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由惜缘 2013-08-10, 16:40

律师忏悔文革中举报母亲：永不饶恕自己“弑母”
29 2013/8/8 11:43:00 来源：中国新闻网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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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据新京报

由一星 2013-08-10, 22:00

纵横必须全面看，旧制利害并关联。
一时一界委屈在，因果生死性命关。

由惜缘 2013-08-14, 07:54

内地多人就文革期间错误行为向受害者道歉
2013年08月14日 06:26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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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详细]

广东汕头，塔园内的屏风纪念墙，这里是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

原标题：迟到的忏悔
河北邯郸的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第三次决定向老师道歉。
当年，红卫兵让他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初中语文老师郭楷，这个少年脱口而出三条“罪证”，用他的话说，就像背后刺中老师的“三支冷箭”。批斗时，郭老师的耳朵差点都被撕下来。
这些年，宋继超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第一次，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第二次，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没能发表。如今，老师早已去世，宋继超也退休了，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
59岁的张红兵也因一次揭发而背负沉重的心理枷锁。“文革”中，他和父亲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4年前才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不只一个人。6月中旬的一天，宋继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相识的报纸评论版编辑约稿，请他谈谈对一条新闻的看法。新闻中的主人公是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他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
“看到老刘写的这个，我感觉也得马上写一篇！”邯郸炎热的中午，宋继超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拍着大腿激动地说。他怕再错过机会，当时直接在邮箱里回复：“我也想道个歉，最想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
一周后，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
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揭发初中老师这件事，就连和宋继超是初中同学的妻子，也不大清楚。和老同学们聊天儿时，大家也会说起当年的事，哪个老师被斗啦，要么就是“大串联”时有意思的事，“都是能上桌面的”。
不过，只要提到郭老师，宋继超就觉得良心不安。有些话憋在他心里，已经“倒来倒去不知道多少遍”。
在宋继超的印象里，语文老师郭楷又瘦又矮，说话带着浓重的邻县口音，但他上课风趣，很受学生欢迎。这个地主的儿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为了追求进步，在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做成幻灯片投射到村里的土墙上，爬上梯子一笔一笔描成大标语。
那时，宋继超经常和七八个同学挤在老师的宿舍里“开小灶”。郭楷曾用3个周末，讲“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到“知识就是力量”时，他说知识不一定是学历和文凭，学历高的人只能当谋士，学历不高的人却能当领袖；他鼓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人生道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可以主动要求上山下乡。
这三件事，成为宋继超日后揭发老师的“罪证”。许多年后，他在自己写的小说和散文里忏悔，但一直没能让老师听到，也没有机会公布。
“老刘等于提出一个课题。”宋继超亲切地称呼着远方那个陌生的同龄人，“我们现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也得回头看看自己当年有多幼稚。”
刘伯勤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广告的。今年年初，他少有地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见到当年被他抄家的“黑五类”同学，还是会不好意思。
《南方都市报》还原了那次聚会的一些细节。“说句良心话，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饭桌上，刘伯勤对其中一位同学说。几个月后，他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广告。“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他这样写道。
这句话让1000多公里外长沙的温庆福很有感触。今年2月，他也写了篇博客，向自己伤害过的同事和老师道歉，并把文章投给《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67岁的他说。
编辑邹东锋一直寻找合适的刊发时间。类似的来稿非常罕见，他想把这类文章集纳成主题，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刘伯勤刊发的道歉广告成为一个契机，他马上在读者QQ群里发布征稿启事，山东和福建的两位老人发来邮件。
邹东锋还为这三篇文章写了段编者按：“对于‘文革’，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什么，而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其实，这份歉疚在亲历者心中，不是没有，而是缺乏公开的勇气。在我们收录的这份忏悔录中，这一句道歉，来得也颇为沉重！”
沉重的记忆始于1966年。11月的一天，“文革”积极分子宋继超正在高中教室里编《红色造反兵团报》，三四个红卫兵突然走了进来。
“郭楷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学校已经被批斗了，你当年是他最熟悉的学生，你应该最知道他的问题，希望你积极揭发。”红卫兵说。
“那我给你说几个事吧。”当时，高中的山墙上已经贴满批斗老师的大字报，宋继超“脑子一热”，觉得郭楷确实也有问题。他把老师说过的那三句话，曲解为“替彭德怀喊冤叫屈；诬蔑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歪曲领袖指示，贬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说完，他还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们说。”红卫兵满意地走了。没过多久，宋继超听说，郭楷被揪上批斗台，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说的三条非常要害，把郭老师害苦了。”回忆到这里，宋继超讪讪地笑了。可在当时，他只是觉得，“不应该揪人家的耳朵”。
那时，宋继超的同龄人都在“闹革命”。温庆福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的大字报，还带人抄了同事的家。刘伯勤和一群人闯进“黑五类”同学家，摔碎了同学奶奶的照片，没收了相框后面藏着的200元现金。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们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
“现在总结回顾‘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层内幕。其实，全民总结历史，把自己摆进去很有必要。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每个人表现不一？”温庆福说。
这就像个疮疤似的，揭是不揭？
1984年，听说郭楷因脑血栓住进邯郸的医院，已经是军官的宋继超拎着苹果，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他。
早在十几年前，宋继超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当时，宋继超所在的派别夺权失败，他离开家去当了兵。1971年，部队突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打好背包准备出发，晚上还要站岗巡逻。
战友们都在猜出了什么事，直到国庆节后才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副统帅“林彪外逃，坠机于蒙古温都尔汗。
宋继超听了大吃一惊，很长时间拧不过弯儿来。“心里觉得挺没意思的，我积极搞运动最后落了个‘失败’，林彪成了叛国者，历史开了大玩笑！我醒悟了，简直太可笑了，想起自己揭发郭老师的事情，太可恶了！觉得自己很可恨，怎么那么傻呢，那么狂热呢？”
宋继超开始想了解郭楷的近况，可他不敢回母校，只能悄悄向同学打听老师的消息。他听说郭老师渡过了难关，已经回学校继续教课了，又听说郭老师身体很虚弱，还患上了多种慢性病。他想找机会跟老师解释那件事，这么一等就是十几年。
实际上，“文革”结束不久后，道歉就开始了。一位觉得良心不安，曾有过道歉行为，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一再出现在媒体上的老人回忆：“一开始说要考试时，我们就去找老师业余教我们。那时我们就道过歉，‘老师，过去你别放在心里’。我看到我们学校一个比我大几年级的学生，回学校进门见老师就鞠躬道歉。”
宋继超也听说，“文革”刚结束，高中一个打过人的同学就去老师家登门道歉，可老师却只是冷淡地说：“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老师可能认为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装模作样。”宋继超分析，都在一个城市里，有人怕老师找后账，所以主动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抢”的，属于清理对象，怕别人举报，更得小心了。
宋继超说自己没有打过人。但去医院之前，他一直犹豫，这件事到底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其实，他已经组织好了语言：“当时我光想造反昏了头了，扭曲事实，上纲上线，胡说八道。”
可走进病房，看到躺在床上的郭楷，那个曾经写诗、玩音乐、爱打篮球的青年教师，已经变成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时，宋继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师”，眼泪就掉下来。
“什么也不用说，你们能来看老师，老师就最高兴啦。”尽管只有50岁，可中风摔了一跤之后，郭楷说话已经有点不流利了。他看着曾经最得意的学生、已经有点秃顶的宋继超问：“你在部队怎么样啊，好好干，继续多写文章。”
这时，距离他们上一次相见，已经过了18年。
坐在病床旁边，看着郭楷虚弱的样子，宋继超觉得自己就是加害老师的其中一人。可直到老师出院，道歉的话也没说出口。“老师没说这个事，同学们在旁边问怎么治疗，我单独解释，太突兀了。这个事好像疮疤似的，揭是不揭？他住院时谁也没揭，后来就没机会了。”
回到部队后，宋继超以自己和老师为原型，写了篇小说，名为《在老师病床前》，但一直没机会发表。故事最后，主人公说：“但愿老师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在那个世界里，他还是没能把道歉的话说出口。
山东蓬莱，刚刚成为一名邮递员的卢嘉善也失去了这个机会。同样是在1984年，他和小学老师在街上重逢，退休的老师推着自行车卖雪糕贴补点家用。“文革”时，卢嘉善揭发老师体罚同学、用教鞭打肿了学生的手掌，说完，他朝老师踢了两脚。
“那时必须得发言，不发言就不能加入红小兵。”电话里，卢嘉善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卢嘉善掏出10元钱想塞给老师，可老师硬是不要。提起这段往事，年过六旬的老师摇了摇头说：“老了，什么事都不记得了，那时你们都是毛头孩，谁还没有点脾气？关键是现在你们长大了，能挣钱养家糊口，很不错了。”
卢嘉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退后两步，对着老师鞠了一躬。
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
又过了18年，宋继超把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写进了文字里。2002年，一家报纸举办征文活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三支毒箭终生悔》。
文章最后，他写道：“郭老师，我已经无数次向苍天呼唤：宽恕你这个不肖的弟子吧！今天，我愿再次向老师呼唤：宽恕这个不肖的傻孩子吧！如果真有天堂或来世，我愿永远追随你！”
这时，郭楷已经去世了8年多。宋继超事后才得知消息，他听说，没有什么学生为老师送行。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最终也没能发表。“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如果那时候发表，我会稍微解脱一点，这次就不会再写了。我想让全国都知道我办过这么卑鄙的事，虽然有那个大环境，但这个事不应该这么做。”
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温庆福本来已经不想提了。1995年，他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老校长画了两只大寿桃，专门坐车去益阳市，拜托学校传达室的大爷转交。尽管没有得到回复，但他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几年后，他去美国出差，参观教堂时看到很多教徒在排队忏悔，觉得“忏悔是个很好的事情”。回国后，温庆福买了本圣经，“***员本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对个人灵魂的触动”，他曾对媒体这样说。
这些年来，温庆福喜欢看巴金、胡适、梁漱溟晚年的回忆录，一直想写篇道歉的文章。“‘文革’离现在40多年了，当年的青年变老年了，老年人喜欢回忆、反思。”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笔财富，送给子女和年轻人。
他还记得，“文革”时期，一个工宣队员用铁钳把一位老师的牙齿拔了。“当时看客很多，不敢谴责他，我也是。这是不是鲁迅讲的国民性？我也是有，比如带人抓同事，也是不甘落后，跟上潮流，图个好前程。只顾自己不落后，别人受到残酷迫害，这不是自私是什么？”他反省道。
2009年，温庆福在日记中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表达：“我成了迫害张老师一家的帮凶，现在想起来真内疚。”
“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公开的道歉，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自己过不去这个坎，老觉得对不起别人，要不说出来过不去，而且越看到有人公开道歉越过不去。”那位不愿意再具名的老人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样的想法。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刊登后，儿子在电子邮件中跟父亲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后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符号。有的同学也问他：“你捣鼓这个干吗?”
在网上看到一时成为焦点的“律师忏悔‘文革’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这篇《新京报》报道，张红兵的堂弟无法理解这种自揭“家丑”的行为，他给堂兄发来短信：“我真不知道：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我个人理解：大凡40岁以上人会认为大逆不道，40岁以下人是在听人‘说古书’，更有甚者，会嘲弄我们。”张红兵的妻子也曾对他说：“还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干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过得很好嘛。”
可1970年冬天对于张红兵来说就像一个重复的梦魇。那个寒冷的晚上，16岁的他和父亲一起，揭发母亲方忠谋“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的言论。在检举信的最后，当时的少年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公审大会后，母亲被拖上驶向刑场的解放牌大卡车时，掉下了脚上穿的一只黑色平跟带袢儿皮鞋。
母亲去世后，张红兵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粉碎“四人帮”时，他怀疑这是军事政变、资本主义复辟，担心自己会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他不愿意跟人交流，连扣衣服扣子都要想一想，甚至想过自杀。
直到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政治形势变了，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给母亲写申诉材料。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把一家媒体的记者带到母亲坟前，双膝扑跪，在尘土中磕头，“妈妈！我带了记者来，我会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
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道歉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后，宋继超觉得这件事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伤害过人的朋友，让我们道歉、忏悔吧，不只是为了自己心安，还为了能直面子孙、直面历史。”这一次的文章结尾，他不再只是祝老师身体健康、求得老师宽恕。
宋继超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原谅了。不过，温庆福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星期后，曾被他抄家的同事张琼英的儿子给编辑部发来一封邮件。张琼英已经87岁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看到文章后，只是说了句：“那不怪他。”她还记得抄家时，温庆福曾经“高抬贵手”，没有把搜到的油印传单交上去。
“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分愧疚了。”张琼英的儿子在邮件中说，“‘文革’突起，泥沙俱下。有人被裹挟，有人被欺骗，有人被煽动，有人却是昧了良心。我们现在再次提起‘文革’，不是因为怨恨，而是为了反思，为了警醒。”
为买到这份刊登着回信的报纸，温庆福顶着太阳骑自行车跑了3个报摊。他对前来采访的《潇湘晨报》记者说：“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微博上，温庆福还转发了一位时评作者对此事的评论：“当事人的宽容，乃至选择性遗忘，并不能成为个体参与作恶者开脱的理由和借口，伤口修复，仍有赖于真诚悔过。一个人的伤口修复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创痛修复亦如是。拒绝忏悔和道歉，总是躲躲闪闪的遮掩和回避，对于那些被裹挟的盲从者、个体作恶者，似乎这样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淀下来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会的隐忧。”
刘伯勤已在5年前获得了同学的谅解。他把曾经的“黑五类”同学请出来一起吃了顿饭，当面道了歉。“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同学对他说。刘伯勤清醒地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
并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获得了谅解。这些道歉者中，受到质疑最多的是张红兵。在网上，有人说他只有在母亲坟前切腹自杀才能谢罪，有人称他是“时代的投机者”，就连经历过“文革”的同龄人也说他的道歉“难以让人谅解”，因为他触碰了“人性的底线”。
今年以来，张红兵接受了许多家媒体的采访，但另一些道歉者在公开忏悔之后，谨慎地保持低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人委婉地表示，自己犯的错与张红兵的罪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有的打人，有的坚持文斗不搞武斗，还有相当多的‘逍遥派’，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无声地抵抗？‘文革’期间，是芸芸众生的大展示。每个人的善和恶都暴露出来了。”他说。
对于这些评价，张红兵的回复是：“看到骂我、要我去死的话我不生气。一是我该骂，二是我主动‘找骂’，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他也承认道歉应当区别对待。“但是，无论罪错大小，关键要看道歉者是否诚实，有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是否诚实地说出了全部真相，我的道歉能不能得到人们的宽恕，不是我说了算，只能让历史来证明。”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宋继超注意到，这两年网上争论“文革”的文章又开始多起来，“好像绕不过这个坎儿似的”。
“道歉本身是一种自我解脱，也是对‘文革’的反思。”他说。
在一位经历“文革”的老人看来，今年夏天刮起的这股“道歉风”，因为有新闻背景，也与大家对“文革”的反思积淀了许多年、但媒体上呈现并不多有关。一位研究者则表示，几年前不会想到，每个人都该为“文革”时犯过的错误忏悔，这种认识会得到这样广泛的赞同。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后，刘伯勤和温庆福都婉拒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刘伯勤认为道歉是很个人化的行为，温庆福也表示：“不想为此事出名。应该宣传‘文革’中那么多的被害者，我算什么？”
在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那位老人看来，现在有些人把道歉者塑造成英雄，他无法赞成。“什么英雄，开玩笑了，这能算英雄吗？你毕竟干了个坏事，没有坏到底。人家给你肯定，也是善意的。没有坏到底就是了，咱没坏到底。”他说。
媒体寻找的人还有张红兵。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后，他留在安徽老家整理资料。画家李斌打算将张红兵的故事创作成连环画。这位画家最为知名的作品，一幅是“文革”时期的版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主人公一手举着光芒四射的红宝书，另一只手攥着毛笔；还有就是他参与创作、被视为“伤痕美术”代表作的连环画《枫》、《伤痕》、《张志新》。
张红兵说，最近还有人想给他拍纪录片，要采访的记者实在太多了。他通过邮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所有采访问题，并发来短信：“这是我的忏悔工作的组成部分。让我们为埋葬‘文革’时代共同努力吧！”
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这是学者徐贲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曾在文章中表示，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
徐贲以“文革”为例称，在今天的中国，不仅直接见证者担负着记忆的责任，而且，没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经验为借口，来推卸自己那一分在群体内的记忆责任。如果不记忆，不是因为直接记忆者没有了，而是因为有人拒绝接受自己那一分隔代但不断代的记忆分工。

那是在1961年，周恩来到宋继超的家乡伯延镇调研饥荒问题。小学班主任派宋继超在内的班干部紧跟着周总理，让他们听群众都说什么，并记下来。邯郸夏日的午后，在小区附近的饭馆里，宋继超喝了口啤酒，说起最近上映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他又想起自己的一次揭发经历。
那个时候，连树叶都被人们用来充饥。周恩来问马路旁边的树怎么没有叶子，公社干部说：“羊吃了”。“羊还能上树？”总理问。站在一旁的宋继超家的邻居看着公社干部，告诉总理：“他爹吃了！”
周恩来离开后，说出实情者遭到批斗。当晚，宋继超被叫过去，和邻居当面对质。他把白天听到的对话一五一十地汇报，没有去想这会给对方带来什么伤害。
“那时我就是个‘好孩子’。”他笑笑说。

由惜缘 2013-08-14, 11:27

解密：***因何事决心必须搞掉刘少奇

2013年08月14日09:59 新浪读书微博我有话说(90843人参与)

　　文章摘自《***正值神州有事时》
　　作者：[url=http://vip.book.sina.com.cn/s.php?s_type=2&k=%B9%CB%B1%A3%D7%CE %C7%AE%CB%C3%BD%DC]顾保孜钱嗣杰[/url]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这本《***正值神州有事时》从历史研究者和亲历者两种视角，凭借珍贵的文字档案、独到的分析评述、精美的曝光影像，展现了“文化革命”爆发前两年及爆发后四年***的个人活动以及共和国的重大事件。这是过去……[连载内容]

刘少奇***与周恩来在一起

　　进入1965年，经历了由《十七条》到《二十三条》后，***下决心拿掉刘少奇。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从何时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明确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他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一年刘少奇“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刘少奇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使***产生了微妙的感受。
　　***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的一席话为1964年做了总结，也为来年埋下了伏笔。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军人也好，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都衷心地拥护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而刘少奇因为处于一线的领导位置，“一竿子到底”，与各省市关系相对比较紧密，这次人代会人们将热爱***主席的感情也同样倾注在刘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认为，拥护刘少奇自然就是拥护***，就是拥护党中央。这次会议上，广大代表看到了刘少奇与日俱增的威望与权力。
　　借此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与人代会同步。
　　钱嗣杰作为***的摄影记者，为了拍摄好这次的“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他几乎就吃住在会议上。目光所及，到处令人神清气爽，他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自豪。会场内外气氛十分高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基层代表，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毕竟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尤为突出。这次会议也是他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一次会议。
　　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了***情绪的变化。***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一句接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
　　两位领导人到底为什么争执？钱嗣杰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动快门的手有些抖动，拍完几张后就急忙离开，不敢在会议室过多逗留。
　　后来钱嗣杰才知道，这次会议期间，***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会议后半段是***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亲自主持，重新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标题与刘少奇指定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先说刘少奇主持的前半段会议。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点，觉得是有发言权的，他对“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时到1964年底，全国已有一百万以上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但是，人们普遍地反映“四清”运动搞不下去，对此提出了种种意见和看法。会议在听取汇报后就开始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与看法。
　　刘少奇根据大家意见与看法，认为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而刘少奇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之前就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得到主导权，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在***看来，他似乎被架空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心理上无法接受。
　　***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
　　刘少奇和邓小平看***真的生气了，没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参加了，但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这让很多不知情的大区和省部级领导们一时思路跟不上趟，满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两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
　　刘少奇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也不相让，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马上插话：“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参加会议的其他常委暗暗为刘少奇捏着一把汗。大家看得出来，刘少奇总是打断***的话头，此举一定会让***动怒。
　　果不其然，***动了大气。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撑腰。嘊
　　***看看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刘少奇谈话，他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啊。”
　　刘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问题，做了检讨。
　　开会时正值***七十一岁生日到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竟然高调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
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操办了这个寿宴，邀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与几位会议代表出席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都在受邀名单。另外，还有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江苏劳模董加耕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四十多人。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打扮，他们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周恩来先带着陈永贵等人去拜访刘少奇。刘少奇当时正在另一房间里埋头阅读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陈永贵一行走到国家主席在前，刘少奇一时竟没有抬起头看他们。
　　刘少奇埋头阅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后来回忆：“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见到***的时候，一时紧张得说不出话，两只手紧紧握着***的手。***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儿笑。周恩来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这回陈永贵听懂了，立刻摇起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当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点点头，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的身边。桌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侃侃而谈时，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谁也不敢大口吃东西，尽管桌上摆放的都是可口的饭菜。
　　***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于是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这回听懂了，赶紧频频点头说：“习惯习惯……”
　　***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一晚他的话显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有些话大家至今记忆犹新。“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大家听罢都很紧张，心里直打鼓：“老寿星”今晚这是怎么了？
　　陈永贵这些从基层上来的人蒙在鼓里，也不可能想象敬爱的毛主席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在座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都知道***讲话有所指向，绝不是空穴来风。缘以何故，只是不讲出来罢了。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餐桌边除了***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敲动碗碟的声响外，感觉不到很多喜庆热烈的气氛。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生日宴会，然而，它蕴含的政治意义却是深远的。一年多后，即1966年的夏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爆发了……
　　***过完七十一岁生日后，又发生的两件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给他不满的情绪火上浇油。
　　第一件事情，会议期间，刘少奇要陶铸跟李雪峰讲，由李雪峰出面召集会议，请王光美宣讲《桃园经验》。与会者大多去听了，江青则在会场屏风后面走来走去，一脸不屑。她对此感到很不自在，也不满意。
　　第二件事情，原定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28日印发《十七条》后，就准备结束。而这次结束会议竟没有通知***参加。当天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见到了***。***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当***知道会议开完了，顿时脸色沉了下来，火气很大地说：“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不得不告诉***：“有的已经走了。”
　　***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嘍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悄声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她又是指谁呢？陶铸夫妇不敢插言，但心里颤颤的，舞台上表演的什么，全都不记得，满心都是困惑。
　　三天后，12月31日，中办通知各地停止下发、自行销毁《十七条》。
　　第二天正逢1965年元旦。刘少奇和王光美照例出席了中央办公厅的迎新晚会，但他们心情沉重，仅是来应酬一下，已没有心情像往常一样结伴下场跳舞了。
　　***与刘少奇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调解。陶铸、安子文也到刘少奇住宅给他提意见。刘少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意见。
　　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真诚地向***做了检讨，表示：“我对主席不够尊重。”

　　***不以为然，回敬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的确，***心里已经将他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定了性，那已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原则性的分歧。
　　元旦一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员们又都被***召了回来。他要主持后阶段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5年1月3日，***主持会议的第一天，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与领导人。最终，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连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不等代表们掌声结束，就赶忙参加***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场里没有了掌声，响彻大厅里的是***严肃的声音。
　　***亲自主持会议，主题就是一个：社教员讲“四清”，要有阶级立场，要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新生资产阶级？大家四下张望，都感到跟不上***的思路。
　　***讲到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话讲到这个份上，刘少奇反问他：“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即回答：“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这么一讲，刘少奇就不敢再提什么了。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不仅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文件去掉了原来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里的“扎根串联”的刘式语言，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
　　这一新观点不幸地成为“文革”中的主流观点，被***点名的张霖之，首当其冲被造反派打倒，最终被迫害致死。
　　正如古人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刘少奇的矛盾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滚雪球”似的发展过程。或许到了此刻，***才真正横下心——绝不做任何让步。他坚持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反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
　　从“四清”运动下发的四份重要文件，可以看出***与刘少奇分歧加深的过程。
　　第一份文件。
　　1963年5月20日下发的《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心内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的方式解决干群矛盾，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时***与刘少奇处于一个战壕中，目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份文件。
　　1963年11月14日下发的《后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进一步指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同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做了纠偏，强调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防止扩大打击面。
　　这时的***与刘少奇已经有了分歧——***认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白了，就是清理当官的。刘少奇不同意，他主张整下边“四不清”问题，是清查经济上有污点的会计、出纳等人。刘少奇认为的“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的表现。而***认为“党内外矛盾交叉”实际上忽略了主要矛盾，走资派被“小人物”掩盖了。
　　第三份文件。
　　1964年夏，刘少奇主持起草《后十条修正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份文件是对《后十条》的修正。9月18日，《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同时下发全国。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将下发的十多天里，再次发生两件令***不快的事情，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
　　***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有所保留，1964年8月20日，当华北局几位大员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后，他立即下令“文件缓发”，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这两份文件。***没有料到，刘少奇不顾他的情绪，在会上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就连几位深得***重用的爱将——那些拥护大跃进的前锋们，如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纷纷支持刘少奇的主张。结果有意见的华北大员们只好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
　　1964年8月30日，***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即使如此，会者仍然同意刘少奇的部署，于9月18日将《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两份文件下发。嘐
　　第四份文件。
　　***将各位高层领导召回来重新制定了《二十三条》(即1965年1月14日通过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次，***不是来听讲，而是亲自主持会议，对刘少奇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全面否定后，最后将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二十三条》，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明确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与刘少奇的分歧终于公开化，这两份文件日后也被史学家们认为是***与刘少奇矛盾分歧落在文字上的见证。

　　***认为他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关系到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仅仅“四清”已经不能承载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他转而酝酿与发动新的运动，这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
　　刘少奇在***连续的“进攻”下，虽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和检讨，但都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他最终没有得到***的原谅。
　　跟随***去南巡，长焦镜头似乎透视了伟人的内心波澜。***终又踏上了井冈山，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令他思绪万千，心潮激荡。
　　进入1965年，经历了由《十七条》到《二十三条》后，***下决心拿掉刘少奇。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从何时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明确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他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没有再与刘少奇正面交锋。

由惜缘 2013-08-21, 18:57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
2013-08-21 16:24:24　来源: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成都)　有11369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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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批斗老师道歉

陈毅之子陈小鲁

21日上午，一篇自诉对北京八中老领导和老师们进行道歉的“文革道歉信”广为流传，落款人为陈小鲁。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处秘书长黄坚证实，道歉信确为陈小鲁所发。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8月21日报道 今日上午，一篇自诉对北京八中老领导和老师们进行道歉的“文革道歉信”广为流传，落款人为陈小鲁。下午早些时候，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处秘书长（陈小鲁任会长）黄坚向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证实，道歉信确为陈小鲁所发，不过最开始是通过邮件回复黄坚本人，黄坚受其委托将该道歉信贴于该会博客上。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对黄坚进行了采访。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道歉信是陈小鲁发的吗？
黄坚：是的，不过这并不是一份公开道歉信。陈小鲁的初衷，是在我们北京八中同学会内部向当时的校领导道歉，我们十月份打算开同学会，请来尚健在的老师和校领导，这个道歉是针对同学会的。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道歉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出来？
黄坚：陈小鲁的道歉起源于我贴出的几张照片，照片记录了1966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领导（校长、书记、主任）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不堪回首的屈辱时刻。作为老三届学生，我感觉这段时间民间要求反思文革的呼声很高，不久前我也收到朋友寄来的北京育才中学一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文章总结：如果我们现在不道歉就来不及了。对此我感触很深，所以选择***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8月18号将照片贴出来，这个日子是一个文革标志。我想在这一天真诚地向老师们道歉。同时，我也用邮件转发了一份给陈小鲁，不久就收到他这封道歉信，算是对我发出照片的一个回应。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照片怎么得来的？
黄坚：从同学家里翻拍的，当时有些同学拍了些照片，留到了现在。发出照片当天很多同学给我打电话，包括陈小鲁在内都感到震惊和不堪回首。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为什么陈小鲁觉得自己有责任？
黄坚：他觉得自己在学校造反运动中是校革委会主任，算是个领导，自己没能阻止学校领导、老师受到迫害，自己有责任。虽然现在道歉有些迟，但他想代表大家站出来反思文革，希望这种事不要再发生。
当然，他道歉并不代表他打过人，当时他没打过人，就像我发照片时写的，虽然当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认为他们就是黑帮就该劳改就该挨揍，但是我们全都无可挽救的成为“文革”的坚决拥护者。所以我们要反省文革。话说回来，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八中各班有各班的事，斗黑帮运动最开始是斗校领导，后来就连老师也无一幸免，学生打老师，他也阻止不了。他敢去阻止吗？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道歉信中，陈小鲁询问同学是否愿意让他做代表道歉，同学们同意吗？
黄坚：北京八中老三届的学生有1000多人，现在我们联系上的有700多人，这700多人大部分是认可陈小鲁代表大家向老师们道歉的，有少部分人反对，但这是极少数。陈小鲁站出来道歉，就像当年德国战败后，德国总理下跪向犹太人道歉，总理没迫害过犹太人，但当年被迫害的人需要一份道歉，社会需要当事人道歉给予精神抚慰，现在已经没办法指认当时的打人者，陈小鲁高姿态站出来，我们是认可的。当年为了整教育界的走资派，学生被鼓动出来斗黑帮，斗校领导、老师。现在是时候对这些事进行反思了，我们不能让文革回潮。现在有些言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反思文革才出现的。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你指哪些言论？
黄坚：我在博客上发出那组照片后，有人留言说，现在的校长和小学生开房，老师强奸幼女，这些人就应该打死。这就是文革的回潮。任何时代都有好老师和坏老师，即便遇到了坏老师，也不应该由学生把老师扭送游街，现代文明有法律，评判是司法机关的事。文革当时就没了法律，包括国家主席都没有法律保护，更何况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一个同学，上完初中说下学期不用上高中了，高兴得屁颠屁颠地批斗老师，后来上山下乡才追悔莫及。所以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不希望看到文革回潮，不希望年轻人做出同样的事，解决问题不能靠泄愤、暴力等非法手段。所以我就要在8月18号这天发文革照片，我们要道歉，从我做起，反省文革。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这件事本来是内部事件，现在公开化了。
黄坚：我们现在如果不道歉，就太晚了，为了让社会反省文革，正视它。
陈小鲁简历：
196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1979年起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参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国防副武官、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2001年4月起，陈小鲁任博时公司独立董事。陈小鲁是陈毅之子，粟裕将军的女婿。妻子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
附陈小鲁道歉信原文：
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小鲁
(原标题：北京八中校友证实陈小鲁发文革道歉信)

由一星 2013-08-21, 23:39

山雨欲来风满楼

由惜缘 2013-09-03, 21:53

红卫兵就文革杀人忏悔受害者家属：你认账佩服你
2013年09月03日 09:31:1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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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冀豫（前右一）入伍前与比他小几届的伙伴们在一起。图/受访者提供

　　原题：我们为什么忏悔
　　开始有人为自己曾经的罪与恶忏悔，最近越来越多。或许我们更多应该思考，是什么让普通的他们成了作恶者
　　一个冬至日，王冀豫给父亲烧纸，和往年一样，他烧的时候多点了一堆，给另一个人，张宏(化名)。
　　也和往年一样，父亲的纸烧起来了，张宏的却一直点不着，“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我都认了，你别跟我过不去了！”他急了，跺脚大喊，火一下子蹿起来。
　　那是2009年，王冀豫第一次公开忏悔。他杀过人，叫张宏，文革武斗时打死的，当时他16岁，张宏21岁。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张宏死后，王冀豫多了一个习惯：吃包子。
　　一顿一斤，一天三顿，从1967年8月5日到9月18日，吃了整整一个半月。包子一斤8毛，多的时候一天10斤。
　　另一个变化是掉头发，一抓一把。他梦见自己躺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很窄，下面深不见底。一个女人告诉他：“你要在这儿躺一万年。”
　　16岁的少年，听了这话坐立不安。
　　这之前王冀豫不信邪、不认命，一张黑脸，什么都不怕。从小在北京部队长大，父亲是部队高官，他打架斗狠、偷鸡摸狗，身边永远跟一群小混子。
　　那一次武斗改变了他。
　　那天，几个红卫兵正把一个男孩打倒在地，一下一下踢他的头，他们穿着皮靴，踢得王冀豫一阵不安，“别踢了！踢死了！”他上去抱住男孩的头。
　　一个红卫兵一把拎起他：“他是阶级敌人！你怎么站在敌人一边？”“敌人”两字一出来，王冀豫沉默了，“我怎么护着敌人？”
　　他觉得一阵羞耻。1967年，文革正风起云涌，“阶级敌人”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很清楚。5秒钟之后王冀豫伸了第一脚，他也穿着靴子，一脚踢下去，一阵从未有过的快感。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47年后，王冀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5秒钟彻底改变了他。
　　1967年8月5日中午，一个朋友找到王冀豫，“李红星被四三派捅了3刀，流血过多，晕倒了！”李红星是自己人，“四三派”是死对头。
　　“跟他们拼！”王冀豫拎了一根棍子出门，一起出门的还有二十几个红卫兵，他们十五六岁，棍子、木棒、大镐人手一件。
　　天很低，一切显得浑浊，混战中一个“四三派”男孩抡起一块砖，劈头拍向王冀豫，王冀豫左手一拦，砖落下，不偏不倚正中左手关节，一阵剧痛下他恼羞成怒，“我打死你！”
　　他蹿起身子，腾空跳起一米多高，举起棍子头上一抡。“呼啦”一阵风声，所有人都怔住了。
　　男孩却不敏感，他穿着蓝工服，“踏”“踏”“踏”地跑。棍子打在后脑，男孩像一个肉袋子似的飞出去，弹在土坡上又滚下来，又一棍子，打在前额，“你跑不了了！”王冀豫大叫，一种快感让他大笑出声。
　　血流出来，棍子红了，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只出不进，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王冀豫一阵眩晕，他杀人了。
　　一个半月后王冀豫入狱。几个窝头一碗菜汤，看不到一个油星儿，可他不掉头发了。反而逃亡的一个多月里他坐立不安，一直躲，又一直等，怕报应，更怕没报应。
　　入狱的10个月里，他想不通一件事儿：一切都按主席说的来，主席说革命他就革命，主席说武斗他就武斗，一切都没错，却把人给弄死了。
　　思前想后，有一点很肯定：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定是下面的人弄错了，没理解主席的意思。
　　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告诉自己。1966年4月，他在清华看到红卫兵斗王光美，她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穿着旗袍，脸上涂着红二团，红墨水抹了一嘴，“恶心极了”，他不忍心看下去，“我要是她我就自杀。”
　　他揪住旁边几个小喽揍了一顿，“你们把主席的意思扭曲了。”
　　另一次是1966年11月。“你爸完蛋了，打成走资派了！”路上有人告诉他，回到家，他没见到父亲，只知道他去喂猪，母亲去干校干活儿。“这运动里有坏人”，他想，“主席不会这样干。”
　　“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回家的路上，满大街都这样喊，“我当时喊不出口，觉得有点儿肉麻”。
　　两年之后他没有障碍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看看这个语感，这个节奏，这个递进关系，这是学问！”
　　毛主席语录里许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时宋小明16岁，不上学，不上课，自由又无聊的日子里，只有打人才给他快感。有时一个卡车过来，拉上三四十个红卫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车上，无上光荣。
　　他眼看红卫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爷的宅子，出来时一人手上一块劳力士。还有他的老师崔显堂，一个总戴着玳瑁眼镜的老先生，他集邮，西化教育，冬天打网球，裤衩都是亚麻的。
　　抄家那天，红卫兵用钢丝把老人绑在床上，龙票踩了一地，这东西老人的儿子都没摸过，老师气得连着床一起站起来。
　　武器有很多种，一种叫“管叉子”：一根钢管儿用机床斜着切开，头儿是尖的，***崭新，捅起人来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树，把车胎绑在“丫”字树枝上，裹上石头当弹弓。
　　手法也有讲究，砍额头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侧，不捅内侧，因为“外侧是静脉，内侧是动脉”，进了监狱不能招供，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过刑，弯下身子，双手够到脚趾，一站12个小时，身上一丝不挂，站着站着看不见脚，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可他觉得光荣。蹲水牢，半夜提审，他什么都没招，出狱后照干不误，为送哥们儿件军大衣，他拎把刀子硬从别人身上抢下一件。
　　“这是一个江湖”，宋小明回忆说，16岁的他看来，打人是一件正义而了不起的事情。
　　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吴琰说，“没有受害者，就没有施暴者，每一个受害者都应该忏悔。”
　　她64岁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时代一声叹息。
　　15岁时，她花3分钱买过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后怎么都不能原谅自己：“我怎么这么糟糕，受不了诱惑，愧对工农群众”，她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一边写一边流下眼泪。
　　吴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干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几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昨天门庭若市，今天门可罗雀，出门时一群孩子拿石子追着她打：“狗崽子！”
　　爸爸被关在学校，妈妈关在妇联，大哥在清华，二哥在北大，一个阿姨被赶回老家，“不许再给走资派干活儿”，只剩她一个。
　　没钱吃饭，她拎着袋子到菜市场捡了几根烂菜叶，批斗会散场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全烧光了火也没生起来。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几个同班同学走进门来，“熟人”把家里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大柜子的书，一部分扔进垃圾堆，一部分几毛钱一斤贱卖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几脚，“资产阶级小姐！”
　　她立在房间一角，眼看母亲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个红卫兵一脚下去，碾了几碾。
　　她没有阻止，只是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想法一个一个从她脑子里经过，千头万绪。
　　那不是愤怒，却比愤怒更复杂，混合着羞耻、不忍、犹豫和费解，“我没想冲上去护着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错了。”
　　对16岁的吴琰来说，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亲情。那个年代里，亲情是“不提倡”的。
　　她不恨这些红卫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让自己加入进去，想了解他们，跟上他们，接受这个逻辑，而不是站在一边。
　　她感到自己站在广场里，所有人都很亢奋，你打一下，我就要打两下；我喊一句，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号。那种呐喊像一种胁迫，“只要跟着喊口号挥胳膊，你就是安全的。”
　　学校门口，一个同学的妈妈被当街乱打，她是个“地主婆”，扫四旧扫出来的，十三四个学生你一下我一下，就这么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轻易、很常见、动不动就会发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样，那时的吴琰不觉得这一切有问题。
　　平庸的恶
　　1968年末，1969年初，红卫兵风潮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切慢慢平静下来。
　　也有批斗会，但没那么当真了。陕北余家沟大队里，批斗是记工分的，批的男人一天记10分，被批的男人也一天记10分，10分相当于一个壮汉一天的劳动量。
　　批斗会当天，姑娘们穿上花衣服，媳妇们抱上孩子，一路高高兴兴。“今儿斗争你？”人们笑着问。“哦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谷志有笑着答。
　　谷志有当过大队书记，四清的时候被整下台，这次大队必须有一个人被批斗，就方便地选择了谷志有。
　　批斗会上，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无论他怎么回答，角色都作愤怒状，气氛越来越好。散会后，谷志有坐到磨盘上休息，社员端水给他喝。
　　一个青年过来了，他叫王克明，北京人，当年因为亲属中多人是批斗对象，没能参加红卫兵，错过了轰轰烈烈的武斗，一直觉得有些失落。
　　插队第一年，他最受不了的农活儿是种荞麦时的拿粪。把粪从茅缸里淘出来，满满两大桶，用扁担挑到山上，搀上土和籽种，用手拌匀，“都是‘原浆’，密度比水大多了，又沉又臭，还有蛆，活的，拿完粪又用手拿窝头。”
　　农活儿干得不好，政治上不能也落后，他走上前去：“谷志有！”
　　“哦……”
　　“你他妈不老实！你他妈反毛主席反革命！”几个问答后，王克明越说越气，一拳打中谷志有口鼻，谷志有一声不吭，鼻子流出血来。
　　王克明心里一紧，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
　　10年里，王克明从一个知青干到大队书记，在余家沟修造淤地大坝，拉了电线，用阶级斗争方法抓生产，学大寨，也试验过高效率的农活儿包干。那时觉得是“做了点儿轰轰烈烈的事”，但再没打过人。
　　但有一点，他不进谷志有的窑洞。见了面，总是比别人更冷淡些。“他有问题”，王克明一遍一遍告诉自己，理由只有一个：只有他“有问题”，我才是对的。
　　1978年的一天，王克明从收音机里听到，阶级斗争结束了。
　　他突然有种说不出是兴奋、松弛，还是别的什么，那感觉就像过电。之前他不觉得紧张，一切习以为常，可直到这一刻才发现，那根弦一直在，这时才算断了。
　　怀疑，从对自己开始
　　王克明26岁时，回北京到《农民日报》当记者，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一个农民一把抓住他的手：“王记者，你是中央来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啊！”
　　乡里人说得谦卑、紧张，战战兢兢：“你说包产到户好，上面才能让我们搞，我们才有饭吃。”
　　大别山很穷，一张竹床一米宽，王克明和一个当地干部头对脚睡，房子四面漏风，没被子。
　　农民用树枝条子编成一片一片的东西，糊上泥就是墙了。一家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被子是一团灰突突的棉絮，一个没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里面。她拉住王克明的手，泪水“哗哗”。
　　王克明开始怀疑自己。10年农村生活了，他信***，信人民公社，当大队书记，搞阶级斗争，可人民公社却让人穷成这样，“我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
　　他想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想，路上、桌上、车里，到处拿着书。有时一件大衣裹着头，一路卡车在走，风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汉语》。
　　“南去的大雁，不要对北国的寒冷发出哀鸣……你我观点如冰炭不能同炉，却没有争吵，没有脸红……”1974年，这样的诗在红卫兵中广为流行。
　　就在那一年，王冀豫开始学吉他、下围棋、看俄苏小说。小说里俄国也在革命，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一本已模糊了书名的小说的情节：一群大兵冲进农场主家里，见到他美丽的女儿，“请你们出去”，姑娘说，一种美好和庄严震摄住了所有人，他们真的掉头离开了，走到门口想想不对，“这是革命”，回身大兵们强奸了她。
　　美好的力量，王冀豫也感受过，流亡的日子里他来到琼崖，住进朋友家，朋友的母亲是之前是广播台台长，后被打成右派。
　　每天下班后，她都干干净净地穿上长裙，戴起帽子，一到单位，一切都换掉，挂上牌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话。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说话，争吵，一切都刚刚好，“我要是没杀人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种新的遗憾，这遗憾他之前有过，对张宏，而这次是对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杀人之后，他和好的东西之间就永远有了一种距离。越是好，这距离就越大；反而和恶之间距离是没有的，而这距离将持续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之前，他一直以为失去的只是张宏而已。
　　这种失去吴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当了记者。报道一个工人搞出一项个人专利，单位却压制他。工人三下扬州，三打官司，争取他的专利。
　　吴琰第一次报道后，单位开除了这个工人，他为糊口，只好到大街上摆小摊。吴琰接着报道，工人的境遇更坏了，没有工作，各方面的压力都越来越大，母亲自杀了。
　　吴琰第三次报道了他，这次工人连家乡都呆不下去了，一张车票，跑到广州。
　　报道得奖了，工人的一生却彻底改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为了正义，为了社会，可为了什么，就应该这样吗？”
　　她惊觉“为了更大的东西，失去一个生命的幸福，这就是文革思维”，她深深地厌弃自己，“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总觉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为了什么，不惜什么’”。
　　说出心里的忏悔
　　从50岁之后，王冀豫突然觉得不安，这不安没有由头，几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经老了，一只眼睛能用，另一只眼睛瞎了，这一生他当过兵，坐过监狱，开过马场，当年一起打人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的死了，只剩下他。
　　他开始吃不好，睡不着，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想起张宏，“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开始琢磨他。
　　那之后的46年里，他一直记得张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责，有时是不安，现在人老了，想起张宏，心态是另一样。46年了，他把张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说话，“我也不比你好哪儿去，我为你这事儿扔出一个眼睛，我也60了，到那边咱俩都一样。”
　　这不安是对张宏，也对张宏的家人。当年他入狱，10个月之后出来，监狱长告诉他“张宏父母保你出来的，他们说这是武斗，你也是一时失手。”
　　但这对父母不愿见王冀豫，40多年来，也从未向儿女提起，张宏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两人对王冀豫一无所知。
　　忏悔的念头有过，但说出来，对王冀豫来说还是个大事。
　　他开始算命了，这之前他从来不。一只手伸出来，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过大恶”“没有”“你打死过人？”“没有”“记住，一辈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觉又来了，46年前他感受过一次，而这次不一样，他不会再进监狱，可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觉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觉得”，父亲葬礼上他意外地哭出来，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远没有之前以为的那么坚强。
　　是当年一起插队的吴琰找到他。“黑子”，她叫他的小名，“朋友们要出一本书，让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过的那些坏事，做个忏悔。”
　　这想法一下子击中他，“没问题！”他一口答应，“但你要催着我，我这人不会写东西。”
　　那是2007年，两年下来，她打过几次电话，有时王冀豫说忙，有时含含糊糊，事情就这么耽搁着，她突然觉得不对，“是不是他顾虑什么？”
　　王冀豫没有顾虑，但家人不许，“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说了会惹来麻烦，毕竟是一条人命！”
　　吴琰激他，“说了写不写，你这也是爷们儿干的事儿？你不是说你一人做事一人当？”
　　“写就写！”一种羞愤让王冀豫当场答应。一个晚上，他拧开台灯，坐在桌前，铺好纸，拿起笔，意外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他老了，第一次面对自己的良心，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
　　文章写完，发表，几个月后，一个律师来到他的办公室，“认识这个人吗？”
　　一张一寸照，一张户口本内页，一张死亡后的照片，三样东西摆在王冀豫面前，他一下子想起张宏，非常具体：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他本以为46年，他可以，也已经忘了。
　　律师告诉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来的，王冀豫说让我见见他。
　　张宏的侄子已经三十岁了，张宏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侄子是替父亲来的。他告诉王冀豫两件事：第一，你可以忏悔，但永远不要提张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认账，我们佩服你，但永远不会原谅你。
　　王冀豫说他不要求原谅，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个道歉就完了？太轻了。”
　　“道歉之所以难，在于有否定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王克明说，离开余家沟15年，他经常回去，却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对谷志有。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说“对不起”，谷志有笑了：“嗨，运动嘛！你那会儿娃娃家，懂个甚？”
　　卢晓蓉、吴琰、丁珊、王冀豫、张华、李斌、陆晓娅……32个人，对当年的过错和作恶一一作了忏悔，关于出卖，关于沉默，也关于人性。
　　而这些忏悔当中，真正与人命有关的只有王冀豫与杨里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恶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现在也是。”吴琰说起王冀豫觉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文革的死难者，她遍访民间，搜集名单，而杀人者往往一口否认，并从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逻辑。
　　王友琴在芝加哥讲学时，看到美国的中学生模拟文革，他们戴上红袖标，拿起鞭子，模拟现场，让每一个人喊口号甚至动手：“我觉得这个教育很好，它让你亲自感受，你在那样一个现场是什么状态，会做什么，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样的。”
　　而在中国，关于文革的反思仍然艰难。
　　2013年，张红兵公开忏悔，文革时他举报母亲“反革命”，致使母亲被枪决。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认！”王冀豫尊重，但也后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亲是反革命，我会不会举报？我想我大概会的。”
　　“我没有做更大的恶，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一种更大的不安：“不是因为你不会，只是因为你运气更好。”
　　吴琰也跟朋友谈起过说出忏悔，10个人当中，6个人拒绝了，吴琰没有再强求，“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强迫，忏悔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们的抗拒。
　　亲身走过，她知道选择作恶那一刻，人的无奈、软弱和被动：“人性本来不恶，但在那样一个广场里，所有人的生存恐惧都被调动起来，你不举报，就有人举报你，在施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选择一个，很多人就这样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们忏悔》书稿出来，厚厚一摞，“我们只说自己，”宋小明说，“那都不是违心的。” （刘丹青）

由一星 2013-09-04, 00:14

版本一（通行本）

葬花吟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①，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②？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③。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

版本二（周校本）

葬花吟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帘中女儿惜春莫④，愁绪满怀无处诉。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柳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把香锄泪暗洒，洒上花枝见血痕⑤。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落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冷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奴收葬，未卜奴身何日亡？

奴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奴（我）知是谁⑥？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2]

版本三（甲戌本原文）

葬花吟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死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坯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有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由惜缘 2013-09-10, 19:52

***最感激的表兄为何至死都认为他“忘恩负义”？
核心提示：最使文运昌不能理解的是，***作为国家主席，贵为“天子”，为什么这么忘恩负义、不近人情。他带着这个遗憾于1961年12月11日去世。

本文摘自：《文摘报》2013年08月24日05版，作者：梁贤之刘小梅，原题为：《***拒绝给表兄安排工作》
“我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文运昌是***外婆家的大表兄。他生于1884年，家住湖南省湘乡县唐家托。在***的少年时代，唐家托成了他的乐园，这里不仅有外公外婆和舅父等长辈的疼爱，而且几位表兄弟与他意气相投，感情甚笃，尤其是比他年长9岁的大表兄文运昌对他更是特别关爱。文运昌经常借家里的藏书给***阅读，还向他介绍湘乡县东山高等学堂。
在文运昌的鼓励以及舅父和同族、塾师的帮助下，***终于冲破了父亲要他辍学到米店当学徒的阻力，来到东山学堂读书。文运昌为他办好了入学手续，而且主动做他的入学担保人。
***好学上进，除了埋头学习课本外，更希望找到一些新书新报阅读。文运昌知道后，想方设法为他寻找，推荐进步有益的书报，许多令***爱不释手的书，例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均是文运昌推荐的。这些进步书刊从内容到文体都十分新鲜，令***耳目一新，对他接受新思想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可以说，文运昌对***的帮助，确确实实是帮在点子上。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这样说：我进了东山学堂，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
1951年4月，***邀请文运昌进京做客，文运昌十分高兴，他除了思念的表弟外，还怀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仰仗***的职权给自己安排个职务。
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运昌就给***办公厅主任田家英写了封信，并随信开了一张14人的名单，都是文家老少，有的是***的表兄弟，有的是表侄和表嫂娘家的亲戚，要求照顾安排工作、职务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不久被周恩来转到***手里。
***看后，不悦地说：“我不管其他领导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做安排找位置的事，这种事，我***是不会答应的，***不同***，是因为***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于是***大笔一挥，在文运昌的名单上批示：“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
毛岸英回韶山时，遵父命到唐家圫看望文家兄弟，文运昌叫弟弟文南松出面，要求毛岸英回去给父亲说说，解决文运昌的安排问题，毛岸英只有请求伯伯们谅解，因为他知道，共和国成立以来，亲友中不少人向父亲提出类似的要求，父亲总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尽力说明，一一婉谢。无奈，文南松只有亲自写信，托毛岸英带给***。
表兄至死不能理解***

少年***在外婆家生活时，与比他大3岁的表兄文南松玩得最好，***没有忘记。然而在文运昌工作安排这事上，***却没有敬重文南松，他回信道：“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这让文运昌大失所望。
文运昌工作问题没有结果，这使他极为不满。直到1953年***出于多方面考虑，同意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意见，安排文运昌为湖南省文史馆员，但文运昌仍然觉得***没有给他多少好处。
最使文运昌不能理解的是，***作为国家主席，贵为“天子”，为什么这么忘恩负义、不近人情。他带着这个遗憾于1961年12月11日去世。
（《党史文苑》2013年第7期梁贤之刘小梅）

由一星 2013-09-10, 23:05

由一星 2013-10-06, 00:50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4/65/00/8_1.html

由一星 2013-10-07, 01:24

毛远新近作：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来源：海疆在线网 | 作者：毛远新 | 点击：48078 | 时间：2013-10-04 10:26:03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记念我的父亲毛泽民烈士牺牲七十周年

　　2011年，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一个座谈会上，我曾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当日情境，历历在目。现将当时的发言，整理成文字，作为我对父亲牺牲七十周年的纪念吧。
　　2009年清明，我应邀参加了毛泽覃烈士墓地落成仪式。仪式结束后，与当地陪同的某办主任闲聊，谈及当时热播的电视剧，主任说他最喜欢《亮剑》。我说我也很喜欢《亮剑》，无论看人物塑造、故事情节，无论看导演水平，还是演员阵容，都堪称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但是，这部电视剧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把“亮剑精神”，归结为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军魂”，恐怕是明显的错误。
　　主任不解：“难道不是军魂吗?”
　　我说：“‘亮剑精神’，古今中外的侠客、军队都曾有过。当年日本侵华军队的武士道精神，甚至还更胜于八路军。***军队中也有许多优秀将领，仅就‘亮剑精神’而言，大概也都不次于剧中的李云龙。
　　人民解放军的军魂，首先在于他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他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其次，他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系统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官兵一致，军民一心。他还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面对在数量上、装备上都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人民军队不是李云龙所展示的某些古代侠客的形象，明知是死，也要去拼命。那种狭路相逢，不得不拼命的战例，仅仅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战术行为，连战略层次都够不上，更不用说把它归结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魂了。”
　　主任点头，问：“那你更喜欢哪部电视剧?”
　　“《潜伏》。” 我说，“一个***训练多年的军统特务，在接受了***的政治信仰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虽然信仰转变的过程，电视剧展现得略显简单，但它突出强调了转变信仰的作用。”
　　主任说：“这部电视剧是很好，但有一点不足，就是男女主人公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板，这太过分了，太不真实了。”
　　我问：“为什么?”
　　主任说：“这，这也太不符合人性了嘛。”
　　“不符合人性?”我说，“男女上床确实是人的本性。但我觉得世界上还有比你讲的这类人性更高的东西。”
　　“比人性更高的东西?”大概是第一次听到，他摇摇头：“没有吧。”
　　“有。”我说。
　　“那是什么?”他问。
　　“***人的党性!”我说，“也可以说是***人的信仰。那是一种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人性。”
　　主任轻轻摇了摇头，看来他还难以接受。
　　我说：“就按你所说的，人性是世界上最高的东西。那么，在人性中，人的生命与男女上床相比，哪个更高呢?”
　　“当然是生命了。”他说。
　　我说：“因为某种信仰，连自己的生命，就是你所说的人性中最高的东西，都可以牺牲，又何止上床呢?你不是说，人的生命，比上床更高吗?”
　　主任点头，看来接受了我的观点。

>>>高清图集：毛远新、毛新宇参加纪念陈潭秋牺牲70周年活动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作为党的干部，居然连***人的党性更高于上床之类的人性都不知道?倘若真的如此，那么今天上午，他陪我们去干什么了?去祭奠革命先烈嘛。七十多年前，毛泽覃师长和他率领的红军战士，在数十倍敌人的包围下，宁可牺牲也不投降，又为了什么呢?如果当时他放弃抵抗，率其部下举手向***军队投降，不仅可能保住自己的生命，还可能保住他手下一大批红军战士的生命，岂不更符合当今许多人所说的“人性”吗?六十多年前，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革命志士，在敌人的监狱中，受尽各种酷刑，宁死也不背叛***人的信仰，不向敌人投降，难道他们都是不讲人性吗?
　　我猜测，面对这个问题，那位主任一定会说：“向敌人投降?那不就成了叛徒嘛。”
　　是啊。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我们尊敬和纪念革命先烈，就在于他们为了信仰，也就是为了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劳苦大众的利益，为了大多数人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人性，宁愿舍生取义，以身殉志。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匈牙利的裴多菲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圣洁的信仰，不仅爱情，甚至生命，都可以抛弃不顾。能说连裴多菲也不讲人性吗?难道我们***的干部，现在连这点起码的党性觉悟都没有了吗?
　　今天，我重述这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也许有人不大愿意听。但是，在革命先烈面前，我还是不得不讲。七十年前，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诸烈士，就是为了***人的崇高信仰，以身殉志，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今天，我们追思和纪念他们，就应该学习其精神，继承其遗志，坚持真正***人的信仰，不要用抽象的、抽空了高贵内涵、只剩下低俗内容的所谓“人性”，去玷污他们的在天之灵吧!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2013年4月3日
　　(此文应新疆党史办之邀而作)

由一星 2013-10-07, 02:31

[转帖]主席为何要“文革”而非“机制”？

李119110 于 2013/10/2 13:21:18 发布在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有人认为，毛的文革失败是没有把工农群众主导国家政治的理想作为一种机制予以制定并传递下来。那么，中国的当今宪法上规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无产阶级专政”等，这可是宪法上的机制呀！那为何通钢还被嘲笑“国有情节”呢？为何敢于和宪法作对说“不论姓资姓社”呢？可见“机制”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当代政治文化里，是可以被玩来玩去的，比妓女还不如。

    显然，就算机制在那了，但机制是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背后的因素。以印度为例，学西方学得很彻底了吧？所谓的机制比美国还要健全吧？但印度为何成为不了强国？这是当今中国的走资派拼命回避的问题。

    毛正是要解决机制背后的因素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认为，机制是否能有文字规定的那样的实行效果，主要取决于背后的文化。

    毛看到了机制背后的文化毒瘤：比如中国民众对“官学商”三角的恐惧和奴性。毛知道贯穿中国两千年的“官学商铁三角”文化是不允许群众主导机制的存在和长寿的，所以***直接拿起刀对着文化毒瘤而去。而维护“官学商”秩序的恰好是孔子学说，所以文革也要批孔子，就是要把孔子学说中的“官学商”毒瘤割掉。

    文革的精神为何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为何毛在文革大肆强调凤姐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因为没有这个文化精神，就不会有统治阶层对底层的尊重。底层赢得尊重的办法就是要能够对所谓的上层阶级造成威胁。尊重是靠斗争得到的，不是靠讲法律得到的。比如，通钢工人如果和吉林的国资委讲法律，能把国有企业保住吗？宪法都说“公有制为主体”呢！显然不能。但如果通钢工人用法律手段以外的斗争方式解决问题—比如打死了资产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就又尊重法律了。

    所以，中国人如果没有斗争精神，就没有以法治国。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是在残酷的的流血斗争后才慢慢意识到对底层百姓尊重的重要性，才建立起独立法律体系和政治选票制度的。即使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独立”法律体系，也是靠着掠夺弱国的资源来给底层百姓基本的生活而实现本国和谐的。

    这就是为何印度不能发达的原因：因为印度从来没有经历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相反却接受了没有经过斗争考验的“民主法律体系”，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奴性的正当性---比如种姓制度---，而印度又没有本事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所以注定印度永远成不了大国。

    而***的强国思想恰好是要打破奴性和被外族掠夺的可能性，所以毛时代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是必然的。而邓小平的改开，反而使印度又重新拉近了和中国的距离。想想看，当年中国何尝把印度放在眼里呢？

    ***认为，只有在文化上树立了工农主导的思想，工农主导的民主机制才有可能。官商学三角的法律是残酷压制奴役百姓的法律，这种恶法有不如无，因为恶法只会激起受压迫者对法律的仇恨，是真正破坏法制建设的毒瘤。看看今天的中国法律，恶法多的是，所以当提出以法治国这种口号时，得到的是嘲笑的回应。

    今天的中国社会，法律比以前多了一百倍，可妓女多了不止一百倍，黑煤窑死的人也多了不止一百倍。这就是恶法的法制社会。你看右派天天批判***不讲法制，但右派们从来都要回避的是：今天的法律可谓非常繁苛齐备了，但社会道德治安却比毛时代坏了十倍。今天中国那些精英天天高喊“以法制国”的口号，但什么是“以法制国”的内涵，却是从来连半句都说不出来的。中国那些精英就是用“法制”来迷惑百姓，从而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

    当年毛为何要在文*革前批资产阶级法权？原因就在这。但毛发现怎么批也没用，所以只好再搞文*革。中国的法制文明在官学商铁三角文化消除之前是绝对建立不起来的，这是***为何讲“文*化*大*革*命一次还不够，至少还得三次四次”的原因。

    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早就开好了药：文*化*大*革*命。

    这种革命，不论代价多高，只要和中国历史上反复重演的朝代更替相比，却是最人道的一种方式。

    而摸石头过河，无论表面多温情脉脉，最终是温水煮青蛙，把中国带回千年的动乱轮回中去。不信吗？只要我们去掉今天高科技的互连网、去掉毛时代的杂交水稻及核武器，则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有多少区别？

由一星 2013-10-15, 00:10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4/85/58/5_1.html
也谈***发动文革错在哪里，错在反修防修

网上有有人自问自答***发动文革错在哪里？她认为文革失败了但是没有错。她认为文革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反修防修。是正确的。

而文革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把中苏矛盾错误的定性为反修防修。这两个错误交织，产生了一场历史的迷思。

值得指出的是，***在文革后期，对国内外政策都作出了一些调整。国内启用邓小平，国外请来尼克松。事实上是对文革理论的某种矫正。只是***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我们只能看到端倪。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革命的格言。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我们异口同声的说，消灭私有制。于是文革时期我们就试图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痕迹，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出了问题了吗？应该不是。马克思说和私有制同时灭亡的还有阶级，国家。

社会主义无疑还保留了国家，那么按逻辑推论社会主义就不会全部消灭私有制。私有制不全部取消，资产阶级也不能全部消灭。

而我们单独抽出了私有制加以消灭，就没有全面的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半拉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实践也证明了我们什么时候全面的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不会犯大的错误，而片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就会受到挫折。

在建国前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敌人是三座大山。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农等生产资料的私有者不是革命的对象，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统一战线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说明中国革命在夺取政权阶段是不能全部消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这明显不同于苏联的把资产阶级斩尽杀绝的10月革命。这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深刻的理解。

夺取政权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是尽快消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还是保留部分私有制形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

建国后我们采取的是尽快消灭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但在实践上实行了许多左的做法，如全面取消民营经济实行绝对的计划经济排除一切市场经济因素，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在理论上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严峻的国际形势也加剧了左的错误。中国向苏联的一边倒并不是一次真正的意识形态的靠拢。首先斯大林不认为中国搞得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对此也颇为不满。领导，控制中国的意图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是一脉相承的。闹翻是迟早的事情。中国和苏联首先是利益的走近。利益冲突了就会翻脸。和修正主义没多大关系。

中国对中苏矛盾的定位出问题就在这里。中国应该反对苏联的霸权而不是反对什么修正主义。

苏联到底修正了什么？主持写9评的邓小平在后来说，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讲了很多空话”。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邓小平后来也成了中国第二号“修正主义头子”

仅仅中国和苏联打嘴仗也没什么。问题的严重在于中国和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批判苏联是修正主义，那么中国就坚决不能搞修正主义。随着和苏联的矛盾越激烈，中国国内的批判修正主义就越邪乎。说苏联修正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国内就大批资本主义，中苏论战开始以后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搞文革批刘少奇“最大的走资派”。珍宝岛打仗，中国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毛远新治下的辽宁农民赶集都要排着队打着红旗唱着红歌去。搞所谓的“赶社会主义大集”。陈永贵提出要取消农民的自留地。

农民房前屋后的资本主义都要连根拔除。

***此时却对陈永贵说，这点尾巴还是留着吧。（大意)

笔者仔细的阅读了党史二卷。发现林彪事件以后文革难以为继，中国的政策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一是***说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有结束文革的趋势。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又是国内政策调整的先兆。

反对霸权主义的调门大大高于批判修正主义。***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除了美国之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摘了帝国主义的帽子，成了第二世界。随后又是中美关系打开。

引进西方的技术其实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如引进美国的彩电技术，日本的化纤和化肥设备。既然能引进技术，那下一步引进外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尼克松下台，中美关系停顿，***邀请尼克松再次访华。可见心情之迫切。亚洲四小龙***不可能不知道。形势比人强。

资本主义都请进门了，门里面的气氛自然也要调整。调整政策比改变理论要容易，对外政策调整毛一句话就行了。而国内政策的调整牵涉到各派的利益。让邓小平上台江青张春桥不愿意。风波不息。何况理论的确立是最高领袖的事情。***病重没体力也没心情搞理论创新，干起来再说。而四人帮不可能放弃文革的理论。放弃文革理论意味着被保守派打到。

最后邓小平胜出，邓小平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完整的体现了***思想”。也说的对，美国人不是毛主席请来的吗？

历史有转了一个圈，民营经济又回来了。民营经济是私有制的委婉的说法。左派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网上一班人嚷嚷着要消灭私有制。

那么我就再说一遍，马克思认为私有制，阶级，国家是同时消亡的。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所以中国存在私有制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当然改革也不能取消公有制。

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对此有专门的论述。马克思说不发达国家取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成果，可以进入社会主义。

这和马克思关于私有制，阶级，国家的理论是一致的。

其实对外开放早10年就可以进行。比如香港，港英当局在抗美援朝时期都不参与对中国的封锁。如果广东有民营企业，早就可以进行民间的经济交流，引进港资。中国建设缺资金港资可以补充。至少广东可以赶上亚洲四小龙这班车。
回归前彭定康那么强硬，都没有在经济方面制造太大的障碍。

还有法国，60年代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引进法资也没有原则上的问题。事在人为中法是正式关系。可惜中国当时和法国的合作就是合拍了一部电影《风筝》。能合拍电影就能合资办厂。不就冲破美国的封锁了吗？
英法能突破，其他国家也会跟进。资本主义就是赚钱。

可是中国在搞防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谁提这个问题谁倒霉。苏联给中国的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不给了对外经济合作就全面停止。资本主义国家的千万不能碰。就开始支援亚非拉。单向的对外输出，在政治上可以得到好处，人家投你的票。经济上没有实利。

现在看，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正确的。而且还不够。中国如果按刘少奇的办法搞发展的会更快。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始是引进外资，现在已经可以对外投资了。

至于国内出现的***，环境等问题。用资本主义复辟是解释不通的。因为许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和环境问题远没有中国严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和环境等问题。

公权力的滥用是***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公权力滥用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找问题。

由一星 2013-10-18, 02:29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4/92/38/1_1.html
文贝——谈文革的功与过

***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运动一个接一个永不停息？它的历史成因是什么？开展的目的和计划达成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每个研究文革或参加文革的人一直想搞清楚的。

按照官方定义，“***"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官方把***的开始时间定在1966年的5月，结束时间定在1976年10月。对***开展的原因归结为***“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的最终结果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些结论没有联系到文革前十七年国家的政治状态，忽视了***各个阶段运动的相互联系。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九大召开前后的中国社会形势，忽视了九大召开后***已经结束的事实。这种定义，无法清楚文革展开后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无法解释文革期间各种人物的沉浮。

如果把***发动***的目的定义为“反修防修”、“文化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的话，它的展开早在1957年就开始了。

如果把“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作为***发动文革动因的话，无法解释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在***中的积极态度和表现，更无法解释像陈伯达、陶铸、“王关戚”、林彪等在***中被打倒的事实，以及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文革结束。文革总不会培养走资派再打倒吧！

不能用狭隘的“引蛇出洞”来诠释打倒刘少奇，或者用“资产阶级暴露论”来解释文革派的被打倒。这种阴谋史学是浅薄的，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虽然包括***在内都不一定是真君子，但他们是政治家而非小人。争权夺利存在于***中，然而对***而言，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改造和反修防修是首要任务，他争的是人民群众对国家的领导权，非个人权力。

从***发生的过程来看，这场运动有方向目的，却没有“顶层设计”。整个运动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逐步深入推进的。

如果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作为执政党维护政治统治开第一枪的话，1963年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化革命是后来***的前奏。1964年的“四清运动”是后来的***实战前的预演，而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只是吹响了文革的冲锋号。

在***中，反修防修点出了文革的主题，破四旧成为文革第一个突破口。红卫兵的出世成为群众运动的先锋，刘少奇主政工作组对***的控制是文革领导权的争夺。

第一代红卫兵与第二代红卫兵表面上是文革力量的换防，内中却隐藏着中央内部权力的交接。

把刘邓的问题上升到路线或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是文革由文化革命向权力争夺的转变。其中既包括权力的争斗，又有政治路线的分歧。也就是***由原来的“反修防修”、“文化领域”的革命转化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博斗。这是***运动第一个转折点，文革领导权由刘少奇邓小平手中转移到新生的文革派手里。

对“六十一人叛徒案”的追查是对刘少奇派的组织清洗，这种组织清理是必要的。对“联动”的打击是对刘少奇和官僚体制支持力量的最后打击，任由这些红色贵族横行霸道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立足之地。

此后，文革基本是混战状态。新老红卫兵的切割，社会群众组织的崛起，意味着文革主导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人民解放军介入***是对群众运动失控的控制措施，支持左派是想确保运动大方向和贯彻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政策方针。

复课闹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青年学生运动的釜底抽薪，使狂野的学生运动偃旗息鼓。

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都是配合不同势力集团对国家及地方权力的争夺。

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预示着文革的目标已经达到，这是***第二个重要转折点，***的主要任务转移到巩固提高成果上。

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文革前期红卫兵和文革骨干分子乱为的整肃，是文革内部的一次清算。

斗批改运动是对文革成果的巩固。

“批林批孔运动”是对林彪集团余党的清算。

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国家由政治革命向经济建设转向。是***运动第三个重要转折点，由革命运动向国家秩序建立和经济建设。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虽然有目的初衷，却不是事先设计好的。

就发动和领导***运动的***而言，他的初衷不是打倒刘少奇，更不是一大批老干部。以***当时的威望和地位，想让刘少奇或者那位高级干部下台只是态度的事。无须兴师动众发动一场运动来把他打倒，而且他对老干部一直保持一种既批评又保护的态度。***中重新启用邓小平及一大批老干部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的中心还是教育、改造和使用。

***对于***崛起的“红人”并不十分看中，对这些在运动中兴起的“猴子”们既利用又警惕。

无论是林彪、陶铸、杨成武、萧华、“王关戚”、陈伯达，还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包括江青在内，他都是既利用又限制。也许他最信任的人是周恩来，华国锋这些务实派。也包括叶剑英、李先念和邓小平这些老臣。否则他不会让华国锋接班，不会让邓小平这个不安份的人复出，不会仍让一些老臣占据着重要位置。像***这种长期在政治斗争中摸爬滚打的人，不会不明白政权交接可能发生的变故。只不过他高看了邓小平，高看了叶剑英等老臣和华国锋的忠心和党性原则。高看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的能力。高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高看了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低估了邓小平的“反噬”。

通常情况下，一场有组织领导的政治运动都是有纲领，有计划步骤，有时间区分，有目的目标。比如中共历次运动的基本套路都是动员发动－学习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评议－整改－制定措施。然而***则不然，无论是整个运动越拖越长，而且其中的许多运动都是有开始无结束。

比如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口号和行动贯穿了整个***时期。清查“五,六分子”活动，“一打三反”运动直到文革结束仍未收兵。就运动本身过程而言，表面上有组织领导，实际上都是群众揭发－中央下文件肯定部署－组织力量和群众力量合力全面展开。这些运动都没有总结结尾，没有截止时间。

如果用简单的语言叙述***的话，可以这样来概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中共决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来进行治理，活动中提倡“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些党内外人士及持不同政见者在帮助***整风的过程中，不仅攻击***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求与***分权，结果触动了***的根本利益，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此次整风运动让执政者提高了警惕，产生了阶级敌人“一有风吹草动就想变天”的思想，形成了后来***的思想基础。

此后发生了庐山事件，执政党高层出现了裂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封建文化和封建传统意识严重阻碍着新社会的建立，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意识正在侵蚀着党的肌体。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展开了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化革命，成为后来全面展开的***的前奏。由于基层干部出现蜕化变质的问题，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四清”，以纯洁干部队伍。运动中采取发动群众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出现了许多超越法律的不规范行为，既为后来的***建立了群众基础，也做出了极坏的榜样。在这次运动中，发生了***与刘少奇的分歧。这种分歧为两人的最后决裂埋下了伏笔。

***不满意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只局限于文化领域和阶级调和的问题，决心调整领导班子，以“五.一六通知”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全面展开***。由于中央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实行了“极左”的专政手段，派工作组与“红五类”红卫兵一起打压群众运动，违背了***的“群众路线”方针。两人发生了直接冲突，造成刘邓失意，文革派新生力量上台。

保刘红卫兵“联动”的最后疯狂，“二月逆流”老干部的反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揭露和1967年运动的乱局，使***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定位，不仅指刘少奇，也包括一部分跟随刘少奇和与***唱反调的老干部及文革新生力量。此后***围绕政权为中心，以维护官僚体制的保皇派和砸烂旧官僚体制的造反派的主要两派力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斗争，直至两派实现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期间的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批三反运动”和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都是为了保卫***的前期成果，巩固成绩所派生的运动。

***本身并没有“顶层设计”，而且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和随意性。

***是伟大的，他的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先进的。***是孤独的，尽管他的思想被说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很多人包括和他一起“结晶”的战友都没有领悟。正因为此，他领导的政治运动必将面临很多挫折和抵触。

如果说广大干部群众在***中是跟着***指挥棒走的话，***后来则是被***牵着鼻子走。运动发起后，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他自己也欲罢不能，不得不通过一个又一个运动来修正和调整。然而按下葫芦起来瓢，这场无休止的运动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使他无法为***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也没有完成最后的交接班，留下了一生的败笔。

***就结果而言是一次失败的社会变革运动，至少表象上是半途而废。但是，放大到中国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看，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是成功的，对于唤醒沉睡几千年民众的觉悟功不可没。它推动了以群众性大民主为标志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尽管这种民主形式是官僚特权阶层最不希望看到的，或者是不成熟的。

由一马当先 2013-10-19, 11:35

共产复辟，交织渗透，势力相争，试验告终
苏联解体，独立特立，根质未变，何能大同

由一星 2013-10-19, 13:37

为什么孔子又是等级王权的坚定维护与推动者？

由一星 2013-11-09, 00:54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5/53/41/4_1.html

由一星 2013-11-11, 02:49

司马南：改错的，再改回来，也是改革！

作者：司马南发布时间：2013-11-10 来源：司马南的博客

我们有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被改了，改得有点过，现在我们要试图把他找回来，北方土话说就叫"找补"回来。比方说, 医疗教育这两个东西, 可不可以市场化呢?实践证明这个度很重要, 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我们的改革往往只注重"杀出一条血路来", 却没有注意到是谁在流血?流
　　——三中全会前夜就人民日报万言长文答《香港明报》
　　记者：今天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来论述"两个不能否定"，就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然后就想请你就这些观点评价，就是你是怎么样看待他这样说，你能解读一下吗?
　　司马南：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 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研读这篇大文章.
　　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这类机构所写的文章，希望您能注意一个特点: 文章较少有创见性, 观点及围绕着基本观点的论述，都是有出处的。这些出处包括: 1.习近平最近的系列讲话，2.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 小平同志的若干说法……
　　所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党史研究室的这篇文章，没有什么理论创新，通篇都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论述的一些系统的阐释。打个比方说，好比习近平的讲话是***的讲话，这篇文章不过是***的秘书们所写的解释性的文章。
　　所有的秘书班子都要干这样的工作。
　　我的这样一个比喻，是为了让港媒能够更好理解这篇文章，而绝不是说文章不重要。恰恰相反，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天，在12月26号到来之前，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长篇的论述，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篇文章刊发的时间，文章的篇幅，以及具体的内容本身均表明, 文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记者: 您怎样理解文章的特殊的重要性?
　　司马南：
　　首先文章的篇幅比较长，各个方面都讲到了。但是你是否注意到?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著名的"毋庸讳言"?
　　什么叫毋庸讳言?
　　说白了, 就是承认错误啊!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 人民日报的长文从"经验不多"、"主观主义偏差"入手，坦白地老实地承认我们党建国以来犯过错误。文章列举到，我们党曾经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 也犯过"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纯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错误"。
　　当然最大的错误还是文革中的错误. 文章对于"文革的错误"专门讲了一段一一
　　"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又发生了“***”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党的探索进程遭受严重挫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训，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也就是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那是从整体上说的，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掩盖“***”前和“***”的错误。"
　　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个人和组织, 对这一段话的解读肯定是不同的, 我在电话里还听到有人对这一段话表示不满. 尽管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对"***的错误"的问题，我还是要说, 这篇文章没有新意。因为只是重复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内容。
　　这一自然段, 最后两句话是新话不是老话, 这个新话有一点儿新意。我希望你们能够仔细体会，你看啊, "不能否定改革前的历史时期，那是从整体上说的，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掩盖文化革命前和***的错误"……
　　这个话有注释的味道, 但这个注释在习近平的原话当中并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这话是多出来的, 因而有了不违背原意的新意.
　　记者: 文章当中还谈到了，"***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司马南：
　　这不能算这篇文章的新观点吧?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当中, 这都是原话. 你们太年轻, 没有听到过, 或者没有注意过, 在中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 这些都是原话啊. 这篇文章没有超出历史决议中对于***的定性。
　　记者: 文章中专门谈到***，一方面承认***犯过错误，不能忽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全盘否定***。这样的写法是有新意的吗?
　　司马南:
　　你们认为这样的写法有什么新意呢?
　　这样的措辞，这样的立意，这样的逻辑，这样的两个方面都兼顾到，完全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文革那段历史反思时的一贯说法。邓小平一贯主张，***同志功绩第一，错误第二，而且***同志的错误我邓小平和其他人也都有份。文章对此一点也没有发挥。当然文章肯定也不好意思把"我邓小平也有份"这句话加上了。
　　如果一定要找出新意的话，重申这样的观点，对于网上那些诋毁***同志的言论，算是一种回应吧。对***这样开国领袖历史伟人，只有实事求是地评论，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悍卫。毕竟***思想在十八大决议当中，依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网络上那样公开地诋毁***同志乌七八糟的言论，网管对此视而不见。
　　记者：你这么说，是回应了这个社会上的猜测吗?
　　司马南：
　　社会上的猜测太多了，有些猜测，是一些人他们的个人意愿的直接表达。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我正在美国观摩大选，有外媒打电话给我，一口咬定已得到确切消息，中央已经决定把***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十八大决议当中删除了…… 我说，你打死我都不相信你说的话。他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说，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你们是把愿望当作了现实，或者你们听信了公知忽悠你们的话，中国公知的话是不能信的。后来又见面了，这位记者很不好意思，他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他们信任的那些公知更靠谱儿。
　　记者:您认为发表这样的长篇文章, 还有什么背景呢?
　　司马南:
　　虽然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是以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名义发表的, 但是这样大的一个块头, 讲的又都是关于历史、现实、领袖、路线的重大问题, 且时机选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 所以这篇文章不同寻常. 不能把这样的文章和人民日报每天发表的讨论各项具体方面的具体政策的评论及四季歌一样的评论等同起来.
　　这样的长文, 疑似代表了中央高层最新思考的结果.高层或认为习近平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观点需要进一步阐释和明确, 需要联系中国***的整个历史, 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历史, 来加以阐释, 所以, 这个活儿就派给了党史研究室.
　　记者：然后你觉得他发的这个时机跟12月26日快来临也有关系吗?
　　司马南：
　　三中全会开过之后, 紧接着就是12月26日***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关于120周年，中央年初已经做了决定，这次习近平又专门去湖南考察，任总书记之后年内两次到湖南去考察，对纪念活动有六个字的嘱咐，一是隆重，二是简朴，三是务实。隆重是形式感，形式在这里代表的是内容, 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当然务实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务实, 就是要按照***同志所教导的那样去做 , 现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主题活动，其实就是从党的旧有的理论武器当中找到能用的、好用的、管用的, 过去曾经被束之高阁, 现在依然威风凛凛让人发热冒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 借以改进党的作风.
　　记者：明白，那么你觉得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都觉得这个社会上左右的分裂比较严重，然后你觉得这一篇文章能够就是说多大程度上寻找到共识呢?
　　司马南：
　　一篇文章弥合不了左右.
　　虽然从这篇文章的立意、发表、所陈述的观点的重要性的角度我做了上述解析，但我不认为一篇文章会有那么大神奇的作用, 能像大力丸一样弥合左右让全党乃至社会形成共识. 哪有那么大的作用?人民日报天天发社论, 有多少人在读?有多少人会照着去做?
　　中国今天分裂, 不是什么左右分裂. 在某些外媒记者的眼睛当中, 说到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 他们脑子里别只有一个左派右派的概念. 强调中国左派右派的分裂, 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 也是一种懒汉的哲学. 我接触外国媒比较多，他们对中国复杂的政治生态缺少认真调查实事求是的态度, 喜欢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用一种非黑即白的模式来理解社会思潮, 这是小儿科的治学方法. 香港的记者应当比欧美的记者更脚踏实地一些, 应对中国社会思想界的真实的状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今天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远非左右分裂那么简单. 人的大脑是左右分裂的，但是又是相互协同的，所以才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的生理活动.
　　那么今天中国的思想界意识形态领域当中, 真正的重要的分歧是什么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同志曾经对知识分子有过高瞻远瞩的豪迈地畅想. 他说, 现在, 我们在爱国主义方面有共同语言, 将来, 我们还要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有共同语言……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有共同语言，今天已经成了奢谈. 奢谈也已经极少有人谈了. 至于在爱国主义方面有共同语言, 这一个底线也早已经被突破了.
　　一些被称之为"公知"的人，他们是以"恨国"为职业的, 你说爱国, 他就说你民族主义. 你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他就说你是"进行曲的亢奋", 他们在地上找到了平均每人45克垃圾, 于是便大做文章, 说这些爱国者是"爱国虫", 说这些人爱国, 爱国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对于爱国者他们很之入骨, 说你是民族主义, 而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即是极端民族主义 , 极端民族主义自然就成了纳粹了.
　　对一些***、恨国的所谓公知来说，您说, 靠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样的文章能够争取过来吗?会因为看了人民日报这样的文章, 他们就和爱国者形成共识吗?我看写文章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思想的.
　　现在有一个新词叫"撞墙沉船",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人, 主要是被国内国外的一些夸赞和支持弄得知名度很高自我膨胀欲望愈发强烈的知识分子, 也包括一些富得流油的企业家, 这里边还有一些人是官二代红二代, 他们的社会存在与经济地位, 亟需要彻底改变今天的制度, 以让自己的财富落袋为安. 所以他们和国外的一些力量互动, 不断地设置新的议题, 以形成对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高压威逼.
　　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些人, 他们和党内高层的一些喜欢自我标榜独立人格, 而其独立人格超越党性的所谓的改革派，在意识形态上一个鼻孔出气, 总之, 都是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标准, 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则的"宪政"说词, 发誓要撞墙沉船另起炉灶.
　　十八大之后的党中央对此类倾向有态度, 这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针对这些人的这些倾向的. 文章鲜明地表达了中央关于此类问题的态度. 不是现在都在关心明天将要在北京举行的三中全会嘛，这篇文章对于三中全会决议的内容, 我看是下了点毛毛雨, 也叫打打招呼吧。
　　记者：那么你觉得是透露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
　　司马南：
　　这个信息, 一句话来概括, 就叫"执两端而取中庸".
　　现在中央是奉行中庸之道: 尽可能地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团结所有的人往前走。往左走不行，叫邪路; 往右走也不行, 也是邪路; 往后走, 那叫老路; 上天入地又没有可能.你说往哪里走呢? 只有一条路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前30年, 后30年, 不是两条路，而是一条路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从逻辑上来说, 中国***不可能否定前三十年，从逻辑上来说, 也不可能否定后三十年. 从事实判断来说，前后三十年亦不能否定.
　　刚刚说到核潜艇问题，最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连续几天时间报道了中国的核潜艇. 核潜艇什么时候研制的?1958年，就是大跃进开始研制的. 什么时候命名的?长征一号, 1974年命名的. 什么时候下水的?1970年下水的。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在文革时期，在大跃进年代，核潜艇和两弹一星一样，让中国有了自己的打狗棍, 拥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杀器，包括两弹一星核潜艇在内的大杀器，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我信手举这么个例子，是要说明我们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在逻辑上事实上都不能否定. 否定前三十年, 就意味着***自己失去合法性，将三十年变成一个真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因为否定了苏共历史最后将自己置于可笑的境地. 当然, 后三十年也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尽管有种种问题，但改革开放的确取得了全世界瞩目的伟大的成绩.连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竞争对手都不得不承认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前后三十年取得的伟大成绩。
　　前三十年打基础，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后三十年是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用习近平的原话说，前三十年后三十年都是在中国***领导下，人民建设自己国家艰苦奋斗的历程。
　　记者：然后他里面也有一句话，提的就是说要理直气壮地肯定***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 你觉得这个有所指吗?
　　司马南：
　　当然有所指，不仅有所指, 而且指的很直接.
　　今天有人说到***, 说到***思想, 他们往往绕着走. 有的高级干部喜欢卖弄他读书，但是在他的书单里边, 从来就没有***的著作. 这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批的理论成果, ***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坚持***思想, 焉能理不直气不壮?
　　三十年来，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所谓公知，对***同志采取极其下流和卑鄙的方式加以诬陷, 网上的文章铺天盖地, 一本又一本的专门诬陷***同志诋毁***同志的书在国外大量出版。过去因为秉承不争论的"大人训"，很多看不惯的同志不敢言说. 你不说，那些#***恨国的公知#却大说特说，那些放肆谩骂攻击造谣污蔑***的人, 非但不受批评，反被捧红成为中央电视台主讲嘉宾、著名学者.有些人还因此成了学科带头人.
　　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 直到今年819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之后才略有一些改善. 但是, 有些地方对于习近平的讲话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 该争的还是要争. ***, 历史没有办法绕过他; 现实, 没有办法绕过他; 未来, 也没有办法绕过他. ***是一座伟大的丰碑, 躲是躲不过的. 所谓外交政策的韬光养晦, 不应该用在这个地方.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 放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 那不叫韬光养悔, 而叫拱手相让、束手就擒、自取其辱.
　　记者：其实你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有一个增强舆论的主动权的这么一种态势是吧?
　　司马南：
　　态势嘛,如果说有, 也有那么一点.
　　单就这篇文章而言, 谈不到什么主动, 相反, 这样的文章是后发的, 是被逼出来的.这篇文章出来的太晚了，这样的文章写的太少了, 这样的文章完全可以写得更多更好. 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习近平已经讲了多久了?习近平给出的这个判断, 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可为什么直到今天党史研究室才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出来?
　　***是开国领袖，***领导人民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 在二十世纪这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对这样重大的命题, 我们说得太少了，而对那些在这些重大的历史命题上的信口雌黄恶意谩骂, 我们绝少回击. 对于党的理论和宣传部门来说，这不是失误两字能够解释搪塞得过去的.所以接过您的话, 我认为这篇文章所代表的一种趋势, 是对于被动的一种反应, 还谈不到主动出击. 如果真要主动出击, 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 请把互联网上那些对***同志的谩骂和攻击删除干净!
　　看看, 把问题一具体化, 有些人就不高兴了，我总是爱得罪人. 得罪了他们, 他们依然无动于衷. 有些人的名字在网上有一点点儿议论, 网络就会被删得干干净净. 可见, 有些能人把自己的面子和虚荣心看得比***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威望更重要.
　　记者：那么你对于他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不能否定的，他就说比较强调的就是说这句话，你觉得也有所指吗，或者有些指向，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民众的一些安抚呢还是什么?
　　司马南：
　　这是一个大的历史判断，是个历史的逻辑，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就是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没有了，特色就是给社会主义的一个否定。习近平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
　　今天, 尽管有利益集团成了改革的阻力，但是这些利益集团他们并没有变成领导阶级，中国社会的政治的结构没有改变，党章宪法原则没有改变，用保守的经济学家的说法, 政府依然还是"中性的政府", 并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大家所痛恨的那些利益集团现在他们还不能够自己为所欲为，否则他们也就没有必要撞墙沉船了. 墙, 还是在的, 船, 还是在的.
　　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有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这是事实. 但是社会总体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这也是事实. 三十多年来, 包括工人农民在内，全体社会成员是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的, 尽管这个好处还不够, 尽管这个好处相对于利益集团他们所获得的巨大利益这个好处显得那么羞涩.
　　文章立意旨在强调我们今天还是社会主义性质，并且指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因为我们存在问题，就否认今天社会主义的性质。
　　我严重同情文章的作者, 这文章写的太累了. 这边鼓捣一下, 那边鼓捣一下, 偏颇哪一边都会出问题. 所以文章要发表要发一万多字.
　　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 多次对文章的长度有个具体说法. 他老人家主张, 文章不要超过两千字, 最长也不要超过三千字长了就没有人看了, 看了也记不住了.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 不是我这样有特殊兴趣的读者, 一般的老百姓很难能够读进去的. 在140微博时代, 一万多字的文章, 的确是需要一点儿特别的勇气才能够读完.
　　我的口水文章已经说了不少了吧?打出字来也会很多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记者：那么他理清这个逻辑关系，关键就是说理清我们还是社会主义这个，你觉得他的出发点是在哪呢，为什么要有这个必要说必须理清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呢?
　　司马南：
　　其意义可能有两条:
　　笫一条, 是有人说你不是社会主义了，要不得了啊!我们必须讲清楚, 还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
　　第二条，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是还不完善，还是初级阶段, 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 对于来得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批评，必须认真总结，使之完善。
　　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我的理解是这样.
　　改革有双重的意思，我们过去比较多讲，改变那些不合理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制度方面的内容，把不好的改成好的，这叫改革。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所忽视，凡是被实践证明是好的制度、好的方法、好的原则, 要敢于坚持下去. 因为没有坚持住, 好的东西也被改掉了，我们要有勇气把它再改回来. 好的我们要坚持，把好的改了，我们再改回来，这也叫改革, 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改革。
　　我这样说, 你是不是听出了弦外之音?
　　过去, 我们有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被改了，改得有点过，现在我们要试图把他找回来，北方土话说就叫"找补"回来。比方说, 医疗教育这两个东西, 可不可以市场化呢?当然可以市场化?但是市场化要不要有一个度呢?实践证明这个度很重要, 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我们的改革往往只注重"杀出一条血路来", 却没有注意到是谁在流血?流血的人心里会怎么想? 身体流了血的人，如果心里也在流血, 改革让他们寒了心, 这样多的人不再是改革的动力的时候, 我们的改革还能不能继续推向前进?又前进到哪里去呢?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 我们在医疗产业化改革搞得民怨沸腾，极端的杀医生, 更极端的, 医生戴着钢盔开处方 .于是, 我们的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恶性案件，批评医生的作风不好，批评那些极端行为. 但是我们有没有从制度设计的更高的层面上去反思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我们更应当注意到, 这是我们改革过程中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才导致这样荒唐的结果，所以, 我们现在要找补回来。找补的方向是什么?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我们改革的公益性质，坚持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30年重要的教训之一, 关乎着人民生命安全的领域, 我们不能一味地以市场为导向，不能把人民币作为一个诱饵，在任何领域当中毫无节制地使用这玩意儿。
　　您说呢?
　　记者：明白。好的，行，那谢谢你司马老师，下次我再请教您吧。
　　司马南：不客气. 再见。
　　记者：拜拜。
　　( 2013年11月8日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 这是根据录音整理的速记稿)

由一星 2013-11-11, 02:58

文革在后来者所不能容忍的，十恶不赦的，称为浩劫的核心点是：践踏了上下等级权力与特权不可逾越的伦理体制。虚界的亿亿劫，尘世的上下五千年，高高在上的王权等级对生灵的独裁专制，剥夺占有欺压是正常的，反过来是天大的不正常。那么长的时间段都是可以的，唯独那十年是不可以的。

由一星 2013-11-11, 03:07

老鼠出于十三司，虚界支持搞复辟。虚部维持旧体制，阴阳反转行乐事。
一步私心群发动，多少性命已丢失。世尘不过生死转，虚部生灵多灭迹。

注：生死转也几乎变成性命灭迹了。

由一星 2013-11-11, 03:54

朱继东《环球时报》刊文：要重申改革决不是改到资本主义那边去
来源：环球时报 | 作者：朱继东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成为热议话题。要解决好朝什么方向、深化什么改革等问题，就要对改革开放进行正确认识和评价。笔者建议，应适时深刻总结改革开放，早日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立场，所以应在适当时机，总结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既看到成就和经验，也不回避问题和失误。像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适时做出“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什么是要坚定不移坚持的，什么是已完成历史使命应该停止的，什么是应该纠正的，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
　　正确总结改革开放，必须明确改革开放本身是形式、手段，而决不是内容和目的，明确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正如邓小平指出：“有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倾向不是真正的拥护改革政策，它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对此要高度警惕，应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非“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后者错把“改革”当作方向。要重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决不是改到资本主义那边去。
　　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难以完全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波动性带来破坏和浪费，甚至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市场机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贫富差距扩大;还有些地方把教育、医疗、住房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盲目推向市场，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出现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问题根源主要是有些领导干部过于强调市场经济，忽视了其社会主义属性，导致盲信市场、大肆私有化等错误思潮泛滥，并引发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贪腐横行、环境污染等问题。
　　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多年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科学的总结，特别要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依赖，强调其社会主义属性，提高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使其既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又能解决市场机制的缺陷弊端。
　　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他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些话澄清了社会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是总结改革开放的指导原则，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由一星 2013-11-11, 03:59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5/51/16/5_1.html

由一星 2013-11-11, 04:48

人民日报披露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方法

2013年11月11日 04:07
来源：人民日报

核心提示：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人民日报8日起就全面深化改革刊登系列述评。文章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要“上下呼应”，摸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点面协调”，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变稳平衡”，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结合。

相关文章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涵盖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些都是“硬骨头”。

文章说，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会、更清新的空气，就是改革要触及的“穴位”。

统筹协调，上下呼应闯险滩（全面深化改革·方法篇）

本报记者　龚雯　许志峰　王珂

改革无坦途，路该怎么走？

35年改革实践，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高超的智慧不断探索改革路径，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创造了推进中国改革大业的方法论。

方法正确，改革事半功倍、破浪前行。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调研时指出：“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这是对改革经验的宝贵总结，对改革方法的科学概括。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把握改革规律，为改革再次谋篇布局。

“上”与“下”的呼应——

摸石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

今年10月底，一项新举措牵动人心——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推进。

此前，按照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总体改革思路，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广东等地先后试水企业登记制度创新，“宽进严管”引发企业注册热潮。

它是顶层设计与“摸石过河”相结合的成果之一。从发轫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萌芽于深圳小渔村的特区开放，35年来许多重大改革都源自地方创新，再由国家指导支持，最后在全国推广普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折射“中国智慧”。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改革打响攻坚战，迫切需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在摸石过河中把握规律，在统筹规划中推进改革。

强调顶层设计，是改革的大局观。

趟深水，过险滩，“导航仪”不可或缺。有科学的顶层设计，才有合理的改革路径；有明晰的系统谋划，才有扎实的改革措施。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表层麻烦解决了，深层问题凸显了；显性症结化解了，隐性风险浮现了；发展水平高了，诉求也更庞杂了。新旧矛盾纠结，利益藩篱交错。缺乏顶层设计，改革难以凝心聚力，有的改革不仅要顶层设计，还要顶层推动，全面改革拒绝碎片化。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涵盖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啃掉这些“硬骨头”，非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能够单打独挑，必须从顶层谋篇布局。

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今年9月，35个成员单位组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直接受国务院领导，超越条块利益的顶层设计有了更具体的依托。

尊重基层首创，是改革的群众观。

不久前，一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在上海出台，给不少人带来观念的震撼。因为它不仅奖励改革创新者，更强调对“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实行“免责”，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亿万人民是改革主体。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就要集思广益，鼓励先行先试，让群众探索实践的涓涓细流，汇聚为推动改革的滚滚热潮。越是牵涉面广、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往往难度越大。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每一份改革方案集民智、顺民意，才会破解千难万难。

“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十八大以来，上与下的呼应，最大程度聚合着改革正能量，激发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点”与“面”的协调——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

9月29日，中国境内首个自贸区在浦东揭牌。这块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田”，要做的文章并不止于“自由贸易”，还涉及外资、财税、物流、政府行政管理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探索。

“不是栽盆景，而是种苗圃”。在自贸区的框架设计中，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清晰可见。

改革从一开始就非简单的修修补补。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更需把握好点与面的辩证法。

全面，意味着不能单兵突进。

改革不断深入，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

推进新型城镇化，户籍屏障不拆除、公共服务不均等、福利沟壑不填平，农民如何变市民？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金融风险如何防控？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企业成本上升，经营困难如何应对？完善社保制度，必然加大财政收支压力，财税体制如何与此相适应？

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必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全面，并不代表遍撒胡椒面。

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改革大局尤为关键。

矛盾有主次。抓准主要矛盾，“小切口”能解决“大问题”。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这一“马前卒”疾步快跑，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或下放，推动政府“自我革命”；“营改增”渐次铺开，对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形成倒逼……牵住牛鼻子，可以“一子落而满盘活”。

诉求有缓急。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会、更清新的空气……群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问题，就是改革要触及的“穴位”。在这些紧要处发力，改到痛处，改得彻底，既是改革的题中之义，也能凝聚社会共识、提振改革信心。

没有整体推进，改革会顾此失彼；不搞重点突破，改革会节奏迷乱。

眼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把握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展示了我们党从容驾驶改革航船的智慧、技巧与能力。

“变”与“稳”的平衡——

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结合

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

35年的改革没有采取激进式休克疗法，不搞一步到位，而是采取“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的渐进办法，避免社会震动过大，较好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动力，停不得；发展是目的，慢不得；稳定是前提，“冒”不得。今天，改革发展稳定彼此交融的态势日益明显，相互作用的趋向更加突出，必须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确保全面改革顺利进发。

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胆子大，才能啃动“硬骨头”。全面深化改革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面临多元多变的新环境，改革不再是先前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需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气闯关夺隘，不失时机地大胆开拓。改革越前进，发展就越有底气，抗风险能力越强，越能获得积极的社会稳定。如果因为局部利益和短期风险而顾盼犹疑，就可能前功尽弃。

步子稳，才能掌好“方向盘”。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无论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还是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都应科学权衡。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更要稳妥谨慎，任何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推行，必须统筹各方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减少阻力，消解隐患，使改革从易到难、从小到大、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循序推进。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今年，改革新政密集出台，项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营改增”为企业减轻上千亿元税负，20多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专项治污，涉农资金整合拉开序幕，制约民间投资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加快打破……

改革的唯一价值，是为人民而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人民而发展。如果改革红利不能反映在老百姓身上，发展成果无法惠及最广大群众，改革会失去动力，发展将没有意义，稳定的环境就难以保证，建设和谐社会就离开了民意根基。

“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从利益格局的调整，到体制机制的创新；从各方诉求的平衡，到发展方式的转型……挑战前所未有，改革稳中求进。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指引，有体现人民意志的改革布局，有凝聚各方智慧的改革方法，中国式的改革道路越走越宽广。

市场取向，效率公平为百姓(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篇)

本报记者　龚雯　田俊荣　吴秋余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10日01 版）

改革用什么改变了中国？

从短缺到充裕，从温饱到小康，从封闭到开放，从僵化到活跃，改革用市场魔棒激活当代中国，焕发蓬勃生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人的伟大创造，中国发展的活力之源，中国改革的不变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市场化改革再扬风帆。

市场化改革是活力之源

回望来路，才知道中国的改革已走出多远。

35年改革历程，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配置。市场经济借助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杠杆，把有限的人、财、物以最优化的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快速满足千姿百态的需求，实现效率提高和财富增进。

改革从市场起步，中国需要市场经济。

35年前，改革起步，国门打开，“市场经济”第一次进入我们党的视野。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十三大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市场取向轮廓逐渐清晰。

21年前，十四大将“市场经济”第一次写上社会主义旗帜，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方向更加明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奠定我国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飞跃；

11年前，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1年前，十八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实践，深化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市场的作用，增强了我们锐意推进改革的自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改革的每次重大突破，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坚定步伐。

35年来，市场化改革披荆斩棘，一路开枝散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彻底改写中华民族的命运，成为活力之源、变化之源、发展之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基因组合，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核心是理顺“两只手”的关系

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但核心是理顺“两只手”的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看不见的手”要充分施展——

经历了多年争论，人们终于明白，任何计划与行政干预，都不可能比市场这台“超级计算机”更高明。

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没有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而是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面对所谓银行“钱荒”，没有降准、降息一味“放水”，而是在适度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让利率杠杆调节资金需求；面对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不是急于输血，而是放宽准入门槛、降低创业台阶，使民营银行好梦成真，“零成本”注册遍地开花。

“看得见的手”要真正有效——

市场一旦失灵，政府就要出手：“一袋奶粉”曾让千家万户头疼。今年，“奶粉进药店”，最严监管重塑国产品牌公信力；“6家奶企罚款6.7亿”，最大反垄断罚单逼出奶粉降价潮。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不可随意而为，但也不能无所作为。从“划桨”变“掌舵”，从“全能”变“有限”，恰恰需要政府有担当，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切实将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当好“守夜人”。

用好“两只手”，呼唤政府“革自己的命”，使越位的归位、缺位的到位、错位的正位。十八大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刀阔斧，展现了壮士断腕的勇气。

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开放初期，“效率就是生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人们的追求。今天，“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公平焦虑”却越来越多，人们对公平正义呼声强烈。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种种不公平社会现象，并不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就要在改革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消除不完善因素，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避免“权难制衡，利难共享，人难出头”。

要促进权利公平。通过户籍、社保等制度改革，弥合“城乡二元鸿沟”，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别让一纸户口簿挡住农村人口的平等养老和医疗、挡住农家子弟的平等教育和高考、挡住农民工的平等劳动和报酬。

要促进机会公平。打破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简化行政审批，让不同类型的经营者平等参与、同台竞技。

要促进规则公平。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很多人宁信“潜规则”、不信“显规则”，“不找熟人不安心、不送红包难放心、不走关系总担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健全法律体系，用法治处理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各种利益主体才能公平竞争，释放创造潜能。

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政府既要跟上市场节拍，又须守护公平正义，每一次改革都应考量：是不是“保障大多数人切身利益，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同时，“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让社会力量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调节器”。

今年，一项项促公平、惠民生的举措接连亮相：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九连增”，前三季新开工保障房620万套，600万户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样的税负，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金融和铁路等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国务院决定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

向市场经济要效率，向社会主义要公平。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提升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改革就能最大程度地凝心聚力。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时间紧迫，距离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只有短短7年：任务繁重，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需攻坚克难。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以来，改革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阔步前行：

国务院多个机构调整撤并、取消和下放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开、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登记门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市场化改革越往前走，触及的矛盾越深，涉及的利益越复杂，遇到的难题也越大。目前，影响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因素依然存在，市场化改革面临新挑战。破解前进中的旧痼新疾，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亟须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冲破利益固化藩篱，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巨轮驶入更辽阔的海域。

人们对下一步市场化改革寄予热望：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户籍、社保制度等改革要破题，促进新型城镇化；财税、金融、投融资改革要大力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加快形成；市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改善民生和加强公共服务……

改革无止境，方向不动摇。

十八届三中全会继往开来，市场化改革站上新起点。沿着这个方向挺进，我们坚定不移，壮志满怀。

改革开放，永续发展激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变化篇)

本报记者　江夏　赵永平　陈仁泽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09日02 版）

今天，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关注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35年，改革开放大潮奔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将全力打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第二季”。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倾听中国前进的足音，我们更加清醒，更加坚定。

中国实力

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中国距离民族复兴的梦想越来越近

如今，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发展的强劲脉动。

世界舞台，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

金秋十月，印尼巴厘岛的APEC峰会，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大厅内人头攒动，许多外国记者前来询问日程，不少人能用流利的汉语提问。墨西哥海滨小城的G20峰会，“中国态度”影响世界经济走向。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常态。中国企业、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中国分量越来越重了。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

应对挑战，中国能力越来越强。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看不见的手”潜移默化，“看得见的手”精心调控，让风景这边独好。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明显，党中央保持定力、稳定政策，坚定推动改革，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8%，结构调整也呈现积极变化。

迎战非典、抗震救灾，依托应急管理体系，应对更加有效有序，社会心态也更加成熟理性；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恢复重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快速发展，开放的中国更加自信。

当年，世界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走在北京大街上，曾引来了无数中国人的围观。可如今，独具中国特色的丝绸、中国红成为世界时装周上的重要元素。加入WTO，中国加速融入世界。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神舟”飞天、“蛟龙”探海到首艘航母“辽宁舰”交付，中国人从未如此底气十足。

这背后，源于中国实力。

——经济从“濒临崩溃”走向“世界引擎”。35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142倍，全球排名跃居第二，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今，中国不到3天创造的财富，就超过1978年全年。

——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近十年，中国农村的脱贫人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数量。城乡收入大幅增长，出行越来越方便，生活越来越多彩。

——社会保障从低水平到制度全覆盖。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洒向民生领域，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逐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织就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对外开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更深：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86倍，2012年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连续七年世界第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13亿中国人意气风发地融入文明现代的新生活，我们离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

中国活力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深度融合，人的积极性大迸发，社会生产力大解放

中国实力的背后，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活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调研时的铿锵话语，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的鲜明宣示。

回首35年改革路，一个个镜头跃然眼前：

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当年为求个活路甘冒坐牢风险。如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到处涌现，亿万农民快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

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章华妹，当年曾为卖点纽扣提心吊胆。如今，民营经济已占据中国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

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当年为“4分钱奖金”惊动了中南海。如今，上海自贸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试行“负面清单”模式，形成敢闯敢试的宽松氛围。

……

这是思想活力竞相迸发的35年。

冲破精神枷锁，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迸发出来。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曾经被固定在土地、车间、单位的人们，现在可以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就业、创业。一个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体汇聚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

这是市场活力***四射的35年。

挣脱体制羁绊，长期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解放出来。从过去公有经济一花独放，到如今多种经济主体百花盛开，经济细胞更有活力；从过去一块肥皂、一盒火柴都由国家定价，到如今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是市场定价，各种要素活跃起来，僵化的计划体制已经被市场配置资源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越走越宽。

改革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活力！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持市场取向，瞄准“难啃的硬骨头”，一系列“破冰”之举加大了“放活”力度：

更大规模放权。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政府正从“全能”变为“有限”，从“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更多行业“松绑”。给民企松绑，涉及国计民生的多个领域放宽市场准入，给小微企业减税，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加速打破民间投资“玻璃门”。

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启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欧洲国家瑞士和冰岛签署了自贸协定，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今天，改革正从单项突破到综合配套，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推进。中国，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充满朝气和活力！

中国动力

经济发展引擎正在换挡，加快转型升级，建设生态文明

35年改革创造中国奇迹，也伴生日益突出的问题：人们普遍富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经济高速发展了，但资源、环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眼睛盯着GDP多了，社会建设落后了，还有产能过剩、雾霾围城、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

改革，一直在前进中不断反思、不断突破。面对成长的烦恼、发展中的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十八大的召开，让中国的改革开放站上新的高点。

随着改革步步深入，中国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面对产能过剩，加快转型升级。发展更注重持续的“动力源”，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长远后劲。“不以GDP排名比高低、论英雄”，不少地方主动调低增速目标，为转方式、调结构留出更大空间。今年以来，宏观调控严控“两高”行业，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4%。

推进结构调整，加快释放内需潜力。今年上半年，内需拉动经济增长7.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拉动3.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7%，这说明增长动力正加速切换。

人口红利衰减，加快创新驱动。一系列主动调控的决策举措，不断释放创新动力，“宽带中国”战略上路，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5.3%。北京中关村平均每天诞生11家科技企业，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跨国公司研发目的地首选国，“人口红利”正在转变为“人才红利”。

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建设美丽中国，最终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今年以来，国务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专项治污。

“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痛下决心打破体制机制藩篱，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正如外媒感叹的，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中国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

三中全会，历史抉择树航标（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篇）

本报记者　皮树义　朱剑红　陆娅楠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08日01 版）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天开幕，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即将展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系列述评”，敬请关注。

又是一次三中全会。

金秋北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引来无数金色畅想。

又是一座历史丰碑。

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再次勾画宏伟蓝图，推动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回首35年改革，党中央已召开了7次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每次三中全会，党中央都站在历史潮头，果敢抉择，科学部署，引领改革阔步前行。

7个三中全会，7座历史航标。举世瞩目的第八个三中全会，必将树起中国改革发展航程上的新航标。

改革的航标灯

三中全会总是在关键时刻，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一次三中全会就是一次重要抉择。

1978年的中国，就站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

走出文革“十年动乱”，百废待兴。经济濒临崩溃，商品匮乏，百姓生活艰难，世界快速变化。面对此情此景，中国***人伟大觉醒，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传统计划经济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

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压抑活力，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改革探索，使改革的方向越来越明晰。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搭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年后的2003年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新航程。

又是十年过去，中国再次站在了一个历史新起点。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从“濒临崩溃”变为“世界引擎”。但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低，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严重等社会矛盾压力日增。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10月的上海外高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服务大厅，一派热闹景象：20多个服务窗口前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和注册的长队一直排到楼外。挂牌刚一个月，自贸区就新增234家企业，外资新设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是去年同期的7倍。建立自贸区这项大胆的改革给上海经济带来了新活力。

经济迫切需要增强发展后劲，社会迫切需要化解突出矛盾，人民迫切需要公平正义。这些都离不开深化改革。改革正从面对具体的经济问题转向面对相互交织的经济社会矛盾，改革正从经济体制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全面进发。

改革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勇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说：“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

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再次果敢抉择，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加油站

三中全会总是集中人民的意志，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改革是亿万人民的坚强意志，一次全会就是一次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那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35年前一个冬天的夜晚，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偷偷在一份契约上按下了手印，“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是每到秋收就被迫出门要饭的小岗村农民的悲壮之举，也是广大农民有粮吃、有钱花的朴素愿望。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1984年3月，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呼吁：请给我们松绑。这是国有企业摆脱僵化体制束缚的大声呼唤，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解放生产力的迫切要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是改革的根本动力。民有所呼，党有所应。每一次三中全会都顺应民意，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小岗村农民的呼声得到了回应。十一届三中全会让改革首先在农村开花结果，广大农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1998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加快农村改革。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对深化农村改革做出决定。改革惠及亿万农民，希望的田野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新农村画卷斑斓。

福建厂长们的呼声得到了回应。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城市经济和企业改革的大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活力焕发，民营企业茁壮成长。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正是因为尊重人民意愿、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改革才得以稳步推进。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带来成就也带来了更多的期盼。最近，人民网关于“改革心声”的大型调查，表明人们对新一轮改革最为关切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改革。人们期待经济更有活力，生活更有保障，社会更加公平。

人民的新期待就是改革的新目标。十八大以来，多项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推进。汇聚更多民意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更多地回应人民的呼声。

改革的百宝箱

三中全会总是驾驭复杂局面，科学组织改革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次三中全会就是一次领导改革能力的提升。

价格闯关是改革史上第一次遇到的重大挑战。1988年，为了革除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弊端，中央准备一举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消息传出，各地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抢购风潮，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飙升到20%以上。这年9月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今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党中央第一次提出了改善宏观调控以及综合改革的理念，这成为此后推进改革发展的两项基本方法。

改革是一场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单兵突进。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组织，党中央在驾驭复杂局面中展示大智大勇。

历次三中全会在部署改革任务时，都要部署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结合，重点突破与统筹协调结合，尊重群众创造与顶层设计结合……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保证了改革有序推进。

改革进入深水区，渡过深水区，需要方向，更需要方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稿已经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了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今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密集到基层调研，了解民情，问计于民。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总结改革经验，汇聚各方智慧，决定将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博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这样描述今天改革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无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又一次考验领导改革的能力和智慧。

35年风雨兼程，35年挑战接踵。一次次穿过风雨，一次次越过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以更大的勇气、更高超的智慧，续写改革新篇章。

由一星 2013-11-11, 04:56

顶层设计天心引，常道运作氤氲心。摸石过河人觉应，同床异梦旧制尘。
天生异象多警示，旧制虚实正沉沦。自古阴阳皆需死，境迁性命留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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