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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触目惊心 “从上到下烂透了”
由 一星 2013-10-21, 00:36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对科研经费“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
对近三年审计机关对国家各部委、各省份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发布的数百份年度审计报告梳理发现，涉及“问题科研经费”的至少有39份，问题均发生于2007年至2012年这五年之内。
其中，山东省今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教育厅所属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9.43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全部填列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这是记者看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组数据。”
哪些方面挤占了科研经费？
吃喝拉撒睡“全方位”挤占科研费
39份审计报告显示，科研经费“扩大用途”、“挤占挪用”已成普遍现象：在工资福利方便，一些单位用科研经费给职工发工资奖金，或是用作人员、办公经费，有的单位甚至发了上亿元。2010年至2012年，交通运输部在没有细化人员经费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从其管理的543项科研项目的15.56亿元预算总额中安排人员经费1.86亿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
在吃的方面，2009年至2012年10月，科技部所属知识产权中心在课题经费中列支职工食堂餐卡充值费13.48万元。
还有一些科研经费用于会议、考察、出国、交通补贴，比如2011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碳专项项目中列支无关人员会议费、考察费等69.18万元。2009年至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部分科研人员在其承担的专项课题经费中报销火车票费用20.7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审计报告特别注明，这些火车票是“自行搜集的”，与课题无关。
还有的科研经费用于盖房、装修、买家具，甚至有的经费说不清花到哪里去了。山东省今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教育厅所属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9.43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全部填列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这是记者看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组数据。
科研经费如何被侵占？
侵占手段五花八门“骗”“吞”现象多
巨额科研经费的诱惑，让一些人不惜绞尽脑汁，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铤而走险。
一种方法是套。比如山东省对省内青岛大学等4所大学2011年科研经费管理等情况审计发现，有22个项目报销无具体品名和数量的发票438张，金额51.54万元；9个项目报销虚假业务内容发票1824张，金额103.05万元；4个项目报销虚假签字单据，套取资金114.78万元。
其中一所高校的两个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的49.75％。
另一种方法是“骗”。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4个项目单位以不实材料申报获取省级资金250万元。
还有的方法是“贪”、“吞”。在广东省2008年至2010年产学研省部合作资金执行运用中，除存在扩大使用范围、挪用专项资金外，还有2家企业4名工作人员涉嫌***资金47.8万元。
最后是“虚列虚报”。
此外，陕西审计厅发现，2007年至2009年，6所省属高校自行规定，项目经费到账后，项目负责人可按5％到20％的比例提取现金，名目包括开题费、劳务费、特支费、立题奖、奖酬金、项目津贴……三年间，共提取发放特支费等1887.79万元。
经费***背后藏着哪些原因？
造假也能通过审批未完成也能过验收
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2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10240亿元，占GDP的1.97％。
39份审计报告中显示，有的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
比如2012年，湖南省科技厅在未进行可行性论证、未经专家评审、立项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安排了11个科技项目资金815万元。
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一个企业经营处于半停产状态，不符合申报条件，仍获取省级资金60万元。
还是广东省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审计发现，有一个县两个项目共获得资金56万元，至审计时，项目建设尚未完成，却于2010年底通过了验收。
而这个省2008年至2009年安排的节能减排与再生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中，有个别项目验收材料不真实，却仍然结题验收。
广东省审计厅对2008年至2010年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资金使用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了一个荒唐案例，一个市的两个项目承担单位共获取专项资金45万元，其中一个单位已结束营业近两年，另一个单位多次联系不上。项目实施情况如何，主管部门竟然一无所知。
“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对科研经费“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
对近三年审计机关对国家各部委、各省份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发布的数百份年度审计报告梳理发现，涉及“问题科研经费”的至少有39份，问题均发生于2007年至2012年这五年之内。
其中，山东省今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教育厅所属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9.43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全部填列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这是记者看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组数据。”
哪些方面挤占了科研经费？
吃喝拉撒睡“全方位”挤占科研费
39份审计报告显示，科研经费“扩大用途”、“挤占挪用”已成普遍现象：在工资福利方便，一些单位用科研经费给职工发工资奖金，或是用作人员、办公经费，有的单位甚至发了上亿元。2010年至2012年，交通运输部在没有细化人员经费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从其管理的543项科研项目的15.56亿元预算总额中安排人员经费1.86亿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
在吃的方面，2009年至2012年10月，科技部所属知识产权中心在课题经费中列支职工食堂餐卡充值费13.48万元。
还有一些科研经费用于会议、考察、出国、交通补贴，比如2011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碳专项项目中列支无关人员会议费、考察费等69.18万元。2009年至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部分科研人员在其承担的专项课题经费中报销火车票费用20.7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审计报告特别注明，这些火车票是“自行搜集的”，与课题无关。
还有的科研经费用于盖房、装修、买家具，甚至有的经费说不清花到哪里去了。山东省今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教育厅所属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9.43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全部填列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这是记者看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组数据。
科研经费如何被侵占？
侵占手段五花八门“骗”“吞”现象多
巨额科研经费的诱惑，让一些人不惜绞尽脑汁，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铤而走险。
一种方法是套。比如山东省对省内青岛大学等4所大学2011年科研经费管理等情况审计发现，有22个项目报销无具体品名和数量的发票438张，金额51.54万元；9个项目报销虚假业务内容发票1824张，金额103.05万元；4个项目报销虚假签字单据，套取资金114.78万元。
其中一所高校的两个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的49.75％。
另一种方法是“骗”。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4个项目单位以不实材料申报获取省级资金250万元。
还有的方法是“贪”、“吞”。在广东省2008年至2010年产学研省部合作资金执行运用中，除存在扩大使用范围、挪用专项资金外，还有2家企业4名工作人员涉嫌***资金47.8万元。
最后是“虚列虚报”。
此外，陕西审计厅发现，2007年至2009年，6所省属高校自行规定，项目经费到账后，项目负责人可按5％到20％的比例提取现金，名目包括开题费、劳务费、特支费、立题奖、奖酬金、项目津贴……三年间，共提取发放特支费等1887.79万元。
经费***背后藏着哪些原因？
造假也能通过审批未完成也能过验收
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2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10240亿元，占GDP的1.97％。
39份审计报告中显示，有的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
比如2012年，湖南省科技厅在未进行可行性论证、未经专家评审、立项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安排了11个科技项目资金815万元。
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一个企业经营处于半停产状态，不符合申报条件，仍获取省级资金60万元。
还是广东省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审计发现，有一个县两个项目共获得资金56万元，至审计时，项目建设尚未完成，却于2010年底通过了验收。
而这个省2008年至2009年安排的节能减排与再生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中，有个别项目验收材料不真实，却仍然结题验收。
广东省审计厅对2008年至2010年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资金使用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了一个荒唐案例，一个市的两个项目承担单位共获取专项资金45万元，其中一个单位已结束营业近两年，另一个单位多次联系不上。项目实施情况如何，主管部门竟然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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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中国科研***触目惊心 “从上到下烂透了”
由 一星 2013-10-21, 00:41
61名院士曾上书领导人请求推广转基因水稻
2013年10月20日 17:48来源：深圳广电集团
19日，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透露,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建议书写到"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
黄金大米
61名院士曾上书领导人请求推广转基因水稻
院士们还指农业部不作为
第一代“黄金大米”于2000年问世，使用了来自黄水仙的基因，其中胡萝卜素含量为每克大米约含1.6μg/g。第二代“黄金大米”于2005年问世，使用玉米中的对应基因培育，其中胡萝卜素的含量是第一代“黄金大米”的23倍，达到37μ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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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中国科研***触目惊心 “从上到下烂透了”
由 一星 2013-10-21, 00:47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4/99/19/4_1.html
祸国殃民 一起人肉！61院士上书领导人推转基因水稻
61名院士曾联名上书领导人要求推广转基因水稻
10月19日，“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300多名转基因铁杆支持者参加了活动方所组织的报告会，并参加了设在华中农大国际会议报告厅的“转基因大米晚宴”。
自今年5月以来，类似的转基因大米试吃活动已在我国28个城市开展，都是华中农业大学为活动提供所需的转基因大米。而这一次，还加入了刚刚收割不久的、由其自身研究种植的“黄金大米”。
晚宴：宣传转基因水稻
在19日的晚宴上，一种转Bt基因大米被做成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而10公斤的“黄金大米”则被熬成米粥，供与会者食用。
网友@山再那里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参加这次活动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通过QQ群或在微博私信里报名，最后，正式报名的有260人，但当天275人的会场都坐满了。
据其介绍，来参加的网友除了差旅自费外，还为活动捐助经费，“大人每人交纳会议费用230元，学生则50元，嘉宾也不例外。”
另一名组织者、华中农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严建兵说，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转基因水稻。
院士：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
活动的主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在活动中作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
张启发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
他说，他将在两个月后卸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
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会陷入困境？
张启发说，我以为中国人非常理性，有科学精神，但在2000年前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多人冒出来反对转基因。
环保组织：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部负责人俞江丽说，“绿色和平”一直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一旦其商业化而大面积种植，通过基因漂移作用，将对我国野生水稻品种带来灭顶之灾，而食用转基因大米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将13亿人置于未来潜在的风险之下是难以接受的。
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调查，并在2005年4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指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非常广泛。
2005年8月，湖北省农业厅发表申明，称华中农业大学大新技术研发公司等企业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种植面积”，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并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了铲除。
这被视作“绿色和平”与华中农业大学的一次直接交锋。
俞江丽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10年来，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对话院士张启发：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阻力是政府决策
南都：我国转基因水稻技术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张启发：转基因水稻国产化科研水平正处于最好水平，仅从技术上说，和美国有得一比。但商业化运作就差远了。现在必须建立强大的种业公司，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南都：你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张启发：最大的阻力是政府决策。2009年，我们两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获得农业部的安全证书时，离商业化种植还差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但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这非常遗憾。
南都：华恢1号与Bt汕优63这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到明年5月便要过期，现在能做些什么？
张启发：证书过期就过期了，还能做什么？从1998年开始，我们用了11年时间去申请那两张证书，然后寻求将其推进，但到现在，我感觉是更远了。
南都：有环保组织认为，国内许多转基因水稻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些种业公司的股东，他们推进转基因并不单纯出于科学精神，而是有着利益驱动。
张启发：你说到利益，我希望老百姓种植转基因水稻，用更少农药，获得更高产量，使用更少劳动力，这是我最为重视的利益。对于种业公司，我希望它更挣钱，因为它挣钱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科研。当然，我是做研发的，如果能从中获得合法的收益，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需要钱。 南都记者 梁为
祸国殃民 一起人肉！61院士上书领导人推转基因水稻
61名院士曾联名上书领导人要求推广转基因水稻
10月19日，“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300多名转基因铁杆支持者参加了活动方所组织的报告会，并参加了设在华中农大国际会议报告厅的“转基因大米晚宴”。
自今年5月以来，类似的转基因大米试吃活动已在我国28个城市开展，都是华中农业大学为活动提供所需的转基因大米。而这一次，还加入了刚刚收割不久的、由其自身研究种植的“黄金大米”。
晚宴：宣传转基因水稻
在19日的晚宴上，一种转Bt基因大米被做成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而10公斤的“黄金大米”则被熬成米粥，供与会者食用。
网友@山再那里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参加这次活动的网友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通过QQ群或在微博私信里报名，最后，正式报名的有260人，但当天275人的会场都坐满了。
据其介绍，来参加的网友除了差旅自费外，还为活动捐助经费，“大人每人交纳会议费用230元，学生则50元，嘉宾也不例外。”
另一名组织者、华中农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严建兵说，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转基因水稻。
院士：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
活动的主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在活动中作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
张启发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
他说，他将在两个月后卸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
张启发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大’，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会陷入困境？
张启发说，我以为中国人非常理性，有科学精神，但在2000年前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多人冒出来反对转基因。
环保组织：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部负责人俞江丽说，“绿色和平”一直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一旦其商业化而大面积种植，通过基因漂移作用，将对我国野生水稻品种带来灭顶之灾，而食用转基因大米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将13亿人置于未来潜在的风险之下是难以接受的。
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调查，并在2005年4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指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非常广泛。
2005年8月，湖北省农业厅发表申明，称华中农业大学大新技术研发公司等企业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种植面积”，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并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了铲除。
这被视作“绿色和平”与华中农业大学的一次直接交锋。
俞江丽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10年来，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对话院士张启发：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阻力是政府决策
南都：我国转基因水稻技术现在处于什么水平？
张启发：转基因水稻国产化科研水平正处于最好水平，仅从技术上说，和美国有得一比。但商业化运作就差远了。现在必须建立强大的种业公司，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南都：你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张启发：最大的阻力是政府决策。2009年，我们两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获得农业部的安全证书时，离商业化种植还差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但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这非常遗憾。
南都：华恢1号与Bt汕优63这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到明年5月便要过期，现在能做些什么？
张启发：证书过期就过期了，还能做什么？从1998年开始，我们用了11年时间去申请那两张证书，然后寻求将其推进，但到现在，我感觉是更远了。
南都：有环保组织认为，国内许多转基因水稻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些种业公司的股东，他们推进转基因并不单纯出于科学精神，而是有着利益驱动。
张启发：你说到利益，我希望老百姓种植转基因水稻，用更少农药，获得更高产量，使用更少劳动力，这是我最为重视的利益。对于种业公司，我希望它更挣钱，因为它挣钱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科研。当然，我是做研发的，如果能从中获得合法的收益，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需要钱。 南都记者 梁为
一星- 帖子数 : 3787
注册日期 : 13-08-07
回复： 中国科研***触目惊心 “从上到下烂透了”
由 一星 2013-10-27, 04:25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5/16/16/2_1.html
2013年10月21日，当中国61个匿名院士挺“身”而出鼓吹转基因水稻合法商业化上市的时候，同一日，在欧洲的“欧洲支持社会与环境责任科学家团体（The European Network of Scientists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ENSSER）”，发布公开声明：【转基因安全没有科学共识】——"No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GMO Safety"。见：http://www.ensser.org/
该声明指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定论；尚未开展过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流行病学的研究；以北美人群的经验断言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论断，不具有科学基础；声称科学团体和政府机构已赞同了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是夸大其词或者是不准确的；欧盟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项目，并没有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提供可靠的证据；互联网上声称的几百份研究文献，都不能表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也没有定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联合国食品法典》等国际协定都承认，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作物是有风险的。
两天之内，这份声明已经获得227位科学家签署（我期待自己是第228位署名者）。相信还会有更多的真正的科学家会签上自己的名字。在上面签名的第一位中国学者是麦克.安东尼奥教授的学生，莎莎，第二位是战友陈一文。我是第三个。签名者中有：前世界粮食奖获得者汉斯•赫伦(Hans Herren)博士，印度现代生物技术之父普什帕•巴尔加瓦(Pushpa Bhargava)博士，欧洲支持社会与环境责任科学家团体主席安吉莉娜•希尔贝克 (Angelika Hilbeck)博士，国际资源小组联合主席和罗马俱乐部联合主席恩斯特-乌尔里希•冯•魏茨泽克(Ernst-Ulrich von Weizsäcker)教授等。
看吧，世界数百位科学家公开宣言：转基因安全没有共识。@司马南 鼓噪的科学家共识的依据没了，@刘夙 鼓噪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政府可以硬干”的依据，消失了！中国的转基因黑帮，你们为明年合法种植Bt63转基因水稻，准备了足够的种子吧？必须当作燃料立即全部烧掉！有多少烧多少，一粒不留！
王长永：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令人高度堪忧
转基因生物自诞生以来，一批有远见的分子生物学家就对这项技术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应用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表示谨慎和担忧。经过多年谈判，并最终于2003年生效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则是直接将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问题全面引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普通社会大众。
中国转基因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转Bt基因棉花已商业化10多年，几种转基因玉米和水稻已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安全生产证书，转基因大豆和小麦也进入到了不同的研发阶段。然而，随着我国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步伐的临近，社会各界却对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的健康安全性以及环境安全性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和忧虑，特别是对我国主粮（如水稻）转基因化，很多人持完全反对的态度。近日，社会媒体披露了国内相关专家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尽快实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新闻，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转基因生物的健康与环境安全性是一个科学性问题，转基因生物有没有风险，风险有多高，风险成真后带来什么危害，危害严重性如何，这些都需要由科学来回答。某一转基因生物是否需要实施商业化生产，则是一个决策性问题。但是，这个决策的做出则是首先要以科学为依据，同时也要考虑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他还表示，目前国内外科学界对转基因作物（即使是已经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健康和环境安全性仍有许多争议。
感谢王长永研究员提供《转基因安全没有科学共识》的译文如下。
“欧洲支持社会与环境责任科学家团体” （ENSSER）的声明
The European Network of Scientists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标题：转基因生物安全没有科学共识
作为来自不同学科，并与转基因生物科学、立法、社会以及安全评估等方面有关的科学家、物理学家、专家、学者，我们强烈抵制转基因种子开发商、一些科学家、评论员和媒体记者这样的声称：“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已经达成了科学共识，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科学争论已经结束了”。
我们之所以被迫发表这份声明，是因为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已经达成科学共识这样的说法是不存在的。这样声称是一种误导，并且歪曲了目前已有科学证据以及来自不同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的观点。然而，这样的声称却助长了一种自鸣得意的氛围，而这种氛围能够导致管理上和科学上缺乏严格的和恰当的谨慎，并有可能危及人类、动物以及环境的健康。
由于目前的科学知识需要接受有充分证据的挑战和争论，因此科学和社会不会按照一种构建好的共识来运行。我们赞同需要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做出进一步的独立科学质询，同时也需要充分知情的公众讨论。我们敦促转基因支持者也这样做。
我们对这个所谓科学共识的一些反对内容如下：
1、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定论
关于转基因作物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和动物健康的安全性问题，Domingo, J.L.和Bordonaba, J.G曾在《环境国际》（2011年第37卷，第734-742页）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转基因作物动物饲喂研究的综述性论文。该论文发现，认为许多转基因产品（主要是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与其对应的传统非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和营养性是一样的研究小组同认为仍需要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表示严重关注的研究小组，在数量上是平衡的。此外，这篇论文还发现，得出转基因食品与传统育种获得的食品一样安全，并具有一样营养性结论的大多数研究都是由生物技术公司开展的或由其负责推广这些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相关机构所做。
Snell, C.等人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2012年第50卷，第1134-1148页）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一篇有关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动物饲喂研究的综述性论文。这篇论文包含了吃转基因饲料的实验动物会产生一些显著差异的原始性论文。尽管此综述的作者们将这些发现看作是生物学上的不显著，但是对这些差异的解释一直是科学界持续争论的主题。
正常情况下，调查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安全性的严谨性研究涉及到动物饲喂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组实验动物吃转基因饲料，另一组吃对等的非转基因饲料。虽然目前这类独立性研究还很少，但是在已开展的这类研究中，就有一些研究发现在吃转基因饲料的实验动物中存在毒性效应或毒性症状。
由于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安全性缺乏科学共识，针对动物饲喂研究引起的不确定性问题，欧盟和法国政府最近已号召开展转基因食品消费对健康长期影响的科学研究。这些官方的号召暗示了目前相关的科学研究方法仍不充分。他们号召社会各界对声称“目前有关转基因生物的科学研究已有结论以及有关生物安全物的科学争论已经结束了”这样一个论断展开质疑。
2、 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目前尚没有开展过有关流行病学的研究
常常一些人声称美国人吃了数以万亿顿的转基因饭，也没有产生不良效应。然而，时至今日却没有人在人群中开展转基因食品消费是否对健康产生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由于转基因食品在北美不需要标识，所以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可能在科学上跟踪转基因食品的消费模式及其影响，更不用说研究了。因此，基于北美人群的经验，就声称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是安全的这一论断是没有科学基础的。
3、 声称科学团体和政府机构已赞同了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是夸大其词或者不准确
声称在科学界和政府界对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或者转基因食品不比非转基因食品风险高已达成共识，这是错误的。例如，加拿大皇家学会的一个专家小组就发表了一份报告，对加拿大有关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该报告宣布：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试验，就假定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这在“科学上是没有道理的”；另外，该报告还指出，对每一种转基因食品的“缺省性预测”应该是引入一种新基因将对其他基因的表达、蛋白质产生的模式以及相关代谢活动产生“未曾预料到的变化”。在这个报告中，还查明了这些变化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包括新的或者不希望的过敏原的出现；英国医学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认为，针对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和环境的长期影响仍存有“许多没有回答的问题”，“基于目前现有的信息，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关注现在还不能完全不考虑”。英国医学协会的这份报告还号召开展更多的研究，特别是针对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潜在性影响的主题。
然而，其他一些组织持有的立场也常常是有份量的，一些组织承认有关转基因技术存在数据空白、有潜在风险，也有潜在效益。例如，美国医学协会科学与公共卫生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也承认“主要由于基因的水平转移，致敏性以及毒性等，常会出现一些较小可能性的不利事件”，同时建议将目前在美国实行的针对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采取的“自愿性”通知程序改为“强制性”通知程序。人们还应该注意到，由于人类和动物种群广泛暴露于转基因作物，即使“一些较小可能性的不利事件”也可能是显著的。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理事会断言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并且反对标识，但是该组织也发表了一份声明，理事会的断言不能被认为是代表这个协会成员整体的观点，并且这种断言还受到了来自21位科学家所写公开信的挑战，包括这个协会理事会的许多常任成员。这事件说明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在科学家中缺乏共识。
4、 欧盟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项目并没有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提供可靠的证据
在国际上，一个“欧盟资助的转基因生物研究十年”的项目一直作为能为转基因作物与食品安全性提供证据而被引用。但是，在这个项目的报告中，并没有来自动物长期饲喂研究的数据能够提供关于转基因作物与食品安全性的证据。实际上，这个项目的设计不是为了测试任何单个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而是集中于风险评估方法的开发。在这篇报告的SAFOTEST部分，仅有5篇公开发表的有关动物饲喂研究被提及，虽然这些研究是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但是这些研究没有一个测试了一个商业化的转基因食品，也没有一个测试了90天外亚慢性期间转基因食品的长期效应；在某些情况中，在吃转基因饲料实验动物中发现的所有差异都是统计学上显著的，对所测试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更不用说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一般性结论了。因此，这个欧盟项目并没有为广泛声称任何单个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或一般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提供了证据。
5、 互联网上声称的几百项研究文献不能表明转基因食品安全
一些发表在互联网上并且常常被引用的言论声称有几百项研究“证明了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一般安全性以及营养健全性”，这完全是误导。通过对这些所列研究的检查，人们就可看出许多研究没有提供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证据，事实上，倒是一些研究提供了安全性缺乏的证据。例如：（1）许多这些研究都不是有关能够提供转基因食品消费健康影响信息的毒理学动物饲喂研究。这些研究清单包括：用来检查针对食品和农业畜牧动物指标的动物生产研究，如牛奶产量和体重增加等，有关转基因作物环境影响的研究，转基因作物成份或遗传组成的分析性研究；（2）在这些研究清单中有关动物饲喂研究以及此类研究的综述中，大量的研究发现，与对照相比，吃转基因饲料的动物却出现了毒性效应和毒性症状。这些应引起的关注点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相反还声称这些研究机构表明对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取得了共识，这是错误的，也是不负责任的；（3）与实验动物生命周期相比，许多这些研究是在短期内开展的，因此不能检测到长期的健康影响。
6、 针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也没有定论
转基因作物产生的环境风险包括：Bt杀虫作物对非靶标生物的各种影响以及转基因作物所施除草剂的各种影响。同转基因食品一样，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至今也没达成科学共识。一篇有关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的综述性论文指出了在风险评估程序方面存在的缺点，并且发现全球关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评估所采用的方法学都不一致，更不用说标准化的测试程序了。一些有关Bt作物的综述性文章还发现，转Bt基因作物能对非靶标生物和有益生物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些不利影响在政府规定性评估中却被广泛忽略，同时也被一些科学评论员所忽略。靶标害虫出现了对Bt毒素的抗性，并且与次生害虫（非靶标害虫）的有关问题也出现了，例如，中国的Bt棉花。
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同样存在争议性。一些综述性文章和原始性论文指出，除草剂使用量上升、抗除草剂杂草广泛散布、对暴露于草甘膦（一种除草剂）的人体和动物种群健康的影响以及针对大多数作物施用的除草剂等，都与转基因作物种植有关。
与转基因食品一样，科学家关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没有形成共识可能与资助来源有关。针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曾对62位生物学家的观点开展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资助来源和学科背景对这些科学家的态度有显著的影响。获得企业资助的科学家和/或具有分子生物学背景的科学家很可能对转基因作物持有积极的态度，并且认为转基因作物不存在任何独特的风险，相反，受公共资金资助的并且与转基因作物开发公司在工作上保持独立的科学家以及具有生态学背景的科学家更可能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持有中等程度的负面态度，同时他们还强调转基因作物风险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其的无知。因此，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得出了如下结论：专业背景和资助来源竟然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就可能说明，当我们要对新技术进行评估时，正确的做法是对有关我们如何组织科学以及我们如何进行公共决策的制度进行变革。
7、 多项国际协定都认为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作物存在风险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经过多年谈判，终在2003年获得执行。该议定书是一项国际协定，目前已有166个政府批准加入，其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受转基因技术的风险。它体现了预先防范的原则，允许缔约方采取预先防范的措施保护本国应对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损害所产生的威胁，即使在缺乏科学定论的情况下。
《联合国食品法典》是另一项国际协定，出于对转基因食品与作物风险的关注，科学界专家经过7年的工作开发了一份“国际转基因食品与作物评估指南”。该份指南已在《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获得通过，该委员会包括全世界160多个成员国家，也包括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生产国，如美国。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联合国食品法典》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都采取预先防范方法，因为这两部国际协定都一致认为，基因工程与传统育种不同，在食品中使用转基因生物或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应进行安全性评估。
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广泛承认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的话以及没有广泛认识到目前科学理解仍存在未决状态的话，就不能就这两国际协定进行谈判，也不会在目前进行详细阐述如何开展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估的执行过程。
对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表示关注是有充分根据的，本文上述有关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对动物健康和非靶标生物产生不利影响的一些研究就是很好的说明。事实上，许多这样的研究已经反映到这两个国际协定的谈判和/或执行过程之中。对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释放和越境转移等活动，我们支持采用预先防范原则。
结 论
在这份声明中，我们只强调了少数几个例子，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在转基因作物安全领域，从整体上来看，科学研究的结果存在微妙性和复杂性，并且常常相互矛盾或者是不确定的。此外，这些科学研究结果还受到研究者的选择、假说以及资助来源等干扰。
是否在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领域继续和推广转基因作物和食品，以及对于那些已查明的风险是否接受，这些将涉及到有关经济社会因素的决策，也超出了科学争论领域以及目前没有解决的生物安全研究议程的范围。因此，这些决策必须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应该得到有关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对人体健康、动物健康以及环境长期安全性科学证据的强烈支持。为了避免偏见，获得这些科学证据的方式必须是诚实的、符合伦理学的、严谨的、独立的、透明的以及充分多样化的。
对于我们食品和农业未来的各种决策不应该基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已有共识”这样一个误导性的、歪曲性的声称。
这份声明文件最初已获得了92位科学家的签署。它已公开发表供更多的人签署，所有同意这份声明文件内容的人都被邀请在www.ensser.org网站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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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11-09, 16:37
阿根廷引进转基因作物17年 多人因作物农药中毒
2013-11-09 14:36:00 来源: 羊城晚报(广州) 有238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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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萨维尔瓦索地区，濒临死亡的前农场雇员、47岁的法比安·托马斯。他之前的工作，是为洒药飞机添加农药。他说：“我曾为飞机添加过数百万升农药，但从没有手套、口罩或防护服保护。” （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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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日，查科省甘赛多地区，西尔维娅·阿尔瓦雷斯忧伤地靠着红砖墙看着先天性脑积水的儿子甘塞多。她说，农药导致她两次流产及儿子的疾病。该省的出生报告显示，转基因作物及农药引进十年间，先天性缺陷婴儿数量翻了两番。（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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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日，查科省阿维亚特莱市，浑身长满了黑色毛痣的5岁小女孩卡诺，无助地蜷缩在自家门前。医生称虽未经充分证实，但她的先天性缺陷，肯定与农药污染有关。（东方IC供图）
阿根廷目前是世界第三大大豆生产国。17年前，美国孟山都公司鼓吹使用该公司的种子和农药会提高亩产。从此，阿根廷几乎所有的大豆、玉米和棉花都成了转基因产品。
近20年，阿根廷的农药喷洒量增加了9倍，从1990年的4050万升，增加到今天的3.78亿升，每亩用量比在美国大概多8-10倍，生活环境和饮用水都受到了严重污染。
美国摄影记者娜塔莎·皮萨连科深入阿根廷农场附近的居民区采访数月，用镜头记录了阿根廷民众在农药污染中艰难度日的悲惨境遇，并在今年10月底进行了报道。[/font][/color]
2013-11-09 14:36:00 来源: 羊城晚报(广州) 有238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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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萨维尔瓦索地区，濒临死亡的前农场雇员、47岁的法比安·托马斯。他之前的工作，是为洒药飞机添加农药。他说：“我曾为飞机添加过数百万升农药，但从没有手套、口罩或防护服保护。” （东方IC供图）
2013年4月1日，查科省甘赛多地区，西尔维娅·阿尔瓦雷斯忧伤地靠着红砖墙看着先天性脑积水的儿子甘塞多。她说，农药导致她两次流产及儿子的疾病。该省的出生报告显示，转基因作物及农药引进十年间，先天性缺陷婴儿数量翻了两番。（东方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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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日，查科省阿维亚特莱市，浑身长满了黑色毛痣的5岁小女孩卡诺，无助地蜷缩在自家门前。医生称虽未经充分证实，但她的先天性缺陷，肯定与农药污染有关。（东方IC供图）
阿根廷目前是世界第三大大豆生产国。17年前，美国孟山都公司鼓吹使用该公司的种子和农药会提高亩产。从此，阿根廷几乎所有的大豆、玉米和棉花都成了转基因产品。
近20年，阿根廷的农药喷洒量增加了9倍，从1990年的4050万升，增加到今天的3.78亿升，每亩用量比在美国大概多8-10倍，生活环境和饮用水都受到了严重污染。
美国摄影记者娜塔莎·皮萨连科深入阿根廷农场附近的居民区采访数月，用镜头记录了阿根廷民众在农药污染中艰难度日的悲惨境遇，并在今年10月底进行了报道。[/fon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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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11-09, 17:23
学者：49位海外生物学家再上书力推转基因商业化
2013-11-09 05:52:59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有785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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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61位两院院士上书后
力推转基因商用 49位海外生物学家再上书
关于转基因的战争尚无停止的迹象。在“挺转”和“反转”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转基因大豆、菜籽油、玉米大量进口，孟山都、杜邦、拜耳等企业在我国发展种子业务的同时，与国内的科研院所合作开展转基因育种研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专家共同担忧的一点是我国的种子产业安全和粮食安全。
在“担忧种子产业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名义下，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家张启发称，今年7月份，49位海外生物医药学者与国内61位两院院士几乎同时上书给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呼吁推动转基因商业化，称“再延误就是误国”。而同样支持开展转基因科学研究但反对盲目快速商业化的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佟屏亚则认为，这种做法“试图再次影响政府决策的走向”，怀疑其背后的功利目的。
再次上书
张启发称不方便透露61位院士和49位海外学者的名字，但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些参与的学者大多为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人员。张启发表示，这是他参与的第二次“上书”，上一次还是2004年，当时张启发和他的团队正在申请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
而这一次上书的“背景”颇为复杂。2009年，农业部向张启发和他的团队批准了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这两张证书将在2014年8月17日到期。“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张启发对过期后是否继续申请并不乐观。
另一方面，张启发以及其他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基因育种专家表示，2008年立项的转基因重大科技专项“最近几年经费支持变相减少。”张启发认为，转基因重大科技专项的目的就是推动转基因产业化，“我现在说不出具体经费减少的比例，但是有些项目因为各种原因搁置了，上面来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原来承诺的兑现不了，就卡钱。”
一直支持推广转基因的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曾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的黄大昉和中国农业大学[微博]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表示他们不清楚最近几年转基因科研经费是否有减少迹象，但“如果多年的科研没有什么产业应用，掌管项目经费的部门必然也不会愿意再花大钱来支持。”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佟屏亚认为，这些“上书”行为“试图影响政策走向”。最近两年，支持推动转基因产业化的科研人员，包括张启发、黄大昉在内，多次指责农业部“不作为”。
如果要进行商业化推广，那么获得批准安全证书后，还应有种子审定环节、最后才是商业化种植的许可。“我们获得安全证书的第二天就问农业部后续的程序要怎么走，他们当时和我们说会会同其他部门拿出一个审定办法和程序，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说法。”张启发表示。
外国资本“潜伏”
尽管国内的转基因商业化尚未推行，但中国已经批准了转基因大豆、油菜、玉米等作为加工原料来进口，并且进口量年年攀升。
与此同时，外国种子企业在中国拓展种子市场的同时，也和中国的科研院所、企业开展了转基因育种研究。
新闻报道显示，早在2008年，中国农科院就与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签署了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作物育种、生物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10年，拜耳作物科学公司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签订了开发油菜新品种的协议，双方将采用分子育种技术或基因工程技术，利用与油含量和菌核病抗性相关的基因，来更好地保护油菜作物，进一步提高油菜作物的含油量。
孟山都从2002年至2012年，对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学和农业生物技术联合中心提供了大约175万美元的资助，该中心于2001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对模式植物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作物改良。孟山都推出了“孟山都奖学金计划”和“孟山都人才交流计划”等项目，并为中心承办的相关科研会议和技术研讨会提供支持。
农科院的新闻报道显示，农科院先后与杜邦、拜耳、孟山都签署了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备忘录，并且开展了合作研究。不仅仅是中国农科院，根据佟屏亚的统计，2009年，孟山都、先锋、先正达、拜耳等在中国密集开展水稻研究合作，分别与华中农业大学、湖南大学、国家杂交水稻工程中心、安徽省农科院水稻所、中国水稻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
跨国公司还争相在中国建设研发基地。 2008年10月，先正达公司在北京建立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成为首家外资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机构。2012年10月，先正达公司与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联合组建先正达天然产物创新中心，在武汉成立光谷生物城高农生物园揭牌。先正达在中国设立了五家独资企业、一家合资企业、一家合作企业和数家办事处，主要从事蔬菜种子和大田种子业务，投资累计超过3亿美元。2009年，孟山都公司成立北京生物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在佟屏亚看来，跨国公司设立的奖学金成为他们培养和抢夺人才的一个办法。据他统计，杜邦公司在国内重点大学设立“杜邦奖学金”，覆盖全国的十多所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每年投入10万美元，累计受资助大学生已达2 000多名。孟山都公司斥资1 000万美元在全球21个国家设置“孟山都奖学金项目”。2010年10月，通过中国农业部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启动“孟山都奖学金项目”，包括孟山都奖学金、孟山都助学金和孟山都最佳论文奖三大奖项，年度奖励金额人民币 30 000元，优先资助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特别强调学生立志从事农业生命科学与相关技术领域的研发或实业。
不过，在华中农业大学另一位转基因专家林拥军看来，科研“不应该太狭隘。如果我的学生能在这些大型企业找到一份好工业，也是很好的出路。”
而关于孟山都、拜耳、杜邦等企业频频拜访中国农业部、商务部官员的报道，也屡屡见诸于媒体，比如，2009年10月，孟山都副总裁伯格曼拜访中国农业部，与农业部牛盾副部长会谈；2011年9月2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翟虎渠院长与孟山都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休·格兰特一行会见。而现任的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曾为杜邦公司的顾问。
也许是在这种“外来危机”下，国内的转基因生物技术专家多次表示担忧我国的转基因技术如果迟迟不能商业化，中国的市场恐怕要被跨国企业占领。而种业专家也多次表示了中国种业发展的担忧。
多位转基因技术专家表示，1997年中国棉花虫害肆虐，当时跨国企业的抗虫棉花种子在中国市场卖得好， 我国及时批准了自己研发的转基因棉花的商业种植，从而把握住了国内的棉花种子市场。
力推转基因商用 49位海外生物学家再上书
关于转基因的战争尚无停止的迹象。在“挺转”和“反转”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转基因大豆、菜籽油、玉米大量进口，孟山都、杜邦、拜耳等企业在我国发展种子业务的同时，与国内的科研院所合作开展转基因育种研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专家共同担忧的一点是我国的种子产业安全和粮食安全。
在“担忧种子产业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名义下，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家张启发称，今年7月份，49位海外生物医药学者与国内61位两院院士几乎同时上书给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呼吁推动转基因商业化，称“再延误就是误国”。而同样支持开展转基因科学研究但反对盲目快速商业化的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佟屏亚则认为，这种做法“试图再次影响政府决策的走向”，怀疑其背后的功利目的。
再次上书
张启发称不方便透露61位院士和49位海外学者的名字，但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些参与的学者大多为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人员。张启发表示，这是他参与的第二次“上书”，上一次还是2004年，当时张启发和他的团队正在申请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
而这一次上书的“背景”颇为复杂。2009年，农业部向张启发和他的团队批准了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这两张证书将在2014年8月17日到期。“2009年5月，在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现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张启发对过期后是否继续申请并不乐观。
另一方面，张启发以及其他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基因育种专家表示，2008年立项的转基因重大科技专项“最近几年经费支持变相减少。”张启发认为，转基因重大科技专项的目的就是推动转基因产业化，“我现在说不出具体经费减少的比例，但是有些项目因为各种原因搁置了，上面来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原来承诺的兑现不了，就卡钱。”
一直支持推广转基因的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曾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的黄大昉和中国农业大学[微博]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表示他们不清楚最近几年转基因科研经费是否有减少迹象，但“如果多年的科研没有什么产业应用，掌管项目经费的部门必然也不会愿意再花大钱来支持。”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佟屏亚认为，这些“上书”行为“试图影响政策走向”。最近两年，支持推动转基因产业化的科研人员，包括张启发、黄大昉在内，多次指责农业部“不作为”。
如果要进行商业化推广，那么获得批准安全证书后，还应有种子审定环节、最后才是商业化种植的许可。“我们获得安全证书的第二天就问农业部后续的程序要怎么走，他们当时和我们说会会同其他部门拿出一个审定办法和程序，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说法。”张启发表示。
外国资本“潜伏”
尽管国内的转基因商业化尚未推行，但中国已经批准了转基因大豆、油菜、玉米等作为加工原料来进口，并且进口量年年攀升。
与此同时，外国种子企业在中国拓展种子市场的同时，也和中国的科研院所、企业开展了转基因育种研究。
新闻报道显示，早在2008年，中国农科院就与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签署了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作物育种、生物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10年，拜耳作物科学公司与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签订了开发油菜新品种的协议，双方将采用分子育种技术或基因工程技术，利用与油含量和菌核病抗性相关的基因，来更好地保护油菜作物，进一步提高油菜作物的含油量。
孟山都从2002年至2012年，对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学和农业生物技术联合中心提供了大约175万美元的资助，该中心于2001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对模式植物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作物改良。孟山都推出了“孟山都奖学金计划”和“孟山都人才交流计划”等项目，并为中心承办的相关科研会议和技术研讨会提供支持。
农科院的新闻报道显示，农科院先后与杜邦、拜耳、孟山都签署了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备忘录，并且开展了合作研究。不仅仅是中国农科院，根据佟屏亚的统计，2009年，孟山都、先锋、先正达、拜耳等在中国密集开展水稻研究合作，分别与华中农业大学、湖南大学、国家杂交水稻工程中心、安徽省农科院水稻所、中国水稻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
跨国公司还争相在中国建设研发基地。 2008年10月，先正达公司在北京建立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成为首家外资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机构。2012年10月，先正达公司与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联合组建先正达天然产物创新中心，在武汉成立光谷生物城高农生物园揭牌。先正达在中国设立了五家独资企业、一家合资企业、一家合作企业和数家办事处，主要从事蔬菜种子和大田种子业务，投资累计超过3亿美元。2009年，孟山都公司成立北京生物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在佟屏亚看来，跨国公司设立的奖学金成为他们培养和抢夺人才的一个办法。据他统计，杜邦公司在国内重点大学设立“杜邦奖学金”，覆盖全国的十多所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每年投入10万美元，累计受资助大学生已达2 000多名。孟山都公司斥资1 000万美元在全球21个国家设置“孟山都奖学金项目”。2010年10月，通过中国农业部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启动“孟山都奖学金项目”，包括孟山都奖学金、孟山都助学金和孟山都最佳论文奖三大奖项，年度奖励金额人民币 30 000元，优先资助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特别强调学生立志从事农业生命科学与相关技术领域的研发或实业。
不过，在华中农业大学另一位转基因专家林拥军看来，科研“不应该太狭隘。如果我的学生能在这些大型企业找到一份好工业，也是很好的出路。”
而关于孟山都、拜耳、杜邦等企业频频拜访中国农业部、商务部官员的报道，也屡屡见诸于媒体，比如，2009年10月，孟山都副总裁伯格曼拜访中国农业部，与农业部牛盾副部长会谈；2011年9月2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翟虎渠院长与孟山都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休·格兰特一行会见。而现任的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曾为杜邦公司的顾问。
也许是在这种“外来危机”下，国内的转基因生物技术专家多次表示担忧我国的转基因技术如果迟迟不能商业化，中国的市场恐怕要被跨国企业占领。而种业专家也多次表示了中国种业发展的担忧。
多位转基因技术专家表示，1997年中国棉花虫害肆虐，当时跨国企业的抗虫棉花种子在中国市场卖得好， 我国及时批准了自己研发的转基因棉花的商业种植，从而把握住了国内的棉花种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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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11-09, 17:25
张启发——孟山都合作方；
贾士荣——使用孟山都公司的专利；
郭三堆——孟山都公司的商业伙伴；
黄季焜——其夫人受雇于孟山都公司；
迫不及待要让中国老百姓把转基因食当主食的主力“精英”学者都跟全球最大的转基因技术公司
——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有密切的利益关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最大的研究合作方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农产品公司美国的孟山都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郭三堆拥有 “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股份的33%。该公司已成为转基因稻米等转基因农作物品种供应的主要公司，并与美国孟山都等多家国际转基因公司保持着密切联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贾士荣是“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和董事。贾士荣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的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而是他美国的合作伙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这个项目是美国孟山都公司资助的。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夫人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任职多年，前些年又被全球最大的转基因技术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聘用
贾士荣——使用孟山都公司的专利；
郭三堆——孟山都公司的商业伙伴；
黄季焜——其夫人受雇于孟山都公司；
迫不及待要让中国老百姓把转基因食当主食的主力“精英”学者都跟全球最大的转基因技术公司
——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有密切的利益关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最大的研究合作方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农产品公司美国的孟山都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郭三堆拥有 “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股份的33%。该公司已成为转基因稻米等转基因农作物品种供应的主要公司，并与美国孟山都等多家国际转基因公司保持着密切联系。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贾士荣是“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和董事。贾士荣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的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而是他美国的合作伙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这个项目是美国孟山都公司资助的。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夫人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任职多年，前些年又被全球最大的转基因技术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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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中国科研***触目惊心 “从上到下烂透了”
由 惜缘 2013-11-23, 04:28
科研经费利益链调查：财务人员拿回扣 核心能力找发票
2013年11月22日 14:29
来源：南风窗 作者：覃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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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科研经费的灰色利益链
最近，科技部部长万钢炮轰科研经费***严重，再次引起了社会对财政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关注。
《南风窗》记者选择了几位普通的科研人员，向他们了解关于科研经费申请和花费的最普通经历。从来自各个不同单位和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叙述可知，按照正式的国家规定，他们个人和周围同事的科研经费使用普遍存在许多不合规之处，充满着灰色。
我们无法肯定这几位采访对象所讲的情况就代表了科研经费的普遍情况，但问题之严重已不容忽视。当少数人违规时，应该处罚的是个体，而如果许多人都这样靠灰色方式来运行，灰色收入成为许多人的常规收入的一部分时，也许，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科研人员都无法正常利用现有科研经费做出有益社会发展的科研学术成果，而只能长期生活在这种灰色地带之中？
“有的骗钱，有的累死”
张宇（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他的印象中，即使在同一个所内，因为研究领域、资金来源和具体项目等不同，资金使用的浪费和效用也存在巨大差异。
他所在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主要分四大块：基础学科考核的主要是论文，成果质量完全靠研究者个人把握，有好有坏；生物学，尤其是微观生物学，被他认为“最容易骗人”。他的一个朋友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并写了相关论文，曾对他说，“就是骗国家点钱花吧”。美国人写的同类论文，发表后国内当天即能看到，相比之下，国内同行写的许多东西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而在资源环境领域，普通的情况是，“100块钱中有80块是被浪费或被挪用的”；高技术学科领域内则浪费最少，“投100块，真正用上的能占一半以上”，这有两大原因：一是这个领域为了研究要购置的东西较多，必然需要花费一部分钱；二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要有实际用途，也使得工作必须要用心。
而就各种不同渠道的资金而言，他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相对比较公正，一是对于申请人的条件限制小，从事相关科研的人员都可以申请，且主要由业内专家评审，相对较为公正。而来自科技部的资金，则因为一些体制性的原因，实际中的使用并不太尽人意。
比如，科技部的主要导向是要出政绩，设了许多要得比较急的课题，且相关的官员有很大权限：在初审时官员就能按照自己的偏好确定项目，虽然此后也要进行专家评审，但评审后还要经过预算阶段，这一关还是由相关官员决定。这意味着，即使专家评审通过了，相关官员也能以“预算有限”不给钱。张宇本人就遇到过好几次类似情况。
另外，从进入门槛而言，虽然科技部的项目按照规定也是相关科研人员都有资格申请，但在实际中，由于它是将名额下放到各个单位，每个单位名额有限，所以单位里能拿到课题的基本只有学霸和领导，“如有两个课题，往往是一个院士得一个，所长或副所长得一个”。
具体到经费的使用情况，张宇表示，目前普遍存在的科研经费挪用，不能光说科研人员不好，因为现在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还有助手、学生和聘用人员的工资和劳务费用需要发放，这一部分应属合理挪用。另外，由于按照目前的经费管理，只能报销某些科目，一些的确需要花费的钱没有列入科目之中，只能列入一些管理较松的项目中报销掉。一些不合理的费用主要出现在采购和会议方面。购买器材的价格水分可能比较大。会议也可能有很大问题。据他所知，从会议费用中抽取至少20%的回扣，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
令他感慨的是，在这种体制之下，有的科研人员可以轻松应付并拿到大笔经费，“基本是骗钱”；另一些科研人员则须面临经费管理和研究成果的双重巨大压力：他认识的同行中，有搞高技术研究累死的；9月份，一位大家平时觉得“很老实”的国家级课题项目主持人跳楼身亡，传言即是因为面对审计，说不清自己项目经费的花费。
主要不是贪掉，而是浪费掉了
李宏（化名）是某部委下属研究院的中层管理人员，5年来连续主持一个总额为200万元经费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他的切身感受是，各个研究单位的经费管理具体差别很大，但就他自己所在的单位而言，这些经费主要不是被挪用或***掉了，而是“被浪费掉了”。
他表示，像自己所在的这样较老的部委下属单位，财务制度较严，很多财务人员自己也是做科研出身，比较大额的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套钱”，套不了多少，所以经费主要不是***了，而是浪费在各种不必要的活动上了。
由于按照规定，项目经费只能用在餐饮、车票、住宿和成果出版等几项主要花费上，为了“正当”地得到这些票据，就必须常去郊区的度假村，或者时而去丽江和三亚等地“开会”。吃一顿饭一两千块。有时出去也会带着家人一起去。
李宏表示，同时，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好几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了。他认为，作为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科研究经费，没有给课题人的劳务费用，而是规定都必须花在这种“吃住行”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这一点上，一些企业课题就显得较为合理，因为这种课题会专门留有20%左右的劳务费用，所以一些研究人员宁愿做企业课题。而做国家课题，主要是为了树品牌，名声好，或者评职称，以及在单位内部的考核。这些国家课题做出来的成果最后审核也不严，很多东西并没有实际用处。
财务人员也拿回扣
王梅（化名）是中央某直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她强调，院下属各单位的经费情况区别很大，其中除了各单位领导的因素外，各个单位会计和出纳等财务人员的个人因素也起着很大作用，具体到不同的发票可能在这个所能报，到另一个所可能就不能报。
同为社科领域的事业单位，与上述李宏一样，她本人所在的单位主要能报销的项目也是餐饮、住宿、交通和书报资料费等。她觉得有些规定没有什么道理，随意性很大。
研究课题，规定第一年要花掉一部分，过时不花掉，就要没收，只能大家去找票。一个熟悉的研究人员有几千块钱年底必须花掉，不然就收回去了，于是分了3000块钱的额度让她去买书来报销。
她印象深刻的是，研究经费报销跟财务人员个人的巨大关系。她单位里的财务人员对研究人员算是不错的，会经常提醒她各种要注意的财务问题，“有些东西如果财务人员不告诉你，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会搞得很累，许多事还办不了”。
有一次，她去报一笔发票，报之前财务人员明确提出，报完了要给拿1000块钱。她跟同事说起来，别人还觉得她这么不懂事，“你怎么还要别人开口？”
给财务人员一部分钱，俨然已经成为某些研究单位的潜规则。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钱的流动，早报一点，晚报一点，或者提醒你什么东西有更大的空间，其中获益或受损都很明显。
至于有些人说的报销审计越来越严，她认为，道高一尺，魔高一尺，如果手上有课题费，总是能占点便宜的，平时的日常开销一般不用自己花钱，报掉都没问题。
找发票成了核心能力
李雷（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所在的研究所账务是由专人统一报，所以经费使用这一块，关系到自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找发票”。
与上面两位社科研究人员类似，李雷能报销的发票类型也主要是书报资料、出差住宿、会议、餐饮票和出租车票几大类。“哪个课题也得花点钱，但其他的，只要能找到真发票，都报得掉。”
他的经验是，像国家图书馆这样大的正规单位一般发票是买不到的，一些复印店、小书店等不太正规的地方则是能买到的。餐饮和出租车票能报的越来越少，现在明显向书报和会议等方向倾斜，一般这方面的发票报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令他感慨的一点是，如今的发票越来越正规，很多营业单位跟税务机构联网，虚增发票很难开，发票成了紧缺物资，一两年前给对方3个点、5个点的回扣能很容易地找到发票，现在要7个点8个点才能找得到；另一方面，财务审计越来越严，“两头一挤压，找票能力成了核心能力”。
不同来源的经费管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的钱审得松一些，“国家拨给你的，买电脑都可以”。但自己本单位的钱审得就比较严。他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事为了报所里一个1000块钱的课题费，找了一叠出租车票，结果财务就没通过，后来还是托朋友找了当地的住宿票。
不同的课题也不一样。最近，他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首期下来10万元，每人分1万元，让每个人自己找发票报，结果是几个组员都只找到四五千块，还是课题负责人找了几万块才算凑满。“为了一点钱，四处找票，很不值得。”作为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为要经常四处找发票来领取自己的科研经费感到无奈。
他至少可以庆幸的一点是，自己买书可以随便买喜欢的，而他妻子是另一个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开买书发票时，得提供书名，由于研究领域较窄，很难在其中加上非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书籍。
因为夫妻俩都需要发票来报课题经费，曾让一个开出租车的亲戚找过一些出租车票。那亲戚找了四五个出租车同行，一个车给了几千块钱的票，结果，他妻子也只敢一个车用了两张票。“心虚，给财务的时候，别人发现全是同一辆车的票，问起来没法解释。”以后也不太愿意问人要票，“这也是人情，人家不一定觉得你赚了多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近发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财政科技拨款体制的若干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报告，其结论认为，中国的科技预算制度存在科技预算的编制不科学、科研投入多投、预算的管理缺乏约束、科研人力资本补偿较低等问题，建议调整科技拨款结构、改革科技预算制度、充分补偿科研间接成本等。
在接受《南风窗》记者的采访中，课题组成员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表示，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财政科技拨款体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保障性经费少，而竞争性经费相比之下过高，2005年达到80%，在2009年虽然降到60%，但仍然过高。这使得研究人员在项目申请和考核中疲于奔命；二是财政拨款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很低，仅占5%左右，大量资金被用于应用化、产业化方面，而这些方面，本应该由企业或其他社会资金来承担；三是经费分散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等10多个部委，导致重复投入和低效率。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科研经费成了一条利益链，而科研人员则成了现行体制下的科研食客。纳税人已经不只是在为科研埋单，而是为一条利益链埋单。
2013年11月22日 14:29
来源：南风窗 作者：覃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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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科研经费的灰色利益链
最近，科技部部长万钢炮轰科研经费***严重，再次引起了社会对财政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关注。
《南风窗》记者选择了几位普通的科研人员，向他们了解关于科研经费申请和花费的最普通经历。从来自各个不同单位和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叙述可知，按照正式的国家规定，他们个人和周围同事的科研经费使用普遍存在许多不合规之处，充满着灰色。
我们无法肯定这几位采访对象所讲的情况就代表了科研经费的普遍情况，但问题之严重已不容忽视。当少数人违规时，应该处罚的是个体，而如果许多人都这样靠灰色方式来运行，灰色收入成为许多人的常规收入的一部分时，也许，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科研人员都无法正常利用现有科研经费做出有益社会发展的科研学术成果，而只能长期生活在这种灰色地带之中？
“有的骗钱，有的累死”
张宇（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他的印象中，即使在同一个所内，因为研究领域、资金来源和具体项目等不同，资金使用的浪费和效用也存在巨大差异。
他所在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主要分四大块：基础学科考核的主要是论文，成果质量完全靠研究者个人把握，有好有坏；生物学，尤其是微观生物学，被他认为“最容易骗人”。他的一个朋友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并写了相关论文，曾对他说，“就是骗国家点钱花吧”。美国人写的同类论文，发表后国内当天即能看到，相比之下，国内同行写的许多东西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而在资源环境领域，普通的情况是，“100块钱中有80块是被浪费或被挪用的”；高技术学科领域内则浪费最少，“投100块，真正用上的能占一半以上”，这有两大原因：一是这个领域为了研究要购置的东西较多，必然需要花费一部分钱；二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要有实际用途，也使得工作必须要用心。
而就各种不同渠道的资金而言，他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相对比较公正，一是对于申请人的条件限制小，从事相关科研的人员都可以申请，且主要由业内专家评审，相对较为公正。而来自科技部的资金，则因为一些体制性的原因，实际中的使用并不太尽人意。
比如，科技部的主要导向是要出政绩，设了许多要得比较急的课题，且相关的官员有很大权限：在初审时官员就能按照自己的偏好确定项目，虽然此后也要进行专家评审，但评审后还要经过预算阶段，这一关还是由相关官员决定。这意味着，即使专家评审通过了，相关官员也能以“预算有限”不给钱。张宇本人就遇到过好几次类似情况。
另外，从进入门槛而言，虽然科技部的项目按照规定也是相关科研人员都有资格申请，但在实际中，由于它是将名额下放到各个单位，每个单位名额有限，所以单位里能拿到课题的基本只有学霸和领导，“如有两个课题，往往是一个院士得一个，所长或副所长得一个”。
具体到经费的使用情况，张宇表示，目前普遍存在的科研经费挪用，不能光说科研人员不好，因为现在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还有助手、学生和聘用人员的工资和劳务费用需要发放，这一部分应属合理挪用。另外，由于按照目前的经费管理，只能报销某些科目，一些的确需要花费的钱没有列入科目之中，只能列入一些管理较松的项目中报销掉。一些不合理的费用主要出现在采购和会议方面。购买器材的价格水分可能比较大。会议也可能有很大问题。据他所知，从会议费用中抽取至少20%的回扣，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
令他感慨的是，在这种体制之下，有的科研人员可以轻松应付并拿到大笔经费，“基本是骗钱”；另一些科研人员则须面临经费管理和研究成果的双重巨大压力：他认识的同行中，有搞高技术研究累死的；9月份，一位大家平时觉得“很老实”的国家级课题项目主持人跳楼身亡，传言即是因为面对审计，说不清自己项目经费的花费。
主要不是贪掉，而是浪费掉了
李宏（化名）是某部委下属研究院的中层管理人员，5年来连续主持一个总额为200万元经费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他的切身感受是，各个研究单位的经费管理具体差别很大，但就他自己所在的单位而言，这些经费主要不是被挪用或***掉了，而是“被浪费掉了”。
他表示，像自己所在的这样较老的部委下属单位，财务制度较严，很多财务人员自己也是做科研出身，比较大额的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套钱”，套不了多少，所以经费主要不是***了，而是浪费在各种不必要的活动上了。
由于按照规定，项目经费只能用在餐饮、车票、住宿和成果出版等几项主要花费上，为了“正当”地得到这些票据，就必须常去郊区的度假村，或者时而去丽江和三亚等地“开会”。吃一顿饭一两千块。有时出去也会带着家人一起去。
李宏表示，同时，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好几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了。他认为，作为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科研究经费，没有给课题人的劳务费用，而是规定都必须花在这种“吃住行”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这一点上，一些企业课题就显得较为合理，因为这种课题会专门留有20%左右的劳务费用，所以一些研究人员宁愿做企业课题。而做国家课题，主要是为了树品牌，名声好，或者评职称，以及在单位内部的考核。这些国家课题做出来的成果最后审核也不严，很多东西并没有实际用处。
财务人员也拿回扣
王梅（化名）是中央某直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她强调，院下属各单位的经费情况区别很大，其中除了各单位领导的因素外，各个单位会计和出纳等财务人员的个人因素也起着很大作用，具体到不同的发票可能在这个所能报，到另一个所可能就不能报。
同为社科领域的事业单位，与上述李宏一样，她本人所在的单位主要能报销的项目也是餐饮、住宿、交通和书报资料费等。她觉得有些规定没有什么道理，随意性很大。
研究课题，规定第一年要花掉一部分，过时不花掉，就要没收，只能大家去找票。一个熟悉的研究人员有几千块钱年底必须花掉，不然就收回去了，于是分了3000块钱的额度让她去买书来报销。
她印象深刻的是，研究经费报销跟财务人员个人的巨大关系。她单位里的财务人员对研究人员算是不错的，会经常提醒她各种要注意的财务问题，“有些东西如果财务人员不告诉你，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会搞得很累，许多事还办不了”。
有一次，她去报一笔发票，报之前财务人员明确提出，报完了要给拿1000块钱。她跟同事说起来，别人还觉得她这么不懂事，“你怎么还要别人开口？”
给财务人员一部分钱，俨然已经成为某些研究单位的潜规则。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钱的流动，早报一点，晚报一点，或者提醒你什么东西有更大的空间，其中获益或受损都很明显。
至于有些人说的报销审计越来越严，她认为，道高一尺，魔高一尺，如果手上有课题费，总是能占点便宜的，平时的日常开销一般不用自己花钱，报掉都没问题。
找发票成了核心能力
李雷（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所在的研究所账务是由专人统一报，所以经费使用这一块，关系到自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找发票”。
与上面两位社科研究人员类似，李雷能报销的发票类型也主要是书报资料、出差住宿、会议、餐饮票和出租车票几大类。“哪个课题也得花点钱，但其他的，只要能找到真发票，都报得掉。”
他的经验是，像国家图书馆这样大的正规单位一般发票是买不到的，一些复印店、小书店等不太正规的地方则是能买到的。餐饮和出租车票能报的越来越少，现在明显向书报和会议等方向倾斜，一般这方面的发票报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令他感慨的一点是，如今的发票越来越正规，很多营业单位跟税务机构联网，虚增发票很难开，发票成了紧缺物资，一两年前给对方3个点、5个点的回扣能很容易地找到发票，现在要7个点8个点才能找得到；另一方面，财务审计越来越严，“两头一挤压，找票能力成了核心能力”。
不同来源的经费管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的钱审得松一些，“国家拨给你的，买电脑都可以”。但自己本单位的钱审得就比较严。他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事为了报所里一个1000块钱的课题费，找了一叠出租车票，结果财务就没通过，后来还是托朋友找了当地的住宿票。
不同的课题也不一样。最近，他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首期下来10万元，每人分1万元，让每个人自己找发票报，结果是几个组员都只找到四五千块，还是课题负责人找了几万块才算凑满。“为了一点钱，四处找票，很不值得。”作为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为要经常四处找发票来领取自己的科研经费感到无奈。
他至少可以庆幸的一点是，自己买书可以随便买喜欢的，而他妻子是另一个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开买书发票时，得提供书名，由于研究领域较窄，很难在其中加上非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书籍。
因为夫妻俩都需要发票来报课题经费，曾让一个开出租车的亲戚找过一些出租车票。那亲戚找了四五个出租车同行，一个车给了几千块钱的票，结果，他妻子也只敢一个车用了两张票。“心虚，给财务的时候，别人发现全是同一辆车的票，问起来没法解释。”以后也不太愿意问人要票，“这也是人情，人家不一定觉得你赚了多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近发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财政科技拨款体制的若干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报告，其结论认为，中国的科技预算制度存在科技预算的编制不科学、科研投入多投、预算的管理缺乏约束、科研人力资本补偿较低等问题，建议调整科技拨款结构、改革科技预算制度、充分补偿科研间接成本等。
在接受《南风窗》记者的采访中，课题组成员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表示，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财政科技拨款体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保障性经费少，而竞争性经费相比之下过高，2005年达到80%，在2009年虽然降到60%，但仍然过高。这使得研究人员在项目申请和考核中疲于奔命；二是财政拨款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很低，仅占5%左右，大量资金被用于应用化、产业化方面，而这些方面，本应该由企业或其他社会资金来承担；三是经费分散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等10多个部委，导致重复投入和低效率。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科研经费成了一条利益链，而科研人员则成了现行体制下的科研食客。纳税人已经不只是在为科研埋单，而是为一条利益链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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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11-26, 19:48
慕尼黑大学被曝收美军经费 校方称本国拨款太少
2013-11-26 10:07: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有1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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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6 10:07: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有1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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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五角大楼是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金主”。据德国《南德意志报》25日报道，在过去几年，美国国防部大手笔资助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用于弹药、爆炸物、无人驾驶飞机和防弹玻璃等项目的研究。德国科学家联盟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些项目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
报道称，自2000年以来，至少有22所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收到美国方面的慷慨资助，总额超过1000万美元。双方所达成的合同均保存在美国一个公共数据库内。此事近日被《南德意志报》和北德意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发现并曝光。美国军方资助的科研项目既包括基础研究也包括军事研究。德国数一数二的慕尼黑大学，2012年从美国国防部获得超过47万美元的研究资金，以改进军用炸药的性能。黑森州的马堡大学将“美国人的钱”用在研究无人机制导系统及精确制导炸弹上。
除此之外，德国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弗劳恩霍夫研究所、阿尔弗雷德-瓦格纳研究所及莱布尼茨研究所也参与了此类项目，并获得美国国防部下拨的经费共计110万美元。
按照相关规定，德国大学有义务遵守和平研究的条款和承诺，科研仅用于和平目的。对此，大学和研究机构辩称，许多研究项目属于民用科技的基础研究。慕尼黑大学的一名发言人称，德国国家拨款过少，所以研究机构不得不寻找资助者。
但德国科学家联盟认为，这些科技可以转换成军事用途。这些研究与战争有关联，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即使“纯基础研究”也可转化为军事项目。萨尔州大学今年初获得美军12万美元的资助，用于研究语言结构的数学处理。该项目可以应用到“监控技术的发展”等军事领域。德国研究人员与美国国防部的合作，实际上在帮助美国提高军事力量。《南德意志报》将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称作“美国科学部队”的一部分。德国科学家研制的武器，用在美国的军事暴力中，杀死阿富汗等地区的平民。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和道德问题。
(原标题：德大学收美军科研经费曝光 德科学家严厉批评)
报道称，自2000年以来，至少有22所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收到美国方面的慷慨资助，总额超过1000万美元。双方所达成的合同均保存在美国一个公共数据库内。此事近日被《南德意志报》和北德意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发现并曝光。美国军方资助的科研项目既包括基础研究也包括军事研究。德国数一数二的慕尼黑大学，2012年从美国国防部获得超过47万美元的研究资金，以改进军用炸药的性能。黑森州的马堡大学将“美国人的钱”用在研究无人机制导系统及精确制导炸弹上。
除此之外，德国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弗劳恩霍夫研究所、阿尔弗雷德-瓦格纳研究所及莱布尼茨研究所也参与了此类项目，并获得美国国防部下拨的经费共计110万美元。
按照相关规定，德国大学有义务遵守和平研究的条款和承诺，科研仅用于和平目的。对此，大学和研究机构辩称，许多研究项目属于民用科技的基础研究。慕尼黑大学的一名发言人称，德国国家拨款过少，所以研究机构不得不寻找资助者。
但德国科学家联盟认为，这些科技可以转换成军事用途。这些研究与战争有关联，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即使“纯基础研究”也可转化为军事项目。萨尔州大学今年初获得美军12万美元的资助，用于研究语言结构的数学处理。该项目可以应用到“监控技术的发展”等军事领域。德国研究人员与美国国防部的合作，实际上在帮助美国提高军事力量。《南德意志报》将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称作“美国科学部队”的一部分。德国科学家研制的武器，用在美国的军事暴力中，杀死阿富汗等地区的平民。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和道德问题。
(原标题：德大学收美军科研经费曝光 德科学家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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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马当先 2013-11-26, 19:54
豆腐中检出转基因
在转基因争议中，流言甚多，真相模糊。转基因大豆的使用范围最广，但消费者知情的内容甚少。
大豆是中国开放进口最早、进口量最大的农作物。据农业部数据，中国2012年进口国外转基因大豆5838万吨，国产大豆年度总产量在1280万吨左右。除去国产大豆储备以及出口量，直接食用消费量约1100万吨，呈现明显缺口。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曾表示，进口大豆主要作为榨油的加工原料，豆饼、豆粕主要用作饲料。但一直以来，关于转基因大豆流入消费者餐桌的话题被媒体频繁提起，市面上可能存在转基因大豆加工的食品(行情 专区)也是传言之一。
为调查转基因标识的真实情况，2013年10月，《消费者报道》送检了9个品牌的豆制品，涵盖了大豆、豆粉、蛋白粉、豆奶以及豆腐5个类别。检测结果显示，有两款豆腐制品含有转基因成分，但未进行标识。
豆腐检出转基因成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销售的以大豆为原料的产品中，食用大豆油及调和油大多都标有“转基因”相关信息。但包括豆粉、蛋白质粉、豆腐、豆浆、酱油在内的豆制品却无一标注“使用转基因大豆”。相反，不少产品采用反向标明的方法，强调自己是“非转基因”。
这些没有标明转基因信息，抑或反向标识的产品，是不是真的没有转基因成分？
根据此次国家认证检测机构——广州市质量监督研究院按照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SN/T 1202-2010 食品中转基因植物成分定性PCR检测方法》(检出限为0.1%)进行检测的结果显示：本刊购自广州华润万家超市的两款豆腐制品——水豆腐(华润万家自营零售)和“祝富”内酯豆腐(深圳市超跃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检出转基因大豆外源基因CP4-EPSPS.
CP4-EPSPS即转入大豆的外源基因，可使转基因大豆抵抗杀草剂——草甘膦。(注：两种豆腐样品检测结果为：35S启动子未检出，NOS终止子未检出和 CP4-EPSPS检出。)
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常务副主任卢长明向记者解释：“如果检测35S启动子，NOS终止子和 CP4-EPSPS ，出现CP4-EPSPS阳性，35S启动子和NOS终止子为阴性，应该判为阳性。其中的转基因大豆成份可能来自编号为MON89788和MON87705的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品种，或其他未知品种。”
对本刊此次检测结果，华润万家副经理刘俊燕表示，经查两款豆腐为同一供应商提供(深圳超跃)，华润万家已将两款豆腐下架，并再次送检。
《消费者报道》记者联系到了深圳市超跃食品有限公司产品质量负责人余汉彬，询问其豆腐产品原料情况。对方表示，超跃公司豆制品都是以国产有机大豆作为原料，但拒绝提供原料转基因检验报告证明。
企业证明缺失
生产商拒绝或是无法提供原料转基因证明的并不止豆腐。此次检测中的另外两项重点，蛋白粉和豆粉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今年4月，在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检测的一批食品中，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食品(行情 股吧 买卖点))生产的南方纯豆粉就检出转基因大豆成分。(批号：201108138326N，检测结果为35S、NOS、RR阳性)
记者了解到，南方食品随后作出“不使用转基因大豆作为原材料(行情 专区)”的承诺，并表示会整治及加强对供应商的监管。不过在南方食品承诺后是否继续使用转基因大豆，绿色和平表示并没有继续跟踪。
至今在售的南方纯豆粉外包装依然没有转基因标识，原料表中仅注明大豆。
根据本次《消费者报道》送检结果，南方纯豆粉并未检出转基因成分。南方食品豆粉事业部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南方食品下面生产豆粉产品的工厂有多家，不能提供原料大豆是否转基因相关证明。
另一方面，当转基因的质疑声蔓延至大豆食用链上端的大豆分离蛋白时，两家知名保健食品巨头安利和汤臣倍健(行情 股吧 买卖点)都在其明星产品——蛋白质粉的包装上加注了“非转基因”标识。
“汤臣倍健蛋白质粉在包装上明确标示了‘非转基因’字眼，是为让关注该产品的公众得以清楚了解相关原料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汤臣倍健品牌负责人陈道嫦向记者表示，其产品所使用的原料大豆会要求供应商出具非转基因证明。不过其未就证明报告信息做进一步的公开。
“法外”的豆制品难“绝缘”
根据农业部2002年颁布的《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要求，被列入转基因标识“目录”的5类17项中，与转基因大豆相关的仅包括大豆、大豆粉、大豆油以及豆粕，这意味着豆腐、豆浆、酱油等并不在要求标识的范围。模糊的身份让“法外”的豆制品们成为“转基因入侵餐桌”流言的主角。对于这些产品的真实身份，消费者更是难以从产品包装上找到答案。
有媒体报道称，由于目前转基因大豆的批发价格较国产大豆便宜近一半，豆腐、豆浆或难以与转基因大豆“绝缘”。
事实上，转基因大豆被用于这些豆类制品中已不是新近发生的事情。
早在2011年，香港消委会一项针对市面销售的50款豆浆测试发现，有半数声称“有机”或“非基因改造大豆制造”的产品检出微量转基因大豆成分。其中4款的转基因大豆成分足以被定量，含量为0.2%至1.1%。在这4款被定量的样本中，两款豆浆附有“非基因改造”的标识。香港消委会就此建议特区政府制定强制标识的法规。
《消费者报道》记者从香港消委会了解到，由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制订的《基因改造食物自愿标签指引》并不建议企业使用“不含基因改造成分”或类似反向标识。商家若想用标签来表明任何食物配料来自非基因改造来源(含有少于5%的基因改造成分)，则须具备相关证明文件以支持有关的声明。
然而，由于中国内地并没有强制企业提供证明，国内市场上那些声称或标识“非转基因”的各类豆制品，有多少信度也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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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中国科研***触目惊心 “从上到下烂透了”
由 一马当先 2013-11-26, 19:55
高科技转基因“发光鱼”惊现北京农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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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京报 作者：侯少卿 刘春瑞 发布时间：2013-11-26 09:13
概要：2013北京台湾名品博览会展出了来自台湾的全身会发出荧光的转基因鱼。
你见过红色、绿色会发光的鱼吗？
北京农展馆举办的2013北京台湾名品博览会展出了来自台湾的全身会发出荧光的转基因鱼。工作人员介绍，技术专家将水母的绿荧光蛋白基因和珊瑚的红色荧光蛋白基因，分别植入野生青鳉鱼胚胎内，成功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条全身组织、器官都会发出绿色荧光的转基因鱼和红色荧光的转基因鱼。该博览会今日结束。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刘春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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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中国科研***触目惊心 “从上到下烂透了”
由 一马当先 2014-08-19, 17:45
转基因研究人士：国家支持转基因立场从未变
2014年08月19日 18:13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陈红霞
8月17日，国家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玉米等三个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到期，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再次面临考验。
原标题：安全证书面临续期考验：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议不息
本报记者陈红霞张旭北京、武汉报道
8月17日，国家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玉米等三个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到期，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再次面临考验。
8月18日，华中农大转基因水稻研发团队核心人物林拥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团队已向农业部递交了续期申请，新安全证书正在审批中。
2009年8月17日，华中农大张启发院士团队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转cry1Ab/cry1Ac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正式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有效期为5年。
不过，自2005年以来，湖北地区曝出大量转基因水稻非法流入市场，被大面积非法种植。而转基因水稻如何非法流出，相关机构和部门一直没给出满意解释，这也让力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华中农大感到尴尬。
7月18日，农业部公布华中农大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申报书”，该评价申报书显示，“华恢1号”及“Bt汕优63”在食用安全评价实验、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生物安全评价等方面存在不规范及疑点。
华农递交续期申请
“很早以前，我们就已递交了续期申请。”8月18日，林拥军回复称，但目前尚未获得批复。针对此番申请，团队新增了一些关于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实验数据、材料等。
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林拥军时其曾表示，如果在两稻种的安全证书有效期内没有获得商业化推广，团队仍将继续申请两稻种的续期，并还将新增一些延伸品种。
转基因稻种安全证书的有效期并无固定年限。“此前是5年，如果主管部门批准，以后有效期也可能是3-10年。”林拥军介绍，目前，实验室正在等待主管部门的回复，但何时有结果还不清楚。
此前，“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的申请期经过了11年。如今续期需要多久仍为未知数。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转基因技术显示了生物育种技术上的飞速进步，我个人认为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应该积极推进，越早越好。”
而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范云六院士的科研团队完成的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安全证书也同日到期。不过，由于未联系到范云六院士及其团队，其是否像华中农大张启发团队那样申请延期还不得而知。
对于华恢1号与Bt汕优63转基因水稻，外界一直质疑不断。21世纪经济报道研读华中农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申报书”发现，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要求中间试验结束后才能进行环境释放试验，但是中间试验的时间是1999年7月-2003年10月，而环境释放试验在2001年1月就开始了。
不过，上述“安全评价申报书”称， 2007-2008年，农业部组织了包括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等多家国内权威检测机构对华恢1号及Bt汕优63的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性进行了严格的重复检测，检测结果与原检测结果一致。
林拥军表示，研发团队针对目前大众提出质疑的诸多方面，补充了诸多实验，以证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不过，这是些怎样的实验需要等后期官方来披露。”此外，研发团队也准备申报几个转基因水稻的延伸品种，但按照程序，只有在“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两稻种的安全证书续期成功后，才能予以正式申报。所以后者尚未正式被官方提上审批日程。
转基因的争议未停
事实上，推动转基因技术，对中国来说，更多的是出于粮食安全考虑。
一位参与转基因研究团队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报透露，早在转基因项目成立之初，主管部门就曾表示，虽然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粮食供应为95%国内自给，5%靠国外进口，但实际上储量并没有如此乐观，国家的态度一直是支持发展转基因技术的，这个立场至今没有变过，所以无论遭遇怎样的阻力，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这项技术不会被放弃。
不过，由于转基因水稻“Bt汕优63”未经批准大范围流入市场，并污染湖北地区的水稻，成为久治不愈的“污点”，也让公众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产生排斥。
7月底，央视公布了4月份在湖北等地调查水稻种子和大米转基因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湖北地区转基因水稻种植仍在泛滥。这离2005年被查出大规模非法种植已经过去将近10年。
而华中农大的上述“安全评价申报书”显示，Bt汕优63在湖北省生产性试验种植数据互相“打架”。
在实验数据概况介绍中，华中农大称，2003年1月1日-2004年12月31日，华中农大研究团队在仙桃市豆河镇千桥村6组、襄樊市（现襄阳市）襄阳区东津镇秦咀村6组、当阳市庙前镇井冈村8组荆门市掇刀区团林镇兴隆村3组、孝感市孝南区闵集村4组各种植20亩，两年共计100亩。
但在“试验总结报告”中指出，在仙桃市豆河镇千桥村种植120亩；襄阳区东津镇营口村种植95亩；荆门市掇刀区团林镇兴隆村种植108亩；江夏区五里界中洲村8组种植130亩；黄陂区长岭镇向家咀村种植105亩，合计共种植转基因Bt汕优63约558亩。
如此大规模的种植，也为Bt汕优63大量外流以及湖北等地水稻被污染埋下伏笔。
环保部首席科学家薛达元之前表示，现在转的这个Bt基因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Bt农药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我相信这个基因是安全的。但他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转基因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安全问题，消费者不接受，也就不能商业化生产。
除了安全的担忧，另外一部分反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则是担心转基因技术被国外控制，在专利技术上受制于人。
不过，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华中农大转基因水稻不涉及国外的专利技术，核心技术基因与国内的抗虫棉是一个基因，有我们自主的研发，不会引发专利纷争
2014年08月19日 18:13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陈红霞
8月17日，国家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玉米等三个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到期，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再次面临考验。
原标题：安全证书面临续期考验：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议不息
本报记者陈红霞张旭北京、武汉报道
8月17日，国家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玉米等三个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到期，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再次面临考验。
8月18日，华中农大转基因水稻研发团队核心人物林拥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团队已向农业部递交了续期申请，新安全证书正在审批中。
2009年8月17日，华中农大张启发院士团队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转cry1Ab/cry1Ac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正式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有效期为5年。
不过，自2005年以来，湖北地区曝出大量转基因水稻非法流入市场，被大面积非法种植。而转基因水稻如何非法流出，相关机构和部门一直没给出满意解释，这也让力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华中农大感到尴尬。
7月18日，农业部公布华中农大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申报书”，该评价申报书显示，“华恢1号”及“Bt汕优63”在食用安全评价实验、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生物安全评价等方面存在不规范及疑点。
华农递交续期申请
“很早以前，我们就已递交了续期申请。”8月18日，林拥军回复称，但目前尚未获得批复。针对此番申请，团队新增了一些关于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实验数据、材料等。
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林拥军时其曾表示，如果在两稻种的安全证书有效期内没有获得商业化推广，团队仍将继续申请两稻种的续期，并还将新增一些延伸品种。
转基因稻种安全证书的有效期并无固定年限。“此前是5年，如果主管部门批准，以后有效期也可能是3-10年。”林拥军介绍，目前，实验室正在等待主管部门的回复，但何时有结果还不清楚。
此前，“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的申请期经过了11年。如今续期需要多久仍为未知数。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转基因技术显示了生物育种技术上的飞速进步，我个人认为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应该积极推进，越早越好。”
而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范云六院士的科研团队完成的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安全证书也同日到期。不过，由于未联系到范云六院士及其团队，其是否像华中农大张启发团队那样申请延期还不得而知。
对于华恢1号与Bt汕优63转基因水稻，外界一直质疑不断。21世纪经济报道研读华中农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申报书”发现，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要求中间试验结束后才能进行环境释放试验，但是中间试验的时间是1999年7月-2003年10月，而环境释放试验在2001年1月就开始了。
不过，上述“安全评价申报书”称， 2007-2008年，农业部组织了包括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等多家国内权威检测机构对华恢1号及Bt汕优63的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性进行了严格的重复检测，检测结果与原检测结果一致。
林拥军表示，研发团队针对目前大众提出质疑的诸多方面，补充了诸多实验，以证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不过，这是些怎样的实验需要等后期官方来披露。”此外，研发团队也准备申报几个转基因水稻的延伸品种，但按照程序，只有在“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两稻种的安全证书续期成功后，才能予以正式申报。所以后者尚未正式被官方提上审批日程。
转基因的争议未停
事实上，推动转基因技术，对中国来说，更多的是出于粮食安全考虑。
一位参与转基因研究团队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报透露，早在转基因项目成立之初，主管部门就曾表示，虽然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粮食供应为95%国内自给，5%靠国外进口，但实际上储量并没有如此乐观，国家的态度一直是支持发展转基因技术的，这个立场至今没有变过，所以无论遭遇怎样的阻力，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这项技术不会被放弃。
不过，由于转基因水稻“Bt汕优63”未经批准大范围流入市场，并污染湖北地区的水稻，成为久治不愈的“污点”，也让公众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产生排斥。
7月底，央视公布了4月份在湖北等地调查水稻种子和大米转基因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湖北地区转基因水稻种植仍在泛滥。这离2005年被查出大规模非法种植已经过去将近10年。
而华中农大的上述“安全评价申报书”显示，Bt汕优63在湖北省生产性试验种植数据互相“打架”。
在实验数据概况介绍中，华中农大称，2003年1月1日-2004年12月31日，华中农大研究团队在仙桃市豆河镇千桥村6组、襄樊市（现襄阳市）襄阳区东津镇秦咀村6组、当阳市庙前镇井冈村8组荆门市掇刀区团林镇兴隆村3组、孝感市孝南区闵集村4组各种植20亩，两年共计100亩。
但在“试验总结报告”中指出，在仙桃市豆河镇千桥村种植120亩；襄阳区东津镇营口村种植95亩；荆门市掇刀区团林镇兴隆村种植108亩；江夏区五里界中洲村8组种植130亩；黄陂区长岭镇向家咀村种植105亩，合计共种植转基因Bt汕优63约558亩。
如此大规模的种植，也为Bt汕优63大量外流以及湖北等地水稻被污染埋下伏笔。
环保部首席科学家薛达元之前表示，现在转的这个Bt基因来自苏云金芽孢杆菌，Bt农药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我相信这个基因是安全的。但他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转基因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安全问题，消费者不接受，也就不能商业化生产。
除了安全的担忧，另外一部分反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则是担心转基因技术被国外控制，在专利技术上受制于人。
不过，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华中农大转基因水稻不涉及国外的专利技术，核心技术基因与国内的抗虫棉是一个基因，有我们自主的研发，不会引发专利纷争
一马当先- 帖子数 : 666
注册日期 : 13-08-07
回复： 中国科研***触目惊心 “从上到下烂透了”
由 一星 2015-10-06, 04:31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2016988.html
“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拷问院士制度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2015年10月5日
中 国本土的科学家终于获得诺贝尔奖了！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实现了中国科学家获诺奖零的突破。中国人为此欢呼雀跃，媒体将此置于消息头条，《北京晚报》 破天荒地出了号外，全版套红予以庆祝！而社交媒体微信上则是相关消息“刷屏”！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喜悦之情。
但 是，在人们高兴的同时，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未出国留学、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未获院士称号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 SCI论文（国际期刊）的所谓“三无”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疑问同屠呦呦获奖的消息一起在网络上传播，一些主流的网站如人民网、凤凰网等刊登了 相关文章，而微信上相关的文章更是被被广泛转载。
对 于屠呦呦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人们倒是觉得可以理解，认为这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但对于她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则需要探究。这些文章 还举出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等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科学家，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当上 了院士，说明中国的科技体制，尤其是院士制度值得检讨。
这些拷问是好事情！可以借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东风，推动中国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过，我觉得借由屠 呦呦的获奖，还应该对中国的科技工作做更深的思考！不可否认，虽然这两年国家在科技计划管理、院士制度上有较大力度的改革，中国科技工作的体制和机制还存 在不少问题，但是，屠呦呦的获奖却恰恰在这方面提出反问。她的获奖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期间完成的，那么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全 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街头武斗被迫让试验转入地下；医生在中国南部热带山区中进行临床试验时，只能以糙米和蔬菜果腹；其他医生步行进入胡志明市治疗越 共病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样极其糟糕的环境，科研人员为何却能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所以，认为只有好的科技制度下才能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萨 米·马哈鲁姆（Sami Mahroum）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创新与政策中心的主任，他用各国制度和创新指数的关系说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民主，并不是国家创 新能力的制度基础。曾在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福布斯》杂志当过编辑，爱尔兰籍的著名媒体人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认为，科技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因素。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钱肯定不是决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科学家的精神、使命 感，是决定科学家工作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屠呦呦等在“***”期间的科研工作，对这个观点是个支撑，因为别的原因难对她获奖做出合理解释！而科学家的 精神、使命感，是当下中国特别缺乏的，也是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更加应该提倡的！
此 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在参加当时中国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中完成的。据报道“523任务”是起始于***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 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作出决定，让来自60个军方和民用机构的500名科学家开展的治理疟疾的科研攻关。之所以叫“523任务”，因为研 究工作开始于1967年5月23日的一次会议，后来根据日期命名。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科技工作者是凭个人兴趣开展“自由探索式”研究，还是根据国家需要， 开展“需求导向式”研究更能出高水平、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目前在中国，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需求导向式”或者“任务导向式”研究是主导的模式， 连以支持自由探索为主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都特别地强调支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科研项目。这种做法在中国科技人员中有一定的不同意见， 但屠呦呦的案例又表明这种“任务导向”能够做出重大的科学成果。当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不过在科研经费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时，怎样更好地平衡“自由探索 式”和“需求导向式”研究的关系，中国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 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再次提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信心问题。这些年尽管中国的研发经费快速增加，科研条件大幅度改善，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科学引文 索引）和EI（工程索引）文章，以及申请的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但中国科学家由于对中国的科研制度和文化环境有意见，总认为中国科学家很难做出世界级具有原 创性的高水平成果，各种不满和抱怨的言论很多。但是，如果屠呦呦在40多年前，在那样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科研环境下，都能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的中国科 学家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我始终认为，科研的设备和仪器还有科研制度对科研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的精神和追求。文学家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说：“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做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坚决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们做出惊人的事业！而怎样激发科学家的使命 感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却是需要中国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科学家首获医学诺奖，你需要知道的5个细节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2016730.html
屠呦呦就获得诺贝尔奖发表获奖感言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2016689.html
“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拷问院士制度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2015年10月5日
中 国本土的科学家终于获得诺贝尔奖了！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实现了中国科学家获诺奖零的突破。中国人为此欢呼雀跃，媒体将此置于消息头条，《北京晚报》 破天荒地出了号外，全版套红予以庆祝！而社交媒体微信上则是相关消息“刷屏”！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喜悦之情。
但 是，在人们高兴的同时，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未出国留学、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未获院士称号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 SCI论文（国际期刊）的所谓“三无”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疑问同屠呦呦获奖的消息一起在网络上传播，一些主流的网站如人民网、凤凰网等刊登了 相关文章，而微信上相关的文章更是被被广泛转载。
对 于屠呦呦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人们倒是觉得可以理解，认为这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但对于她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则需要探究。这些文章 还举出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等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科学家，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当上 了院士，说明中国的科技体制，尤其是院士制度值得检讨。
这些拷问是好事情！可以借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东风，推动中国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过，我觉得借由屠 呦呦的获奖，还应该对中国的科技工作做更深的思考！不可否认，虽然这两年国家在科技计划管理、院士制度上有较大力度的改革，中国科技工作的体制和机制还存 在不少问题，但是，屠呦呦的获奖却恰恰在这方面提出反问。她的获奖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期间完成的，那么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全 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街头武斗被迫让试验转入地下；医生在中国南部热带山区中进行临床试验时，只能以糙米和蔬菜果腹；其他医生步行进入胡志明市治疗越 共病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样极其糟糕的环境，科研人员为何却能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所以，认为只有好的科技制度下才能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萨 米·马哈鲁姆（Sami Mahroum）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创新与政策中心的主任，他用各国制度和创新指数的关系说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民主，并不是国家创 新能力的制度基础。曾在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福布斯》杂志当过编辑，爱尔兰籍的著名媒体人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认为，科技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因素。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钱肯定不是决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科学家的精神、使命 感，是决定科学家工作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屠呦呦等在“***”期间的科研工作，对这个观点是个支撑，因为别的原因难对她获奖做出合理解释！而科学家的 精神、使命感，是当下中国特别缺乏的，也是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更加应该提倡的！
此 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在参加当时中国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中完成的。据报道“523任务”是起始于***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 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作出决定，让来自60个军方和民用机构的500名科学家开展的治理疟疾的科研攻关。之所以叫“523任务”，因为研 究工作开始于1967年5月23日的一次会议，后来根据日期命名。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科技工作者是凭个人兴趣开展“自由探索式”研究，还是根据国家需要， 开展“需求导向式”研究更能出高水平、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目前在中国，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需求导向式”或者“任务导向式”研究是主导的模式， 连以支持自由探索为主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都特别地强调支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科研项目。这种做法在中国科技人员中有一定的不同意见， 但屠呦呦的案例又表明这种“任务导向”能够做出重大的科学成果。当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不过在科研经费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时，怎样更好地平衡“自由探索 式”和“需求导向式”研究的关系，中国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 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再次提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信心问题。这些年尽管中国的研发经费快速增加，科研条件大幅度改善，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科学引文 索引）和EI（工程索引）文章，以及申请的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但中国科学家由于对中国的科研制度和文化环境有意见，总认为中国科学家很难做出世界级具有原 创性的高水平成果，各种不满和抱怨的言论很多。但是，如果屠呦呦在40多年前，在那样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科研环境下，都能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的中国科 学家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我始终认为，科研的设备和仪器还有科研制度对科研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的精神和追求。文学家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说：“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做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坚决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们做出惊人的事业！而怎样激发科学家的使命 感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却是需要中国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科学家首获医学诺奖，你需要知道的5个细节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2016730.html
屠呦呦就获得诺贝尔奖发表获奖感言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52016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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