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

                             


2013年11月27日13:26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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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商业周刊中文网的文章认为，当下一大群体中国人得到的政策红利，一夜暴富不是不可能。如果制度设计得当，未来这只巨大的母鸡能下出诸多金蛋来。

　　最近韩土豪特别闹心，人长大了，烦恼也多了，韩土豪身为一个城市人，他的烦恼竟然是没有农村户口，矫情到不行。农村户口为何如此紧俏了？当下农民得到的政策红利，一夜暴富不是不可能。

　　单就土地而言，目前中国农民拥有的建设用地与所有城市建设面积相当，都是2.5亿亩。每年的全国财富榜上多次出现城市地产商的名子，而大都市的普通居民因为拥有几套房子也成了过去做梦都不敢想象的百万、千万富翁，城市的土地成为能下金蛋的母鸡，给城市居民带来巨量的财富。而拥有同样面积土地的农民其年收入刚过6千元，每年土地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不足3%，2.5亿亩的农村土地成为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不过，最近刚刚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束缚在这只母鸡身上的诸多枷锁卸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称，如果制度设计得当，未来这只巨大的母鸡也能给农民兄弟下出诸多金蛋来。

　　土地制度改革再次迎来历史性节点

　　日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称《决定》）。《决定》指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为12.77亿亩；截至2010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约为2.5亿亩。即便不包括农民承包的林地、草地等，据专家估算，仅承包耕地一项，每年将撬动1.3万亿元资金；而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可能高达130万亿元。

　　激活土地这一农民最大的资产，必将唤起沉睡的巨量资本，给农民、农村及相关产业带来无穷的想象力。

　　第一个政策红利是5000万亩的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决定》规定“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过去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既不能抵押，也难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而城市土地没有多少限制而身价百倍，同权不同利现象严重。不少地产商买到土地后，拿土地作抵押获得资金，即可以建设商业设施获得收益，也可以建工厂进行产品生产。虽然早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央就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但五年过去，基本上原地踏步。

　　原因很简单，目前的征地是垄断制度，农村土地要想搞建设就必须征地，地方政府低价拿地高价卖出获得土地财政，农地直接入市首先会动了地方政府的奶酪，如果没有上级的统一布置，单纯靠地方政府推动会很难。所以必须出台中央层面更具体的操作规则，才能让政策红利落地。另外目前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定也是不清楚，要防止各个上级以集体领导的名义把农村建设用地低价拿出，成为变相的征地。应该建设透明的制度，让农民有参与权与表决权，让农民以土地入股，保证土地增值收入中农民的利益。

　　第二个政策红利是18亿亩承包地的抵押、入股、转让权。

　　决定》规定：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这次把耕地的抵押权终于给了农民，是个了不起的进展。通过确权颁证，中国目前已为进一步放开三权（处置权、抵押权和转让权）奠定了基础。18亿亩耕地的抵押权很重要。中国城镇居民靠房产证抵押可以很容易得到贷款，最近看一篇经济学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研究结论是1993年中国城里的房改政策让城市居民获得了房屋产权证，紧接而来的效果就是城市创业的迅猛发展，居民可以用房产抵押得到的资金来创业。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叶剑平说：“从产权方面以及通过市场转让这些权利的能力而言，这是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正确的方向。但要真正把它付诸实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法律方面，市场规则，哪些类型的土地可以转让，等等。”

　　报道称，在这一变革之下，农民将受益于政府推进城镇化和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目标。由于其土地的安全性提升，并且有权抵押其中一些土地，农民可以拥有更多的资金迁移到城市，或者投资扩大农场并使之机械化。

　　目前，中国土地市场仍处于一种城乡分割状态，城市和农村土地享有不同权利。城市国有建设用地有正式的土地交易市场，实行市场定价，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想流转，就必须通过政府征收转换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才可交易。随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资产价值的不断显现，未来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让农民更多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第三个政策红利是2亿亩宅基地试点抵押、退出、转让权。

　　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2亿多农户，每户农民都在农村有宅基，近2亿亩宅基。但这个宅基地既不可能抵押，又不能退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两只老鼠的理论折射出流动农民工的悲哀：农民工在农村老家的房子让老鼠住，自己在城里打工却只能住老鼠窝。城市房价远超出大部分农民工的购买力，而老家的宅基地却无法退出变现成资本。中国台湾当年的城镇化得益于农民把家乡的土地与房屋买掉后可以在城里买到房子。三中全会决定要试点建立农民宅基地的抵押、退出、转让机制，允许农民在其他农村获得宅基地，这应该是一个大的制度创新。

　　如何允许农民宅基地可以抵押贷款,以此为支点，可以撬动中国农村的内需市场，从而可以换回国家整体经济再快速增长30年。中国农村的农民一生中投资最大的一笔应该是住房，占他们一生投资的60%。如果农民可以用自己所建房子进行抵押贷款,靠月供来偿还贷款,农村的内需就可以撬动了，他可以每年能够拿出一部分钱来干除了攒钱建房以外的事了。

　　农民在土地上拥有以下几类财产权利：一、对土地拥有一定年限内的经营权，并可以将拥有的土地进行财产化，作为法律及经济地位的象征。如使用、收益、流转土地的权利。二、在土地增值的情况下，拥有对增值部分的摄取权利。如土地流转中租金升值的部分，也同样归农民享有。三、在让渡土地相应权益时，拥有获取等值补偿金的权利。旧城改造、城乡一体化建设等过程中，更应强化这种权利。如在拆迁中，很多农民并没有拿到与其土地价值相符的补偿款。

　　对此，湖北孝感籍的大学毕业生彭帅（化名）颇有感慨。彭帅的户口在农村老家，2009年他刚工作时，正值房价迅速上涨的前夜，当时他想在自己工作的二线城市买套房子，但还差一大笔钱，于是还不太懂土地相关法规的他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用家里的承包地作抵押进行贷款，结果打听了一圈，才发现根本行不通，没有一家银行给他贷款，最终他只能看着房价高涨，望房兴叹。他说，“如果当时赋予了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这些财产权利，我当时就能买上房了。”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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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人倒卖月球土地美获利千万美元
2014-06-16 12:16:02　来源: 北京晚报(北京)　有7人参与分享到
核心提示：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美国66岁男子丹尼斯·霍普利用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的漏洞，宣称对月球有拥有权，出售月球土地竟赚了1100万美元。
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美国66岁男子丹尼斯·霍普利用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的漏洞，宣称对月球有拥有权，出售月球土地竟赚了1100万美元。
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美国66岁男子丹尼斯·霍普利用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的漏洞，宣称对月球有拥有权，出售月球土地竟赚了1100万美元。
1980年，丹尼斯·霍普发现，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虽然规定“任何国家不得通过提出主权要求使用、占领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把外太空据为己有”，但并没有提及任何“个体”行为。他于是利用这条法律漏洞做起了外太空的生意。他成立月球大使馆公司，开始在酒吧和网上出售月球土地。
1980年，丹尼斯·霍普发现，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虽然规定“任何国家不得通过提出主权要求使用、占领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把外太空据为己有”，但并没有提及任何“个体”行为。他于是利用这条法律漏洞做起了外太空的生意。他成立月球大使馆公司，开始在酒吧和网上出售月球土地。
丹尼斯将月球上的土地分隔成小块，每英亩售价20美元，若要矿产权则售价25美元，迄今已赚1100万美元。客户购买土地后，丹尼斯会给其所有权证书，但客户需要承担证书的印刷费和邮递运费。丹尼斯透露，他现在每天平均出售225英亩土地，最大一笔交易是一名客户一次购买260万英亩地。
丹尼斯将月球上的土地分隔成小块，每英亩售价20美元，若要矿产权则售价25美元，迄今已赚1100万美元。客户购买土地后，丹尼斯会给其所有权证书，但客户需要承担证书的印刷费和邮递运费。丹尼斯透露，他现在每天平均出售225英亩土地，最大一笔交易是一名客户一次购买260万英亩地。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600多万人向丹尼斯购买月球土地，其中不乏政界名人和好莱坞明星，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卡特、小布什和影星汤姆·汉克斯、汤姆·克鲁斯、妮可·基德曼等。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600多万人向丹尼斯购买月球土地，其中不乏政界名人和好莱坞明星，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卡特、小布什和影星汤姆·汉克斯、汤姆·克鲁斯、妮可·基德曼等。
丹尼斯还在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匈牙利、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开设了所谓的“月球使馆”，“授权”各国的销售代理销售月球土地。丹尼斯称早已通过美国政府的所有权申报手续，是月球土地的合法持有人。按照美国法律，允许美国公民提交申请占有任何一片土地，只要这片土地之前没有人申请占有就行。因此，加州政府给丹尼斯颁发了“月球土地所有权证书”。
丹尼斯还在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匈牙利、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开设了所谓的“月球使馆”，“授权”各国的销售代理销售月球土地。丹尼斯称早已通过美国政府的所有权申报手续，是月球土地的合法持有人。按照美国法律，允许美国公民提交申请占有任何一片土地，只要这片土地之前没有人申请占有就行。因此，加州政府给丹尼斯颁发了“月球土地所有权证书”。
据悉，目前在太空旅行和太空地产业方面的相关立法还是一片空白。丹尼斯的月球生意到底合不合法，至今仍未能下定论。在坚称自己是合法的月球地主的同时，丹尼斯也承认：“本质上，我们销售的就是一种希望。”
据悉，目前在太空旅行和太空地产业方面的相关立法还是一片空白。丹尼斯的月球生意到底合不合法，至今仍未能下定论。在坚称自己是合法的月球地主的同时，丹尼斯也承认：“本质上，我们销售的就是一种希望。”
因为出售月球土地，丹尼斯曾多次被告上法庭。他说：“在德国和瑞典，我曾因欺诈罪被告上法庭，但最终因缺乏司法管辖权走出法庭。没有法院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我敢肯定今后还会被送上法庭。很多人给我发辱骂性质的电子邮件，我还至少收到4个炸弹威胁。他们叫我骗子，我只好把他们交给联邦调查局处理。”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40978133.html
农村户口有啥好处？户籍改革解读：9成受访农民不愿交地换非农户口

《新闻1+1》2014年7月31日完成台本

　　——“城市”的户口与“农民”的土地

　　解说：

　　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的落地，两者界限没有了，但两个户口簿背后的福利差别，会随之消失吗？

　　小沈：

　　一般的打工者几乎不上保险，也没单位给我们上保险。

　　解说：

　　在福建一个农民工要想市民化，政府需要增加支出12.9万元。巨大的地方财政投入能担负的起数百万农民的市民化需求吗？

　　农民：

　　城市户口没工作，村里面有地，不如种地。

　　解说：

　　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仅关系到城乡差别的消除，更决定着国家发展的未来。《新闻1+1》今日关注“城市”的户口，“农民”的地。

　　评论员 白岩松：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正在直播的《新闻1+1》

　　昨天，《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了，立即媒体与整个社会高度的关注，这毕竟大家期待了很久了。过去很长时间里头，城市户口和农村口有一个坚硬的墙，现在它们并轨了，不在分这个了，将来就是居民的户口。但是过了一夜，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要思考了，对于很多的农民朋友来说，没有这项政策的时候，觉得要有这样的政策，因为这样才更平等，当真有了这个政策，恐怕过去几十个小时，到底值还是不值。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说最新的答案。我们看看在几年前中国社科院进行的一个调查，调查的近11万人，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80前”也就是70后、60后等等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达到80%；而80后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是75%，同时加了一个条件，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达到90%，100个人当中有90个人不愿意转变成我们以为会愿意转变的城市户口。道理何在？原因又是什么？他们担心的什么？其实在算帐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的城镇化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农民朋友他们的土地，承包的土地包括还是宅基地将来怎么解决，是彻底丢掉，还是有偿，还是能够进入到转让，他们也能分配的利益，恐怕这一次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去关注它。

　　解说：

　　昨天，国务院公布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公安部副部长 黄明：

　　就是要根据每个城市的情况，调解、改进现行的落户政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 李朴民：

　　一是要改善中小城市的交通条件。

　　教育部副不振 刘利民：

　　推动以公办学校为主，来接(收)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解说：

　　在昨天这场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来自公安部、教育部、人社部、发改委等八个部门的人官员一起出席，为这份意见进行解读，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黄明：

　　一个小孩子出生以后，就不要再明确是城里娃还是农村娃，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的户口壁垒，这应当说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

　　解说：

　　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也都关注了这一具有划时代的改革举措。那么对于这个改革措施的改革对象，也就是那些目前还是农业户口的人，他们又是怎么说？

　　农民1：

　　我希望是城市户口。

　　农民2：

　　喜欢要城市户口。

　　农民3：

　　不想要。

　　农民4：

　　城市户口没工作，村里有地，不如种地

　　农民5：

　　就是农村，起码空气环境上比城市要好多了。

　　农民：

　　你说在小城市里，没工没什么，在那不上班，买了房干什么？种了庄稼，还拉到小城镇里去吗？

　　解说：

　　在昨天这份意见发布之后，也有不少疑虑的声音，就是改革不仅是改变个称呼这么简单。去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在网友在线交流时透露，在户籍制度上有60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福利。

　　黄明：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人口统计是一个基本制度，我们其它各相关领域的统计，也将配套跟进。这标志着我们将加快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居民将逐步的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解说：

　　配套跟进能否跟上？基本公共服务能否均等化？这的确是此次改革的关键。事实上，这次公布的意见也充分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困难。对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黄明：

　　就是根据我们的国家的基本国情，积极稳妥推进，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合理引导预期，不急躁、不冒进，防止不切实际，一哄而上。

　　解说：

　　改革已从改变名称开始，然而更多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评论员：

　　其实对于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通过这份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的意见就能感受得出来。我翻了一下，一共打印出来的是三页半纸，但是其中谈到土地这一块用了整整十行，这个分量是相当不轻的，在这十行里头，主要强调这几个意思。

　　第一，农民的土地承包全还要确权，进一步确权。

　　第二，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

　　第三，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也就是跟土地割开了。应当根据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开展试点，还仅仅是试点，足球有一个硬约束，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不可以。就是这十行在这整个的三页半纸里面占的分量还是是相当重，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改革的一个重点。

　　接下来连线一位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副部长刘守英，现在正在河南新乡调研。刘部长你好。

　　刘守英：

　　你好，岩松。

　　评论员：

　　在四年前就有这样一个调查，如果退掉土地承包权，惊讶的让大家发现，有90%的农民选择，不把户口转城里。

　　刘守英：

　　这一次国务院的文件非常强调土地权利的保护，这是在我们户籍改革的一个前提。如果土地的权利不得到合法的保障，农民也不会轻易的进城获得户口的身份。我刚才在新乡的调查，正好也是城镇化的调研，问民，农民就是说，现在农民不关心他叫什么，是叫农民还是市民，他真正的关心，如果我进城，城里的公共服务能否享受，另外土地权利能否得到保障。

　　评论员：

　　实际上他在算帐，得到的实际好处跟假如失去土地的失去之间，哪个更赚一点，这个正常，人之常情。

　　刘守英：

　　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在哪，就是土地的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农民应有的权利。就是他作为一个农民，我们政府给农民赋予的承包权、宅基地的权，还有集体收益分配权，这是权利是作为一个农民本身获得的基本的权利。但是进到城市这些公共服务的权利，是他进城以后，他对城市所做的贡献，也应该基本得到的政府提供基本的义务和保障，这两个是不可以对等和不可以交换。尤其不能说农民把土地交出来，再一个城市去换，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这两者之间不具备对等性。

　　评论员：

　　您这次从调研的感受非常深，从历史的场合看，上次分成城乡，其实是牺牲农民巨大的代价，完成了工业化最早的起步，而且壁垒越来越高，这次要城镇化，得让他占便宜，这种便宜是得到更好的好处。这次《意见》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要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开展试点，也就是他是否退出三权，您觉得试点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何让他占更多的“便宜”。

　　刘守英：

　　加引号，可以同意。这里核心的问题在哪？退出的概念是什么？未来农民进城以后，我们留在农村的，一个是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些土地，我们的未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尤其它牵扯的规模经营，牵涉到流转权，但是这些是留在农村以后，剩余的这些农民在经营土地有经营制度的安排。但是这里的安排是有偿退出，什么含义？政府不能强制的剥夺，未来应该是更多的通过市场的方式，来探索承包经营权，到底怎么流转，宅基地怎么流转，这样通过市场的方式，通过农民自愿的方式，这样来解决进城以后的这些人原有的这两项土地的权利，另外在留在农村的人在经营上扩大规模，而宅基地这一块也可以进行重组，这样实现整个农村的重新构造，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双赢，这个探索的是未来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市场主导还而不是政府的主导。

　　评论员：

　　其实里面一个自愿，一个有偿，到非常明确的写出了未来的方向，农民还会继续算帐，假如未来疑义的农民包括居住的人口真能转成城市化户口，也是在自愿的前提下谈判和选择的过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城市的户口和农民的土地。

　　解说：

　　在中国，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差距一直存在。而为了弥合两者间的差异，针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已推进多次。1994年以后，国家取消了户口按照商品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海、深圳、广州等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开始施行“蓝印户口”政策；2011年10月1日，中国以两万多个小城镇为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镇拥有固定住所和合理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而在昨天，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取消农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居户口。而它也被认为是历次改革中最具突破性的一次。

　　那么目前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到底有什么差异？小沈是一位来自甘肃农村的进城农民工，在打工的最初一年，他在老家甘肃里一个城市里谋生。

　　记者：

　　打工的的时候，单位里有上保险吗？

　　甘肃进城农民工 小沈：

　　没有。

　　记者：

　　为什么没上保险？

　　小沈：

　　因为在我们那边刚出来，一般的打工者都几乎不上保险，也没单位给我们上保险。

　　记者：

　　那比如说你生病了怎么办？

　　小沈：

　　生病了都自费。

　　解说：

　　而同样是在甘肃的城市中生活，拥有城镇户口的胡先生在社保方面的境遇便和小沈全然不同。

　　甘肃城镇户口居民 胡先生：

　　城里面医保，像我们在职的，单位都有医保，子女的话，在社区给孩子都有社会的一个医保，这一块还是办的比较完备的。

　　解说：

　　而小沈和胡先生因户口造成的福利差异，还远不止这些。

　　记者：

　　现在很多的都有廉租房、公租房，那要是想在那申请的话，能申请的了吗？

　　小沈：

　　我们应该不行。

　　胡先生：

　　目前我们这个城市只能是针对是市民，对外来的农民工还没有申请廉租房的政策。

　　解说：

　　而这份因户口造成的福利差距，不仅影响小沈和胡先生本人。甚至还将延续到他们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胡先生：

　　上学的话，比如上一个离家又比较近的，相对师资力量比较强的学校，那主要还是靠你的户口，那这个户口就是城市户口。这个对很多农民工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即使他在这个片区住，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城市户口，所以没有办法给孩子来进行正常的报名，这是一个硬杠杠。

　　解说：

　　而实际上根据新华社的统计，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间的福利差距，多达33项，不光包括以上提及的这些，甚至报考驾照、士兵退役经济补助、烈属军属抚恤、以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额这些福利，村里人和城里人也相差悬殊。

　　评论员：

　　当很多的农民朋友拥有这个土地的承包权的时候，觉得这个土地不会让自己富起来，挣不了太多的钱，但是真要让他退掉之后，他突然觉得土地才是他的命根子，可依靠，面为这次户籍改革，他的态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继续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的副部长刘守英，刘部长您好。

　　评论员：

　　您好，岩松。

　　温铁军：

　　你觉得就是，当这是它的命根子，但是将来如果变成城镇化的户口之后，如何让这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成为他的新的命根子和依靠，让他觉得土地也是可以转让，得到一定的利益，甚至割裂开来？

　　刘守英：

　　现在整个的户籍改革，这两块是平衡的，一个是土地权利基本保障，农民进城的时候可以放心的进去。另外，更重要的是进城农民可享受基本服务和公共权利，这个是农民更关心的，尤其是已经进城的已有农民的权利保障。在我看来，这一块的这次制度设计已经是比较完备了。最关键就是几个，一个是教育的权利，第二个整个的基本公共服务。像社保医疗养老，已经各地一些的大量的探索，这个标准和结构完善的问题。第三个未来的整个进城农民工的居住，也皆是落地的问题。如果把教育的权利的问题和居住的保障的问题和我们整个制度的完善能够往前推，会大大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评论员：

　　其实土地的忧虑还是要靠最后进了城以后，得到的公共服务相关的保障让他觉得占“便宜”了他才会自愿。

　　刘守英：

　　对，是的。

　　评论员：

　　非常感谢刘部长带给我们解析。接下来关注，假如说有很多的农民朋友，将来在慢慢算过这笔账，选择从小城镇一直到中等城市慢慢进入之后，城市要为此付出怎么样的成本，大家愿意不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我们继续观察。

　　解说：

　　易凤娇是一位在深圳打工的80后农民工，去年她当选了深圳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2005年她从湖北农村到深圳工作；2007年她就办理了一张深圳居住证。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农民工 易凤娇：

　　比如说我们这边上小学，都是以积分来算，是要有居住证，那么你就可以加分。就是在公立学校，积分排名的时候，你就会更(容易入学)一点。

　　解说：

　　积分不够，去私立学校读书就意味着需要支付高昂的学费，易凤娇的孩子今年还在上幼儿园。对她来说，一张居住证，能够给孩子带来入学上便利。但与拥有深圳户口的居民相比，易凤娇的孩子将来上学还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易凤娇：

　　深圳户口还有一个规定，可以直接加50分，如果是非深圳户口，有居住证就可以加30分。

　　解说：

　　除了入学上的优势，深圳户口能带来的社会福利也不一样。然而良好的社会福利回报，也需要农民工自己和所在企业增加支出。

　　易凤娇：

　　比如说医疗保险的话，如果我们深圳最新月基本工资，比如说五千左右的话，深圳户口一个月个人账户可能要交两三百块，如果是非深圳户口，一个月可能交一二十块，公司也是一样，如果是深圳户口的话，公司承担的费用很高。

　　解说：

　　从农村到城市，再享受城市优质资源的同时，生活成本也在增加，也正是这些高昂的成本，让易凤娇对于获得深圳户口的欲望，并没有那么强烈。

　　易凤娇：

　　因为我在老家农村户口，还有土地、宅基地。如果我调入深圳户口我就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调入深圳户口的话，我还要确保我能够完全融入这里，比如说我有稳定的工作，以后我的养老、医疗这些东西的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了，没有后顾之忧，我可能会把它调回来。

　　解说：

　　今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对福建与浙江两个省份的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增加的成本和费用分摊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在福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增加的支出越为12.9万元；如果福建省420万进城农民工全部市民化，全省一次性将新增次5429亿元成本。其中公共财政需负担1487亿元，相当于2012年福建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80%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陶然：

　　如果没有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基础，那么户籍改革成本就会很高，就会出现一个我们年年谈户籍改革的，但实际上户籍改革改不动。

　　解说：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时代赖以生存的资源，该如果利用好这些资源，降低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也是专家建议改革的一部分。

　　均等化

　　通过政府的财政收入来降低他在城市里面永久定居和生活成本，这是一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还要自己付，那么他们在农村里面的原来的土地，能够自由的转让，这样的收入就可以分担他在城市里面定居里面要支付的一部分成本。

　　评论员：

　　刚才短片里面一个小账有意思。接下来连线一位嘉宾，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账。是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温铁军，温教授。

　　评论员：

　　福建一个农民市民化增加财政支出12.9万元，如果全省420万都市民化是5429亿，当然它不会立即都转，但是这笔钱也是相当大的。有人说平等用钱来买来的有道理。面对新的政策，是一边挣一边花，还是会有很大的投入？

　　温铁军：

　　如果只是简单的算在正账，刚才说的数据确实是很难支付的。如果把农们的市民化和国家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会发现城镇化反正是要解决农民工变成城市市民的。城镇化如果要调整战略方向把过去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资本，向中小城市乃至县以下的城镇集中，就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农民进城的属于财政负担的门槛，也可能它要是城镇化结合的紧密一些，很多的问题会有一石二鸟的效果。如果纯算简单的财政账，各地是很难实现所谓的这次户籍制度改革的。

　　评论员：

　　表面是单一的投入，其实不是，它要解决的长远的问题是另一种挣钱的方法。

　　温铁军：

　　从90年代末期开始发生产能过剩以来，这十几年还是靠投资拉动，过去的投资，过多的集中东南沿海、在大城市。现在如果向城镇化，正好和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中，小城市城镇放宽的幅度更大可能和这个能结合在一起。

　　评论员：

　　我们这次在建制镇，包括小城市落户彻底放开了，但是农民朋友不愿意到这，怎么做让他们愿意让他们先从这开始落户起。

　　温铁军：

　　从开始讨论充分尊重人民意愿政策考虑，我们就得把它用到各个方面。农民愿意进入城镇当然好，不愿意，还是尊重农民留在农村的愿望。客观的看，特别是2003年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以来，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向农村基本建设和农村公共开支投入大约八九万亿了，实际上农村98%已经实现了五通，在农村很多生活便利程度，特别是加上资源环境优异城市，已经使很多的城市人想下乡了，既要看到城镇化，也要看到去城镇化。

　　评论员：

　　明白，非常感谢温教授带给我们解析。其实从今天开始，一个好的政策就进入到大家都要算帐的地步，算好账才能更好的落地。

(央视)



一语惊坛(8月1日)户籍改革只是身份置换,农民当然不愿交出土地当喝西北风的市民!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43406655.html
承包地块不再四至不清！农村土地流转意见：5年内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

新华网北京11月2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全文如下。

伴随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必然趋势。实践证明，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应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为引导农村土地（指承包耕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理解、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精神，按照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走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的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典型示范引导，鼓励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又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避免走弯路。

（二）基本原则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充分发挥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创新，支持基层先行先试，靠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以农民为主体，政府扶持引导，市场配置资源，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违背承包农户意愿、不得损害农民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

——坚持经营规模适度，既要注重提升土地经营规模，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确保农地农用，重点支持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

二、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三）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承包合同取得权利、登记记载权利、证书证明权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完善承包合同，健全登记簿，颁发权属证书，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保护，为开展土地流转、调处土地纠纷、完善补贴政策、进行征地补偿和抵押担保提供重要依据。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方便群众查询，利于服务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原则上确权到户到地，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切实维护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

（四）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地方全面负责的要求，在稳步扩大试点的基础上，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在工作中，各地要保持承包关系稳定，以现有承包台账、合同、证书为依据确认承包地归属；坚持依法规范操作，严格执行政策，按照规定内容和程序开展工作；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依靠村民民主协商，自主解决矛盾纠纷；从实际出发，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为基础，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为依据，采用符合标准规范、农民群众认可的技术方法；坚持分级负责，强化县乡两级的责任，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密切协作、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科学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工作质量。有关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操作性政策建议和具体工作指导意见。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给予补助。

三、规范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五）鼓励创新土地流转形式。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农户长期流转承包地并促进其转移就业。鼓励农民在自愿前提下采取互换并地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土地流转优先权。以转让方式流转承包地的，原则上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且需经发包方同意。以其他形式流转的，应当依法报发包方备案。抓紧研究探索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在土地流转中的相互权利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按照全国统一安排，稳步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研究制定统一规范的实施办法，探索建立抵押资产处置机制。

（六）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民家庭，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流转期限应由流转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协商确定。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将整村整组农户承包地集中对外招商经营。防止少数基层干部私相授受，谋取私利。严禁通过定任务、下指标或将流转面积、流转比例纳入绩效考核等方式推动土地流转。

（七）加强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流转市场运行规范，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依托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健全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建立土地流转监测制度，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等服务。土地流转服务主体可以开展信息沟通、委托流转等服务，但禁止层层转包从中牟利。土地流转给非本村（组）集体成员或村（组）集体受农户委托统一组织流转并利用集体资金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可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流入方收取基础设施使用费和土地流转管理服务费，用于农田基本建设或其他公益性支出。引导承包农户与流入方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并使用统一的省级合同示范文本。依法保护流入方的土地经营权益，流转合同到期后流入方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约。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健全纠纷调处机制，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

（八）合理确定土地经营规模。各地要依据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研究确定本地区土地规模经营的适宜标准。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现阶段，对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至15倍、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创新规模经营方式，在引导土地资源适度集聚的同时，通过农民的合作与联合、开展社会化服务等多种形式，提升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

（九）扶持粮食规模化生产。加大粮食生产支持力度，原有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归属由承包农户与流入方协商确定，新增部分应向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照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对从事粮食规模化生产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符合申报农机购置补贴条件的，要优先安排。探索选择运行规范的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开展目标价格保险试点。抓紧开展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试点，允许用粮食作物、生产及配套辅助设施进行抵押融资。粮食品种保险要逐步实现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愿保尽保，并适当提高对产粮大县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品种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相应配套办法，更好地为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提供支持服务。

（十）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建设。严禁在流转农地上建设或变相建设旅游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别墅、私人会所等。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挖塘栽树及其他毁坏种植条件的行为。严禁破坏、污染、圈占闲置耕地和损毁农田基础设施。坚决查处通过“以租代征”违法违规进行非农建设的行为，坚决禁止擅自将耕地“非农化”。利用规划和标准引导设施农业发展，强化设施农用地的用途监管。采取措施保证流转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可以通过停发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办法遏制撂荒耕地的行为。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高产创建项目实施区，不符合产业规划的经营行为不再享受相关农业生产扶持政策。合理引导粮田流转价格，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四、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十一）发挥家庭经营的基础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要继续重视和扶持其发展农业生产。重点培育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使之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分级建立示范家庭农场名录，健全管理服务制度，加强示范引导。鼓励各地整合涉农资金建设连片高标准农田，并优先流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农户。

（十二）探索新的集体经营方式。集体经济组织要积极为承包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服务，通过统一服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农民意愿，可以统一连片整理耕地，将土地折股量化、确权到户，经营所得收益按股分配，也可以引导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通过自营或委托经营等方式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各地要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和丰富集体经营的实现形式。

（十三）加快发展农户间的合作经营。鼓励承包农户通过共同使用农业机械、开展联合营销等方式发展联户经营。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深入推进示范社创建活动，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农社对接。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建立农户入股土地生产性能评价制度，按照耕地数量质量、参照当地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计价折股。

（十四）鼓励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涉农企业重点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户和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经营。引导工商资本发展良种种苗繁育、高标准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等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开发农村“四荒”资源发展多种经营。支持农业企业与农户、农民合作社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合理分工、互利共赢。支持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农业示范园区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出资、相互持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五）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鼓励地方扩大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资金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承担涉农项目，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加快建立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的管理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在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可单列一定比例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配套辅助设施，并按规定减免相关税费。综合运用货币和财税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健全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保险支持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分散规模经营风险。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设立融资担保专项资金、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等加大扶持力度。落实和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

（十六）加强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各地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明确的上限控制，建立健全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对租地条件、经营范围和违规处罚等作出规定。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按面积实行分级备案，严格准入门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浪费农地资源、损害农民土地权益，防范承包农户因流入方违约或经营不善遭受损失。定期对租赁土地企业的农业经营能力、土地用途和风险防范能力等开展监督检查，查验土地利用、合同履行等情况，及时查处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对符合要求的可给予政策扶持。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并加强对各地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五、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十七）培育多元社会化服务组织。巩固乡镇涉农公共服务机构基础条件建设成果。鼓励农技推广、动植物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围绕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拓展服务范围。大力培育各类经营性服务组织，积极发展良种种苗繁育、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粪污集中处理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服务业，支持建设粮食烘干、农机场库棚和仓储物流等配套基础设施。农产品初加工和农业灌溉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鼓励以县为单位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创建活动。开展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试点，鼓励向经营性服务组织购买易监管、可量化的公益性服务。研究制定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的指导性目录，建立健全购买服务的标准合同、规范程序和监督机制。积极推广既不改变农户承包关系，又保证地有人种的托管服务模式，鼓励种粮大户、农机大户和农机合作社开展全程托管或主要生产环节托管，实现统一耕作，规模化生产。

（十八）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定专门规划和政策，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整合教育培训资源，改善农业职业学校和其他学校涉农专业办学条件，加快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围绕主导产业开展农业技能和经营能力培养培训，扩大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养培训规模，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的培养培训力度，把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努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认定、扶持体系，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探索建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度。

（十九）发挥供销合作社的优势和作用。扎实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按照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要求，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利用供销合作社农资经营渠道，深化行业合作，推进技物结合，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服务。推动供销合作社农产品流通企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网络终端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开展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服务。鼓励基层供销合作社针对农业生产重要环节，与农民签订服务协议，开展合作式、订单式服务，提高服务规模化水平。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事关全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办事，及时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搞好分类指导，充分利用农村改革试验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开展试点试验，认真总结基层和农民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牢固树立政策观念，准确把握政策要求，营造良好的改革发展环境。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明确相应机构承担农村经管工作职责，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负。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抓紧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工作指导和检查监督制度，健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老农民

导演：张新建 / 王滨
主演：陈宝国冯远征牛莉蒋欣
地区：大陆年代：2014类型：历史 / 农村
简介：
山东黄河岸边的麦香村，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牛大胆为首的贫农都分到了土地，而从北平归来的地主儿子马仁礼则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牛大胆和马仁礼一个胆大，一个有文化，既是冤家，又是伙伴，在他们的带领下，麦香村村民用勤劳和智慧先后战胜了天灾人祸，渡过了三年自然灾难、***等特殊时期，最终实现了粮食的大丰收。而以狗儿为代表的麦香村新一代农民不仅把乡镇企业办得如火如荼，还带领村民到俄罗斯租地种地，真正实现了农民的发家致富。2006年，《农业税条例》废止，农民进一步获得了解放和自由，麦香村村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新生活。牛大胆看着麦香村绿油油的田地，眼里泛起泪光，心中充满希望……


卖盐老婆喝淡汤，种田农民断了粮。仅是天灾可原谅，浮夸人祸终要偿。
城乡差别建势垒，制度政策扶弱强。自由市场促交换，农民稍有福日尝。
小农经济源自私，追本溯源源流长。若说自私天本性，人类原罪始隐藏。（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确不真实）
大队权大可抓人，农民皆兵佩真枪。吓得官员不敢坏，物极必反身命亡。（这点倒是回避了）、
恢复高考得民意，农工子弟有希望。十年人才大积累，当下个个显锋芒。
包产到户解饥渴，平平则法一缕光。自古民以食为天，本能欲望不可挡。




革命先贤中山虎，龟鳌兄弟闹翻天。得民心者得天下，雄鸡一唱天下安。
继续革命真机现，十年浩劫颠倒癫。牛鬼蛇神显露尽，打倒古月与王权。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6/23/83/2_1.html
中央党校教授：把党逼到墙角，党就把社会逼到墙角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6/22/83/4_1.html#
老驻队干部驳斥《老农民》
老 骥
本来我是不想看《老农民》的，因为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一辈子，几十年里几乎天天和农民朋友打交道，我太了解他们了。《老农民》无非是标榜农村改革，这对我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不感兴趣。但是，后来我发现网上对这部电视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有网民将其归纳为193个胡说八道，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了一探究竟我才调看了它，重点观看了被网民批判最厉害的文革时期的人民公社片段，看后不禁令我哑然失笑，原来“金牌编剧”高满堂果然是个胡说八道的主。不过让我不解的是，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居然被媒体吹捧为“史诗”，不但通过了广电总局的审查，而且还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为此，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以亲身的经历对《老农民》进行必要的驳斥，以正视听，以防谬种流传。
我工作的地方是河南信阳的一个革命老区县，从1971年开始到退休，一生都在农村基层工作，一辈子与农民朋友打交道。先后干过卫生防疫工作，担任过人民公社的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被评过县劳模。既经历了文革时期也经历了改革时期，对两个时期的农村、农业、农民了如指掌。特别是文革时期，我在人民公社工作，在大队和生产队驻队长达十余年，经常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他们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正因如此，《老农民》哪个地方胡说八道，我一眼就能看穿。现在，对其细节的东西不予计较，仅就大的方面驳斥如下：
一、割资本主义尾巴是真的吗？
至今我都不明白什么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因为文革期间信阳地区从来没有搞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其实，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现的一个罪名，然而在全国也找不到一件正儿八经的实证，不信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它连一个正式的解释也没有。《老农民》的剧情，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麦香岭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韩美丽带着几个造反派，佩戴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标，按照上级的指示：不准在黄河捕鱼出售；不准种黄烟；不准社员自己养母鸡；不准社员自己养母猪；连坟地里的枣树也要砍掉；还不准办庙会。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都必须割掉。为此，电视剧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双方的激烈斗争，煞有介事地极尽渲染之能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这都是瞎编的。不要说我工作的地区没有这种现象，可以说在全国也难找这样的典型，因为这样搞是违反中央《农村人民公社60条》规定的。1962年9月27日，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由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60条.》规定如下：
第五章 社员家庭副业
三十九 、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 收入，活跃农村市场。
四十 、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以下的家庭副业生产：（一） 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 ，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二）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和大牲畜。为了发展养猪业，以便给集体经济提供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 况，经过社员讨论，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 这种饲料地，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三）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和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批准，
在统一规划下，可以开垦零星荒地。开垦的荒地一般可以相当于自留地的数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一点，在人多地少的地 方也可以略多一点。开荒绝对不许破坏水土保持，破坏山林，破坏草原，破坏水 利工程，妨碍交通。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 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 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 。 （四）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 （五）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 （六）经营由集体分配的自留果树和竹木。在屋前屋后或者 在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果树、桑树和竹木。这些东西永远 归社员所有。 社员经营家庭副业， 使用集体所有的牲畜和工具等生产资料 的时候，都要付给集体以适当的代价。
四十一 、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四十二 、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 育社员兼顾国家、 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 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机倒把。 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方面，例如养猪、编织等，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 四十三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 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 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
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我亲眼目睹了这些政策的认真贯彻和执行：社员们家家户户都养有成群的鸡鸭鹅，用它们下的蛋换油盐；每家都养有一二头猪，除了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外每家都要留一头杀年猪，腌腊肉；社员可以养母猪，而且主要是社员养，其次生产队也可以养；生产队在塘湖堰坝放养鱼虾，年根前捕捞上来分配给各家各户；社员房前屋后都栽有自留树，有乘阴树、香椿树、果树，果树多为又大又甜的磨盘柿子树；每个公社都设有集市和庙会，逢单日或双日上午开集，每年一次庙会，社员们赶集是互通有无，卖出买进，主要是售出自己的产品增加收入，社直机关的干部职工也需要赶集买菜。庙会就是物资交流大会。《老农民》污蔑这些全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都在***领导下，同是文革期间，为何竟是两重天呢？分明是胡扯嘛。
我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胡扯还有一个根据，就是这些编造的剧情都犯了常识性错误。如：
麦香岭大队捕黄河的鱼卖被当做投机倒把处理，这是不可能的。所谓投机倒把是指倒买倒卖，而麦香岭大队的捕鱼是黄河沿岸社员的“渔猎”行为，出售是自产（捕）自销，与投机倒把不沾边，县、公社执法人员难道连这个界限也分不清？抓投机倒把也不是警察局，应该是市管会，那时候也不叫警察，县里叫公安，公社叫特派员。
种黄烟卖也算不上投机倒把，我们公社就种过黄烟。与麦香岭相反，社员们都不愿种，公社为增加社员经济作物的收入，力推种植。结果丰收了，但供销社嫌品质差卖不上好价钱，第二年就不再种了。黄烟的加工分两类。一是旱烟，旱烟是晒出来的，只适合社员自己吸食，种量很小，就在田边地头即可。二是烟草，烟草需装在炕楼用火烤出来，可以大量出售给供销社。七十年代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不吸旱烟，吸盒装的香烟，当时大众化的就是“公字牌”、“先锋牌”，《老农民》的自晒旱烟能卖给谁呢？卖旱烟不行只能卖烟草，烟草要用烟炕，烟炕楼像当年日本鬼子建的炮楼，而且还冒烟，这样的家伙能瞒过韩美丽和公社干部吗？
养鸡的剧情就更荒唐了，见过栓羊栓狗养的，没见过栓鸡养的，更没见过把鸡栓在荒山野岭养的。栓养的鸡能下蛋吗？不仅不会下蛋连命都保不住，早该被野兽吃掉了。
《老农民》的编剧高满堂其实对农村是个外行，他既不懂什么是人民公社也不懂什么是集体和单干。《农村人民公社60条》第二条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河南省就是三级制。而《老农民》则不伦不类，是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牛大胆这个大队长之下没有小队长，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体制，因为这种体制缺少了生产队这个基础，是无法生产和生活的。剧中的“借地”实际是单干的代名词，本应谁开荒，谁种麦，谁收获才对。可是社员们仍是集体开荒，集体种麦，集体收割，集体分配，然后个人负责交粮。除了交粮由集体变成个人外，其余环节和过去一摸一样，这样的“借地”与集体没有实质的区别，并不是单干。那么请问这偷偷摸摸的“借地”有何必要呢？又凭什么一个吃不饱一个就吃得饱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的“借地”用的着立“生死状”吗？
俗话说：“砍的没有旋的圆。”只要编瞎话就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还会闹出笑话。
二、农民总是吃不饱是真的吗？
农民总是吃不饱饭是贯穿《老农民》的主题，目的是为改革找理由。为此编剧不惜泼墨，极力渲染，并将一个叫马有粮的人取个绰号叫“吃不饱”，故意寒碜***。毋庸讳言，解放后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民确有吃不饱的情况，甚至还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这是由于生产条件落后，自然灾害频仍，党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到了《农村人民公社60条》下达后，农村各项工作得以规范，这个问题得到很大的改善，到了七十年代“吃不饱”就基本解决了。不过“吃得好”还谈不上。平时社员们三五天才能吃上一顿肉，但有三种情况可以例外，一是春节，二是建房，三是栽秧，可以天天吃肉。像《老农民》演的社员连一顿肉馅饺子都很难吃上并且上级不准吃，纯粹是胡说八道。
有一种情况叫“度春荒”往往被人与“吃不饱”相提并论，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人民公社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难免有时候征了过头粮，这时候有的社员粮食就不够吃，往往在来年青黄不接的5月份断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需要将一部分粮食返销给社员，同时也发放救济款，叫做“钱跟粮走”。由于返销的粮食是按口粮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大米（记不太准），对于农村人来说标准稍低，再加上计算缺粮的时间也不精准，所以个别粮食缺口大的家庭就发生了不够吃的问题，于是有吃稀，吃两顿的现象。发生春荒暂时困难的生产队也不是“等靠要”，他们在公社、大队的领导下积极组织社员生产自救，种植经济作物，饲养家禽家畜，发展“三坊四匠”，外出搞副业等来弥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之后，对不征过头粮要求的越来越严，搞不好干部会受处分，所以再没有吃不饱的现象。
应该指出的是，缺粮不是生产不出来，不是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不够吃，是政策没有执行好，征了过头粮。不像小岗村，是因为好吃懒做。《老农民》许多剧情都是小岗村的拓版，不过我觉得小岗村的事迹并不光彩。包括小岗村人在内的凤阳人历来好吃懒做，有“凤阳花鼓”歌词为证，至少从明朝开始，他们都是“背着花鼓走四方”的，不事生产，专以卖唱讨饭过日子。遇到一点困难就逃避，所以才会有不组织生产自救却开证明“逃春荒”的怪事。几百年来他们总是怨天尤人骂皇帝，从来不反省自己，封建社会搞不好，资本主义社会搞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搞不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搞不好。按照他们自己的反省：“一夜越过温饱线，30年未入富裕门”，只好又跑到南街村取经，只因村领导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作怪，经也没念好。小岗村的懒惰让人不可思议，年年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斤，连种子都找不回，这在全世界也是奇迹，难找第二个，真是懒得抽筋。
我们信阳地区改革开放前就号称鱼米之乡，这里的人民勤劳善良，并且具有丰富的饮食文化，善于烹调技艺，有四大名菜佐证：香椿炒鸡蛋，泥鳅拱大蒜，腊肉煮黄鳝，老鳖下卤罐。老百姓热情好客，我下乡和驻队时常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品尝这些美味佳肴。特别是春节期间，他们把来家中的公社干部当亲戚一样接待，所到之处家家户户都要给你献上一碗好吃的食物，叫做过响午、过晚上，就是半上午、半下午让你吃点东西，有糖水荷包蛋，甜酒糍粑，腊肉挂面，肉馅水饺等。每家都有一碗，主人说不吃不行，不吃完也不行，如果你不懂风俗，信了主人好客的说辞，就会被撑得肚儿滚圆，涨得难受。改革开放后有很多烹调手艺较好的人到外地开餐馆，餐馆的名字都要注明“信阳”二字，一般生意都不错。还有开起高档大酒店的，名叫“南湾湖大酒店”，并且已全国连锁，菜谱主打就是四大名菜，原料都从信阳运去。并新增了一道名菜“南湾胖头鱼”，取材于南湾水库的胖头鲢鱼和水。南湾水库建成于1955年，总库容16.3亿立方米，是信阳的一大风景区。现在信阳人烹调技艺享誉河南，名扬全国，信阳的老百姓也被公认为“吃家”。
我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信阳地区虽然是个工业落后的革命老区，但当年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像《老农民》描写的那么痛苦，那么凄惨。七十年代他们已经解决了温饱，并且在尽情的享受生活。《老农民》对人民公社的攻击和污蔑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姓曾的大队老支书对我说：“《老农民》演的太假了，纯粹是给***毛主席抹黑，我只看了一集就不看了。”
三、“大包干”成功了是真的吗？
1979年我们县进行农村改革，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单干，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人民公社到底该不该解散？我的看法是，它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对不成功的人民公社应该解散，成功的则应该保留，不能一刀切。我认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队是可以继续办下去的，这些大队都是先进大队，生产条件好，社员觉悟高，集体观念强。对解散了的大队也不应该搞分田单干，可以退回到合作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改为社员家庭，真正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生产模式。如果说办人民公社的时候犯了一刀切的毛病，“大包干”的时候又犯了同样的毛病。据“三农”专家李昌平调查，全国农村从1988年后统统都成了分田单干，尽管官方一直忌讳这个词汇，但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违反宪法的。
《老农民》描写农民分田单干后，农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获得了极大地成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可否认，分田单干与小农意识相结合，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田间管理更加精细化，的确能够促进增产。但这离不开人民公社打下的基础，如水利建设，化肥农药，杂交水稻和小麦、玉米、油菜、棉花等种子改良，不应该贪天之功为己有。粮食增产并不意味农民增收，当时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为了保证改革成功，国家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收购价，这的确让老百姓的荷包鼓起来，许多农民家庭翻修或新建住房。但同时也让国家财政发生了严重危机，导致了中国首轮通货膨胀。
当时流传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不过实践证明田野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希望，九十年代开始，我们镇农民负担人均高达500多元，全国也大同小异，沉重的提成摊派让农民活不下去，于是，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找生活。人民公社可以养活社员，分田单干反而养活不了农民，这个事实让力推农村改革的人非常尴尬。有人说：正是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让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可以外出打工。这是搂草抓兔子——意外收获，并不是农村改革的初衷。再说，人民公社难道就不能输出劳务？当年不也派社员外出搞副业嘛。之所以没有改革后的规模，是因为当时国家没有搞经济特区，如果有，集体外出打工照样可行，甚至更好。分田单干后假如没有经济特区，农民不能外出打工，从而缓解了矛盾，农村的“三农”问题必将更加严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一幕就可能重新上演。
有人可能会用“粮食十一年增”来证明分田单干的效率，但我认为这个统计是可疑的，弄不好农业部和《老农民》有共同造假的嗜好。说这话我是有根据的，根据一，我看到农村有大量的撂荒田地，我分别询问过农民、村干部和乡政府干部，得出的结论是撂荒面积占比在20%——30%。一叶落知天下秋，估计全国大同小异，这么大的了撂荒面积能不减产吗？何况城镇化让中国的耕地面积在以每年4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哪来的增产呢？根据二，我国原来是粮食净出口国，现在变成了粮食第一进口大国，2013年进口比上年增长了1300万吨计8300万吨。估计占粮食产量的13%左右，进口年年加码，由100多万吨增长到2013年的8300万吨。中国人口增长维持在700万人，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人，新增口粮只需200亿斤。这说明什么？说明粮食减产而且幅度很大。吹嘘粮食十一年增恐怕是政治上的需要。

对照制度的优劣，不能光看经济指标，还要看政治、社会、治安、精神、道德、风尚、环境等综合指标。当年人民公社，干部廉洁，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社会风清气正；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绿色食品，人民身体健康。分田单干后这些方面无一不倒退，有的方面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特别危险的是，农村社会稳定基石的作用丧失殆尽，许多地方黑社会已经取代了村支部，宗教势力、宗派门头控制了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今天“三农”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城市化掩盖不了分田单干的失败和为资本下乡腾空的真相，城市可能就是农民未来的贫民窟；“三权分置”为土地兼并创造了条件，“土地确权”最终也阻挡不了土地私有化的步伐。
总之，《老农民》是对当年几亿贫下中农的丑化，是对几百万农村基层干部的污蔑，是一部罔顾事实，搬弄是非，弄虚作假的垃圾剧，是一株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也是对习近平“两个互不否定”指示的公然挑战。对这样的电视剧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对编剧、导演和批准上演的广电总局应追究政治责任。至于那几个主要演员，为了几个臭钱，抛弃艺德，丧失良知，有奶是娘，一副十足的“戏子”嘴脸，只会遭到广大观众的蔑视与唾弃。
2015年1月30日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7/57/73/5_1.html
河北上千亩流转土地被毁约弃耕 地租难以兑现

　　土地流转者单方“毁约”甚至“跑路”，地租难以兑现，退回的土地要么地界匿迹，要么机井、管道严重损坏，甚至错过农时出现耕地撂荒……
　　4月上旬，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威县和邯郸市成安、邱县、磁县等地农村采访时发现，多地出现土地流转“毁约弃耕”现象——去年刚和农民签订了5年、10年“包地合同”，今年土地流转者就单方面解除合同，强行退回耕地。
　　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陷入窘境的农民大都是这两年土地流转热中刚拿出土地的“尝鲜”者，而“毁约弃耕”者则几乎都是种田不久的下乡资本。由于“毁约弃耕”所涉面积上千亩，涉及农户众多，在当地无异于一次小型“地震”。
　　有专家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如今高发的“毁约弃耕”现象，正是近年资本下乡种地过程中暴露出的“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所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下农村出现的“毁约弃耕”只是个开始。
　　去年“包”今年“甩 ”，土地流转坐“过山车”
　　4月9日，邢台市柏乡县，四周地块的麦苗长了一尺来高，内步乡内三村村民郭二胖的耕地却荒草丛生，成了邻村羊倌牧羊的草场。原因是春节前后，智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单方面解除了去年签订的10年包地合同。
　　4月1日，邯郸市成安县，面对商城镇北郎堡村村民“毁约弃耕”的指责，如林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却表示：“可以(到法院)告我，告得越狠越好!”去年流转土地赔了钱的她声称：“我还不知道告谁呢!”
　　4月7日，同样在邯郸市成安县，说起流转土地，辛义乡后裴里村一位村民连连摇头：“去年村西流转土地种白菜赔了钱，包地者连农民地租都没给就拍拍屁股跑了。”村北流转土地建起的休闲农场，同样也没挣到钱，搭起的“蒙古大营”如今已易手他人……
　　与时下令人无奈的“毁约弃耕”景象相映衬的，是当地农民记忆犹新，近两年迅速席卷当地农村的土地流转热。
　　柏乡县内三村村民郭振岭回忆，去年智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了招募分社长，在该县每个乡都成立了“有十来个人组成的工作组”，而工作组为了请他“出山”，不但许以高薪，更动用了各种关系“三顾茅庐”。
　　成安北郎堡村村民王成强记得：去年开春，“老板们”开着小汽车一批批来村里求包地。那时，村里的理发店也成了颇为热闹的包地信息中转站，理发师、甚至路边修自行车的也兼职当上了“中介”。
　　土地流转“典型”更被当地媒体争相报道：称因“智农”这家覆盖全县的新型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出现，柏乡县农业结构、农民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因合作社大量流转土地，农民“一份地能挣三份钱”——既能收得土地流转地租和红利，又能在合作社打工挣工资……
　　一时间，土地流转驶上了快车道。
　　如林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李姓“老板”是去年第一次下乡种地的试水者。据这位李姓“老板”介绍，不仅她自己去年刚在成安县流转的1000多亩土地“毁约弃耕”，和她同期到成安流转土地的其他“老板”们如今都在“甩地”——不是退还给农民就是转包他人。
　　下乡的资本是种地还是“玩”农业？
　　对于这一两年间迅速席卷当地农村的土地流转热，邯郸地区一位流转土地多年的王姓种粮大户并不看好。
　　在她看来，这股风潮的推动者无外乎两股力量：一是这一两年间纷纷下乡种地的城市工商资本，再有就是通过流转土地 “秀肌肉”来达到非法集资目的的别有用心者。
　　据她估算，其周围这一两年间“拿地”种田的，近一半的是这样的非农资本。
　　而对于近期大量城市工商资本下乡种地，石家庄经济学院一位从事土地流转研究的专家在调研中也有所关注。“现代农业的投资前景被广泛看好，刺激了工商业资本向现代农业领域‘潮涌’。”她介绍说，特别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钢铁、煤炭等行业宏观调控力度，加上这些行业市场不景气，导致这部分资金投向农业寻找出路。“对于曾以钢铁、煤炭作为全省经济两大支撑产业的河北而言，更是如此。”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纷至沓来的下乡资本正在改变着河北南部一些农村：国外农庄美丽的景色和 “潇洒”耕作其间的“老外”——类似主题的巨大广告遮挡住耕地上的涉农企业工地;即使在相对偏僻的农村，以搭建起的蒙古包为标志的观光农业也随处可见……
　　一位农民对记者说：这哪里是在做农业，简直是在“玩”农业。对下乡资本种地，种粮大户们并无好感。
　　石家庄经济学院这位专家分析认为：“在下乡的城市工商资本中，不排除有企业是受土地价值诱惑进入农业，以‘圈地’或非农化为目的。一些企业土地圈而不用，更有甚者，部分工商业资本以套取国家补贴为目的进入农业。”
　　“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是对从事农业心怀诚意的。”她同时指出：“从目前下乡种地的工商业资本来看，身份构成复杂，其中不乏房地产、建筑、钢铁、煤炭等行业企业。”这些企业进入农业，有的是看到了国家对农业的大力扶持，有的以为搞农业比其他产业可能更容易，有的是基于朴素的农业情结。“但大都对农业基本属性、农业投资的复杂性、长期性和风险性缺乏深入认识，属于盲目跟风。”
　　邯郸地区王姓种粮大户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身边去年初次种田的城市工商业资本就没少为此“交学费”：有房地产“老板”初次种地，就流转了1800亩土地种紫薯，结果赔了几百万;另一位首次涉农的房地产“老板”，以1200元每亩的价格流转土地六七百亩种水稻，结果每亩至少赔了500元……
　　土地流转，价高者得？
　　去年，邯郸某地一位从事钢铁行业的“老板”打算流转土地种红薯，为了甩开竞争者，“阔气”地将地租一下从1200元/亩/年提高到了1400元。
　　“下乡种地的‘老板们’无知者无畏，加上的确不差钱，地租也就一涨再涨。”已有多年土地流传经验的邯郸地区王姓种粮大户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叹：“我真不知道这么高的地租红薯怎样种才能不赔钱。”按她的经验，地租在700元/亩/年左右，种红薯的赔本风险才可控。
　　据石家庄经济学院从事土地流转研究的专家调研，2012年前后，河北省流转土地地租还在400元/亩/年上下，三年不到，如今平均水平已抬升至1000元/亩/年，高的更达到每亩1200元至1400元/亩/年一年。
　　面对一路飙升的地租门槛，即便最擅长经营土地的农民也感觉难有赢利空间。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及以当地目前每亩1000元/年的地租种粮食能否挣钱，成安县后裴里村的农民给出的答案是：“种一年肯定白玩儿!”他们告诉记者，以国家目前的收购价格在自己的承包地种小麦、玉米各一季，刨去各种成本，“纯利”也就1000元。
　　流转1000亩土地赔了100万元的如林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李姓“老板”，也对当初的“任性”后悔不已。“去年专家都跟我说，地租1000元/亩/年不挣钱，我不听。”“结果1000亩地包下来，赔了个稀里哗啦。”
　　面对被不断“炒”高的地租，不时有农民和种粮大户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抱怨”：真正的农民流转土地根本争不过“财大气粗”、“无知无畏”的下乡资本。
　　柏乡内三村42岁的农民郭春敏连续6年经营28亩土地种植“麻山药”挣了钱。但今年他流转的土地却首次出现了规模缩水——9亩地被原土地承包人租给了出价更高者。
　　其实，郭春敏今年包地的地租从400元/亩/年一下子涨到了800元/亩/年，有的地块甚至涨到900元/亩/年。但相比之下，这个涨幅仍难让提供流转土地的农民满意。与郭春敏流转土地相隔不过几百米的同村耕地，智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去年开出的是价格是1680元/亩/年。
　　这个价格，对这个从小就种地的农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在他看来，每亩八九百元的地租，已使土地经营风险大大增加。
　　“拿地”面积没上限
　　能在很短的时间实现流转上千亩土地，如林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李姓“老板”的办法，一是给农民的地租足够高;二是不通过政府，而是通过村中有威望的人“管闲事”、“作中介”，直接从农民手里“拿”地。
　　而去年河北九道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参与并发起成立的智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柏乡全县范围内实现快速流转7400多亩耕地，用的也是这个策略。
　　曾任智农蔬菜种植合作社内三村分社负责人的郭振岭告诉记者，合作社先是在全县各乡镇游说有能力有实力的人出任合作社各分社社长。
　　而担任分社社长有两个条件：出面流转100亩土地交给合作社经营，同时自己再缴纳15万元入社资金。分社社长作为今后流转土地的生产组织者，每月可领工资2000元，同时15万元的入社资金每年还可得到3万元利息。
　　而对于流转农民土地的地租，合作社更“阔气”地开了1680元/亩/年的高价，远超1200元/亩/年的当地平均价格。
　　就这样，去年年中，智农蔬菜种植合作社覆盖全县的60多个分社先后挂牌成立。
　　针对资本下乡种地的规模，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专门“提醒”说：“一个企业租上千亩甚至上万亩地去种，这个需要慎重了。”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发现，对于下乡资本“拿地”，各地并没有设立规模上限。
　　就成安县北郎堡村50多户村民的250多亩土地遭“毁约弃耕”一事，中国青年报记者到其归属的商城镇镇政府了解情况。镇政府工作人员、也是该村包村干部的潘志刚回答得干脆：从头到尾对这事不知情。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邢台、邯郸农村采访时发现，商城镇对公司直接从农户手中流转大量土地的态度颇有代表性，各地对此普遍是：不知情、不过问。
　　“流转土地是企业跟农民自己谈的，具体情况政府不知道。”对于流转土地涉及全县所有乡镇的智农合作社出现“毁约弃耕”，中国青年报记者到九道公司进驻的河北柏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了解有关情况，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该管委会工作人员同时表示：由于流转土地的手续材料全部由企业掌握，对于企业究竟流转了多少土地，涉及多少农民，目前有多少土地没有耕种，政府部门完全不了解。
　　赔钱的是下乡资本，受伤的是农民、农业
　　今年春节前，柏乡县智农合作社开始与其所属的分社解除合同，退回耕地。
　　记者在合作社理事长高月安与分社长签订的“退社协议”上看到：鉴于合作社现在的运营情况，已无力承担2015年的种植，为了不耽误土地的合理利用，自2015年开春将土地归还给农民自行耕种。
　　据郭振岭介绍，去年7400亩土地流转到“智农”后，按照统一要求，在原本种植小麦和玉米的耕地上，开始雇用农民种植萝卜和菠菜。
　　对地租1680元/亩/年的土地上种植萝卜能否挣钱，一直从事农业劳动的他给出了答案：那肯定不挣钱。
　　但他同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合作社组织的多次培训上，“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培训老师多次强调：“智农”种植的萝卜和菠菜会由同属九道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河北智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收购。
　　而在郭振岭提供的一份智农蔬菜种植合作社印制精美的宣传单上，中国青年报记者也的确看到“白纸黑字”写着：“智和农业的正式投产将拥有124万亩的果蔬需求量，而柏乡可生产果蔬仅占总需求量的30%”;“2014年初智和农业与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签署1000万欧元果蔬制品订单”;“合作社响应国家惠农政策，注入3000万元风险金，从而实现农民利润零风险。”
　　郭振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一切让农民们深信不疑。“甚至有分社长为了让流转土地农民放心自己出资提前垫付了每亩每年1680元的地租。”
　　但是等到种植的萝卜、菠菜收获时，情况却变了。
　　先是“智农”种植的萝卜和菠菜，智和农业并没有收购。“去年1斤萝卜就卖两三毛钱，收获1斤萝卜的人工成本都不止这个价儿。”该合作社一位曾经的分社社长介绍说，为此“智农”种植的7000多亩地的蔬菜只组织收获了一半，另一半则选择“弃收”。
　　紧接着从去年11月份开始，分社社长的工资也停发了。“之前承诺的地租1680元/亩也只答应给1200元/亩。” 郭振岭感觉难以面对他联系流转土地的农民。更重要的是几千亩耕地撂荒一季，让农民们心疼不已。
　　此时，再没有人和这些农民提起那1000万欧元的订单和3000万元的风险金。
　　柏乡智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月安在接受采访时回应称：由于经营不善、管理不到位，智农合作社的确将去年流转的7400亩耕地中的“大约一半”退还给农民。
　　至于1680元/亩/年的地租只兑现1200元/亩/年，他解释说，合作社要求解除合同时只租农民土地种植了一季，如果农民接受并及时耕种，虽误了小麦，但还可以种植其他春季作物，“农民肯定不吃亏”。
　　对于该合作社农民反映去年种植蔬菜弃收一事，高月安表示：很少，肯定没有一半那么多。
　　在石家庄经济学院从事土地流转研究的专家看来：随着目前经济下行，资金链紧张、农产品价格下降，不善稼穑的下乡资本毁约弃耕也属无奈之举。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如林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李姓“老板”反复强调：目前“毁约弃耕”，并不意味着永不涉农，而是等待合适的时机东山再起。而这个时机，她认为就是地租回落到合理价位时。
　　但她也清楚，这可能是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因为像我之前那样准备试一试跌跟头的还大有人在!”就为得到这个认识，她花了100万元。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1/21/96/3_1.html
土地流转出现“地震”，“毁约弃耕”只是开始！
综合 · 2015-10-18 ·来源：品牌农业与市场微信公众号

　　虽然去年刚刚签订了为期10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但是成安县北郎堡村村民的250多亩耕地依然遭包地“老板”“毁约弃耕”。
　　4月上旬，有记者在河北邢台、邯郸等地农村采访发现，多地出现土地流转“毁约弃耕”现象。—去年刚和农民签订了5年、10年“包地合同”，今年土地流转者就单方面解除合同，强行退回耕地，所涉面积上千亩，涉及农户众多，在当地无异于一次小型“地震”。专家指出，如今高发的“毁约弃耕”现象，正是近年资本下乡种地过程中暴露出的“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所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毁约弃耕”只是开始。

　　四周地块的麦苗长了一尺来高，由于“毁约弃耕”，柏乡县内三村村民的70多亩耕地却荒草丛生，成了邻村羊倌牧羊的草场。
　　报道说，一些手中握有大量城市工商资本的“老板”为了争地，将当地土地租金价格从400元一亩抬高1200元-1400元一亩，有的甚至高达1680元一亩。以这么高的租金拿下土地后，一些人根本不懂种地，种的是红薯或者大白菜、萝卜等经济效益不高的作物。结果，赔了个“稀里哗啦”的他们只好“毁约弃耕”。
　　当下引发农村流转土地“毁约弃耕”成因是多方面的，在实践中暴露出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土地流转缺乏长效约束机制，管理决策不善、经营监管不力，致使众多诱人的承诺成泡影，随意性大；河北出现“毁约弃耕”的一些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当地土地流转的规模、价格、用途等一无所知。可以说，正是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缺位，放大了“老板”逐鹿农业的盲目性，最终让资本赔钱、农民和农业受伤。
　　二是有些投资者热衷包地、资本下乡伺机谋利，套取农业补贴和补助，致使农业生产投入短期化，持续性差；
　　三是土地流转经营的基础薄弱，多地面临基础设施短腿，“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不到位，致使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竞争性弱；
　　四是土地规模经营深受市场波动影响，现代农业发展的环境脆弱，风险性高。
　　通俗些讲：

　　土地价格太高导致不赚钱。一年的收获还没有地价高，这生意怎么做?(种小麦、玉米各一季，刨去各种成本，“纯利”也就1000元，邯郸市成安县如林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李老板去年以1000元/亩价格包了1000亩地，现在赔了100万)
　　不懂农业规律导致不赚钱。你种了萝卜和菠菜，萝卜菠菜价格就往下掉，每斤售价还没有人工费高，菜都收不上来，能不赔钱吗?(邢台柏乡县智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去年流转7400亩土地种萝卜，去年1斤萝卜卖两三毛钱，收获1斤萝卜的人工成本都不止这个价儿，赔大了!)
　　三、盲目流转土地导致不赚钱。工商资本不差钱，出手大方又豪爽，看到别人都在“圈地”，自己也忍不住出手，但地到手了，怎么让它产生价值?(邯郸市成安县辛义乡后裴里村的土地被有钱的老板流转土地建起的休闲农场，搭起的“蒙古大营”没人来消费……)
　　如何解决？
　　这要求必须加强包地合同风险控制，设立准入“门槛”，订立经营“规矩”，确保让真心参与规模化粮食生产的资本进入土地流转。最主要的是实现政府履责，法定职责必须为。要让政府在土地流转中不缺位，各地政府应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加强监管，要求它们必须切实履职，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管理和监督，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如果“毁约弃耕”因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缺位所致，应该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以此来倒逼它们积极履职。

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乡村“畸形”城市化历程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3008711.html

□昔日年关将至时，崖边有男孩儿的家庭都在忙着宴请一个人——厉强。这个中年男人的儿子在部队当军官。每天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他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村里的人劝生病的钱永福找个大夫，他却说：“钱我有，但人家（儿子）没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他最终选择了绝食。

　　□阎光荣付不起结婚的彩礼钱，气冲冲的丈母娘一家强行带走了已怀孕的女儿。阎光荣无奈写下欠条，小两口才得以团聚。

（来源：中国青年报）

　　电视台记者阎海军拍过很多村庄，那些坐落在西北大地的村落几乎长着同一副面孔：干旱、荒凉、沉寂。

　　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乡崖边村。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个陇中高原深处的小村庄时，画面仍是相似的——不少人家大门紧闭，落锁的门把手积了厚厚一层灰，唯有土坯房的墙根处，能发现几个抽旱烟的佝偻老人。

　　出生于1982年的他最初并未觉得有何不妥，直到镜头转向了那些直不起腰的身影。昔日热闹的十字路口只剩一个孤零零独坐的老人，老太爷哀叹:“现在村里太寂静，走半天没个人影儿。”

　　那是2008年4月，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可粮食增产的崖边村却嗅不到欢快的气息，有时候一天只有几声驴叫划破安静的空气。

　　老人略显“夸张”的话却让阎海军忍不住思索，城市化仅仅是带走了农村的年轻人吗？农民和村庄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多像崖边一样的村庄，究竟有没有跟上城市化这股浪潮？

　　镜头扫向每一扇门的背后。阎海军用7年时间将此记录下来，并整理出版了《崖边报告》。

　　在这个离开农村最后扎根城市的年轻人看来，崖边发生了“裂变”：短短二三十年间，城市化让崖边快速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发展背后，人们往往忽略了村庄价值观的变化。崖边在迈入现代的同时，也陷入了自我身份的焦虑中，“熟人社会”面临瓦解的命运，“而千百万个崖边也正是‘新乡土中国’的忧伤和惆怅”。



干完农活的老人们边休息边照看孩子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

　　是父亲阎明的一个电话，促成了阎海军7年前的那次清明返乡之行。老人年纪大了，把清明祭祖看作头等大事儿。在父亲的坚持下，已好久没回老家的阎海军决定回去看看。

　　走到村里的十字路口时，这个穿呢绒外套的男人被一个瘦弱的老妇人叫住了。老人的儿子和阎海军曾是要好的玩伴儿。如今快70岁的老人没了老伴儿，一人独住。

　　跟着去了老人的家，阎海军却止不住地惊讶：土坯房里，主屋的木桌结了蛛网，儿子婚房大衣柜上贴的喜字已变得残缺，被罩上也落满了灰。门外的院落里，鸡粪、柴草满地皆是。

　　老人说不清儿子如今到底在哪儿，又在干些什么。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儿子接走了媳妇，后来又带走了孙子。

　　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老人招待他的食物——干硬如瓦片的馍馍，阎海军走了。整个村子“死一般沉寂”，他的另一个儿时玩伴厉斌的家显然情况更糟些，家里坯墙有些脱落，透过门缝望进去，院落里荒草丛生。

　　一打听才知道，厉斌自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几年前，厉斌的父亲去世，他回村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便把大门一锁，再没有回来。“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他长叹一口气，城市化浪潮袭来，村里最明显的变化便是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

　　村主任印证了阎海军的判断，“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人，多的三四人，全村81户中有15户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祭祀的时间到了。阎海军和10多个亲戚一起搬上东西，来到先人的坟前，但添新土、磕头、敬酒……这些流程的顺序和规范，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小辈，都记不清了。年轻人都是临时从外地赶回来的。“这些讲究也到了该省略的时候，不简化不行了。”阎海军的大哥说。

　　大人们忙着烧纸磕头，长在城里的小辈却觉得稀奇，有的站在一边儿看得入神，还有的吃惊地大叫起来。

　　上一辈的阎海军突然有些惆怅。在他眼里，操着一口普通话的孩子，与黄土沉沉的崖边格格不入。事实上，自己的女儿快上幼儿园了，哪怕是清明这样的节日，也甚少来到崖边，孩子一直被寄养在城市里的外公外婆家。

　　这在过去，几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阎海军幼年参加的祭祀仪式，家族里浩浩荡荡会去几十号人。小辈中的男丁要提着灯笼走在队伍最前方，祖先牌位被当家主事的人抱着，一群人到村口烧纸、放炮，隆重而严肃。

　　“崖边虽然地贫民穷，但崇文尚礼的精神犹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他说。

　　一家人的聚会时不时还会提及曾经的岁月。那是一个热闹又充满人气的崖边，一到年关岁尾，皮影戏、三弦、样板戏……应有尽有。做木匠的二叔和爷爷常一起弹奏三弦，冬天崖边雪大，父子俩烧起火，被蛇皮包裹的三弦发出滋滋的声响。“我走过的地方哟……”搭配三弦悠长的声调，山歌唱起来了。

　　不过二三十年的工夫，阎海军再难寻到这些热闹的记忆。缺少了人气的崖边在夏天还未到来之时更显“孤寂”，会弹三弦的人没了，年关庙会简化到只剩上香。他认为，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城市化趋势下人口流动的影响，因为无法传承延续，面临消失的命运。

　　崖边越来越安静了。他的镜头扫过空旷的村庄，从冬天到夏天还是难见人影，更无人声，唯有成群的乌鸦飞过时留下的声响。

　　仅剩微弱的传统还在延续。崖边一带喜好在屋子中堂的墙上挂画，在后堂的墙上挂书法。就连不识字的二叔，都曾点名找侄子要过书法家魏岳嵩的作品。有条件的人还会把大门修成古典式的建筑，用砌好的瓦片铺就屋檐，一派江南官居的样式。

　　只是已经没人说得清这么做的缘由了。

　　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厉强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从县里出发，驾车一个多小时，绕过沟壑纵横的山湾，就能找到夹在山间的崖边村。几十年来，崖边人靠这条地图上曼妙婉转的S线，把农用三轮车、微耕机、电视机、冰箱带进了村子，也让老老少少用上了电和自来水。

　　盘旋几十公里的柏油路也带来了生活的另一面。最便宜的微耕机都要四五千元，再加上每个月的电费、食盐、菜蔬、看病以及孩子的学费，让崖边的家庭“很难存下钱”。

　　2010年甘肃大旱，阎明家里收成小麦、谷、豆子等2600斤，尽管有先进农具帮忙，但老两口还是“一整年都在上肥、耕种、收割”，最后把粮食卖掉，只够俩人日常吃饭的开销，经济收入几乎为零。

　　选择只剩下一个——进城。

　　阎海军的大哥本在家务农，为了补贴家用，前些年他一直“半工半耕”，农闲时便去城里做些体力活儿，一年到头也不休息。他的同龄人则大多涌向了包头、兰州、上海，甚至新疆，选择在工地或矿井落脚。“不去不行啊，家里没钱，娃娃读个书老人生个病咋整？”一个崖边中年男人说。

　　作家的侄子阎旭东没有太多生活压力，这个90后青年“主动选择拥抱城市”。他和他的90后小伙伴如今都留在城市，“有的人都挣四五千了，混得不错”。

　　尽管有时几年才能和朋友团聚一次，他奔向城市的念头却从未减弱过。小时候，阎旭东就从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明亮且五颜六色的城市。在邻市读中专时，他又想通了一件事：比起崖边，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

　　小伙子很快娶了媳妇生了娃，又从工厂跳槽到了交通部门。把家已安在城市的他对人生还有许多设想，比如挣钱还房贷、给媳妇买漂亮衣裳、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桩桩件件，却没有什么与崖边有关。

　　但这是全家人的心愿。“上学不行的就去当兵，当兵没混出名堂的就去打工，总之要留在城里，我父母也支持这样的想法，留在崖边太苦了，谁不想让子女过得好呢？”阎旭东说。

　　于是，年关将至时，崖边人的机会便露了头。曾经一段时间，崖边有10多岁男孩儿的家庭都在忙着宴请一个人——厉强。他在部队当军官的儿子不仅把家安在了城里，还常接父亲过去同住。回崖边过年的厉强往往在自家待不了多久，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他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杀鸡宰羊，十几盘菜肴代表了崖边宴请的最高标准。饭后，主人家还要赠送猪腿和食用油。有人说，“每年正月，厉强来崖边是来‘领牲’的。”

　　“他们是在说厉强把自己奉若神灵，吃拿卡要，接受崖边请托者的敬奉。”阎海军对此理解又无奈，“还不都是被逼的。”

　　其实，厉强的孩子在西北服役，村里其他孩子则在全国各地当兵。“怎么可能真帮上忙？”阎海军直摇头，崖边的人们似乎已经被城市化冲昏了头脑，盲目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让孩子走出崖边，过上“好生活”。

　　他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崖边人变了。




崖边的老人和孩子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

　　阎海军在城市的生活很简单，下班后他保留了儿时的习惯，要么独自阅读，要么陪家人聊天。他总觉得自己和城里的朋友有些“合不来”，他们喜欢的一些生活方式，自己总有点儿接受不了。

　　这个农民的儿子想在崖边找到共鸣，回家时若碰上婚丧嫁娶这些“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他都会尽量参与。过去的崖边，无论是出生、迎娶还是死亡，都会全村出动，“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建村时的几户人发展到了如今的80多户人家”。

　　但努力想要融入的他发现，自己插不上话了。在近年寥寥无几的崖边婚事里，彩礼已代替婚嫁双方成了村民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崖边的彩礼标准在3万到5万元，这是个偏低的数字，周边城市的一些农村甚至明码标价“大专8万元、本科10万元”。

　　崖边人阎光荣在他32岁那年终于结了婚。新娘韩艳花是邻村的姑娘，两人在外打工时自由恋爱，很快走到了一起。但韩艳花是“偷跑”出来的，阎光荣家里穷，她知道丈夫付不起彩礼钱，于是结婚的大事也没跟家里知会一声。

　　气冲冲的韩艳花父母拉了一帮子人赶到崖边，强行带走了韩艳花。他们放话，“4万元彩礼，一分钱不能少”。老两口的两个儿子都没结婚，指望着用韩艳花的彩礼钱来讨媳妇。

　　谁知那时韩艳花已经怀孕。此后几个月，韩家人多次翻山越岭到崖边讨要彩礼，阎光荣又是躲又是跑。后来，孩子快生了，没辙了的韩家人逼着阎光荣写下欠条，这才让小两口团聚。

　　闹剧仍未结束。因为迟迟还不上彩礼钱，韩家的两个儿子跑到阎光荣家大吵一架，慌乱中，小儿子的头被打破，血流了一地。

　　“结婚成了崖边人严重的负担。原本表达礼数的彩礼，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又让一些农村婚姻的买卖性质不受制约地浮出了水面。”阎海军说。崖边人的婚礼也连带着变得越来越“浮夸”，昔日的唢呐、大鼓、骑着毛驴的新娘早已被车队、跟拍摄像以及掌勺的饭馆大厨所取代。

　　自己也无法免俗，他娶了长在城里的媳妇，婚礼也选择在城里的大酒楼举行，操办的流程正是“车队、摄像和掌勺大厨”。

　　有老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彩礼往往还是一对木头箱子一床被子加粮食，随后30年，彩礼从1000多元蹭蹭地涨到了三五万元，女方通过媒人漫天要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村里一户人家为娶媳妇，欠下10万元，至今仍在还债。

　　阎海军对此很是忧伤，畸形的彩礼制度正反映了在城市化冲击下，崖边婚姻的现状：婚姻不是恋爱水到渠成的结果，反倒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为了钱和私欲，什么都可以染指。

　　崖边的光棍多起来了。他做过统计，2013年，村里25岁以上的光棍达19人，而整个村子的人口，不过一两百人。

　　于是，有崖边人为了结婚，不惜送上自己的亲妹妹，和对方交换一个老婆。结果，对方送来的女人不愿意和这个光棍过，只待了一晚便回去了。被全村人耻笑的男人灰溜溜地出去打工，从此很少回来。

　　还有28岁的“老光棍”没钱找老婆，就和姨妈的女儿同居，最后表妹还怀了孕。姨妈见女儿肚子大了，来找侄子谈判彩礼钱。在外打工的侄子凑不出钱，亲人间大打出手，姨妈把女儿的大腿紧紧抱住，却被侄子一脚狠狠踢开。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欠下外债的家庭开始了轮回，生儿育女，再为子女的上学、工作、婚事费力攒钱，变得市侩和斤斤计较。



村里一户人家上锁的大门

　　不孝顺父母的人越来越多，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

　　和婚姻一样，村庄另一项最重要的事情也在发生改变。

　　一个崖边的老人生了重病，他的儿子没给父亲寻医问药，反而急急忙忙开始筹划后事，又是准备寿衣，又是准备棺材。一天，有村民去探望老人，总算带给了他一个好消息：“我来你家路上听说你儿子去请大夫了。”

　　躺在炕上的老人“一下子精神了”，可等了许久也不见医生。老人叫来孙子询问情况，孩子说：“医生已经走了，那是我爸叫来的兽医，是给驴看病的。”

　　阎海军不知道那位老人听后的心情，因为老人没几天便病死在了炕上。

　　“这就是农村老人的现状，不仅是崖边，很多人对父母的‘犬马之养’都无法兑现，何谈‘敬爱之心’。”阎海军分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平衡代际关系被打破，家庭关系的主轴由父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族权、夫权主导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老人的威严不再被推崇。

　　他对崖边人的变化无可奈何。经济发展了，人们凡事都朝利益看，一天比一天衰弱的老人便成了受歧视的对象，老人在家中无法创造价值，成了“多余的人”。

　　一个名叫钱永福的老人晚年在二儿子家养老。最早，他还能给儿子做家务或是放羊，可自打生病以来，他能干的活儿越来越少，儿子和儿媳便常常辱骂老人，不给饭吃。

　　村里的人去看钱永福，劝他找个大夫，老人却说：“钱我有，但人家（儿子）没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

　　生命的最后时刻，钱永福不愿再面对儿子，选择了绝食。他跟村里来看他的朋友说，自己已经10天没吃饭了，“这次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了”。说完这话，泪花从浑浊的双眼里溢出。

　　几天后，钱永福死了。

　　曾经，不孝的子女在崖边会遭受极大的舆论谴责。可现在，“不孝顺父母的人越来越多，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钱永福死后，他的儿子在葬礼上大哭，村民依旧捧场，却无人出面指责。

　　“崖边甚至是全中国每个农村的老人，只要还出气，都不会放弃劳作。他们有一个无形的压力，不劳动就会被当成废人，就不好意思再吃儿女的饭。”阎海军说起老人有些哽咽，他的父亲前些年因为干农活儿时不小心削掉了一节手指，母亲也曾不小心从梯田摔落。“怎么会不担心呢？可我也无能为力，我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把父母接到城市，更何况老人根本无法适应城市。”他说。

　　阎海军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祈祷父母不要出事”。好几次回家，他都赶上清明，陇中高原的树还未抽芽，夹在山间的崖边村和黄土地融为一体，风一过，尘土飞扬，瘦削的树枝摇摇欲坠。

　　那身影像极了崖边的老人。他们和子孙儿女背道而驰，却依然以瘦弱的身躯坚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




崖边独居的老人

　　人们一遇到事情便喜欢诉诸暴力，淳朴的民风摇摇欲坠

　　看到老人绝食而死的悲剧后，阎海军心里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个崖边，甚至，这种人心的危机还蔓延到了村庄的各个角落。

　　一名村干部告诉他，自己最发愁的莫过于发低保。确定低保名单的日子，他过不安生。“给了老子儿子嫉妒，给了哥哥弟弟嫉妒，给了谁都会有人不满，不满的人还会四处告状、投诉”。

　　十几年前，乡里曾派干部来为崖边加宽农路。农路自外村蜿蜒而来，一路靠占用农田才得以推进。当工程推进到村口时，碰上了两口作废的水窖。那是属于村里一对兄弟的，两人听到推土机声响，冲到村口死活不让填水窖。

　　两兄弟和村干部吵得面红耳赤，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推土机只能占用路右面一个村民的土地。第二年，项目继续推进。这回，不但两兄弟态度坚决，上次无偿让出土地的村民也表态“坚决不再退让”。

　　僵持之下，推土机原路返回，那条路断断续续修到了2013年。

　　“虽然农路占了村里人10多亩的地，但这毕竟事关全村人的利益。”阎海军说，“现在人人都‘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讲自身利益最大化，集体的作用已微乎其微。”

　　阎海军眼里的崖边人，也沾上了城市的市井气息，却不再尊崇礼法，可以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甚至发生流血冲突。

　　这不再是阎海军儿时的那个崖边了。那个邻里间常常互留好东西、谁家有事儿全村人都会出动帮忙、“人与人之间亲密坦诚”的崖边，没了。

　　在他的眼中，短短几十年时间，城市化给崖边带来了数不清的进步，这个自明朝诞生的村子终于一步一步地向着现代化迈进。可与此同时，人心受到物质文化的冲击，礼仪、友爱、道德都被金钱碾压。

　　阎海军心里清楚，这是当今中国，许多农村都面临的现状，但这些村庄都在快速地受到城市化冲击，根本来不及思考更多。“无论是主动拥抱抑或被动地融入，农村早已和城市化浪潮密不可分，矛盾交织中，每天上演着血泪和悲情交集的故事”。

　　比如自己，虽然户口落在城市，可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但回到农村，又被隔阂，也找不到曾经的记忆。在一个失眠的深夜，他写下一首诗：

　　李老汉死了/张老汉死了/王老汉死了/……/慢慢地/村庄也老了

　　大哥从二十几开始抬棺材/现在四十几了还得抬/他抬的不是死了的人/是村庄里还活着的共同体

　　父亲老了/母亲老了/他们总在操心以后的事/他们说/他们死了绝对有人埋

　　大哥也快老了/埋了半辈子老汉的他/总在担心自己死了没人埋

　　我们都走了/我们亲手砸碎了共同体/我们死了/谁来埋葬 （记者 袁贻辰 照片由阎海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