很无耻,但是很有效。第二天,村主任就带着人和米油去慰问了,千叮咛万嘱咐,可别闹事,别叫镇里知道。
没办法,这种人整天喝酒,身体虚得很,又不能打他,出点事担不起。自己都顾不上自己了,更不可能顾孩子了,后来又讹了村干部一些东西,就不了了之了。
计划生育罚款罚多少没人清楚,给小孩上户口到底要多少钱好像也没具体的说法。据我的了解,有时候国家会下来政策,比如头一胎小孩残疾,可生二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以及人口普查之后,等等都会下来一大批上户口名额。
而计生办这群人拿到名额后,就攒起来,也不说上面来了政策。
村里有人超生了小孩,求他们上户口。他们一面说着不好弄啊,国家查得紧啊,一面高价出售这些名额。
其实这些户口名额的来源可能跟超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有需要的人未必能享用到这些名额。计生办的人上户的时候,也不会花一分钱,这些钱到底去了哪,就不好说了,哈哈哈哈哈......
计划生育的事差不多是这样,有不对的请指正。
低保证,残疾证之类的,我都不想讲了,大概和你们想得差不多,比如经常和书记在一起打牌的,买两箱奶送去的,家里有人在乡镇里工作的,敢跑到上面告他们的,以及真困难的。
实际上村干部并没有什么执行的权力,都不在国家编制里,他们更多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农民和乡镇领导的中间人,大多时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他们权力又很大,就像你永远不知道村里的公共产业每年能挣多少钱,这群龟儿子又是怎么花出去的。)
下面我要讲点精彩的了,大家准备好了么?来四够!(我市市委书记CW都进去吃牢饭了,我还怕个蛋...)
听过以租代征这个词吗?
计划生育的失势,并不是因为这群人变得善良了;而是他们找到了更好的捞钱路子。现在乡镇干部最热衷的就是卖地。
地是国家所有,农民也只有使用权,买卖土地当然是违法的,查到是要法办的!
有地不能卖怎么办那~有钱不挣王八蛋那~于是这群人想到一个非常富有创意的办法,以租代征。
他们会告诉老百姓,你一年种地能挣几个钱?这样吧,你把地租给我,一亩地我一年给你一千块钱租金,有这闲余功夫,你再出去到城里打工,不是更好吗?这就是两份收入啊!!
农民听了就会觉得,啊,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已对。
然后一次性租他妈三十年,一亩地三十年才三万块钱,便宜不?
就三万还不想给哪....分三十次给齐,一年给一千,大部分人只能拿到一次两次,相信我。
拿到地之后,就在路两边大盖商品房,店面房出售,一亩地是666个平方,盖个两层又是多少?
为什么我之前说,有些人在农村也能挣大钱,但凡跟房子和地沾上边的都不是小钱,即便在农村。
刚开始的时候,老百姓还觉得这是好事,毕竟拿到手里的钱比啥都实在。
等到拿不到钱的时候,等到发现自己的地里,不是用来种地,而全他妈成了厂房的时候.....唉,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找吧,闹吧,最后都无疾而终。这算是小规模,萌芽时期的事,没什么影响力。
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是整个镇里要大规模修路,这是个大家都喜欢的事。
农村里道路不方便,很多路都很窄很难走,很多人家盖房的时候,都得自讨腰包在门前修路。
乡镇干部也很高兴啊,这是大大的提升政绩啊,说不定还能……还能……
修路工程如火如荼的开展了,村干部还发起了修路捐款的活动,随心意捐款,老百姓响应的呼声也很高,我们镇是中心镇,分管五十五个治安村,最后捐下来总归得几百万吧,反正我是捐了,不然街坊四邻都得骂我。
修路当然是一件百分之二百的好事,可惜有人不干好事那。
修着修着,这边要建个垃圾站,啪啪啪,占一片地。
垃圾站当然要建啦,建个小小的做个样就行了,剩下的地方全盖商品房店面房——
修着修着,那边要建个污水处理厂,啪啪啪,再占个几十亩,盖一片别墅楼——
我为什么要提修路,这很重要。
农村跟城市不一样,没什么商业圈,最值钱的地方,就是路两边的地方。十字路口边上的地方,很好!中心村主干路的地方,很好!通往城里去的路两边地方,很好!
这些地方都可以盖商品房,可以用来做生意的,饭店,早点铺子,超市,烟酒铺,修车铺,澡堂子等等。我老爹最大的心愿就是这辈子能在路边上给我买两位房子,因为这本身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路修到哪,哪的地就要值钱了,赔偿有国家掏腰包,给钱的时候还能再讨价还价嘛,老百姓有几个知道国家政策的,再说就算知道又能咋的!我过年就吃月饼了,你能把我咋的。
修路要用的工程队.....你以为你的工程队干得漂亮就用你?你以为你的工程队价钱实惠就用你?
我只想说,我们村的文书都买了三个挖掘机了,你知道挖掘机多少钱吗?你们天天黑挖掘机,这玩意儿二手的都要七八十万!
好在不光房子能首付,挖掘机也可以,首付二十万挖掘机开回家。
等挣了钱再买,慢慢还呗,整个镇子的路有得修呢。
这个事并不在于违法,因为文书挖掘机的报价也是合理的,文书不属于国家公务员,也可以做生意。
但是,他要不是村里文书的话,还会用他的挖掘机?我也有二十万啊,我也想贷款买辆挖掘机修路,反正造福子孙后代,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在这个修路的过程中,很多干部都要成开发商了....当然了,放在明面上的开发商不会是他们。到这里,大概所有的铺垫都有了。
村里的交通便利了,城里一些工厂转移到农村里来,比如一些嫌城里租金贵的,又比如一些污染排放不达标的,像辣条厂,皮革厂,塑料厂,玻璃厂等等。
工厂不需要多好的地方,地方大就行,农田真真是极好的选择。
我前面说的以租代征将在此被发扬光大。
一亩地租三十年,一年一千块,三十年三万。
三万分三十次给,一年给一次,一次是一千块钱。
如果只给一次的话....
一亩地一千块钱卖出去了....
六百六十六个平方米,一千块钱卖出去了....
钉子户就是这么诞生的。
农民没有了地,这这这....每十五或二十年就重新分地,本来就越分越少,越分越少,现在就要全部拿走......就算给齐了三万又怎么样,谁知道三十年后的光景?
基础农田本来就不可以做除种植以外的事,这是违法的,这会削弱国家土地后力。
但是谁来管呢?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他们就是这件事里最大的受益者。这个办法就是他们想出来的,然后拿了地,再高价卖给工厂。
对了,不是卖,是租。
他们还有工程队哪,在一个月色祥和的夜里,把你们家地里的麦子全部推到。
想当钉子户这么有前途的职业?先试试你的斤两够不够啊。
今天工程队所有的工人,驾驶员,都三倍工资,陪他们耍耍,别弄死人就行。一般报道里,冒充政府人员的社会人员大概都是这类人。
我想你们一定没见过被大粪堵了门的家,那比吸粪车爆炸有冲击力吧。
有权有钱有闲,事情就很容易办。
当然了,所有的罪不会白受的,挺得越久,赔的越多,很多钉子户的目的就达到了。
庄户孙都在被欺负,庄户刁都忙着在地里打井,架电,拉围墙,盖大棚,这样就能多赔点。
庄户孙看见了,也想拉围墙,然后第二天就让城管大队把墙皮都给扒了。有的还扒了好几次。庄户孙非常不爽的说:“凭什么他们能拉围墙,我不能拉?你们占用基本农田都行,我打口井都不行?卫星那娘的这么厉害,就只拍到我家了?”
没办法,谁叫你人单力薄,好收拾呢。和尚摸得,你就摸不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有钉子户得到了他们满意的结果。
有一个坐过十年大狱的男人,不给得到了三十万赔款,村里还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他补了原来那么多的地。
他的父母很老了,老婆也在他蹲监狱的时候跟人跑了,也没什么多少本家。他就一个人,但是他是真敢玩命,对方人再多,也不敢要他的命,牵扯到人命,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在我们那有个畸形的价值观,要是你当了两年兵,连个党员都没混上,就返乡了,一定会有人笑话你没本事;但是你要是坐了两年牢,返乡了,放心,一定会有人请你吃饭。一是你在里面受罪了,接个风,二是你这人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日后保不准用的上。
第二个人,用了文明的方式,坚持不能的告,不停的上访,到省里北京去告,登到网上,登到报纸上,哦,对了,被泼大粪的就是他家。
家里人多次被殴打,但他一直用文明的方式保卫自己的利益,他动员了几十口人家联名上访,最后市里面也下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可惜,结果并不完美,镇里给了他七十万,让他不要告了,他就妥协了;该还原的基础农田也并没有还原。只有副镇长和中心村村主任受到党纪处分。
原本故事在这就该结束。不过有个彩蛋,我以为能说明部分农村农民的局限性。
“我们之间出了叛徒。”
那个文明的男人,动员了几十口人家联名上访,这里面就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的地并不多,他掺和进来,就是想增加点议价能力,到时候让村里镇里能多赔点钱。
村干部稍微利诱了他一下,这个投机的家伙,就反了水,成了村里干部的眼线。比如他们这群联名的人明天要到哪里上访,下一步打算怎么干,他都报告给主任....因此,他多获利了好几万。
一个受害者就这么成了加害者。
卖地的事,差不多是这样,有不对请指正。因为能写的东西太多了,又不知道怎么写了,没写到的就算了,权且当成荒诞小说看。很多枝微末节都一笔带过了,但是其中复杂的东西也很多,我不知道也很多。
不知道会不会和谐,其实我都是瞎说的。漏了说的还有一些,就先写这么多吧。
对评论里的两个问题,解释一下。
第一个,全国情况不一样,不能以偏概全,答主请标明地名。其实我已经暗示出了地方。
第二个,我也是农村的,太夸张了,哪有这么黑暗。
仔细看,我写的所有,最多是斗殴,没有涉及人命,归根到底还是利益纠纷。
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衣食无忧,有地方住,可以外出打工;说实话,很多人希望修路能冲到自己家,那能赔不少钱;如果以租代征的钱真的给齐,不少农民也很乐意一年拿一千块钱,我们那包一亩地一年也就是800到1000元。钉子户毕竟只是极少数。
这样看是不是顺眼多了,矛盾也缓和多了。
只是拿土地换发展,到底值不值,把地都卖完了,还留给子孙什么,那是基本农田。
至于以上所说所有政治管理上的黑暗,都只是皮毛。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1/16/33/9_1.html
黑暗不黑暗的,先别急着怪罪在农村人身上,这不公平。农村的政治管理远远比城市里黑暗腐朽多了去了;而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却展现了个淋漓尽致。
从孩子上户口,改名字,改年龄,到家里盖宅子划宅基地;红白喜事盖房打基桩时架的三相电,老人的低保金,残疾证。都得托人花钱。
竞选村主任时,要花数万、十几万元不等。没选上的赔了钱还丢了人。他们是为了一个月一千多的工资?还不够烟钱呐。
有没有不贪钱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见过好多人因为干村官,把百万家产挥去的一干二净的。这是火中取栗。不是说你一拍胸脯,要做个好官,要带领人民发家致富,就能全身而退的,搞不好就得万劫不复。
这里面水深着呢。
农村里面,以书记,主任,文书为主。实际上谁的势力大,谁说话就算数。这很容易就发展成独断独行,说一不二了,为自己谋点私利,太简单了。农村的势力,一是钱,二是人。各分两类。
要么是家里本家户族大,自家门里面香火盛,人丁兴旺。为什么农村里生孩子多,要男孩?不是光为了给国家增加廉价劳动力的。
说个简单的事儿。我一个老家的朋友结婚盖新房子,在自家宅基地往后面硬生生伸出去两米,这就多出了二十多平方。书记在他家门口转了几圈,对话如下:
“小五孩,你盖屋往后伸这么多,总得给我打个招呼?”
“盖都盖完了,不想给你添个麻烦。”
一毛钱也没花,因为我这个朋友他爹在农村放点高利贷什么的,家里兄弟五个,正年轻气盛。你换别人家试试,早把墙皮都扒了。
要么还有一种是上面有人有关系,这就不说了。
钱也基本分两类。一种出门在外做生意,有了些家资,回到乡里冲光威碴子的,弄个村官干;
另一类在农村土生土长的,钱也酸着呢。在农村照样挣大钱,开好车。
次一些的,在村里充当坐地户。就是把农村的粮食农产集中起来,出售外来的批发商。当中间人吃提成。
这是个光威活儿,有些横的,甚至跑到邻近小村里充坐地户,霸市。这里面自然就少不了争端打斗了,五菱面包车拉人,后面放着钢管刀具。
这个里面又不得不说本家户族大的好处。三五十人有预谋的斗殴,具有暴力型,犯罪性和组织性,可是却不能算作黑社会。(模棱两可),因为他们同宗同族,有血缘关系,是一家人。
对,我们是一家人在殴打他们,我们真的不是黑社会。只是我们家人多了点而已....
还有两个暴利行业。一个是放高利贷,一个是开发房地产。
这两个讲起来麻烦着呢,后面再讲。
总之,你们大概知道农村村干部的候选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吧。
先不谈村干部的负面的一些事儿,先说说为什么有些人干上了村干部,却会混擦皮,把家底抖落个精光。这个问题必须要谈。
上面的答案都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当一个村官的成本算了么?
除了刚开始拉票时候要送米送油买酒买烟的,你觉得当上了就不花钱了???开什么国际大玩笑!想要光威,就得花钱。
以村主任为例,他手底下有几个人?知道么?他也就管管副主任,安保主任,妇联主任,队长什么的....
计生办,派出所等等都不归村里管,这些归乡里镇里管理。虽然这些个机构经常和村官狼狈为奸...
所以,有事没事儿的时候,主任还得请这些人吃个饭洗个澡什么的。毕竟日后用到他们的时候还是非常多的。记住,非常非常多。
你跟人家没来往,谁会给你白帮忙?土话说:白手拿鱼想巧呢。
以及人情世故上的花费,把1200的工资全填进去都远远不够。看我的口型,远!远!不!够!!
自从当上了主任,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去乡里镇里开会什么的,和领导交代工作什么的。于是,事儿来了。
八月十五要买东西吧,过年要买东西吧。
儿女结婚的红事要包份子钱吧,爹娘过世的白事要去吧。
领导生病了,去省城住院了,得慰问慰问吧。(每年都病别问为什么....)
每年行来往的钱就不足为外人道也了......
总之一句话,你不想办法捞外水,钱根本不够花!!如果以上的事你不花钱的话,马上就混不下去了,办什么事都不灵光,一点都不光威了,灰溜溜的下台吧!!
所以各种花样捞钱的事儿,就应运而生了。
捞钱嘛,免不了要欺压老百姓。以前搞计划生育罚款之流,要从老百姓手里抠钱,但农村的农民能有多少钱?现在学聪明了,想着法儿从农民手里面抠地,现在不少农村干部靠卖地,挣个百万家资一点不稀奇。
可话又说回来,欺压老百姓,有的人庄户,老实,你能欺负。也有人是光威躲,眼子怕的恶子癞,就欺负不了,惹急了敢和你玩命。毛说过嘛,与人斗,其乐无穷。农民也分庄户孙和庄户刁。
以曾经比较猖狂的计划生育罚款为例。计生办和村干部合起来搞,这罚款也不是一次就能清的,时不时就给你杀个回马枪。
比如现在超生了一个孩子,计生办闻风而动,马上就得上家里找去,讨价还价一番后,三万成交,你以为这就算完?
嘿,这钱掏得这么爽利,说明还有油水能榨出来嘛。他就不给你办户口,下回还来找你!
过个十天半个月,胡汉三又回来了。咋?我罚款都交了,咋又来?
一码归一码,你上回交得是罚款,你户口没办呢,你小孩不上户啦?
一般人这时候就非常不情愿了,这不是坑人吗,对这就是坑人。你不交他有办法治你。把你媳妇带走,关到计生办办公室里,把你家门给封了。农村人的廉耻心还是很强烈的,媳妇让政府关起来了,丢人现眼么,有的就把钱交了。
还有倔强一点的,随你弄吧,我就是不交。行,查查你家里面有没有在邮局啊,学校啊,这些地方上班的,你不交罚款,我们就叫他下岗。
要是家里也没有事业单位上班的,那就搞连坐,把你家四周的邻居家都封了门。要不说欺软怕硬呢,马上这些邻居就跑到你家做工作了。
“快把钱交了吧,交了就没事了。”
“你现在不交,以后还得交啊。你不交连我们都不得安生。”一天里好几拨人来开动员大会。
一般的老实人家能挺到这一步就不易了。罚款也交了,户口也安了。不过你以为这就完了?
这群人一定会榨干你最后一点血的。
等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会以上面检查等借口再来黑你的钱。这时候,你一定会大吼道:滚蛋吧,我小孩户口都上完了,检查能查出个什么出来!
“嘿,你小子嘴硬着嘞,你小孩是超生的户口能和人家一样么?”
虽然这话就是在放屁,傻子都不会信的,但是他有办法治你啊。你不交钱,不让你家小孩上学!
理由嘛,就是你家小孩是超生的,没交罚款。实际上,就是村干部跟学校打了个招呼。农村里面基本上就一个公办的学校,虽然农村不重视小孩的学习,但是一个字不识也不行啊。虽然你的户口已经是合法的了,但是他就不让你上学。
这差不多是计划生育交罚款的正常流程了,最少罚三次,视人的老实好欺负的程度,可反复多次进行。
当然了,也是有不好欺负的。比如我上文提到的我的朋友小五孩,他家是五个孩子,肯定是超生啊。但是他爹凶猛。
五孩他爹有个仁兄弟是宰羊的,村里的文书,(也就是会计)是贩羊皮的。靠着这点关系,花钱从文书那里把户口办了。
但是就花了一次钱,计生办有点不甘心。某天,一个计生办的喽啰去五孩家封门,五孩他爹很淡定的说:你回去跟***(计生办主任)说,他敢进我家的门,我就敢把他的腿砸断,叫他跪下来喊爹。把他弄死了,我给他抵命。
四周的邻居明明还没被连坐,三姑六婆就跑来开动员大会了,五孩他爹一嗓子就把她们吓跑了。
过了两天,计生办的主任路过五孩家,还给五孩他爸敬烟,哥长弟短的。五孩他爹是放贷的,家里的狗笼子是关过人的,而且他向来不吹牛逼。
这还不算什么,还有厉害的。村里有户人家七个孩子,老婆跟人家跑了,男人整天喝点酒不着四六,家里穷的连锅都磕嘴。
所以计生办每次都有意识的避开了这家,因为没有半点油水能榨出来。
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计划生育,计生办特地避开了他家。这个男人听说后,立刻变得无比愤怒了,拎着个酒瓶,就跑到计生办办公室去骂街了:
“你们都他娘的瞎眼了,我家七个孩子没上户口呢,你们都看不见?”
“小孩都吃不上饭了,也没人管没人问,你们不是查计划生育吗?我家超生了六个,你们来查呀!”
“国家政府,都不问事了?你们计生办的人都他妈的死光了,没个人去我家看看!”
“妈个逼,明天我就去镇里面告你们这群王八蛋!超生六个孩子的户子,你们连看都不看!”
是不是很无耻,但是很有效。第二天,村主任就带着人和米油去慰问了,千叮咛万嘱咐,可别闹事,别叫镇里知道。
没办法,这种人整天喝酒,身体虚得很,又不能打他,出点事担不起。自己都顾不上自己了,更不可能顾孩子了,后来又讹了村干部一些东西,就不了了之了。
计划生育罚款罚多少没人清楚,给小孩上户口到底要多少钱好像也没具体的说法。据我的了解,有时候国家会下来政策,比如头一胎小孩残疾,可生二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以及人口普查之后,等等都会下来一大批上户口名额。
而计生办这群人拿到名额后,就攒起来,也不说上面来了政策。
村里有人超生了小孩,求他们上户口。他们一面说着不好弄啊,国家查得紧啊,一面高价出售这些名额。
其实这些户口名额的来源可能跟超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有需要的人未必能享用到这些名额。计生办的人上户的时候,也不会花一分钱,这些钱到底去了哪,就不好说了,哈哈哈哈哈......
计划生育的事差不多是这样,有不对的请指正。
低保证,残疾证之类的,我都不想讲了,大概和你们想得差不多,比如经常和书记在一起打牌的,买两箱奶送去的,家里有人在乡镇里工作的,敢跑到上面告他们的,以及真困难的。
实际上村干部并没有什么执行的权力,都不在国家编制里,他们更多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农民和乡镇领导的中间人,大多时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他们权力又很大,就像你永远不知道村里的公共产业每年能挣多少钱,这群龟儿子又是怎么花出去的。)
下面我要讲点精彩的了,大家准备好了么?来四够!(我市市委书记CW都进去吃牢饭了,我还怕个蛋...)
听过以租代征这个词吗?
计划生育的失势,并不是因为这群人变得善良了;而是他们找到了更好的捞钱路子。现在乡镇干部最热衷的就是卖地。
地是国家所有,农民也只有使用权,买卖土地当然是违法的,查到是要法办的!
有地不能卖怎么办那~有钱不挣王八蛋那~于是这群人想到一个非常富有创意的办法,以租代征。
他们会告诉老百姓,你一年种地能挣几个钱?这样吧,你把地租给我,一亩地我一年给你一千块钱租金,有这闲余功夫,你再出去到城里打工,不是更好吗?这就是两份收入啊!!
农民听了就会觉得,啊,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已对。
然后一次性租他妈三十年,一亩地三十年才三万块钱,便宜不?
就三万还不想给哪....分三十次给齐,一年给一千,大部分人只能拿到一次两次,相信我。
拿到地之后,就在路两边大盖商品房,店面房出售,一亩地是666个平方,盖个两层又是多少?
为什么我之前说,有些人在农村也能挣大钱,但凡跟房子和地沾上边的都不是小钱,即便在农村。
刚开始的时候,老百姓还觉得这是好事,毕竟拿到手里的钱比啥都实在。
等到拿不到钱的时候,等到发现自己的地里,不是用来种地,而全他妈成了厂房的时候.....唉,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找吧,闹吧,最后都无疾而终。这算是小规模,萌芽时期的事,没什么影响力。
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是整个镇里要大规模修路,这是个大家都喜欢的事。
农村里道路不方便,很多路都很窄很难走,很多人家盖房的时候,都得自讨腰包在门前修路。
乡镇干部也很高兴啊,这是大大的提升政绩啊,说不定还能……还能……
修路工程如火如荼的开展了,村干部还发起了修路捐款的活动,随心意捐款,老百姓响应的呼声也很高,我们镇是中心镇,分管五十五个治安村,最后捐下来总归得几百万吧,反正我是捐了,不然街坊四邻都得骂我。
修路当然是一件百分之二百的好事,可惜有人不干好事那。
修着修着,这边要建个垃圾站,啪啪啪,占一片地。
垃圾站当然要建啦,建个小小的做个样就行了,剩下的地方全盖商品房店面房——
修着修着,那边要建个污水处理厂,啪啪啪,再占个几十亩,盖一片别墅楼——
我为什么要提修路,这很重要。
农村跟城市不一样,没什么商业圈,最值钱的地方,就是路两边的地方。十字路口边上的地方,很好!中心村主干路的地方,很好!通往城里去的路两边地方,很好!
这些地方都可以盖商品房,可以用来做生意的,饭店,早点铺子,超市,烟酒铺,修车铺,澡堂子等等。我老爹最大的心愿就是这辈子能在路边上给我买两位房子,因为这本身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路修到哪,哪的地就要值钱了,赔偿有国家掏腰包,给钱的时候还能再讨价还价嘛,老百姓有几个知道国家政策的,再说就算知道又能咋的!我过年就吃月饼了,你能把我咋的。
修路要用的工程队.....你以为你的工程队干得漂亮就用你?你以为你的工程队价钱实惠就用你?
我只想说,我们村的文书都买了三个挖掘机了,你知道挖掘机多少钱吗?你们天天黑挖掘机,这玩意儿二手的都要七八十万!
好在不光房子能首付,挖掘机也可以,首付二十万挖掘机开回家。
等挣了钱再买,慢慢还呗,整个镇子的路有得修呢。
这个事并不在于违法,因为文书挖掘机的报价也是合理的,文书不属于国家公务员,也可以做生意。
但是,他要不是村里文书的话,还会用他的挖掘机?我也有二十万啊,我也想贷款买辆挖掘机修路,反正造福子孙后代,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在这个修路的过程中,很多干部都要成开发商了....当然了,放在明面上的开发商不会是他们。到这里,大概所有的铺垫都有了。
村里的交通便利了,城里一些工厂转移到农村里来,比如一些嫌城里租金贵的,又比如一些污染排放不达标的,像辣条厂,皮革厂,塑料厂,玻璃厂等等。
工厂不需要多好的地方,地方大就行,农田真真是极好的选择。
我前面说的以租代征将在此被发扬光大。
一亩地租三十年,一年一千块,三十年三万。
三万分三十次给,一年给一次,一次是一千块钱。
如果只给一次的话....
一亩地一千块钱卖出去了....
六百六十六个平方米,一千块钱卖出去了....
钉子户就是这么诞生的。
农民没有了地,这这这....每十五或二十年就重新分地,本来就越分越少,越分越少,现在就要全部拿走......就算给齐了三万又怎么样,谁知道三十年后的光景?
基础农田本来就不可以做除种植以外的事,这是违法的,这会削弱国家土地后力。
但是谁来管呢?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他们就是这件事里最大的受益者。这个办法就是他们想出来的,然后拿了地,再高价卖给工厂。
对了,不是卖,是租。
他们还有工程队哪,在一个月色祥和的夜里,把你们家地里的麦子全部推到。
想当钉子户这么有前途的职业?先试试你的斤两够不够啊。
今天工程队所有的工人,驾驶员,都三倍工资,陪他们耍耍,别弄死人就行。一般报道里,冒充政府人员的社会人员大概都是这类人。
我想你们一定没见过被大粪堵了门的家,那比吸粪车爆炸有冲击力吧。
有权有钱有闲,事情就很容易办。
当然了,所有的罪不会白受的,挺得越久,赔的越多,很多钉子户的目的就达到了。
庄户孙都在被欺负,庄户刁都忙着在地里打井,架电,拉围墙,盖大棚,这样就能多赔点。
庄户孙看见了,也想拉围墙,然后第二天就让城管大队把墙皮都给扒了。有的还扒了好几次。庄户孙非常不爽的说:“凭什么他们能拉围墙,我不能拉?你们占用基本农田都行,我打口井都不行?卫星那娘的这么厉害,就只拍到我家了?”
没办法,谁叫你人单力薄,好收拾呢。和尚摸得,你就摸不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有钉子户得到了他们满意的结果。
有一个坐过十年大狱的男人,不给得到了三十万赔款,村里还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他补了原来那么多的地。
他的父母很老了,老婆也在他蹲监狱的时候跟人跑了,也没什么多少本家。他就一个人,但是他是真敢玩命,对方人再多,也不敢要他的命,牵扯到人命,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在我们那有个畸形的价值观,要是你当了两年兵,连个党员都没混上,就返乡了,一定会有人笑话你没本事;但是你要是坐了两年牢,返乡了,放心,一定会有人请你吃饭。一是你在里面受罪了,接个风,二是你这人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日后保不准用的上。
第二个人,用了文明的方式,坚持不能的告,不停的上访,到省里北京去告,登到网上,登到报纸上,哦,对了,被泼大粪的就是他家。
家里人多次被殴打,但他一直用文明的方式保卫自己的利益,他动员了几十口人家联名上访,最后市里面也下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可惜,结果并不完美,镇里给了他七十万,让他不要告了,他就妥协了;该还原的基础农田也并没有还原。只有副镇长和中心村村主任受到党纪处分。
原本故事在这就该结束。不过有个彩蛋,我以为能说明部分农村农民的局限性。
“我们之间出了叛徒。”
那个文明的男人,动员了几十口人家联名上访,这里面就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的地并不多,他掺和进来,就是想增加点议价能力,到时候让村里镇里能多赔点钱。
村干部稍微利诱了他一下,这个投机的家伙,就反了水,成了村里干部的眼线。比如他们这群联名的人明天要到哪里上访,下一步打算怎么干,他都报告给主任....因此,他多获利了好几万。
一个受害者就这么成了加害者。
卖地的事,差不多是这样,有不对请指正。因为能写的东西太多了,又不知道怎么写了,没写到的就算了,权且当成荒诞小说看。很多枝微末节都一笔带过了,但是其中复杂的东西也很多,我不知道也很多。
不知道会不会和谐,其实我都是瞎说的。漏了说的还有一些,就先写这么多吧。
对评论里的两个问题,解释一下。
第一个,全国情况不一样,不能以偏概全,答主请标明地名。其实我已经暗示出了地方。
第二个,我也是农村的,太夸张了,哪有这么黑暗。
仔细看,我写的所有,最多是斗殴,没有涉及人命,归根到底还是利益纠纷。
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衣食无忧,有地方住,可以外出打工;说实话,很多人希望修路能冲到自己家,那能赔不少钱;如果以租代征的钱真的给齐,不少农民也很乐意一年拿一千块钱,我们那包一亩地一年也就是800到1000元。钉子户毕竟只是极少数。
这样看是不是顺眼多了,矛盾也缓和多了。
只是拿土地换发展,到底值不值,把地都卖完了,还留给子孙什么,那是基本农田。
至于以上所说所有政治管理上的黑暗,都只是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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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社会生态
乡下,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1/17/50/5_1.html
本文作者:王君柏,湖南大学老师
如今的乡下已不是记忆中的乡下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星散的人口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一个小的自然村,整个行政村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坚持劳作的乡村老人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得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若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钱。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大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近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得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严重的乡村垃圾污染
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毁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的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耶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在各自为家,相互之间无合作,更无以己之力带动周围村民,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意见领袖。无论是行国家之政,还是组织一村之自治,均成问题。
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本文作者:王君柏,湖南大学老师)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1/17/50/5_1.html
本文作者:王君柏,湖南大学老师
如今的乡下已不是记忆中的乡下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星散的人口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一个小的自然村,整个行政村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坚持劳作的乡村老人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得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若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钱。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大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近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得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严重的乡村垃圾污染
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毁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的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耶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在各自为家,相互之间无合作,更无以己之力带动周围村民,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意见领袖。无论是行国家之政,还是组织一村之自治,均成问题。
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本文作者:王君柏,湖南大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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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发飙20分钟,讲话十次被掌声打断!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2/34/22/0_1.html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倒数第三位出场。虽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但他一报出自己的发言题目,就迎来全场掌声。他指出国人生老病死皆求人,引起了全场委员的强烈共鸣。整场发言掌声、笑声不断。
政协委员周新生发言
努力让国人不求人
, 现在办事求人成了世道常态,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人身依附,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
中国式求人图卷
最近,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到,女儿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是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可不是吗?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掌声)
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求人的客体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色求人图卷。(掌声,笑声)
人情世故成了“制胜因素”
在求人图卷里,中国人传统的人情世故得到演绎,使得本来处于困境寻求帮助的事以及原本正常靠制度靠法制应办的事变得几乎事事求人。求人成了常态,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人身依附,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为此,编织关系网、疏通关系、维持关系、寻租、请客送礼耗费了单位、家庭及个人的诸多资源和精力。在这样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这种状况把人才的才华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关系学和钻营上,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我建议:在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民生急需的优质资源的供给。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改革政府行政职能,减少政府对优质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加大反***力度,加大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完善制度,提高制度刚性,设计严格办事程序,使寻租者无市场。重点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为国人精神减负,让国民活得轻松一些,快乐一些。(掌声)
对话
周新生表示无法保证不求人:“每个人都被推着走,我也不能独善其身。”
新快报讯昨日下午,周新生的大会发言余波未了,不仅在微博上掀起了转发狂潮,还在民建的政协委员中引发了热议。“别人求,我就得求,我要不求,这事还能办成吗?”一位委员在民建的分组会上感叹。还有委员笑问周新生:“你以后能保证不求人吗?”周新生坦言:“我不能保证,在未来的十年里头,如果这个大的环境没有改变,那么每个人都会被推着走,我也不能独善其身。”新快报记者在会后采访了周新生。
反响大,因为都有相同经历
新快报:发言结束后,您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
周新生:我发完言后,很多人给我发短信,说在网上看到我的发言了,说到心里了。
新快报:有没有想到反响那么好?
周新生:其实想到了,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了各个层面,各个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这样的感受,这样的经历。下到百姓上到高层领导。但是没想到有那么大的反响。
新快报:有没有其他说法的?
周新生:我上网看了一下,有人说我说的没用。在讨论会上也有委员问我了,以后能保证不求人吗?我说我不能保证。在未来的十年里头,如果这个大的环境没有改变,那么每个人都会被推着走,我也不能独善其身。
有委员觉得发言太沉重
新快报:今天下午开会时,大家有什么反应?
周新生:总体上是好评的,也有说听到中间分析原因和危害的时候感觉很沉重。这个我在大会发言时就意识到了,前面讲得大家会心鼓掌,讲到中间的时候,有几个很精彩的表述没有鼓掌,大家听了,确实不轻松。
新快报:您为什么会关注到求人现象?
周新生:平时生活中,工作中总遇到类似的事情,看我周边的人也是遇到这种事情。有时候正常的交往时就不断有人求你。当然,咱们有些事情也求别人。这种弄法感觉很累。求人的很累,被求的也很累。所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听到一些很高层的领导说过这些事情,他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妻子动手术也求过人
新快报:您有没有求过人?
周新生:求过。老婆要动手术,那就要求人。因为害怕、担心正常的医疗不认真了,实际上就是一种不信任感。我在发言里提到,它实际上是对法、对规则、对公理、对政府公信力的不信任。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你不做,总有些担心。其实有可能是多余的,那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在那,技术在那,良知也在那。
新快报: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地方,很多通过正当途径能办的事情大家都去求人,您觉得这事情真能解决吗?
周新生:我觉得风气改变了就应该好多了,我们现在有点泛化了。
治理需要一个很长过程
新快报:风气本来就是精神层面的,那我们能在制度上做点什么?
周新生:在我的发言里已经写到了解决办法。不好的风气形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把它治理过来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这个是可治理的。刚才有委员说了,在香港办事情,就简单得多。
新快报:您觉得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是什么?
周新生:原因很多,比如优质资源稀缺,特别是一些涉及到民生的。我周围的一些亲戚很多遇到这种事情,孩子要上学了,托关系,要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学校。现在习总书记不是鼓励讲真话吗?这个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很关心的事情。人除了生活,还要活得轻松一点,愉快一点吧。还有就是***、权钱交易、制度漏洞等问题。
新快报:您写这个提案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周新生:用的时间不长,改了一稿就提交了。后来大会发言组因为发言时间的问题,让我更简练了一点,意思没变。
新快报:您在发言中提到了一个司局级老领导的故事?
周新生:是啊,他已经退休了,是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2/34/22/0_1.html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倒数第三位出场。虽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但他一报出自己的发言题目,就迎来全场掌声。他指出国人生老病死皆求人,引起了全场委员的强烈共鸣。整场发言掌声、笑声不断。
政协委员周新生发言
努力让国人不求人
, 现在办事求人成了世道常态,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人身依附,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
中国式求人图卷
最近,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到,女儿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是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可不是吗?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掌声)
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求人的客体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色求人图卷。(掌声,笑声)
人情世故成了“制胜因素”
在求人图卷里,中国人传统的人情世故得到演绎,使得本来处于困境寻求帮助的事以及原本正常靠制度靠法制应办的事变得几乎事事求人。求人成了常态,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人身依附,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为此,编织关系网、疏通关系、维持关系、寻租、请客送礼耗费了单位、家庭及个人的诸多资源和精力。在这样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这种状况把人才的才华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关系学和钻营上,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我建议:在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民生急需的优质资源的供给。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改革政府行政职能,减少政府对优质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加大反***力度,加大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完善制度,提高制度刚性,设计严格办事程序,使寻租者无市场。重点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为国人精神减负,让国民活得轻松一些,快乐一些。(掌声)
对话
周新生表示无法保证不求人:“每个人都被推着走,我也不能独善其身。”
新快报讯昨日下午,周新生的大会发言余波未了,不仅在微博上掀起了转发狂潮,还在民建的政协委员中引发了热议。“别人求,我就得求,我要不求,这事还能办成吗?”一位委员在民建的分组会上感叹。还有委员笑问周新生:“你以后能保证不求人吗?”周新生坦言:“我不能保证,在未来的十年里头,如果这个大的环境没有改变,那么每个人都会被推着走,我也不能独善其身。”新快报记者在会后采访了周新生。
反响大,因为都有相同经历
新快报:发言结束后,您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
周新生:我发完言后,很多人给我发短信,说在网上看到我的发言了,说到心里了。
新快报:有没有想到反响那么好?
周新生:其实想到了,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了各个层面,各个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这样的感受,这样的经历。下到百姓上到高层领导。但是没想到有那么大的反响。
新快报:有没有其他说法的?
周新生:我上网看了一下,有人说我说的没用。在讨论会上也有委员问我了,以后能保证不求人吗?我说我不能保证。在未来的十年里头,如果这个大的环境没有改变,那么每个人都会被推着走,我也不能独善其身。
有委员觉得发言太沉重
新快报:今天下午开会时,大家有什么反应?
周新生:总体上是好评的,也有说听到中间分析原因和危害的时候感觉很沉重。这个我在大会发言时就意识到了,前面讲得大家会心鼓掌,讲到中间的时候,有几个很精彩的表述没有鼓掌,大家听了,确实不轻松。
新快报:您为什么会关注到求人现象?
周新生:平时生活中,工作中总遇到类似的事情,看我周边的人也是遇到这种事情。有时候正常的交往时就不断有人求你。当然,咱们有些事情也求别人。这种弄法感觉很累。求人的很累,被求的也很累。所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听到一些很高层的领导说过这些事情,他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妻子动手术也求过人
新快报:您有没有求过人?
周新生:求过。老婆要动手术,那就要求人。因为害怕、担心正常的医疗不认真了,实际上就是一种不信任感。我在发言里提到,它实际上是对法、对规则、对公理、对政府公信力的不信任。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你不做,总有些担心。其实有可能是多余的,那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在那,技术在那,良知也在那。
新快报: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地方,很多通过正当途径能办的事情大家都去求人,您觉得这事情真能解决吗?
周新生:我觉得风气改变了就应该好多了,我们现在有点泛化了。
治理需要一个很长过程
新快报:风气本来就是精神层面的,那我们能在制度上做点什么?
周新生:在我的发言里已经写到了解决办法。不好的风气形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把它治理过来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这个是可治理的。刚才有委员说了,在香港办事情,就简单得多。
新快报:您觉得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是什么?
周新生:原因很多,比如优质资源稀缺,特别是一些涉及到民生的。我周围的一些亲戚很多遇到这种事情,孩子要上学了,托关系,要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学校。现在习总书记不是鼓励讲真话吗?这个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很关心的事情。人除了生活,还要活得轻松一点,愉快一点吧。还有就是***、权钱交易、制度漏洞等问题。
新快报:您写这个提案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周新生:用的时间不长,改了一稿就提交了。后来大会发言组因为发言时间的问题,让我更简练了一点,意思没变。
新快报:您在发言中提到了一个司局级老领导的故事?
周新生:是啊,他已经退休了,是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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