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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明君与名相
由 一星 2013-08-31, 04:00
“康熙遗诏”首曝光 雍正没篡位被赞人品贵重(图)
2013年08月30日 09:23
来源：辽沈晚报 作者：王志东
雍正皇帝继位，民间及野史传闻甚多，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矫诏篡位，认为康熙帝本想传位于皇十四子胤褆，而皇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串通隆科多将遗诏上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
昨日，辽宁省档案馆新馆首度展出的“康熙遗诏”对此给出了答案：没篡位。
建筑面积是现在省档案馆6倍大的辽宁省档案馆新馆今日对外试运行。新馆地处沈阳市浑南新城的核心区域，市民只要拿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即可免费查阅近百万卷明清以来，涉及辽宁各个历史时期的解密档案。
可查阅百万卷解密文件
新馆地处沈阳市浑南新城的核心区域，是未来城市主要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与辽宁省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共同组成辽宁省重要的文化建筑群。
原来的省档案馆在省政府院内，进出有武警把守，需拿相关介绍信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才能进入，而新馆与其到相邻的辽图新馆、辽博新馆并无多大区别，借阅档案只要出示身份证、军官证甚至居民户口本等证件都可以。
试运行期间将对社会开放，可查阅馆藏电子档案、微缩档案和数字化的已公开的现行文件。开馆时间为每周一至五上午9时至下午4时。
此外，新馆还将开放3个常设展览。清代皇家档案馆、辽宁记忆展览和中国档案精品展。
“康熙遗诏”首亮相
记者看到省档案馆收藏的“康熙遗诏”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同一内容。其中写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继皇帝位……”这皇四子胤禛，就是雍正。
省档案馆专家介绍，雍正即位后，始建秘密立储诏书，封于匣内，高悬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死后取出，昭告天下。
这份诏书完全可以证明雍正的合法身份。因为传位诏书中的满文中，“于”和“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没有矫饰的可能，而清代汉文诏书中用的都是繁体字，“於”字和“十”字在字形上相去甚远，难以更改。
乾隆为多尔衮平反
清玉牒是中国唯一系统保存至今的清朝皇族家谱。省档案馆收藏清代顺治至光绪各朝26次纂修的玉牒共1133册。清代玉牒详尽地反映了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人口繁衍等方面的内容。
昨日记者见到“玉牒”中关于多尔衮的罕见记载：在康熙九年的玉牒中多尔衮的名字处被空出来。而在100多年后，乾隆年间却又有了多尔衮的名字。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的弟弟，清军入关后真正的统治者。顺治继位后，他辅佐幼帝，先后被封摄政王、叔父摄政王、皇叔摄政王、皇父摄政王。39岁去世，死后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仅一个月后，又被追论谋逆罪削去爵位封号，贬除宗籍，从玉牒内出名。
直到100多年后，乾隆皇帝为其平反，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补入玉牒，并评论其“定国开基，成统一之业，厥功最著。”
康熙爱吃韭菜盒子
清帝东巡这一路上，皇上都吃什么？副食除行围所获獐狍野鹿、野兔、鱼等野味外，有猪羊禽蛋、牛奶奶茶、豆腐酱菜、新鲜果蔬，甚至冰镇解暑食品。主食以大米为主，兼有面食、锅渣、面筋等。
记者看到了“康熙三十七年东巡盛京内务府备办菜肴一览表”：猪油炒白菜、猪油炒芹菜、猪油炒胡萝卜、酱烧茄子、盐韭菜盒子、腌水焯酱瓜、水焯白菜心等。
专家介绍，康熙宴席规模较小，乾隆四十八年宴席达101桌。宫中档案对康熙帝三次东巡的膳食有详细记载，康熙首次东巡盛京时，但仍保持着喜食粘食和甜食的生活习惯。东巡途中从皇庄征调的的粮食主要有高粱、稷米(黄米，粘米的一种)、小米、稗米、燕麦、粳米，还有小豆、绿豆等。
2013年08月30日 09:23
来源：辽沈晚报 作者：王志东
雍正皇帝继位，民间及野史传闻甚多，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矫诏篡位，认为康熙帝本想传位于皇十四子胤褆，而皇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串通隆科多将遗诏上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
昨日，辽宁省档案馆新馆首度展出的“康熙遗诏”对此给出了答案：没篡位。
建筑面积是现在省档案馆6倍大的辽宁省档案馆新馆今日对外试运行。新馆地处沈阳市浑南新城的核心区域，市民只要拿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即可免费查阅近百万卷明清以来，涉及辽宁各个历史时期的解密档案。
可查阅百万卷解密文件
新馆地处沈阳市浑南新城的核心区域，是未来城市主要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与辽宁省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共同组成辽宁省重要的文化建筑群。
原来的省档案馆在省政府院内，进出有武警把守，需拿相关介绍信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才能进入，而新馆与其到相邻的辽图新馆、辽博新馆并无多大区别，借阅档案只要出示身份证、军官证甚至居民户口本等证件都可以。
试运行期间将对社会开放，可查阅馆藏电子档案、微缩档案和数字化的已公开的现行文件。开馆时间为每周一至五上午9时至下午4时。
此外，新馆还将开放3个常设展览。清代皇家档案馆、辽宁记忆展览和中国档案精品展。
“康熙遗诏”首亮相
记者看到省档案馆收藏的“康熙遗诏”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同一内容。其中写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继皇帝位……”这皇四子胤禛，就是雍正。
省档案馆专家介绍，雍正即位后，始建秘密立储诏书，封于匣内，高悬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死后取出，昭告天下。
这份诏书完全可以证明雍正的合法身份。因为传位诏书中的满文中，“于”和“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没有矫饰的可能，而清代汉文诏书中用的都是繁体字，“於”字和“十”字在字形上相去甚远，难以更改。
乾隆为多尔衮平反
清玉牒是中国唯一系统保存至今的清朝皇族家谱。省档案馆收藏清代顺治至光绪各朝26次纂修的玉牒共1133册。清代玉牒详尽地反映了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人口繁衍等方面的内容。
昨日记者见到“玉牒”中关于多尔衮的罕见记载：在康熙九年的玉牒中多尔衮的名字处被空出来。而在100多年后，乾隆年间却又有了多尔衮的名字。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的弟弟，清军入关后真正的统治者。顺治继位后，他辅佐幼帝，先后被封摄政王、叔父摄政王、皇叔摄政王、皇父摄政王。39岁去世，死后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仅一个月后，又被追论谋逆罪削去爵位封号，贬除宗籍，从玉牒内出名。
直到100多年后，乾隆皇帝为其平反，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补入玉牒，并评论其“定国开基，成统一之业，厥功最著。”
康熙爱吃韭菜盒子
清帝东巡这一路上，皇上都吃什么？副食除行围所获獐狍野鹿、野兔、鱼等野味外，有猪羊禽蛋、牛奶奶茶、豆腐酱菜、新鲜果蔬，甚至冰镇解暑食品。主食以大米为主，兼有面食、锅渣、面筋等。
记者看到了“康熙三十七年东巡盛京内务府备办菜肴一览表”：猪油炒白菜、猪油炒芹菜、猪油炒胡萝卜、酱烧茄子、盐韭菜盒子、腌水焯酱瓜、水焯白菜心等。
专家介绍，康熙宴席规模较小，乾隆四十八年宴席达101桌。宫中档案对康熙帝三次东巡的膳食有详细记载，康熙首次东巡盛京时，但仍保持着喜食粘食和甜食的生活习惯。东巡途中从皇庄征调的的粮食主要有高粱、稷米(黄米，粘米的一种)、小米、稗米、燕麦、粳米，还有小豆、绿豆等。
由一星于2013-10-22, 21:52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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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日期 : 1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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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01, 01:00
孙中山生平简介
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投身民主革命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今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创建同盟会与改良派作斗争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他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与捍卫共和制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出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帮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
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掌握广东军队统率权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奋斗50余日，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1923年1月，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的改组工作。
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
1924年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投身民主革命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今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创建同盟会与改良派作斗争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他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与捍卫共和制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出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帮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
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掌握广东军队统率权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奋斗50余日，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1923年1月，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的改组工作。
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
1924年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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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04, 02:10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3/80/41/8_1.html
东方必胜：独步千古***
东方必胜：独步千古***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走完了辉煌的八十三个春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巨星陨落，天地共悲，日月隐光，江河垂泪，噩耗随电波传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133个国家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志哀，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全体代表为他默哀肃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同时向他送来了绵绵哀思，甚至于不赞同他的思想，生前他的敌人也都无不敬佩他的伟大，由衷地对他表示尊敬和怀念。自有人类以来，***享受的殊荣，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人。
***之所以享誉世界，在于他生前建立了超越千古的盖世功业，***的功业之所以能够震古烁今，在于他得到人民的强大支持，他就像希腊神话英雄安泰不离开大地就会拥有无穷力量一样，他的大地就是人民，安泰的悲剧在于最后他离开了大地，而***却一生从不脱离人民，安泰最后由于离开了大地而为他的敌人所杀，***一生依靠人民，生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伟大在于他的人民性，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伟人开国君王，没有一个不在打天下坐天下的怪圈里循环，打天下时依靠人民，得天下后依靠精英管理人民。只有***是唯一的例外。***是古今中外唯一一位试图打破这个怪圈的开国至尊，他依靠人民赢得天下，得天下后依然依靠人民监督官员，变精英治国的传统为人民当家作主，大家共同治理国家，使得精英们无法高高在上为所欲为。
***自我评价其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件是发动***。第一件事有争议的人不多，第二件事反对的人不少。***逝世后，第二件事甚至被定性为浩劫，遭到彻底否定。其实***之所以能成为大多人心目中的千古第一伟人，成为少数人恶毒咒骂的千古第一暴君，原因都是由于第二件事。历代开国者都是对开国将帅们论功行赏，让跟随自己打天下的人分得大块蛋糕，让精英们享受到充分民主，以争取精英之心。而***发动文革的目的却要让同自己一块打天下的有功之士与百姓同甘共苦，和人民一块平分蛋糕，和人民一样享受大众民主，发展成果让大家共享。这在历史上开国至尊中间无异具有先驱开拓意义。唯其如此，***的伟大才显得独一无二。如果***没有第二件事，那么***至多是和唐太宗、康熙之类的历史名人一样，虽然出类拔萃但无法独步千古，正因为***做了第二件事，***才成为冠盖古今的千古第一人。现在少数精英像苍蝇一样翁翁翁地控诉文革实在让人讨厌，这种人实在是低估了人民的智商。
***之所以伟大，还在于他不仅在世将人民组织起来，彻底颠覆了精英集团统治，而且在取得天下后，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顶端霸权势力空前孤立，让世界公平正义成为浩荡主流，让世界大多数人感到有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依靠，从而改变了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格局。***三个世界的划分团结了世界上的大多数，中国的国际地位举世公认，那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受人尊重的负责任大国名副其实毫不夸张。***之流今日嚣张不可一世，当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没有那个西方国家敢接纳，深怕让***不高兴。***时代雪尽中国近代百年耻辱，让中国真正成为三级之一的世界性大国，是最应该让历史学家们深入思考的事件。
可惜今日之中国，精英们群魔乱舞，站在一已私欲之高度，对***评头论足，杜撰了无数的谎言来控诉***的罪恶。９月９日快要到了，因一人而改变世界格局，因一人而让人民在天堂地狱旋转，此时此刻怎不让人百感交集？***的去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是人类公平正义发生变向的一个重要拐点。看一看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让地球如何变成了动物园就应该知道***是何等的伟大，看一***人民由当家作主如何变成弱势群体就应该知道***是何等的伟大，看一看周边不值一提的蕞尔小国是如何肆无忌惮地蚕食中国的领海就应该知道***是何等的伟大，难道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民就永远这样麻木下去吗？我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思想最终一定会成为人类前进的方向。
将娱乐进行到底的中国人也该睁眼看看世界大势了。自***去世后，世界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当今世界一超独大的美国正在经济危机中挣扎，而摆脱危机的最佳途径就是战争 。邻近的日本核辐射危机让日本生存成为大问题，地狭人稠的日本要想生存的更好，很可能走军国主义老路向周边扩张。北方的俄罗斯权衡利弊开始向美国靠拢以自保。四面算尽除了一个朝鲜好像都是尔虞我诈的商人，都在口是心非地算计中国的领土和领海，再难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朋友 。中东和北非乱局发展到现在，至少可以推测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比较大的战略，最终目的很可能就在中国。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后，阿拉伯世界成为中国阻挡西方侵略的万里长城，而现在阿拉伯世界这座长城正在被西方世界推倒，中国仍然好像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做壁上观。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茉 莉 花竞相绽放，我估计在中东这个大棋局中，伊朗无异是美国最想拔掉的眼中钉，如果这颗眼中钉除去后，美国很可能会率领强大的联合国军全力封堵中国，甚至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都有。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国幻想依靠韬光养晦而闷头发财的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中国已经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一个角落，如果还在温柔乡里做和平崛起的春秋大梦，则中国危矣！
在当今荒唐盛世里思念主席感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35年前的9月9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35年后的今天，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伴随着道德下滑，各种矛盾集中凸显，党和国家面临的挑战日益严重，将中华民族再次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给我们留下的老本吃得差不多了，只有让***思想这面大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在新时期放出耀眼的光芒才能化解这场危机，舍此别无他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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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04, 02:25
旧定原无石芽子，大同实践闹翻天。功过持平方向正，过渡之中两边沾。
为民服务得天意，狂妄导致灾难添。即便如此也难得，开天辟地出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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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1, 05:13
唐太宗李世民的简介
唐太宗李世民，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出生在今陕西武功的李家旧宅。他4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公，贵人也，且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本人时，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曰“世民”。唐太宗不仅是唐朝最富盛名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他在位的贞观时期，成为后世艳称的一代太平盛世，太宗也因此被称为一代“明主”、“英主”。
名君事功：贞观之治
太宗即位以来，一直对隋末天下大乱的场景心有余悸。所以贞观时期注重“以民为本”、“贞观”联珠印
不夺农时，他说：这样做不只是“忧怜百姓”，也是为了“长守富贵”。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在位时期，以国家稳定为政策要务，以稳定求发展，居安思危，终使天下大乱之后达到了大治。
房玄龄像对于贞观之治，人们比较喜欢引用《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描述：“（贞观）元年，关中饥，斗米直（值）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岁（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焉。”其中包括了农业丰收、物价低平、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社会经济得以恢复、社会财富相对富足等内容，这也的确是一代盛世的具体写照。太宗因此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一代名君，并成为后代帝王膜拜的偶像。
太宗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简单地说，他能够从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政策措施，杜如晦像
重新确立和完善了统治秩序，使社会步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的各项制度，重视吏治，严格执法与守法，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严惩违法与***渎职，重新树立起百姓对官府的信心和信赖。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增加农民负担，提高生产积极性。其中最可以说的还有他的善于用人和纳谏。
魏徵像太宗纳谏图太宗把用人与保持政治稳定结合起来，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选用官员不分出身、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亲疏贵贱，无论是中原、关陇、山东、江南的汉族，还是周边高鼻深目的胡人，都能得到重用。他重在选贤任能，喜看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同时，他用人又不求全责备，所以臣下能够心情舒畅，像“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的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魏徵、“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王珪等均能各尽所能。特别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前者善谋，后者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报国，世称“贤相”，被并称为“房谋杜断”。一个精诚团结又深得皇帝信赖的宰相班子对于实现贞观之治，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太宗还是封建社会少有的善于纳谏的君王。他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说法。他曾说过，自己自幼精于弓矢，自以为尽得其妙，后来得到十几张良弓给专业工匠验看，结果被告知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并不是真正的良弓。他由此悟出，对自己最拿手《资治通鉴》中有关唐朝攻灭突厥的记载的事还有失误，更何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只凭他一人之力是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因此，太宗主动要求臣下就政事得失发表意见。魏徵就是以直言极谏而著名的大臣，有人统计过，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多达二百余次。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十七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死，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
天可汗太宗君临天下，威服四海，他借东突厥因内乱势力削弱之际，于贞观四年（630）派李靖、李世绩率大军深入大漠，一举俘获东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九年，任命李靖、侯君集率军平定位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十三年，又派侯君集出兵攻打交河（今新疆吐鲁番），于次年收服高昌，之后又擒获龟兹王，安西都护府地方官印
平定西域大部地区，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重新打通了沟通中西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唐朝在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的广袤疆域内设立州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由于太宗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所以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以后，西北各部首领都来长安朝见，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就是拥戴太宗为他们共同的君主。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是任命各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不改变原有民族习惯与生活方式。他们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进行管理。到太宗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皇帝，他们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68处，备有马匹与食物供应往来使者。太宗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各少数民族也把太宗当成了自己爱戴的可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番将的名字，铭刻在昭陵的祭坛上。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松赞干布是吐蕃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与英雄人物。吐蕃是很早就生活在松赞干布像文成公主像青藏高原一带的古老民族，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吐蕃民风骁勇，以战死为荣。松赞干布做赞普（藏语“伟丈夫”之意，后为对君王的尊称）的时候，基本统一了各阎立本《步辇图》，记录了吐蕃使者朝见太宗求婚的场面
个部落，迁都逻些城（今拉萨），并建筑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松赞干布多次求婚的强烈要求下，太宗答应以文成公主出嫁。
唐朝许婚的消息传来，吐蕃人民欢呼雀跃。为了减少文成公主入藏途中的艰难，他们沿途准备了马匹、牦牛、食物和水。松赞干布非常兴奋。他说：“我父祖没有和上国通婚的，我能娶大唐公主，深感荣幸。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松赞干布仿照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他亲自前往青海迎接，并以皇帝女婿的身份拜见唐朝的护婚特使，然后陪文成公主回到逻些城。
在逻些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举行了盛大婚礼。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许多工艺品、谷物、菜籽、药材、茶叶以及历法、生产技术与各种书籍，大大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唐蕃密切交往的基础。正如唐朝诗人陈陶《陇西行》诗中所写：“自从贵主和玄奘像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后来，松赞干布又接受唐朝授予他的西海郡王的爵位和驸马都尉之职。据不完全统计，从634年到846年的200多年间，唐蕃之间的使臣往来共191次，唐使入蕃66次，蕃使入唐125次。
玄奘西行玄奘是唐朝高僧，又称三藏法师。贞观初年，为了求取佛经精义，他从长安出发，毅然西行前往佛教圣地天竺（唐朝时对印度半岛上各部的统称，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途经我国新疆及中亚诸国，一路上备尝艰辛。在天竺，他用大约17年的时间遍游各地，寻师访友，研习佛法，因佛学造诣精深而获得极高声誉。
玄奘从天竺带回佛经657部，又经过20余年的努力，共翻译出75部1335卷，约1300多万字。他是第一个把天竺佛教、历史、地理、宋刻《大唐西域记》书影
风土人情等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介绍到中国的人。太宗亲自为他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还把自己西行途中的见闻口述下来，由弟子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他还曾把《老子》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天竺。贤德“良佐”，内助名君贞观十年（636）元月二十一日，皇后长孙氏在京师长安大内的立政殿殡天驾崩了。殿内的太宗皇帝，禁不住心中的哀伤，放声痛哭起来，这哭声没有丝毫的矫饰，确实悲痛至极。
长孙氏在与太宗共同生活的23年中，实在是起到了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那一桩桩，一件件，此时此刻，在太宗的脑海里历历闪现，那一切不能不令哀痛之中的太宗皇帝铭心刻骨。
少年结缘长孙氏嫁给李世民时，正值13岁妙龄。时在大业九年（613），李世民也是一位16岁的翩翩少年。
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她的祖上是北魏献文帝第三兄，本来姓拓跋氏，因为祖上在北魏时功劳最大，世袭大人之号，为宗室之长，后来改姓长孙氏。她家是出身代北的名门望族，当时号称“门传钟鼎，家世山河”。她的父亲长孙晟，武艺超群，精于骑射，又有奇谋远略，隋朝时甚得朝廷倚重。她的母亲高氏是隋朝刺史高敬德之女，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隋大业中任治礼郎。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熏染，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
据说，还在长孙氏很小的时候，她的伯父长孙炽很折服李世民母亲窦氏夫人的见解，就和长孙晟约定日后与李家结为姻亲。长孙氏长大后，高士廉便为她选中了李渊的二郎李世民。
唐朝建立后，长孙氏便成了秦王妃。在李世民策划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长孙氏坚决地站在丈夫李世民一边。太宗即位后，长孙氏便被立为皇后。
贤良国母贞观年间，她以克己奉公、阴柔明哲的品性，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太宗，在幕后发挥着她的作用。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使她能够遵循法度，永不超越现实的界限，从太宗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大唐着想，并且决无僭越之举，甘做配角。她与太宗志同道合，感情笃睦，一直受到太宗的尊重。
太宗即位之初，正是大动乱之后，长孙皇后深知国困民贫，便率先提倡节俭，平日的穿着打扮从不求华丽，日常不讲排场，物品也仅够用而已。
长孙后很注意加强自身修养，总是抽空读书学习，希望从古人的活动中得到借鉴。据说，她在梳头时，也不忘把书卷放在面前读上几页，太宗对此深表敬佩。长孙后把宫里的事情也处理得很好，她从来不在宫内耍威风，对手下的嫔妃宫人，总是以礼相待，有时候，哪个妃子病了，她都要亲自前往探视，详细询问病情，嘱咐有关人员好生照料。这样一来，宫中的各种关系显得比较融洽。
太宗耳闻目睹，对长孙后更增几分敬意。日常相处，太宗对长孙后显得优礼有加。饭后茶余，床前灯下，太宗常常与她论及天下大事，尤其是朝廷中的赏罚和人事安排。当太宗想听听她的见解，她却闻而不答，一言不发。其实，长孙后这样做是担心由她开始启后宫干政之源。实际上，长孙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皇帝的一言一行，她往往以独特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向他提出劝谏。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她常常与太宗讨论历史上的事情，借古喻今，“因而献替，裨益弘多”。
有时候，长孙后也见机行事，随事变通。太宗有时由于大臣进谏过于逆耳，冒犯了他的尊严，心里不痛快，当着群臣不便发作，回到宫主明臣直（明《帝鉴图说》）
内却无法掩饰怒容。遇到这种情况，长孙后总能很巧妙地化解。一次太宗退朝回宫，满脸怒容，嘴里不住地说：“我一定杀了这个乡巴佬。真是气死我了。”长孙皇后见他这副样子，心里已猜到几分，连忙问：“皇上这是生谁的气呢？”太宗道：“魏徵那个糟老头子，他在朝廷上羞辱朕，让朕下不了台。”长孙后听罢，一言未发，转身回到内室，换下常装，穿着皇后大朝时的礼服径直走到太宗面前，施以款款大礼。太宗摸不清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忙问：“皇后这是做甚？怎么穿得如此郑重？”长孙后答道：“妾闻知，主明臣直。今魏徵犯颜直谏，足见皇上是有道明君，这样的事，我怎能不郑重道贺呢！”太宗听长孙后说自己是明君，顿时转怒为喜，杀魏徵的想法也云消雾散了，他因此能更好地听取臣下的谏诤。
长孙后对待子女，更是严加训教，决不允许奢华与超越礼法规范。一向崇尚节俭的长孙后，平日训导诸子，常常是谦俭为先，让他们生活节俭，行为举止谦逊循礼，不要做有伤大体的蠢事。正是长孙后的表率作用，贞观时期的法令、制度能够较好地贯彻执行，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
在长孙后的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她对外戚预政的防范。
长孙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之交。他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在玄武门之变中，更是打了头阵，因而深得太宗恩信，出入卧内，委以腹心。太宗即位后，曾几次想任命他为宰相，执辅朝政，都遭到长孙后的坚决反对。长孙后的这一做法，虽有保全家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为防止外戚威胁李氏子孙，以永保大唐的长治久安。长孙无忌及其家人，也始终表现得谦虚谨慎，从不仗势傲物，目空一切。这保证了贞观时期的政治丝毫没有受到外戚的干扰，一直遵循既定的道路前进，终于迎来了一代盛世——贞观之治。
长孙皇后对这一治世的鼎助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长孙皇后逝世后，被加谥号为“文德”，所以史书中称为长孙文德皇后。到她的儿子高宗李治时，又为她加上了文德顺圣皇后的尊号。去世的当年十一月，长孙氏被安葬在醴泉县（今陕西省礼泉县）内的九嵕山上，称为昭陵。太宗为示悼念，亲自写了表文，记叙了修建山陵的始末，让人刻石，立于昭陵，表彰皇后的克己奉公和严于律己。
有心的人也许能够看到，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后，太宗越来越不像从前那样英姿勃勃，晚年的太宗不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开始饵食丹药，还逐渐陷于骄傲自满和个人陶醉之中，兼听纳谏的作风也已冲淡；发民力，兴作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谨慎。这个时候，太宗怎么不去重温长孙皇后的临终遗言呢！
李世民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世民出生：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
出生地：陕西武功属相：马
卒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卒所：终南山翠微宫中
享年：52岁谥号：文皇帝
庙号：太宗陵寝：昭陵
父亲：高祖李渊母亲：太穆顺圣皇后窦氏
皇后：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子女：14子，21女
继位人：儿子高宗李治最得意：开创贞观盛世
最失意：发动政变才取得皇位最不幸：误食金丹而死
最痛心：长孙皇后之死
最擅长：骑射、书法
唐太宗李世民，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出生在今陕西武功的李家旧宅。他4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公，贵人也，且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本人时，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曰“世民”。唐太宗不仅是唐朝最富盛名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他在位的贞观时期，成为后世艳称的一代太平盛世，太宗也因此被称为一代“明主”、“英主”。
名君事功：贞观之治
太宗即位以来，一直对隋末天下大乱的场景心有余悸。所以贞观时期注重“以民为本”、“贞观”联珠印
不夺农时，他说：这样做不只是“忧怜百姓”，也是为了“长守富贵”。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在位时期，以国家稳定为政策要务，以稳定求发展，居安思危，终使天下大乱之后达到了大治。
房玄龄像对于贞观之治，人们比较喜欢引用《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描述：“（贞观）元年，关中饥，斗米直（值）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岁（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焉。”其中包括了农业丰收、物价低平、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社会经济得以恢复、社会财富相对富足等内容，这也的确是一代盛世的具体写照。太宗因此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一代名君，并成为后代帝王膜拜的偶像。
太宗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简单地说，他能够从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政策措施，杜如晦像
重新确立和完善了统治秩序，使社会步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的各项制度，重视吏治，严格执法与守法，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严惩违法与***渎职，重新树立起百姓对官府的信心和信赖。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增加农民负担，提高生产积极性。其中最可以说的还有他的善于用人和纳谏。
魏徵像太宗纳谏图太宗把用人与保持政治稳定结合起来，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选用官员不分出身、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亲疏贵贱，无论是中原、关陇、山东、江南的汉族，还是周边高鼻深目的胡人，都能得到重用。他重在选贤任能，喜看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同时，他用人又不求全责备，所以臣下能够心情舒畅，像“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的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魏徵、“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王珪等均能各尽所能。特别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前者善谋，后者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报国，世称“贤相”，被并称为“房谋杜断”。一个精诚团结又深得皇帝信赖的宰相班子对于实现贞观之治，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太宗还是封建社会少有的善于纳谏的君王。他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说法。他曾说过，自己自幼精于弓矢，自以为尽得其妙，后来得到十几张良弓给专业工匠验看，结果被告知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并不是真正的良弓。他由此悟出，对自己最拿手《资治通鉴》中有关唐朝攻灭突厥的记载的事还有失误，更何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只凭他一人之力是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因此，太宗主动要求臣下就政事得失发表意见。魏徵就是以直言极谏而著名的大臣，有人统计过，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多达二百余次。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十七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死，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
天可汗太宗君临天下，威服四海，他借东突厥因内乱势力削弱之际，于贞观四年（630）派李靖、李世绩率大军深入大漠，一举俘获东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九年，任命李靖、侯君集率军平定位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十三年，又派侯君集出兵攻打交河（今新疆吐鲁番），于次年收服高昌，之后又擒获龟兹王，安西都护府地方官印
平定西域大部地区，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重新打通了沟通中西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唐朝在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的广袤疆域内设立州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由于太宗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所以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以后，西北各部首领都来长安朝见，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就是拥戴太宗为他们共同的君主。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是任命各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不改变原有民族习惯与生活方式。他们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进行管理。到太宗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皇帝，他们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68处，备有马匹与食物供应往来使者。太宗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各少数民族也把太宗当成了自己爱戴的可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番将的名字，铭刻在昭陵的祭坛上。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松赞干布是吐蕃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与英雄人物。吐蕃是很早就生活在松赞干布像文成公主像青藏高原一带的古老民族，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吐蕃民风骁勇，以战死为荣。松赞干布做赞普（藏语“伟丈夫”之意，后为对君王的尊称）的时候，基本统一了各阎立本《步辇图》，记录了吐蕃使者朝见太宗求婚的场面
个部落，迁都逻些城（今拉萨），并建筑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松赞干布多次求婚的强烈要求下，太宗答应以文成公主出嫁。
唐朝许婚的消息传来，吐蕃人民欢呼雀跃。为了减少文成公主入藏途中的艰难，他们沿途准备了马匹、牦牛、食物和水。松赞干布非常兴奋。他说：“我父祖没有和上国通婚的，我能娶大唐公主，深感荣幸。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松赞干布仿照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他亲自前往青海迎接，并以皇帝女婿的身份拜见唐朝的护婚特使，然后陪文成公主回到逻些城。
在逻些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举行了盛大婚礼。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许多工艺品、谷物、菜籽、药材、茶叶以及历法、生产技术与各种书籍，大大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唐蕃密切交往的基础。正如唐朝诗人陈陶《陇西行》诗中所写：“自从贵主和玄奘像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后来，松赞干布又接受唐朝授予他的西海郡王的爵位和驸马都尉之职。据不完全统计，从634年到846年的200多年间，唐蕃之间的使臣往来共191次，唐使入蕃66次，蕃使入唐125次。
玄奘西行玄奘是唐朝高僧，又称三藏法师。贞观初年，为了求取佛经精义，他从长安出发，毅然西行前往佛教圣地天竺（唐朝时对印度半岛上各部的统称，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途经我国新疆及中亚诸国，一路上备尝艰辛。在天竺，他用大约17年的时间遍游各地，寻师访友，研习佛法，因佛学造诣精深而获得极高声誉。
玄奘从天竺带回佛经657部，又经过20余年的努力，共翻译出75部1335卷，约1300多万字。他是第一个把天竺佛教、历史、地理、宋刻《大唐西域记》书影
风土人情等完整地记录下来并介绍到中国的人。太宗亲自为他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还把自己西行途中的见闻口述下来，由弟子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他还曾把《老子》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天竺。贤德“良佐”，内助名君贞观十年（636）元月二十一日，皇后长孙氏在京师长安大内的立政殿殡天驾崩了。殿内的太宗皇帝，禁不住心中的哀伤，放声痛哭起来，这哭声没有丝毫的矫饰，确实悲痛至极。
长孙氏在与太宗共同生活的23年中，实在是起到了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那一桩桩，一件件，此时此刻，在太宗的脑海里历历闪现，那一切不能不令哀痛之中的太宗皇帝铭心刻骨。
少年结缘长孙氏嫁给李世民时，正值13岁妙龄。时在大业九年（613），李世民也是一位16岁的翩翩少年。
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她的祖上是北魏献文帝第三兄，本来姓拓跋氏，因为祖上在北魏时功劳最大，世袭大人之号，为宗室之长，后来改姓长孙氏。她家是出身代北的名门望族，当时号称“门传钟鼎，家世山河”。她的父亲长孙晟，武艺超群，精于骑射，又有奇谋远略，隋朝时甚得朝廷倚重。她的母亲高氏是隋朝刺史高敬德之女，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隋大业中任治礼郎。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熏染，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
据说，还在长孙氏很小的时候，她的伯父长孙炽很折服李世民母亲窦氏夫人的见解，就和长孙晟约定日后与李家结为姻亲。长孙氏长大后，高士廉便为她选中了李渊的二郎李世民。
唐朝建立后，长孙氏便成了秦王妃。在李世民策划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长孙氏坚决地站在丈夫李世民一边。太宗即位后，长孙氏便被立为皇后。
贤良国母贞观年间，她以克己奉公、阴柔明哲的品性，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太宗，在幕后发挥着她的作用。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使她能够遵循法度，永不超越现实的界限，从太宗的长治久安出发，处处为大唐着想，并且决无僭越之举，甘做配角。她与太宗志同道合，感情笃睦，一直受到太宗的尊重。
太宗即位之初，正是大动乱之后，长孙皇后深知国困民贫，便率先提倡节俭，平日的穿着打扮从不求华丽，日常不讲排场，物品也仅够用而已。
长孙后很注意加强自身修养，总是抽空读书学习，希望从古人的活动中得到借鉴。据说，她在梳头时，也不忘把书卷放在面前读上几页，太宗对此深表敬佩。长孙后把宫里的事情也处理得很好，她从来不在宫内耍威风，对手下的嫔妃宫人，总是以礼相待，有时候，哪个妃子病了，她都要亲自前往探视，详细询问病情，嘱咐有关人员好生照料。这样一来，宫中的各种关系显得比较融洽。
太宗耳闻目睹，对长孙后更增几分敬意。日常相处，太宗对长孙后显得优礼有加。饭后茶余，床前灯下，太宗常常与她论及天下大事，尤其是朝廷中的赏罚和人事安排。当太宗想听听她的见解，她却闻而不答，一言不发。其实，长孙后这样做是担心由她开始启后宫干政之源。实际上，长孙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皇帝的一言一行，她往往以独特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向他提出劝谏。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她常常与太宗讨论历史上的事情，借古喻今，“因而献替，裨益弘多”。
有时候，长孙后也见机行事，随事变通。太宗有时由于大臣进谏过于逆耳，冒犯了他的尊严，心里不痛快，当着群臣不便发作，回到宫主明臣直（明《帝鉴图说》）
内却无法掩饰怒容。遇到这种情况，长孙后总能很巧妙地化解。一次太宗退朝回宫，满脸怒容，嘴里不住地说：“我一定杀了这个乡巴佬。真是气死我了。”长孙皇后见他这副样子，心里已猜到几分，连忙问：“皇上这是生谁的气呢？”太宗道：“魏徵那个糟老头子，他在朝廷上羞辱朕，让朕下不了台。”长孙后听罢，一言未发，转身回到内室，换下常装，穿着皇后大朝时的礼服径直走到太宗面前，施以款款大礼。太宗摸不清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忙问：“皇后这是做甚？怎么穿得如此郑重？”长孙后答道：“妾闻知，主明臣直。今魏徵犯颜直谏，足见皇上是有道明君，这样的事，我怎能不郑重道贺呢！”太宗听长孙后说自己是明君，顿时转怒为喜，杀魏徵的想法也云消雾散了，他因此能更好地听取臣下的谏诤。
长孙后对待子女，更是严加训教，决不允许奢华与超越礼法规范。一向崇尚节俭的长孙后，平日训导诸子，常常是谦俭为先，让他们生活节俭，行为举止谦逊循礼，不要做有伤大体的蠢事。正是长孙后的表率作用，贞观时期的法令、制度能够较好地贯彻执行，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
在长孙后的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她对外戚预政的防范。
长孙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之交。他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在玄武门之变中，更是打了头阵，因而深得太宗恩信，出入卧内，委以腹心。太宗即位后，曾几次想任命他为宰相，执辅朝政，都遭到长孙后的坚决反对。长孙后的这一做法，虽有保全家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为防止外戚威胁李氏子孙，以永保大唐的长治久安。长孙无忌及其家人，也始终表现得谦虚谨慎，从不仗势傲物，目空一切。这保证了贞观时期的政治丝毫没有受到外戚的干扰，一直遵循既定的道路前进，终于迎来了一代盛世——贞观之治。
长孙皇后对这一治世的鼎助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长孙皇后逝世后，被加谥号为“文德”，所以史书中称为长孙文德皇后。到她的儿子高宗李治时，又为她加上了文德顺圣皇后的尊号。去世的当年十一月，长孙氏被安葬在醴泉县（今陕西省礼泉县）内的九嵕山上，称为昭陵。太宗为示悼念，亲自写了表文，记叙了修建山陵的始末，让人刻石，立于昭陵，表彰皇后的克己奉公和严于律己。
有心的人也许能够看到，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后，太宗越来越不像从前那样英姿勃勃，晚年的太宗不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开始饵食丹药，还逐渐陷于骄傲自满和个人陶醉之中，兼听纳谏的作风也已冲淡；发民力，兴作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谨慎。这个时候，太宗怎么不去重温长孙皇后的临终遗言呢！
李世民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世民出生：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
出生地：陕西武功属相：马
卒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卒所：终南山翠微宫中
享年：52岁谥号：文皇帝
庙号：太宗陵寝：昭陵
父亲：高祖李渊母亲：太穆顺圣皇后窦氏
皇后：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子女：14子，21女
继位人：儿子高宗李治最得意：开创贞观盛世
最失意：发动政变才取得皇位最不幸：误食金丹而死
最痛心：长孙皇后之死
最擅长：骑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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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9-19, 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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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否定***的人，连敌人也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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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10-02, 23:30
周恩来
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的正确路线，为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和***去重庆，同***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3月***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的正确路线，为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和***去重庆，同***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3月***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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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10-03, 23:55
***与周恩来既有分歧又最离不开
最新文章深圳新闻网[微博]金冲及2013-10-03 07:36
[导读]***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
***与周恩来，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从历史和现实的多角度, 向我们谈起了***和周恩来的同与异。
***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
访问人:***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更突出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有人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谋事是毛，成事是周”。对这种毛周之间密切配合所产生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您怎么看？
金冲及:***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
在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起着主导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的领导。这是事实。而对***，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访问人:那么，具体而论，又怎样评价他们两人各自对中国革命、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呢？
金冲及: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我读过不少***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
但这只是相对来说的，不能把话说死。***是不是光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就不过问？不是的。***对他认为在全局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些具体环节通常也抓得非常紧、非常细。他不是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吗？在他的前期尤其如此。
反过来，周恩来也绝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有着重大决策能力的人。比如，周恩来1924年在法国时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过:“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说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道理。1930年4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些都是很早的事情。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后，在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一直作出过很多贡献。我举个例子。
在《周恩来传》起草过程中，有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后觉得对周恩来在军事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周恩来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应当反映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后来我跟邓大姐讲到这一点时，邓大姐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再由他来贯彻。”
我们为难的是:写传的主要根据是目前留下的档案，其中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性决策问题的文件大多确是由***起草的，周恩来起草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具体贯彻执行或配合性的文件。但这是不是就说明只有***一个人在作决策？也不能那样说。档案能说明问题，但档案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在当时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讲到过:当时一般来说，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了以后，考虑好自己的意见，通常在地图上也标明了，然后去找***，两人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量。做出决定之后，重要的文电由***亲自动手起草，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由周恩来处理。当时党的领导集体是五大书记，在军事方面很多重大决策的作出，***当然起着主要作用，接下来就是周恩来的参与了。周恩来曾说过:转战陕北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最小的司令部实际上就是两三个人。另外，在外交等方面，周恩来也发挥了不少重大的决策作用。这不用多说了。所以，说***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一般说可以，但不能说死，只是相对而论的。
访问人:“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是一般概括性的比较形象的说法？
金冲及: 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让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曾跟我谈起过一件事——建国初，有一次他曾问周恩来:“ 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可见，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也是尼克松讲过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一个人。
访问人: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溟的话，虽是一家之辞，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同样也说明，毛、周二人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
金冲及:是这样。***的思想博大深邃，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的思想脉络，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也很放心。
周恩来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在***晚年，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晚年的***，一方面越来越少参与党和国家的日常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实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胡乔木同志讲到过，有一次他劝主席多到工厂农村去看看。主席说，我怎么去啊？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在***晚年这种同实际越来越隔膜的状况下，周恩来在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所起的补充作用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
***、周恩来的一致和不一致
访问人:***、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呢？
金冲及: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
先讲民主革命时期。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的主要矛盾是***、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不是这样。
访问人:国外有人讲***、周恩来的矛盾是权力之争，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夺了***的权。
金冲及:这话不能成立。因为成立苏区中央局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后几天政治局决定的。书记一开始就是周恩来。他不只是负责中央苏区，而且负责指导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因为那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离不开周恩来，所以书记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来因为“AB团”问题，说项英“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改由***代理。1931年周恩来到了苏区，书记一职自然由他担任。这怎么能说夺权呢？比如，这个位子本来是你的，你没到的时候请别人先代坐着。你来了他自然让给你。这哪有什么夺位子的问题？
访问人:那么，宁都会议是否存在周恩来夺了***军权的问题呢？
金冲及:这里讲的军权主要是指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问题。本来，***成立后一方面军就不存在了，朱德任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是作为中央政府主席随中革军委活动的。后来一方面军恢复了，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朱、王联名提议由***任总政委。***是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总政委职务的。宁都会议上多数人要把***召回后方。周恩来坚持将毛留在前方。可以在两种方案中选择，或者由***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协助。***个性很强，他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周恩来还是先代理总政委，以后才兼了这个职务。这不存在周恩来夺***权的问题。
宁都会议前关于军事问题的那场争论，前方的周毛朱王四个人意见是一致的，都是和后方中央局的争论。后方说你们不进攻，是消极等待主义。前方认为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急于求战，主张先在那里发动群众，诱敌深入，集中兵力， 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前后方之间来来回回的电报多啦，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访问人:宁都会议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有会议记录吗？
金冲及:现在就苦在没有会议记录，具体讲些什么，无从查找。不过看一看后方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周并不满意，说他是调和，说他批评项英甚至超过了批评***。***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的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可能是周恩来不如***的地方。
访问人:中央苏区以后，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后，他们之间就很少分歧，配合得很默契，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但建国后，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毛周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分歧。
金冲及:大一点的问题可能是两次，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在反冒进问题上，详细的就不多说了，比如周为什么提出反冒进等等。我这里只讲一点，南宁会议批周批得很凶啊！毛主席讲，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
访问人: 总理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
金冲及:我认为，他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他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主席提出要追加20个亿预算，周坚决不同意。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
访问人:他可能是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
金冲及:问题恐怕就在这里。在周看来，主席高瞻远瞩啊！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的检讨也不完全是违心的。
访问人:关于“***”中的周恩来，人们议论较多，有的说他是忍辱负重，有的说他是不倒翁，是愚忠，更有甚者，个别人说他是软骨头。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金冲及:“***”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在忙着华北抗旱。批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恐怕是拥护的，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上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想这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访问人:现在在人们心里有个结，***很信任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和***说上话。周明明知道毛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不向毛提意见呢？
金冲及: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
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这里了，他单独见***的次数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的。
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王力讲给我听的，他说，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只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
可见周恩来单独找***，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这是偶尔露出的一点点。其他的事，照我看，他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经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向***提了多少不同意见。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就没有向***提过不同意见。谁也没有根据，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某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遇到过，是一个研究生递条子向我提问。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样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来说，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在“ ***” 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不赞成那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被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到处鼓动冲杀破坏。
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他在那里硬顶着。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
对“文革”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也只有他说话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图的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吧，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 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
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括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所以在这个选择之外，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既要明确地表示不赞成“***”，又能维持团结，这说起来固然痛快，事实上却根本不可能。
访问人:其实还有另一面，面对林彪和江青，在那么复杂的关系里，也就是周恩来能处理这些矛盾，维持这个大局面。
金冲及:我对那个递条子的研究生讲，陈老总是硬骨头吧，假如周恩来是软骨头，那么陈毅为什么还对周恩来那么尊重。就是因为陈毅能理解他，清楚地知道他起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一个伟大的肩负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他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用那种小市民市侩心理去猜测的。一看他没有倒，就想他是在保自己的什么，是在怕什么等等。所以就有“软骨头”之类的说法了。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不怕别人批评他，就怕别人误解他。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当然可以说周恩来哪一点做对了，哪一点做错了。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做得正确的。这些，后人自然都可以评论，但首先总得如实地理解他，决不能轻率地不符合实际地凭着自己的猜测去议论。（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3期）
最新文章深圳新闻网[微博]金冲及2013-10-03 07:36
[导读]***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
***与周恩来，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从历史和现实的多角度, 向我们谈起了***和周恩来的同与异。
***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
访问人:***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更突出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有人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谋事是毛，成事是周”。对这种毛周之间密切配合所产生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您怎么看？
金冲及:***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
在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起着主导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的领导。这是事实。而对***，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访问人:那么，具体而论，又怎样评价他们两人各自对中国革命、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呢？
金冲及: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尼克松的话不无道理。我读过不少***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
但这只是相对来说的，不能把话说死。***是不是光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就不过问？不是的。***对他认为在全局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些具体环节通常也抓得非常紧、非常细。他不是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吗？在他的前期尤其如此。
反过来，周恩来也绝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有着重大决策能力的人。比如，周恩来1924年在法国时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过:“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说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道理。1930年4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些都是很早的事情。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后，在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一直作出过很多贡献。我举个例子。
在《周恩来传》起草过程中，有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后觉得对周恩来在军事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周恩来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应当反映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后来我跟邓大姐讲到这一点时，邓大姐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再由他来贯彻。”
我们为难的是:写传的主要根据是目前留下的档案，其中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性决策问题的文件大多确是由***起草的，周恩来起草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具体贯彻执行或配合性的文件。但这是不是就说明只有***一个人在作决策？也不能那样说。档案能说明问题，但档案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在当时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讲到过:当时一般来说，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了以后，考虑好自己的意见，通常在地图上也标明了，然后去找***，两人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量。做出决定之后，重要的文电由***亲自动手起草，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由周恩来处理。当时党的领导集体是五大书记，在军事方面很多重大决策的作出，***当然起着主要作用，接下来就是周恩来的参与了。周恩来曾说过:转战陕北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最小的司令部实际上就是两三个人。另外，在外交等方面，周恩来也发挥了不少重大的决策作用。这不用多说了。所以，说***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一般说可以，但不能说死，只是相对而论的。
访问人:“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是一般概括性的比较形象的说法？
金冲及: 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让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曾跟我谈起过一件事——建国初，有一次他曾问周恩来:“ 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可见，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也是尼克松讲过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一个人。
访问人: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溟的话，虽是一家之辞，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同样也说明，毛、周二人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
金冲及:是这样。***的思想博大深邃，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的思想脉络，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也很放心。
周恩来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在***晚年，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晚年的***，一方面越来越少参与党和国家的日常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实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胡乔木同志讲到过，有一次他劝主席多到工厂农村去看看。主席说，我怎么去啊？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在***晚年这种同实际越来越隔膜的状况下，周恩来在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所起的补充作用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
***、周恩来的一致和不一致
访问人:***、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一致和不一致呢？
金冲及: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
先讲民主革命时期。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的主要矛盾是***、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不是这样。
访问人:国外有人讲***、周恩来的矛盾是权力之争，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夺了***的权。
金冲及:这话不能成立。因为成立苏区中央局是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后几天政治局决定的。书记一开始就是周恩来。他不只是负责中央苏区，而且负责指导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因为那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离不开周恩来，所以书记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来因为“AB团”问题，说项英“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改由***代理。1931年周恩来到了苏区，书记一职自然由他担任。这怎么能说夺权呢？比如，这个位子本来是你的，你没到的时候请别人先代坐着。你来了他自然让给你。这哪有什么夺位子的问题？
访问人:那么，宁都会议是否存在周恩来夺了***军权的问题呢？
金冲及:这里讲的军权主要是指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问题。本来，***成立后一方面军就不存在了，朱德任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是作为中央政府主席随中革军委活动的。后来一方面军恢复了，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朱、王联名提议由***任总政委。***是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总政委职务的。宁都会议上多数人要把***召回后方。周恩来坚持将毛留在前方。可以在两种方案中选择，或者由***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协助。***个性很强，他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周恩来还是先代理总政委，以后才兼了这个职务。这不存在周恩来夺***权的问题。
宁都会议前关于军事问题的那场争论，前方的周毛朱王四个人意见是一致的，都是和后方中央局的争论。后方说你们不进攻，是消极等待主义。前方认为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急于求战，主张先在那里发动群众，诱敌深入，集中兵力， 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前后方之间来来回回的电报多啦，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访问人:宁都会议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有会议记录吗？
金冲及:现在就苦在没有会议记录，具体讲些什么，无从查找。不过看一看后方给中央的电报，也可以知道他们对周并不满意，说他是调和，说他批评项英甚至超过了批评***。***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的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可能是周恩来不如***的地方。
访问人:中央苏区以后，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后，他们之间就很少分歧，配合得很默契，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但建国后，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毛周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分歧。
金冲及:大一点的问题可能是两次，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在反冒进问题上，详细的就不多说了，比如周为什么提出反冒进等等。我这里只讲一点，南宁会议批周批得很凶啊！毛主席讲，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
访问人: 总理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
金冲及:我认为，他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违心的，他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他找主席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主席提出要追加20个亿预算，周坚决不同意。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
访问人:他可能是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
金冲及:问题恐怕就在这里。在周看来，主席高瞻远瞩啊！他可能会想，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证明，主席比他看得高，看得远。那么这一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的检讨也不完全是违心的。
访问人:关于“***”中的周恩来，人们议论较多，有的说他是忍辱负重，有的说他是不倒翁，是愚忠，更有甚者，个别人说他是软骨头。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金冲及:“***”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在忙着华北抗旱。批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恐怕是拥护的，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上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想这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访问人:现在在人们心里有个结，***很信任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和***说上话。周明明知道毛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不向毛提意见呢？
金冲及: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
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这里了，他单独见***的次数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的。
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王力讲给我听的，他说，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只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
可见周恩来单独找***，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这是偶尔露出的一点点。其他的事，照我看，他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经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向***提了多少不同意见。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就没有向***提过不同意见。谁也没有根据，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某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遇到过，是一个研究生递条子向我提问。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样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来说，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在“ ***” 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不赞成那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被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到处鼓动冲杀破坏。
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他在那里硬顶着。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
对“文革”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也只有他说话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图的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吧，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 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
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括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所以在这个选择之外，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既要明确地表示不赞成“***”，又能维持团结，这说起来固然痛快，事实上却根本不可能。
访问人:其实还有另一面，面对林彪和江青，在那么复杂的关系里，也就是周恩来能处理这些矛盾，维持这个大局面。
金冲及:我对那个递条子的研究生讲，陈老总是硬骨头吧，假如周恩来是软骨头，那么陈毅为什么还对周恩来那么尊重。就是因为陈毅能理解他，清楚地知道他起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一个伟大的肩负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他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用那种小市民市侩心理去猜测的。一看他没有倒，就想他是在保自己的什么，是在怕什么等等。所以就有“软骨头”之类的说法了。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不怕别人批评他，就怕别人误解他。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当然可以说周恩来哪一点做对了，哪一点做错了。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做得正确的。这些，后人自然都可以评论，但首先总得如实地理解他，决不能轻率地不符合实际地凭着自己的猜测去议论。（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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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10-04, 00:11
对***不仅是实界面许多人的怕与恨，更多的是虚界的怕与恨。怕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与将王公大臣们打到在地再踏上上一只脚的气魄，剥夺一切特权的群众运动。当然最终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本身就处于王权等级的顶端，本身就具有不可剥夺的特权。苏东的解体，神州的变革无不与虚界的参与有关。对这些已经无关紧要，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与最终的天地审判。而修者所要关心的是，天地万界到底向什么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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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10-23, 11:46
在位担责任，变新带头冲。哪是自己事，事关众生灵。
上行引下效，性命一条条。能载亦能覆，共济渡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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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星于2013-10-26, 02:03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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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10-24, 05:09
黑虎
包拯
包拯（999－1062），字希仁，汉族，北宋庐州（今合肥）人，天圣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其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小说、戏剧，令其清官包公形象及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户晓，历久不衰。
历史形象
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一个真实的包拯
他是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他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他被后人演义成无所不能的超人，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间最具号召力的代表公平与正义之化身，他的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本文和大家一起拨开历史烟雾重重的文字迷宫——
孝顺父母
富贵公子辞官回乡10年“尽孝”
大宋王朝的第40个年头，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个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一脉单传，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也没有所谓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作为富贵逼人的独生子，父母宠爱备至，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儿一样。封建地主家庭子女要想显达于世，不外乎走上科举之路。包拯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19岁那年，他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知县，按照如今说法，等于是江西永修县的“一把手”。
然而，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于是把他改任为和州监税，等于在合肥邻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钱粮税收。回家报喜，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独苗，索性把官给辞了，安心在家陪父母。包拯甘当“宅男”，这一当就是10年有余，二老离世后，他守孝3年。守孝结束，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又在家里呆了两年。就在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开封府，他的《岳阳楼记》名贯天下，而此时，34岁的包拯还是个连官门都没进的“待业老青年”，当时的他也许未曾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将从开封府走进历史的深处……[1]
两年后，在乡亲邻居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下，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一把手”。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虚度青春”，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如果谁因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要被世人唾弃。按照宋朝礼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3年，无论你官居何位，除非皇帝因某种原因不愿让大臣回家守孝，即“夺情”，否则必须离职守孝。所以，包拯的青年时代为了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2]
清正廉明
官场新秀“老愤青”打破潜规则
如今记载反映包拯初进官场的事迹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长县知县时断过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书。有贼把别人牛舌割了，主人告状，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杀了。不久又有人来告状，说牛主人私杀耕牛，这在宋朝是违法的，包拯断喝道：“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贼被识破，惊服！一件小案子，从中看出包拯断案的机智果断，也许他“善断狱讼”之名就是从这时流传开来。
至今几乎所有的包公戏都与他善断奇案、沉冤昭雪有关，而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记载包拯断案的事迹，他的政绩也非在断案上。
三年后，42岁的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一把手”。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
不久，45岁的包拯因“端砚事件”被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 。虽然这个官职没有多少实权，但从此他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对于刚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来说，无疑找到了自己的发声平台。在官场崭露头角，包拯确实发出了不少声音，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比如要求从重处罚贩卖私盐者，反对朝廷以进贡求和西夏，主张强国策略等等。其间，他还代表大宋出使契丹，并与对方使馆“二把手”舌战并成功赢回大宋面子。
这其中，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义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事实上，作为官场新秀，当时包拯只是上了一个并不为人关注的批评性的奏章，是否被批准史料也无下文。此时，离他入主开封府尚有12年。[3]
不畏王权
弹劾“国丈”猛男口水喷皇帝
包拯进入中央，正赶上范仲淹掀起“庆历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变官员冗滥作风，斥退冗员、举贤用能方面，自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党争”，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阵营，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却并不急于表态，也不参与其中纷争。同时，守旧派也没把这个无名小卒看上眼，更没指望他能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然而，包拯却突然上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提出置疑，此奏一出立即炸开了锅，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争论不休。保守派士气大振，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
不久，变法失败新政被废，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这可把保守派给打懵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其实，这正是包拯峭直的禀性，他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一生不结派系也不卷入
党争，甚至没有一个走得近的朋友，以至于“故人、亲党皆绝之”。
此后，包拯渐入佳境，走上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政治舞台。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弹劾别人。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庠，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如同当今提的“庸官”、“不在状态”等概念。
包拯越弹越牛，甚至六次弹“国丈”，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堂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飞机”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此举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弹，而仁宗也怄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激进者要求廷辩，要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事实上，皇帝只是缓兵之计，仅过了几个月又把这些要职委给“国丈”了。其实，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却非要让皇帝下不了台，继续弹劾，一弹再弹，最终把仁宗给弄烦了，不再动张尧佐的职务。后来张贵妃又香消玉殒，这场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锯战总算平息了。
包拯这股子牛劲让权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包弹”，为官清廉正派，就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
包拯一生弹人，他自己有没有被弹过？当然也有。包拯刚弹掉张方平、宋祁两任三司使，结果自己又取而代之，这是朝风大忌，欧阳修就批评包拯“蹊田夺牛”，但他同时也为包拯开脱，说他“素少学问”，即太不懂人情世故。包拯不得不回家避风头，不过没过多久，老包又象没事儿人一样回来继续履职。[1]
重实干
坐镇开封两年一生善始善终
在入主开封府之前，包拯因对官场失望导致情绪低落，而“七求外任、出京四年”。包拯曾于公元1056年来金陵担任过4个月的江宁府尹，接着奉调入京任开封府尹。[4]1056年，58岁的老包终于成为开封府尹。按理说，包拯后世之名应是从开封府名扬天下的，事实上，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坐了一年有余。既没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也没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更没有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那些出神入化的情节都是出自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
不过，以包拯的个性，不在开封府干出点名堂不会善罢干休。他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裁撤了门牌司，在当时，平民告状都得先通过门牌司才能上交案件，时常被小吏讹诈。几个月后，惠民河涨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调查，原来屡疏不通的原因是达官贵人在河两岸占地修豪宅，还堵水筑起了“水上公园”。包拯立即下令将这些花园水榭全部“毁去”以泄水势，“人患”一治，水患自然解除。老包这一举动可谓石破惊天，威名大震，京师老百姓都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当然，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包拯肯定也查办过一些案子，也许其中不乏为民平冤的，也采取过一些措施维护首都治安，一度赢得美名。他处理案件公道正派，执法严峻，对各种阶层一视同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他不苟言笑、过于严肃，得来了“包大人笑比黄河清”的民间评价——要看包公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
然而，包拯主要政绩并不在开封府任期，更不在英明断案上，他是一个实干家。不到两年，61岁的他就被任命为三司使，负责全国经济工作，他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比如改“科率”为“和市”，即朝廷按照公平价格购买农民要缴的上供物资；免除部分地区“折变”，即废除农民将粮食变成现钱纳税的规定等措施。开展经济工作卓有成效，两年后，包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副国
防部长，至此，包拯才算正式进入了中央执政官的行列，属于最高军事长官之一。然而，63岁的包拯已经是风烛残年。宋仁宗时代相对和平，所以这个职务也许是皇帝对老包忠心耿耿一生的一种荣誉的回报。又一年后，包拯病逝，首都开封的老百姓莫不悲痛，皇帝亲自到包家吊唁，并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当宋仁宗看到包家如此俭朴，又听闻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如初宦时”，不禁感慨！欧阳修曾说，包拯一辈子“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纯朴平实、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同时他不苟言笑、太过较真、不会处世、人缘不好。然而，他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无人企及的崇高与正义的化身，一个至忠至正、至刚至纯的清官标志与忠臣样本，一个被历朝官方推向神坛，又被历代老百姓奉为神明的“包青天”。[5]
包公断案故事
关于包拯断案的故事，后人演绎的成分较多，宋史记载的只有这么一件事：包拯任天长知县时，有人盗割牛舌，牛主人来衙门告状。包拯告诉他，回去后把牛杀了卖掉吧！当时私杀耕牛是违法行为，果然，牛主人杀牛后，很快有人前来揭发。包拯当即喝问对方“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那人见自己的伎俩已被识破，不由得十分惊服。
包拯“善断狱讼”的名声就从这里流传开了，以至于如今的包公戏基本离不开他如何善断奇案、昭雪沉冤等。事实上，除了“牛舌案”，史书再无包拯断案的其他记载，他的政绩也并不在断案上。[1]
3
史料记载宋史 包拯传
包拯，字希仁，庐州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
。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数老皆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
由一星于2013-10-26, 01:50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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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10-28, 23:25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5/21/53/0_1.html
社科院金仁：***不是独裁者 他不留恋权力
社科院金仁：***不是独裁者 他不留恋权力
【核心提示】特别是***晚年，独断作风明显，远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不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独裁丧失了制度基础；独断终归是领导作风问题，与独裁有本质区别。当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仍然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一项历史任务。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是否是独裁者的争论颇为激烈，双方各有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算是旧话重提。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林彪在其政变纲领中，咒骂***是独裁者。海外出版的书刊，称***独裁专制、独裁专横、独裁暴政者亦不在少数。现今舆论界的一些活跃人士，因袭以往说法，也给***戴上了独裁者的帽子。那么，***是否是真正的独裁者？回到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的真相，答案自然是清楚的。
独裁者以专制政体为支撑，***致力于民主政体建设。
独裁与专制相伴随，与民主相背离。在专制政体之下，个人拥有绝对权力而又缺乏有效制约，容易走向独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所谓分权、制衡与监督机制，似乎难以形成个人独裁局面，但却是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左右政局。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的一切重大事项均由全国人大决定，使***在重大事项上独裁已无可能。就具体领导体制而言，***推崇集体领导，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高饶事件”之后，他明确表示“反对个人独裁”，要求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1958年1月，***提出的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产生误解。其实，“大权独揽”是指主要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地方的党委集体，而不是集中于***个人。1959年4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仍强调：权力集中于常委和书记处，表明党的核心权力掌握在集体手中。集体领导制度的推行，也就排除了在政策制定、权力配置、资源分配过程中***个人独裁的可能。应当指出，民主集中制所强调的集中是建立在多数人的想法或主流民意基础之上的集中，并不等同于独裁。***曾有过集权的倾向，但集权并不意味着独裁。事实上，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集权是必要的，既有利于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利于集中国家资源以求短期内赢得较高的发展速度。
独裁者信奉权力至上，***并不留恋权力。
独裁者之所以能独裁，就在于掌握了权力，失去权力也就再无独裁的可能，权力对于独裁者而言是命根子，紧握权力不放是独裁者的生存之道。***十分珍惜权力，但该放下的时候能放下，该移交的时候能移交。第二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中央全会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同意***的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上不再提他作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此后，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去世后，1970年4月，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再担任国家主席。当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报告时，***写下了“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的批语。这说明，***并不迷恋权力，在权力的让渡问题上是理智的。历史的事实是，直至逝世，***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未能实现党的权力的正常移交，但这并非***握住权力不放，而是没有找到在***看来可以托付权力的合适人选。
独裁者通过继承制实现权力更替，***能从全局出发考虑接班人的选拔培养。
独裁者不愿放弃权力，也不信任他人，往往从家族内部来选拔培养权力的接任者，通过继承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使权力在家族内部循环。***晚年十分关注接班人的选拔培养，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考虑接班人的标准和人选，超越了家族观念、宗族观念的局限。1969年1月，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收到河南省五三农场某人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同时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对此，***做出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并认为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中共九大代表。1971年7—8月，***在外地巡视期间与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应当说，***在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囿于家族内部成员，突破了独裁者的思维惯性与权力交接方式。
独裁者需要借助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权威，***对个人崇拜保持了冷静与理性的态度。
独裁者往往难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树立权威、强化统治的合法性，需要通过个人崇拜制造对独裁者的迷信。***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信，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无须借助个人崇拜来维护自己的威信、实现对党和国家的治理。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为防止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前夕，***之所以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态度发生变化，有其客观原因。1970年12月，***与斯诺谈话时坦承：“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因此，“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但***并非个人崇拜的狂热追求者，当个人崇拜形成之后，***又深感不安，并力图加以制止。1967年12月，***对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表示不满，认为“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不妥，并重申祝寿的禁令。1968年底，***在修改《中国***章程（草案）》时，删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用来形容***的副词。1969年6月，经***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规定：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与斯诺谈话时表示：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这说明，***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头脑是冷静、理性的，他本人并非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一贯支持者。
独裁者刚愎自用，***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独裁者喜欢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决策与执行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与个人色彩。***尊重民意，在决策过程中善于吸收群众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他的发明。1956年春，***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倡多谋善断；批评有些干部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反省自己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很少了，并表示会后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同意印发中央博物馆重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在介绍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1964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也告诫诸位：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因此，***重视调查研究，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这种个性与处事风格，与独裁者截然不同。
独裁者漠视民生问题，***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
独裁者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满足，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甚至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私欲。与此相反，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是***的最大愿望和追求。新中国成立后，***秉持既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的发展理念，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建立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善于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民生政策，成为中国***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56年4月，***在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强调，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1959年3月，***在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党内通信》中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对人民利益、人民生活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打江山”的革命者，在长期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为具有超强个人魅力的领袖，说话一言九鼎，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独断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实现民主的具体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法治建设一度被忽视，对***这样的领袖人物缺乏有力的监督。特别是***晚年，独断作风明显，远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不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独裁丧失了制度基础；独断终归是领导作风问题，与独裁有本质区别。
当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仍然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一项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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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11-17, 02:13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5/73/40/2_1.html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说，***搞的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人民崇拜”，因而他赢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和许
许多多正直善良的外国人由衷的崇拜。
***没有一个私敌
网上浏览，偶然发现一则帖子，认真读了几遍，颇感动人。现整理（因原文有错别字）抄录如下：
老将军们绝大部分对***都是感恩的，毕竟是***让他们辉煌。
彭总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陈毅元帅病重期间，几个月都靠输液维持生命，未曾吃进一粒米，但1971年的12月26日，他却要求吃面，看他吃的非常艰难，护理人员都劝他别吃了，他费力地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要为他吃长寿面啊！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感动得流下热泪。
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黄克诚大将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个人恩怨的。
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杨尚昆写道：“我从‘***’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戚本禹是***亲自下令抓的，现在也还是为***说话。
地方上的老干部就更不用说。这些不能用愚忠来解释。
以上所录文字，因无法考证原委出处，属实与否未敢确定。但笔者敢于肯定，***生前有很多的“对手”或者“敌人”，但是他没有一个私敌。人们对***的深情怀念，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证明无论他的思想、功德、人格、才智、学识还是著作理论或对世界、中国、后人的影响，谁都无法与之相比！堪称生前辉万里，身后耀千古！
***，这个农民的儿子，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领导者，如果要用得罪人这个词来描绘***，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但是，在被他得罪过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客观地看待他。譬如，1957年被***钦定为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之一的章伯钧就是其中之一。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那本几乎全都是记载右派分子往事的《往事并不如烟》的书中，透露了章伯钧对***的评价。章伯钧对章诒和说：“毛公是无私的”！
“毛公是无私的”这句话，不光是对***的评论，而且也回答了***为什么会没有一个私敌的原因。这就是：***无私！
说***无私，具体例子枚不胜举。其实，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领导人民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建立毛家江山，而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韶山的老乡和亲友们匆匆忙忙地赶往北京，有的人竟然认为***就是过去的皇帝，皇帝不用自己的亲人用谁？！于是向***要官做。但***一个都没有给，就是他的儿子、女儿、孙子，都没有一个沾他的光，享受到丝毫特权，甚至比对其他的人还要要求严。最使人感动的是，***搂着受到委屈的孩子，说：“谁要你是***的孩子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与旧的东西彻底决裂。就是要向世人宣告：***人就是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政党，***就是不是过去的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这样的人，他怎么会有私敌？这样的人，如何使人不怀念？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东西方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和***思想。
***临终前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一点的事，一是带领***和军队经过多年浴血奋战和艰苦耕耘最终解放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带领人民和红卫兵搞了***，颠覆了一些理念、东西和阶层。第一件事大家都认同，第二件事目前还有人不认同。
关于“***”，在《***传（1949－1976）》中说到***当时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传（1949－1976）》第1389－1390页）。
关于“***”的是非功过就让历史去评判吧！
眼下，迫在眉睫的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才出了一个***，我们要懂得珍惜和继承！***受尊敬被继承，中国就有望，***被抛弃遭排斥，中国必亡！
普京在真理报讲话：***搞的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人民崇拜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说，***搞的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人民崇拜”，因而他赢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和许
许多多正直善良的外国人由衷的崇拜。
***没有一个私敌
网上浏览，偶然发现一则帖子，认真读了几遍，颇感动人。现整理（因原文有错别字）抄录如下：
老将军们绝大部分对***都是感恩的，毕竟是***让他们辉煌。
彭总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陈毅元帅病重期间，几个月都靠输液维持生命，未曾吃进一粒米，但1971年的12月26日，他却要求吃面，看他吃的非常艰难，护理人员都劝他别吃了，他费力地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要为他吃长寿面啊！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感动得流下热泪。
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黄克诚大将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个人恩怨的。
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杨尚昆写道：“我从‘***’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戚本禹是***亲自下令抓的，现在也还是为***说话。
地方上的老干部就更不用说。这些不能用愚忠来解释。
以上所录文字，因无法考证原委出处，属实与否未敢确定。但笔者敢于肯定，***生前有很多的“对手”或者“敌人”，但是他没有一个私敌。人们对***的深情怀念，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证明无论他的思想、功德、人格、才智、学识还是著作理论或对世界、中国、后人的影响，谁都无法与之相比！堪称生前辉万里，身后耀千古！
***，这个农民的儿子，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领导者，如果要用得罪人这个词来描绘***，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但是，在被他得罪过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客观地看待他。譬如，1957年被***钦定为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之一的章伯钧就是其中之一。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那本几乎全都是记载右派分子往事的《往事并不如烟》的书中，透露了章伯钧对***的评价。章伯钧对章诒和说：“毛公是无私的”！
“毛公是无私的”这句话，不光是对***的评论，而且也回答了***为什么会没有一个私敌的原因。这就是：***无私！
说***无私，具体例子枚不胜举。其实，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领导人民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建立毛家江山，而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韶山的老乡和亲友们匆匆忙忙地赶往北京，有的人竟然认为***就是过去的皇帝，皇帝不用自己的亲人用谁？！于是向***要官做。但***一个都没有给，就是他的儿子、女儿、孙子，都没有一个沾他的光，享受到丝毫特权，甚至比对其他的人还要要求严。最使人感动的是，***搂着受到委屈的孩子，说：“谁要你是***的孩子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与旧的东西彻底决裂。就是要向世人宣告：***人就是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政党，***就是不是过去的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这样的人，他怎么会有私敌？这样的人，如何使人不怀念？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东西方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和***思想。
***临终前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一点的事，一是带领***和军队经过多年浴血奋战和艰苦耕耘最终解放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带领人民和红卫兵搞了***，颠覆了一些理念、东西和阶层。第一件事大家都认同，第二件事目前还有人不认同。
关于“***”，在《***传（1949－1976）》中说到***当时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传（1949－1976）》第1389－1390页）。
关于“***”的是非功过就让历史去评判吧！
眼下，迫在眉睫的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才出了一个***，我们要懂得珍惜和继承！***受尊敬被继承，中国就有望，***被抛弃遭排斥，中国必亡！
一星- 帖子数 : 3787
注册日期 : 13-08-07
回复： 上下五千年明君与名相
由 一星 2013-11-28, 03:56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6/02/88/9_1.html
继续革命理论是官僚阶级（走资派）的致命武器，因此，被彻底否定。
***晚年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简介
***晚年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继续革命理论”，它填补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空白。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私有观念的存在，每时每刻都会可能产生着“官僚阶级”，它是一种反社会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因此，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和走资派（官僚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必须坚持继续革命，革命的对象——走资派，革命的内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斗争，革命的形式——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四大”形式，进行“文革”。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官僚阶级，欺压人民，复辟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私有观念的存在，每时每刻都会可能产生着“官僚阶级”，它是一种反社会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因此，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和走资派（官僚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必须坚持继续革命，革命的对象——走资派，革命的内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斗争，革命的形式——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四大”形式，进行“文革”。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官僚阶级，欺压人民，复辟资本主义。
继续革命理论是官僚阶级（走资派）的致命武器，因此，被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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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上下五千年明君与名相
由 一星 2013-12-03, 16:27
光明日报，党终于如此高规格评价***同志
一、英雄气质。***的英雄气质可以说是他特征最为鲜明的气质
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战友抑或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身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的英雄气质可以用英姿焕发、雄才大略、雄视天下等等词语来表达。还在***十三岁就读东山学堂时，一首“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呈现出一种少年豪气。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令多少人折服。据李银桥《走下神坛的***》回忆，***转战陕北期间，当他率领300人同百倍于己的***部队在陕北捉迷藏时，竞敢于冒险同追捕他的***部队相向而行，大有十万军中探囊取物的气概。抗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一时间全世界“谈原子弹色变”，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得知后，立即将《解放日报》负责人叫到窑洞进行严厉的批评。他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他更知道信心的重要。此后，他多次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1947年6月他转战城南庄，***飞机投下炸弹，在尚未爆炸一些人连拖带拽拉他进防空洞时，他偏要指着丝丝冒烟的炸弹说“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这就是充溢着英雄气质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三大战役后，卫士给他梳头，发现他头上生出一根白发，他幽默地说：“打了三大战役，害得我白了一根头发。”***的英雄气质，坚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成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柱石。
二、天下气质。天下气质就是胸怀天下，忧乐天下，以天下为己任
如果说英雄气质反映的是一种豪气，天下气质则是在英雄气质基础上又平添了一种境界，一种责任。项羽是英雄，但他的境界定格在“不能锦衣夜行”上；梁山好汉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上；唐宗宋祖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的境界，是追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青年***辞别父母留下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充分反映了***从小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抱负。还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呼声。此后，从上海建党到安源罢工，从农运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这一切，原动力都是***的“天下气质”。天下气质的背后是担当、是境界、是责任、是胸襟，也是对大势的把握和驾驭。***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同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求真气质。“求真”就是追求事物的本源，就是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
求真气质是***从小养成并在求学和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日益鲜明的气质。学生时代，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各个主义的选择中，他认定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十月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胜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国***的早期领袖照搬苏联经验，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促使***不断思考和探索，寻求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秋收起义的目标本来是打长沙，这是上级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但在如此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打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求真气质”促使***进行新的思考，寻找新的目标，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之开辟了中央苏区，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长征中，面对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挫折，“求真气质”促使***在担架上，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上不断力争，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轨道。抗战中，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思潮，“求真气质”促使***冷静分析中日力量对比，从战术到战略，从军力到人心，从国内到国际，最后以一篇《论持久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础。“求真气质”贯穿了***的一生，甚至包括他后来的失误。失误，也是他在“求真”，是他“求真”的代价。
四、善事气质。善事包括善学、善思、善谋、善断、善处(处理实际问题)等多个方面，它反映的是一种智慧，一种能力，一种超越于“自发”的“大自觉”
善学，***一生手不释卷，从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善学”不仅指“学”，更包括“善”。***的“善学”就是善于从各类书籍中吸取他人的智慧。他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启发出军事斗争的灵感，从《资治通鉴》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到立场、观点、方法。这些是读有字书。他还善于读无字书。还在湖南一师的时候，他就多次和同学好友结伴“游学”，从现实生活中增长知识和智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不刻板、不教条，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真正是学到了家、学到了真谛。善思，他思维开阔，或纵情于天地万物之间，或驾驭于古今风云之上，忽天马行空，忽独辟蹊径，常常能想别人所不能想，思别人所不能思。他的思维大到政治上把地球“裁为三截”，小到从科学上认定“基本粒子”还可再分。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科学家新发现的构成“夸克”和“层子”的更基本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这一提议被大会通过。这个提议的起因是，1955年，***同钱三强等人曾有过一段对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回答：“是这样。”***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这一问把这位科学家问住了，因为当时世界上认为，质子、中子是最小的基本粒子。停了一会儿，钱三强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最小的，不可分的。”***微笑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后来，***当着于光远和周培源的面又提起这件事，并引用了庄子《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在国际科学界，有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科学概念的，也有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新的科学发现的，但几乎没有用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是一个例外。善谋，***的善谋表现在对复杂矛盾的判断上，表现在跳出局部范畴的大视野大思路上。在军阀割据中，他认为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几不管地带”，正是给中国革命发展留出的空间，并借此谋划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他思考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改变了传统利益格局中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谋划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彻底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善断，是基于对复杂事务的深刻判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胆略，一种魄力。***的善断表现在每当革命处于危亡时刻，在他人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能及时提出自己独到的主张并大胆决断。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的四面围堵，***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决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当时红军指战员的心声，也是对***“善断”的由衷感佩。善处，即与人共事的能力。***一生面临各种复杂情况，国际怎么处，国内怎么处，与敌人怎么处，与朋友怎么处，与自己的同志怎么处，顺利时怎么处，不顺时怎么处，处于多数的时候怎么处，处于少数的时候怎么处，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不啻于“善处”的最好诠释。
党内有“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成了教条主义；有善学善思善谋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善断的魄力和善处的能力。由于“五善”兼具，使得***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这不是偶然，而是全党在革命斗争选择中的一种“必然”。
五、自信气质。自信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一种坚定的自我价值体现
***自信气质贯穿一生。他曾多次引用少年时期的诗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用以倾述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的自信。如果说青年***的自信是一种志向和责任，那么参加革命后，实践斗争的锤炼又使他增加了一份能力和智慧。因为他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就是农村根据地；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大剧的功夫，就是武装斗争；找到了这出大剧的脚本，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945年，在风云莫测、险象环生的背景下，***毅然应老对手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坦然赴之，从容应对，平安归来。试问，此举非大智大勇者焉能处之，非充分自信者焉能为之？***的自信气质表现在革命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他坚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生活上，他畅游长江吟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不是自我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规律与最终归宿的洞察，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精确判断，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智大勇。他的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六、率性气质。“率性”是一种“真性情”，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天然流露
***是一个本真的人，处处表现出敢爱、敢恨、敢为、毫不做作的率性。***喜欢游泳。赫鲁晓夫来访，本来是一场十分正规的外事活动，***却拉着赫鲁晓夫套上救生圈去游泳池里“会谈”。尼克松来访，本来这是惊动世界的大事，***却要和尼克松谈哲学问题，“正事”告诉他“同总理谈”。***的率性气质更多地反映在生活上。据警卫员回忆，1958年，***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得入迷，他看到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时，在剧场当场站起来指责。当时由于他肚子大看演出时松开了皮带，以至于裤子掉了下来，害得警卫员急忙帮他提裤子。演出结束同演员握手时，***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却没有理睬“法海”。***的“率性”很难用“好”和“不好”，“对”和“不对”来解释。***就是***——只能这样理解。
七、幽默气质。幽默是一种寓含着“哲学思考”的乐观人生态度，是严肃话题的诙谐轻松表达
***可以说是语言表达大师，通过他的幽默气质，常常把复杂、紧张、刻板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1929年他为红四军制定《教授法》时曾特别提出“说话要有趣味”。在谈到和朱德的关系时，他风趣地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一句幽默的笑谈道出了两人的深情厚谊。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作报告。***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当时联大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借题发挥，十分精练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重庆各界邀请***演讲，突然有人提出：“假如此次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机智巧妙地回答：“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乃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易如反掌。”此言一出，掌声雷动。***就是这样经常不经意间运用“幽默气质”的“四两”拨开压顶的“千斤”。
八、倔强气质。倔强就是性格的刚强不屈
它展示的是一种执着，一种坚韧，一种毅力。在革命事业上，***一生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参加建党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直至“北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从已知的文字记载和***大量诗词文章中都可见到他的刚强，也可透过刚强看到他的倔强。论资历，***是党的“一大”代表，早期曾经做过党内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但后来又多次降职，甚至被误传“开除党籍”。***几度沉浮，但都不曾灰心丧气。可以说***身上的巨大能量和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意志力是常人难以比拟的。革命期间，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而***却始终思考着、坚持着、战斗着，这当然主要是***的历史责任感，是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心的支撑，同时也是他的倔强气质使他能做到不妥协、不屈服。***革命斗争中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小就越摧越坚，越压越硬。13岁时，因为同父亲发生争执，父亲要他下跪，他就威胁要跳池塘，最终以“一膝下跪”达成妥协。***喜欢挑战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他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他还要游黄河，还要从头至尾考查黄河，甚至还要到密西西比河游泳。这些都反映了他敢于挑战一切的刚强和刚强中透出的倔强。
九、风雅气质。***一生饱读，成就了他的风雅
***手不释卷、信手拈来，他的风雅不是矫揉造作，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本性、纯天然的风雅，是大气度、雄万端的风雅。***一生创作诗词百余首，既有“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柔肠，又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既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浪漫，又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慨叹。每一段柔肠、每一段豪情无不透视出他的风雅。人们最为叫绝的词作《沁园春·雪》，以其撼动山河、摇曳历史的气势，不但打赢了国共两党的文坛政治大战，而且成为中华诗词宝库中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千古绝唱。据回忆，***早年在湖南安化拜访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写了一副上联摆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随即写出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其语中的内涵让老先生顿然亲近有加。在井冈山革命处于低潮时，当行军打仗人困马乏，吃不上喝不上许多人悲观失望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一生不但创作了大量诗词，而且留下了许多墨宝，成为近现代攀上狂草高峰第一人。1999年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书法》杂志和几家媒体举行了一次评选百年十大书法家的活动。通过专家评选和无记名投票，***被列为第五，列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之后，与沈尹默并驾，排在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之前。郭沫若诗赞***“泰山北斗，诗词余事”。诗词是***的余事，书法对于***就是余事的余事了。
***的风雅来自于他的浪漫情怀和高度自信，来自于他的文学功底和人生驾驭，这种风雅是黑暗岁月里民众看到的天边朝霞，是枪林弹雨中人们嗅到的战地黄花。
十、平民气质。***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保持平民本色
还在***幼年的时候，他就同情弱者，乐于助人。一次***的父亲买猪，并付了定金。等***去赶猪的时候，猪价上涨，***感到心里不安，自作主张退还定金，觉得不应“赚心灵不安的钱”。工作中，***也许是平民气质使然，他一生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常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下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种平民气质使他能体察下情，了解实际，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大量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平民气质表现在生活上，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反感戒备森严、警卫重重，把自己和群众隔离；他更反对走形式，讲排场，比如众所周知的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最爱穿的就是“布鞋便装”。他生活上不讲究，衣服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走路累了捡一根树枝可以当拐杖。***平民气质的本质是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份子，和广大的劳动者打成一片，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体会他们的温饱冷暖。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玩笑，平民气质都使他赢得人民更多的尊敬和爱戴。今天，在纪念***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研究***的气质。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的气质可以说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从一般性讲，***的气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传统美德；从特殊性讲，***的气质展示了个人的独特魅力和人格风采。***特有的气质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可否认，***后来的失误，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同他的个人气质也有一定关系，但孰重孰轻，毋庸置疑。如果不怀有偏见，都应当承认***的气质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特殊法宝”。***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人定位越来越将被历史所证明。而***的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这位伟人。
一、英雄气质。***的英雄气质可以说是他特征最为鲜明的气质
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战友抑或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身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的英雄气质可以用英姿焕发、雄才大略、雄视天下等等词语来表达。还在***十三岁就读东山学堂时，一首“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呈现出一种少年豪气。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令多少人折服。据李银桥《走下神坛的***》回忆，***转战陕北期间，当他率领300人同百倍于己的***部队在陕北捉迷藏时，竞敢于冒险同追捕他的***部队相向而行，大有十万军中探囊取物的气概。抗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一时间全世界“谈原子弹色变”，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得知后，立即将《解放日报》负责人叫到窑洞进行严厉的批评。他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他更知道信心的重要。此后，他多次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1947年6月他转战城南庄，***飞机投下炸弹，在尚未爆炸一些人连拖带拽拉他进防空洞时，他偏要指着丝丝冒烟的炸弹说“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这就是充溢着英雄气质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三大战役后，卫士给他梳头，发现他头上生出一根白发，他幽默地说：“打了三大战役，害得我白了一根头发。”***的英雄气质，坚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成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柱石。
二、天下气质。天下气质就是胸怀天下，忧乐天下，以天下为己任
如果说英雄气质反映的是一种豪气，天下气质则是在英雄气质基础上又平添了一种境界，一种责任。项羽是英雄，但他的境界定格在“不能锦衣夜行”上；梁山好汉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上；唐宗宋祖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的境界，是追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青年***辞别父母留下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充分反映了***从小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抱负。还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呼声。此后，从上海建党到安源罢工，从农运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这一切，原动力都是***的“天下气质”。天下气质的背后是担当、是境界、是责任、是胸襟，也是对大势的把握和驾驭。***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同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求真气质。“求真”就是追求事物的本源，就是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
求真气质是***从小养成并在求学和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日益鲜明的气质。学生时代，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各个主义的选择中，他认定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十月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胜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国***的早期领袖照搬苏联经验，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促使***不断思考和探索，寻求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秋收起义的目标本来是打长沙，这是上级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但在如此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打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求真气质”促使***进行新的思考，寻找新的目标，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之开辟了中央苏区，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长征中，面对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挫折，“求真气质”促使***在担架上，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上不断力争，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轨道。抗战中，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思潮，“求真气质”促使***冷静分析中日力量对比，从战术到战略，从军力到人心，从国内到国际，最后以一篇《论持久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础。“求真气质”贯穿了***的一生，甚至包括他后来的失误。失误，也是他在“求真”，是他“求真”的代价。
四、善事气质。善事包括善学、善思、善谋、善断、善处(处理实际问题)等多个方面，它反映的是一种智慧，一种能力，一种超越于“自发”的“大自觉”
善学，***一生手不释卷，从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善学”不仅指“学”，更包括“善”。***的“善学”就是善于从各类书籍中吸取他人的智慧。他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启发出军事斗争的灵感，从《资治通鉴》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到立场、观点、方法。这些是读有字书。他还善于读无字书。还在湖南一师的时候，他就多次和同学好友结伴“游学”，从现实生活中增长知识和智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不刻板、不教条，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真正是学到了家、学到了真谛。善思，他思维开阔，或纵情于天地万物之间，或驾驭于古今风云之上，忽天马行空，忽独辟蹊径，常常能想别人所不能想，思别人所不能思。他的思维大到政治上把地球“裁为三截”，小到从科学上认定“基本粒子”还可再分。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科学家新发现的构成“夸克”和“层子”的更基本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这一提议被大会通过。这个提议的起因是，1955年，***同钱三强等人曾有过一段对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回答：“是这样。”***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这一问把这位科学家问住了，因为当时世界上认为，质子、中子是最小的基本粒子。停了一会儿，钱三强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最小的，不可分的。”***微笑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后来，***当着于光远和周培源的面又提起这件事，并引用了庄子《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在国际科学界，有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科学概念的，也有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新的科学发现的，但几乎没有用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是一个例外。善谋，***的善谋表现在对复杂矛盾的判断上，表现在跳出局部范畴的大视野大思路上。在军阀割据中，他认为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几不管地带”，正是给中国革命发展留出的空间，并借此谋划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他思考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改变了传统利益格局中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谋划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彻底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善断，是基于对复杂事务的深刻判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胆略，一种魄力。***的善断表现在每当革命处于危亡时刻，在他人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能及时提出自己独到的主张并大胆决断。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的四面围堵，***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决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当时红军指战员的心声，也是对***“善断”的由衷感佩。善处，即与人共事的能力。***一生面临各种复杂情况，国际怎么处，国内怎么处，与敌人怎么处，与朋友怎么处，与自己的同志怎么处，顺利时怎么处，不顺时怎么处，处于多数的时候怎么处，处于少数的时候怎么处，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不啻于“善处”的最好诠释。
党内有“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成了教条主义；有善学善思善谋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善断的魄力和善处的能力。由于“五善”兼具，使得***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这不是偶然，而是全党在革命斗争选择中的一种“必然”。
五、自信气质。自信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一种坚定的自我价值体现
***自信气质贯穿一生。他曾多次引用少年时期的诗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用以倾述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的自信。如果说青年***的自信是一种志向和责任，那么参加革命后，实践斗争的锤炼又使他增加了一份能力和智慧。因为他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就是农村根据地；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大剧的功夫，就是武装斗争；找到了这出大剧的脚本，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945年，在风云莫测、险象环生的背景下，***毅然应老对手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坦然赴之，从容应对，平安归来。试问，此举非大智大勇者焉能处之，非充分自信者焉能为之？***的自信气质表现在革命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他坚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生活上，他畅游长江吟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不是自我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规律与最终归宿的洞察，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精确判断，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智大勇。他的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六、率性气质。“率性”是一种“真性情”，是一种自我情感的天然流露
***是一个本真的人，处处表现出敢爱、敢恨、敢为、毫不做作的率性。***喜欢游泳。赫鲁晓夫来访，本来是一场十分正规的外事活动，***却拉着赫鲁晓夫套上救生圈去游泳池里“会谈”。尼克松来访，本来这是惊动世界的大事，***却要和尼克松谈哲学问题，“正事”告诉他“同总理谈”。***的率性气质更多地反映在生活上。据警卫员回忆，1958年，***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得入迷，他看到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时，在剧场当场站起来指责。当时由于他肚子大看演出时松开了皮带，以至于裤子掉了下来，害得警卫员急忙帮他提裤子。演出结束同演员握手时，***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却没有理睬“法海”。***的“率性”很难用“好”和“不好”，“对”和“不对”来解释。***就是***——只能这样理解。
七、幽默气质。幽默是一种寓含着“哲学思考”的乐观人生态度，是严肃话题的诙谐轻松表达
***可以说是语言表达大师，通过他的幽默气质，常常把复杂、紧张、刻板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1929年他为红四军制定《教授法》时曾特别提出“说话要有趣味”。在谈到和朱德的关系时，他风趣地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一句幽默的笑谈道出了两人的深情厚谊。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作报告。***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当时联大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借题发挥，十分精练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重庆各界邀请***演讲，突然有人提出：“假如此次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机智巧妙地回答：“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乃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易如反掌。”此言一出，掌声雷动。***就是这样经常不经意间运用“幽默气质”的“四两”拨开压顶的“千斤”。
八、倔强气质。倔强就是性格的刚强不屈
它展示的是一种执着，一种坚韧，一种毅力。在革命事业上，***一生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参加建党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直至“北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从已知的文字记载和***大量诗词文章中都可见到他的刚强，也可透过刚强看到他的倔强。论资历，***是党的“一大”代表，早期曾经做过党内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但后来又多次降职，甚至被误传“开除党籍”。***几度沉浮，但都不曾灰心丧气。可以说***身上的巨大能量和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意志力是常人难以比拟的。革命期间，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而***却始终思考着、坚持着、战斗着，这当然主要是***的历史责任感，是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心的支撑，同时也是他的倔强气质使他能做到不妥协、不屈服。***革命斗争中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小就越摧越坚，越压越硬。13岁时，因为同父亲发生争执，父亲要他下跪，他就威胁要跳池塘，最终以“一膝下跪”达成妥协。***喜欢挑战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他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他还要游黄河，还要从头至尾考查黄河，甚至还要到密西西比河游泳。这些都反映了他敢于挑战一切的刚强和刚强中透出的倔强。
九、风雅气质。***一生饱读，成就了他的风雅
***手不释卷、信手拈来，他的风雅不是矫揉造作，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本性、纯天然的风雅，是大气度、雄万端的风雅。***一生创作诗词百余首，既有“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柔肠，又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既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浪漫，又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慨叹。每一段柔肠、每一段豪情无不透视出他的风雅。人们最为叫绝的词作《沁园春·雪》，以其撼动山河、摇曳历史的气势，不但打赢了国共两党的文坛政治大战，而且成为中华诗词宝库中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千古绝唱。据回忆，***早年在湖南安化拜访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写了一副上联摆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随即写出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其语中的内涵让老先生顿然亲近有加。在井冈山革命处于低潮时，当行军打仗人困马乏，吃不上喝不上许多人悲观失望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一生不但创作了大量诗词，而且留下了许多墨宝，成为近现代攀上狂草高峰第一人。1999年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书法》杂志和几家媒体举行了一次评选百年十大书法家的活动。通过专家评选和无记名投票，***被列为第五，列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之后，与沈尹默并驾，排在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之前。郭沫若诗赞***“泰山北斗，诗词余事”。诗词是***的余事，书法对于***就是余事的余事了。
***的风雅来自于他的浪漫情怀和高度自信，来自于他的文学功底和人生驾驭，这种风雅是黑暗岁月里民众看到的天边朝霞，是枪林弹雨中人们嗅到的战地黄花。
十、平民气质。***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一生保持平民本色
还在***幼年的时候，他就同情弱者，乐于助人。一次***的父亲买猪，并付了定金。等***去赶猪的时候，猪价上涨，***感到心里不安，自作主张退还定金，觉得不应“赚心灵不安的钱”。工作中，***也许是平民气质使然，他一生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常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下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种平民气质使他能体察下情，了解实际，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大量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平民气质表现在生活上，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反感戒备森严、警卫重重，把自己和群众隔离；他更反对走形式，讲排场，比如众所周知的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最爱穿的就是“布鞋便装”。他生活上不讲究，衣服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走路累了捡一根树枝可以当拐杖。***平民气质的本质是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份子，和广大的劳动者打成一片，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体会他们的温饱冷暖。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玩笑，平民气质都使他赢得人民更多的尊敬和爱戴。今天，在纪念***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研究***的气质。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的气质可以说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从一般性讲，***的气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传统美德；从特殊性讲，***的气质展示了个人的独特魅力和人格风采。***特有的气质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可否认，***后来的失误，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同他的个人气质也有一定关系，但孰重孰轻，毋庸置疑。如果不怀有偏见，都应当承认***的气质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特殊法宝”。***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人定位越来越将被历史所证明。而***的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这位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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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12-07,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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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彭德怀冤案”中的角色和作为
周恩来在“反冒进”被批判之后，再也不敢向***“谏言”。无论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还是之后，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批判丝毫不手软。而在文革中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周恩来更是负有一定的责任。
一、庐山会议前后
罗瑞卿曾经撰文：“建国以后，在反对高岗、饶濑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历次斗争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决捍卫者。”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态度，可见一般。
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就曾写过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委托周恩来，进言***，但是周恩来推却不干。 周恩来此举，自然同反“反冒进”之后所受到的批判有关。事实上，自那以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向***谏言过，更谈不上在重大决策上坚持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已经从对***推行的政策的忠诚蜕变为对***本人的忠诚。大陆官方党史界把在1966年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看法作为周恩来不同意此提法曾当面向***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广为宣传。 然而事实的真相则是周恩来仅是对于一个文字性的提法质疑，毫无对其内容的谏言。 此事也充分说明了大陆官方在维护周恩来的形象方面的捉襟见肘。
1959年7月14日，***收到彭德怀的信。两天之后，***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定下关于此事的处理方法－－“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同时要求周恩来通知彭真等上山。 周恩来比刘少奇敏感的多。刘少奇当时还建议会议再开一周便结束，而周恩来在20日就批评了周惠，原因就在于周惠批评刘建勋等人的“假大空”。 这种调子明显是和***发彭德怀的信的意图是不一致的。周恩来开始转向。转向的同时，周恩来还故意回避李锐的话题。李锐在19日或者20日问周，毛对彭的这封信如何看待？周说没有什么吧。
此时的***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来警告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站稳脚：第一个就是彭真一上山，就代替周恩来主持会议的讨论工作；第二个就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周恩来，或点名道姓，或旁敲侧击，诸如“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同时又说“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这一切表明***对周恩来的非完全信任与敲打。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彭德怀在庐山上书，***批彭是不对的。但是只有一个***批，也是批不起来的。而这种左的路线，就需要左的干部去执行。1940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欢呼：“跟上了，跟上了”对此单世联先生这么揶揄陈伯达：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 周恩来不也是这样的人么？周恩来也跟上了，而且还能在文革的浪潮中全身而退，如果不左，而且有时候要极左，周恩来又如何能熬到最后？然而周恩来在左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然而这正是大陆官方所不愿面对或者故意遮掩的地方。
7月23日，彭德怀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然而，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 周恩来的骨头在“反冒进”之后就不再犯上了。
7月26日，周恩来批评彭德怀“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分开”，彭德怀则针对周明明知道经济困难而不敢言感叹：“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在批彭的时候，周不忘向***表示忠心：“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1959年6月12日，彭在列车上召开总结出国访问的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丰富领导。什么是领袖，概念不明确。不能认为职务高就是领袖。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很强调防止官僚主义，即，一、民主选举公务人员，并可以罢免；二、公务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一般人员。……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庐山会议期间，彭又几次怒气冲冲地说：他怎么能这样看待这个信！过去打仗时不是经常有争论吗，争论过后还是照常工作，哪个去计较！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意见也听不进了！这样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
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
报告将彭德怀的历史分成15个时期：（1）平江暴动及其以后一段时间；（2）立三路线时期；（3）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期；（4）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5）长征、遵义会议；（6）张国焘分裂时期；（7）北上长征时期；（8）洛川会议及其以后、东征以后西征；（9）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10）华北抗战时期；（11）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12）七大前后；（13）西北野战军时期；（14）抗美援朝时期；（15）主持军委工作时期间。周恩来历数彭德怀的历史问题。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怀以外，周恩来把张闻天和黄克诚也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这一次是“高饶事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虽然周恩来表示：“我也不能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知道的完全的清楚。” 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历史来个总的清算和鞭挞。
1962年七千人大会，在刘少奇作口头报告谈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时，周恩来插话表示：彭德怀是高饶事件中的主要成员。
二、彭德怀被“揪回”北京
文革前夕，彭德怀被变相“流放”到成都。标志文革发动的号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吹响，预示着彭德怀必定再次要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以“保人”着称于世的周恩来同这个时期的彭德怀关系如何？传统的看法则是，周恩来对于彭德怀从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对于此事所述极为简略，仅以接到西南局报告后给以指示，一笔带过； 或者宣称周恩来对于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积极保护。 但是历史的真相如何？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来对于抓到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哪些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彭德怀？周恩来对于彭德怀受到的迫害应该负哪些责任？
“揪彭”无疑符合***文革斗争的战略决策和整体大方向，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以下几中不同的说法：（1）在1966年12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2）根据聂树人的回忆，在12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体参加人员的同意。笔者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根据聂的回忆，参加人员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等人，而且当场并没有指定由哪个红卫兵组织去负责抓，为什么去“揪彭”的队伍只有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两家而且显得很有组织性？显然聂的回忆同这一点不符。
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出“揪回”彭德怀的过程大致如下：在周恩来主持的的中央项目组的会议上，做出把彭德怀揪回的决定。 戚本禹指派阎长贵向朱成昭传达了此命令。 但是朱成昭前两次所派人员被彭德怀感化均告失败，特别是前两批人员回到北京后，把他们在成都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交给朱成昭。 而朱本人则对彭德怀持有同情态度，就把这份谈话记录交给中央文革，结果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于是中央文革另起炉灶，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此情况下，朱成昭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 然而朱成昭第三次派人，则是受了周恩来的直接命令的。这也是朱成昭在其自述和接受宋永毅先生采访时一直坚持的：抓彭德怀回来是周恩来直接下令的。根据阎长贵先生同笔者私下的通信也间接证实了此点。
由以上所述内容可以推断出，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揪”一事显然非常清楚，并非《彭传》所述：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后，心知这一幕为江青所策划，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能给以几点指示。
实际上就在12月23日凌晨4时左右，彭德怀秘书綦魁英紧急找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告之彭德怀被红卫兵所抓。杨沛向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告急。钱敏感到事态十分严重，电话中答复杨沛道：“我立即打电话请求国务院，你们要好地保护他”。 而周恩来在24号才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一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身陷囹圄。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关心远远不如对***的指示或者江青的提议所做出的反应来得及时。
三、彭德怀被批斗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 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一事批示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 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证实，彭德怀在北京遭到的批斗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同意的。
王力回忆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的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这是执行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做的决定。……他（们）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决定，他们说是的。再一条是把彭德怀交给群众批判，结果搞成了批斗，把彭德怀的肋骨打断。戚本禹说这也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他执行的。他们也问了汪东兴、杨成武，说确实是中央开会决定的。对此，王力解释说：我判断是专案组的会。项目组的会也是周恩来主持的。项目组就是办这种事的。揪人、批斗、关人都是专案组管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派、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1967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 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
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7月19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付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20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它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301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四、彭德怀项目组组长
实际上，彭德怀项目组组长一直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或者兼任。杨成武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项目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项目组长是贺龙兼任的”。 项目组组长的挂名是有个潜规则的，直接挂名的项目组的组长要高于被审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办”中主管彭德怀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但是挂名的却是周恩来。 对于彭德怀项目组的组长一事，《彭德怀年谱》如此记述：“1967年12月18日，项目组传达中央项目领导小组指示，宣布各办公室领导成员和工作对象。彭德怀项目办公室领导成员（略）。” 一个略字，无字胜有字。
即使后来黄永胜接手主管彭德怀项目组，但是根据组织的原则，黄永胜也要把有关彭德怀的项目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不仅是主持整个项目组的会议，中央项目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项目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负责。
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项目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但是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原报告是这样写的：
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
时间为1970年年9月17日。
黄永胜在11月3日批示“同意”。
吴法宪说：按照我们当时的做法和理解，黄永胜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
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项目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吴法宪更是表示愤慨：“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项目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和周恩来的帐呢？”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于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推而广之，对于在文革中被中央项目组所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周恩来同样是罪不可赎，因为对于作恶多端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央项目组，周恩来则是其首要负责人。在反思文革这场人类浩劫的同时，有人却以种种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只能用毫无说服力和具有真实客观性的“违心”来为之开脱，在铁的事实面前，周恩来的本来或者历史原有的形象，难道不应该浮出水面吗？
周恩来在“彭德怀冤案”中的角色和作为
周恩来在“反冒进”被批判之后，再也不敢向***“谏言”。无论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还是之后，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批判丝毫不手软。而在文革中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周恩来更是负有一定的责任。
一、庐山会议前后
罗瑞卿曾经撰文：“建国以后，在反对高岗、饶濑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历次斗争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决捍卫者。”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态度，可见一般。
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就曾写过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委托周恩来，进言***，但是周恩来推却不干。 周恩来此举，自然同反“反冒进”之后所受到的批判有关。事实上，自那以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向***谏言过，更谈不上在重大决策上坚持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已经从对***推行的政策的忠诚蜕变为对***本人的忠诚。大陆官方党史界把在1966年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看法作为周恩来不同意此提法曾当面向***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广为宣传。 然而事实的真相则是周恩来仅是对于一个文字性的提法质疑，毫无对其内容的谏言。 此事也充分说明了大陆官方在维护周恩来的形象方面的捉襟见肘。
1959年7月14日，***收到彭德怀的信。两天之后，***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定下关于此事的处理方法－－“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同时要求周恩来通知彭真等上山。 周恩来比刘少奇敏感的多。刘少奇当时还建议会议再开一周便结束，而周恩来在20日就批评了周惠，原因就在于周惠批评刘建勋等人的“假大空”。 这种调子明显是和***发彭德怀的信的意图是不一致的。周恩来开始转向。转向的同时，周恩来还故意回避李锐的话题。李锐在19日或者20日问周，毛对彭的这封信如何看待？周说没有什么吧。
此时的***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来警告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站稳脚：第一个就是彭真一上山，就代替周恩来主持会议的讨论工作；第二个就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周恩来，或点名道姓，或旁敲侧击，诸如“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同时又说“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这一切表明***对周恩来的非完全信任与敲打。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彭德怀在庐山上书，***批彭是不对的。但是只有一个***批，也是批不起来的。而这种左的路线，就需要左的干部去执行。1940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欢呼：“跟上了，跟上了”对此单世联先生这么揶揄陈伯达：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 周恩来不也是这样的人么？周恩来也跟上了，而且还能在文革的浪潮中全身而退，如果不左，而且有时候要极左，周恩来又如何能熬到最后？然而周恩来在左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然而这正是大陆官方所不愿面对或者故意遮掩的地方。
7月23日，彭德怀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然而，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 周恩来的骨头在“反冒进”之后就不再犯上了。
7月26日，周恩来批评彭德怀“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分开”，彭德怀则针对周明明知道经济困难而不敢言感叹：“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在批彭的时候，周不忘向***表示忠心：“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1959年6月12日，彭在列车上召开总结出国访问的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丰富领导。什么是领袖，概念不明确。不能认为职务高就是领袖。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很强调防止官僚主义，即，一、民主选举公务人员，并可以罢免；二、公务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一般人员。……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庐山会议期间，彭又几次怒气冲冲地说：他怎么能这样看待这个信！过去打仗时不是经常有争论吗，争论过后还是照常工作，哪个去计较！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意见也听不进了！这样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
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
报告将彭德怀的历史分成15个时期：（1）平江暴动及其以后一段时间；（2）立三路线时期；（3）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期；（4）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5）长征、遵义会议；（6）张国焘分裂时期；（7）北上长征时期；（8）洛川会议及其以后、东征以后西征；（9）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10）华北抗战时期；（11）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12）七大前后；（13）西北野战军时期；（14）抗美援朝时期；（15）主持军委工作时期间。周恩来历数彭德怀的历史问题。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怀以外，周恩来把张闻天和黄克诚也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这一次是“高饶事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虽然周恩来表示：“我也不能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知道的完全的清楚。” 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历史来个总的清算和鞭挞。
1962年七千人大会，在刘少奇作口头报告谈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时，周恩来插话表示：彭德怀是高饶事件中的主要成员。
二、彭德怀被“揪回”北京
文革前夕，彭德怀被变相“流放”到成都。标志文革发动的号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吹响，预示着彭德怀必定再次要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以“保人”着称于世的周恩来同这个时期的彭德怀关系如何？传统的看法则是，周恩来对于彭德怀从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对于此事所述极为简略，仅以接到西南局报告后给以指示，一笔带过； 或者宣称周恩来对于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积极保护。 但是历史的真相如何？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来对于抓到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哪些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彭德怀？周恩来对于彭德怀受到的迫害应该负哪些责任？
“揪彭”无疑符合***文革斗争的战略决策和整体大方向，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以下几中不同的说法：（1）在1966年12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2）根据聂树人的回忆，在12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体参加人员的同意。笔者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根据聂的回忆，参加人员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等人，而且当场并没有指定由哪个红卫兵组织去负责抓，为什么去“揪彭”的队伍只有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两家而且显得很有组织性？显然聂的回忆同这一点不符。
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出“揪回”彭德怀的过程大致如下：在周恩来主持的的中央项目组的会议上，做出把彭德怀揪回的决定。 戚本禹指派阎长贵向朱成昭传达了此命令。 但是朱成昭前两次所派人员被彭德怀感化均告失败，特别是前两批人员回到北京后，把他们在成都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交给朱成昭。 而朱本人则对彭德怀持有同情态度，就把这份谈话记录交给中央文革，结果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于是中央文革另起炉灶，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此情况下，朱成昭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 然而朱成昭第三次派人，则是受了周恩来的直接命令的。这也是朱成昭在其自述和接受宋永毅先生采访时一直坚持的：抓彭德怀回来是周恩来直接下令的。根据阎长贵先生同笔者私下的通信也间接证实了此点。
由以上所述内容可以推断出，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揪”一事显然非常清楚，并非《彭传》所述：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后，心知这一幕为江青所策划，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能给以几点指示。
实际上就在12月23日凌晨4时左右，彭德怀秘书綦魁英紧急找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告之彭德怀被红卫兵所抓。杨沛向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告急。钱敏感到事态十分严重，电话中答复杨沛道：“我立即打电话请求国务院，你们要好地保护他”。 而周恩来在24号才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一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身陷囹圄。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关心远远不如对***的指示或者江青的提议所做出的反应来得及时。
三、彭德怀被批斗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 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一事批示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 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证实，彭德怀在北京遭到的批斗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同意的。
王力回忆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的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这是执行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做的决定。……他（们）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决定，他们说是的。再一条是把彭德怀交给群众批判，结果搞成了批斗，把彭德怀的肋骨打断。戚本禹说这也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他执行的。他们也问了汪东兴、杨成武，说确实是中央开会决定的。对此，王力解释说：我判断是专案组的会。项目组的会也是周恩来主持的。项目组就是办这种事的。揪人、批斗、关人都是专案组管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派、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1967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 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
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7月19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付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20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它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301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四、彭德怀项目组组长
实际上，彭德怀项目组组长一直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或者兼任。杨成武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项目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项目组长是贺龙兼任的”。 项目组组长的挂名是有个潜规则的，直接挂名的项目组的组长要高于被审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办”中主管彭德怀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但是挂名的却是周恩来。 对于彭德怀项目组的组长一事，《彭德怀年谱》如此记述：“1967年12月18日，项目组传达中央项目领导小组指示，宣布各办公室领导成员和工作对象。彭德怀项目办公室领导成员（略）。” 一个略字，无字胜有字。
即使后来黄永胜接手主管彭德怀项目组，但是根据组织的原则，黄永胜也要把有关彭德怀的项目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不仅是主持整个项目组的会议，中央项目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项目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负责。
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项目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但是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原报告是这样写的：
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
时间为1970年年9月17日。
黄永胜在11月3日批示“同意”。
吴法宪说：按照我们当时的做法和理解，黄永胜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
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项目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吴法宪更是表示愤慨：“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项目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和周恩来的帐呢？”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于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推而广之，对于在文革中被中央项目组所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周恩来同样是罪不可赎，因为对于作恶多端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央项目组，周恩来则是其首要负责人。在反思文革这场人类浩劫的同时，有人却以种种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只能用毫无说服力和具有真实客观性的“违心”来为之开脱，在铁的事实面前，周恩来的本来或者历史原有的形象，难道不应该浮出水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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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上下五千年明君与名相
由 一星 2013-12-17, 05:13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6/57/31/8_1.html
***心中的上帝
***心中的上帝
最新一期的《党史博览》杂志载文称，1975年10月8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人民就是上帝。”据在***身边做拍摄工作的舒世俊回忆说：有一次到下面调查，***严肃地对干部说：“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当官做老爷，不深入下层，只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然后，他突然问地方官员：“你们信不信上帝？”大家只是鸦雀无声地呆坐着，***对大家说：“你们不信，我信！”干部们惊呆了，没人吱声。***望着大家深情地说：“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其实，任何政治力量、任何政权产生、存在、发展的依据，胜败兴衰的症结，都集中于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此即中国古训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笔者认为，这也是伟人***信奉“人民就是上帝”的缘由所在。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更是验证了这一点，想想看，当年，人民群众为什么要“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人民群众为什么要推着独轮车，带着煎饼大葱支援前线，就像陈毅元帅所说的：“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把人民当上帝，敬仰人民、敬畏人民，始终把关心群众利益看成是实现革命目标的阶梯和基石，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建立起鱼水关系，凝聚起解放全中国的磅礴力量。
这正像***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却淡忘了“人民就是上帝”这个“真理”的真理，他们有的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官气十足，脱离群众；有的精神懈怠，养尊处优，讲排场，图形式，摆花架子；有的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缺乏责任心、事业心，更有甚者***腐化，消极***，跌进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罪人，走上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实践都充分表明，“上帝”支持我们，我们就能坐在台上；“上帝”不支持我们，我们在台上就会坐不稳。而“上帝”是否支持我们，则取决于我们党员干部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即：能不能让“上帝”高兴、满意、答应和拥护；“上帝”高兴了，满意了，答应了，拥护了，我们就能得到“上帝”的支持，否则就会相反。
在这个意义上说，重温***“人民就是上帝”的教诲，可以有效防止和克服种种脱离群众的倾向，时刻提醒和告诫我们：越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越要保持“人民就是上帝”这种信念，以最真的心、最深的情、最大的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使我们党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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