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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热及大师们
由 惜缘 2013-08-08, 18:44
盘点那些年忽悠过的气功大师们
2013-07-24 13:51:08
2013-07-24
9136人参与讨论
“气功热”是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群体癔症。从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到手断钢筋隔空取物，气功不断塑造着“超人”、“神医”，更是以不同的理由迷惑了不少人。
作者：源尔
日前，在继马云、赵薇拜访之后，气功大师王林又再次被媒体起底，揭露其以“空盆来蛇”等所谓“超凡本领”结识社会名流。然而，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大师的崇拜，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就席卷各地。几年间，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气功大师更是层数不穷。
“当代华佗”胡万林：
这位“神医”凭肉眼便能看出一个人有什么病，而且什么病都能看，什么病都能治，什么号脉、听诊器、X光透视、CT全不用。其治病的核心理论是：人生百病皆因水，病了的人就该用芒硝强行“脱水”，而芒硝在医学上用作强泻剂，常人用量不超过10克，而胡万林则是不管计量大把加用。根据他的“运动疗法”，病人吃了“药”之后，上吐下泻，就能药到病除。
胡万林，原名胡震杰，1982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3团哈木胡提监狱服刑。1994年，服刑期间的胡万林开始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3团医院中医门诊部行医。1996年，因为经手治疗过的患者中先后有13名死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紧急下发《关于立即停止罪犯胡万林非法行医的通知》，明确提出立即停止其非法行医的行为。
1998年初，著名作家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出版，该书的上部“发现当代华佗”详细介绍了“神医”胡万林。说他在新疆行医四年中，收治各类疑难病症120万人，共治愈癌症（其中大多数为晚期患者）6400多例，聋哑等先天性残疾5420多人，牛皮癣、硬皮病等2200多人，心血管病7000多人，甲亢1000多人，各类风湿病1200多人，其他如帕金森氏症、骨质增生、前列腺肥大、不育症、胃、肠、胆、脾、肾、眼（高度近视、青光眼、斜视、弱视等）、喉、腰、腿等疾病以及低烧、脱发等多达数十万人。
1997年7月，他在太原开办了胡万林医院，治死20余人。1997年11月左右，在陕西长安县太乙宫镇开办了臭名昭著的终南山医院，引来10万人“朝圣”，闹出146条人命。1998年6月15日，“神医”胡万林在河南商丘市卫生局及相关部门力邀之下，来到商丘创办卫达医院，先后治死30余人。
河南省漯河市长刘法民在北京被诊断为肝硬化。1998年9月24日，刘法民来到商丘卫达医院，经过“神医”几秒的“目测”之后，刘法民拿了被胡万林称为“活水”、“神水”的芒硝。在按“服药须知”服药后，即呕吐、腹泄、呻吟不止。次日晚上再次服药后又是呕吐、腹泄，凌晨一点以后刘法民就有了全身抽搐的反应，后来还伴有昏迷，三日后，最终去世。
1999年1月16日，胡万林以涉嫌非法行医罪被商丘警方正式宣布逮捕。2000年9月30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为人治病，在诊断中造成多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为由，一审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胡万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15万元。
“天外来客”张宝胜：
在作者诸葛喜汉(曾任本溪市科协主席)《超人张宝胜》一书中，把张宝胜描写成一生下来就有“特异功能”，是不用训练，与生俱来的先天“特异功能人”。1980年6月，《本溪科技报》编辑徐华和本溪公安局刘兴国专程来到张宝胜所在桓仁铅矿，接张宝胜去本溪。在本溪市科协主席办公室里，一些官方人物的测试，肯定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从此，张宝胜正式出山。此时，张宝胜在本溪、在沈阳、在整个辽宁省，爆出一个个的“轰动效应”，媒体发出一篇篇的报道，张宝胜可以通过铁质、纸质、布质、瓷质等物体识别各种颜色、图案、物件，影象。认字、识图、辨物效果等功能不胫而走，“移物”的本领也越来越大。
1981年冬，张宝胜受辽宁中医学院茹院长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之邀一闯北京。1981年11月27日，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看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表演，从此走上了支持“特异功能”的道路。回到沈阳后，张震寰给张宝胜写过几封信，鼓励张宝胜用“特异功能”为祖国多作贡献，并表示要调张宝胜到北京来工作。
1982年2月，辽宁中医学院又接到通知，调张宝胜进京，参加“特异功能”测试。此后，国防科工委507研究所认为，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可用于军事目的。后经国防科工委批准，1983年6月2日张宝胜正式调入该研究所。而“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更是曾指导507所对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做过系统的科学实验，此实验后来获得全国科技二等奖。
在改革开放后，“特异功能”被当成中国土地升起的科学奇葩，将带来中国大地上的科学革命，将引起东方的第二次文艺复兴。1988年5月13日，由航天生理研究所主办的由张宝胜唱主角的汇报兼表演会，是“鉴定”张宝胜有没有从某个封闭的瓶子里取出某些药片、有机玻璃片或任何固态实物的能力。邀请了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参加，后张宝胜被鉴定“特异功能”的失败。直到七年以后的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以后，张宝胜作伪作假的事实才被揭露，而后张宝胜因涉嫌诈骗和扰乱社会治安等罪，被批准逮捕。
“中国影子政府总统”张宏堡：
张宏堡，1987年创办“中华养生益智功”，简称“中功”。中功宗师张宏堡被描述为能出神入化地把马列主义与气功功理融为一体。提出的“国家重组”大战略理论，以及中国修宪八大动议，指出了中国现行政治的五大致命问题和三大关键环节；自命“中国影子政府总统”、“世界宗教法王厅‘宏宝大法王’”，“民主中国的开国领袖”。
在其创办“中功”之后，打入国家司法机构是张宏堡殚精竭虑进行的一件事。有心计的张宏堡专门做了研究，采取投其所好的办法，征服了“第四个主攻方向”：公、检、法、司系统。
在获得司法系统对气功速成班的支持后，张宏堡向全国推广“中功”，成立全国性、国际性的“中功”组织，出版刊物《麒麟文化》，并创办“中功”实业。据“中功”骨干分子撰文透露，从1987年到1995年的8年时间里，张宏堡就建立起6个市场区(每区5个省)，30个省级营销机构，300余个地、市级营销机构，2790个县级营销机构，10万余乡镇机构，网点铺盖全国每一个角落。首创的养生产业制造出120个产品，创利数亿；张宏堡在1995年整合所有机构成立“麒麟集团”，下有10万余员工为其工作。仅1990年，听过他带功报告或参加过学习班的，就达800万人次。
张宏堡真正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把各种社会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收费、发展组织，搞“连锁经营”，张宏堡敛财几乎无处不在。张宏良所在的“人体培训学校”，每位学员每期收费几十到百元不等，四期学下来，加上校内食宿，总共要两三千元。前来“国际生命科学院”看病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医院里不单用气功看病，同时输液、打针、卖药一应齐备，俨然一家正规医院。每位病人去看病时，先要进行气功调理，一天两次，每次50元，一个疗程十天半月不等，打针吃药的费用另计，收费不菲。
张宏堡还通过大量印制非法出版物、磁带、个人肖像画来赚钱。此外，他还鼓励“中功”弟子为基地捐献家业，规定捐5000元的可与其合照，捐一万元可陪同其吃饭，如果捐更多的话，还可得到他亲自发功治疗。通过多种名目和方式，张宏堡敛聚了巨大的家财，成为当时所有“神功大师”们中最富有的一位。
1990年10月，北京警方接到内蒙古一受害妇女的举报，并对张宏堡立案侦察。之后，四川、重庆、贵州等多地公安机关也相继接到被强奸妇女的举报。张宏堡1995年逃往泰国，1998 年又辗转美国，2000年6月中国以涉嫌强奸妇女、伪造证件，非法印制出版物等罪名，发布通缉令.缉拿张宏堡。这时的张宏堡在美国花重金聘请律沛，寻求政治避难，2001年4月，张宏堡被假释出狱，一直在美国过着奢侈的生活。
“救火先锋”严新：
1987年5月6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大兴安岭火灾，其后名动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邀请:“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给予支持。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于是，严新把自己封闭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随后抛出一句预测:三天后，火势开始缓解。几天后，在消防官兵的奋力扑救下，大兴安岭的大火全部被扑灭。“大师”似乎真的发挥了作用。
在当时，对于气功被认为是最高的科学，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称为东方的科技革命。甚至还有更荒唐的观点，叫“气功治国”。严新给大兴安岭救火就是一个例子。严新还曾表示，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这些说法让一批国防专家兴奋异常。
1986年6月27日，四川成都的气功师严新医生奉招进京为晚期癌症患者邓稼先退烧。严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护人员通过先进而周密的治疗使病情缓解的结果说成是自己外气治疗的功劳。然而当患者病情恶化时，严新则归罪于医学专家对他的蔑视，并通过报导宣扬“想来邓稼先之病当有治愈希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邓稼先病情出现反复，抢救无效，终于7月29日下午1时50分与世长辞。
虽然严新在给邓稼先的治疗上没能为自己捞着分，但是他这次北京之行却为他成名一举奠定了基础。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接纳并安排严新作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访日友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访问日本。
此后，清华大学陆祖荫、李升平将严新请到清华大学分别在生物系、化学系等地搞所谓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实验，198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宣布，严新远距离发功使生物实验室里的化学样品发生变化。
1987年8月，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把与严新作实验的6篇论文提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钱学森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在科技知识界颇具影响的《光明日报》，分别于1986年11月18日和1987年1月24日发出两篇宣传严新用其神功异能治病和清华大学人员合作用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报导。这两篇报导，尤其是这后一篇报导，一下子轰动了国内外，并引起更多记者纷纷采访严新，将严新越炒越热，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在90年代末，严新气功成为中国首批获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注册的气功功法。
“气功热”是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群体癔症。从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到手断钢筋隔空取物，气功不断塑造着“超人”、“神医”，更是以不同的理由迷惑了不少人，使之心甘情愿成为那场风潮的信徒。
由惜缘于2013-08-14, 08:54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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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08-09, 18:22
王林“掘金术”:200万生意3400万转手
在芦溪，王林曾借款给政府，2001年县政府将芦溪宾馆卖给王林并赠送百亩林地。2007年，王林将宾馆及林地以420万美元（约3400万元）转让，6年获利几千万。
“大师”王林如何在他的老家芦溪经营生意？在芦溪，王林曾借款给政府，显示了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2001年县政府将芦溪宾馆卖给王林并赠送百亩林地。2007年，王林将宾馆及林地以420万美元（约3400万元）转让，6年获利几千万。芦溪县政法系统内部人士表示转让过程未经过公开拍卖，为让王林拿到宾馆土地，两次虚假流拍，将拍卖价格从750万降至200万。
2013年8月3日，马云、赵薇拜访王林一个月后，“大师”王林豪宅前竖起了脚手架，鎏金的“王府”二字被铲去。
当天，王林在网上贴出回应，解释他的财富来源。王林说，他有时候做点生意。另外喜欢买房子，十几年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房地产投资，这些年行情好赚了不少。
王林得到芦溪宾馆的过程表明，他的生意离不开政府关系的运用。
2001年王林200万买下芦溪宾馆，政府送王林百亩林地。6年后，芦溪宾馆和林地420万美元转让。获利数千万。萍乡政法系统一高级官员认为，这是王林在芦溪挖到的“第一桶金”。
王林的双重身份
1993年，政府兴建办公大楼，王林捐赠10万港币，进入当时芦溪官员视线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林开着武警牌照的小轿车回到萍乡，关于“气功大师”王林的传说，遍布芦溪县城。上世纪90年代在芦溪公安局任要职的人士回忆，当时看见王林使用过多块武警牌照，“有南昌的，也有海南的。”
王林的拿手绝技是“空盆来蛇”和“空杯来酒”，他凭此进入气功界，并且与当时的警界和政府官员建立了关系。
当时，王林的名片上有各种名头，“江西省气功学会副理事长”、“江西省公安厅和萍乡市公安局高级顾问”、“江西省和萍乡市政协委员”等。
在王林的早期相册里，除了中央领导的合影，赣、粤、琼等地政府和公安系统官员均与他有多张合影。
王林如何取得“第一桶金”，当地流传他的发家史多与广东有关。
一名芦溪萍乡政法系统高级官员称，王林的发迹是从做“掮客”开始。他说，广东一家大酒店转让，王林凭借官方关系，做中间人，促成低价购买。后获得16%的股份，变现后收获上千万。
1993年，芦溪区政府兴建办公大楼。回乡的“大师”王林捐赠10万港币，春节时又向民政部门捐赠100床棉絮。
“芦溪官员知道他有钱了，”当时芦溪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刘成（化名）向记者表示，王林自此进入芦溪官员视线。
刘成向记者表示，作为回报，县里回赠王林300㎡左右宅基地，距芦溪县政府大门200米，该地后建成别墅。
1995年，“大师”王林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再回到芦溪后已成为一名“港商”。
借钱给政府
芦溪法院、武功山风景区都曾经向王林借钱，辞职下海的官员也向王林借钱经商
“港商”王林的能力最早通过借钱为人所知。
刘成介绍，王林吴姓同学当时任芦溪县财政局长，通过吴，王林以不同的利息借钱给芦溪的单位或个人。
王林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在芦溪县政府经济困难时，他曾用比银行还低的利息借给县财政几千万元。
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此前曾发布通稿介绍经过。“武功山开发初期，在融资无望的情况下， 王林个人借给景区1300万元，年利率4.6%，用于支持武功山的开发。”
芦溪县法院也向王林借过钱。当时的法院副院长钟炎生回忆，县法院新建办公楼后，缺装修经费，县法院后来找到王林，借款200万，“利息三厘六”，一年后还清。
政府官员也有多人向王林借过钱。1997年，当时的芦溪区委书记李振元辞职下海。他表示，下海初期，他曾向王林借过两笔钱，“一笔买车借过20万，后来又借过200万，都没有利息。”
芦溪县之前的财政局吴姓局长和另外一官员向王林借钱经商，后亏损无法按时偿还。王林告状到省里，要求官员还钱。刘成说，2011年前后，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还为此专门电报至芦溪县政府。
“看到王林资金雄厚，加之芦溪宾馆经营不善负债，县里决定把芦溪宾馆转让给王林。”刘成表示。
1994年，芦溪宾馆动工。宾馆占地50亩，由芦溪县土地局负责，工程费用超200万。次年改由芦溪县建设局经营。
芦溪县前建设局长刘告生回忆，芦溪宾馆累计贷款700余万，竣工后，包括餐饮、住宿、娱乐，在萍乡数一数二。
1997年开业时，宾馆主楼、酒店夜总会、桑拿中心，小卖部均建成。此后直到2001年，芦溪宾馆辗转几个承包商经营，均长年亏损，宾馆欠下一些债务。
2001年下半年芦溪县政府决议，将芦溪宾馆转让给王林。
虚假流拍
芦溪县政法系统内部人士称法院未公开拍卖，为王林低价拿到宾馆，两次流拍，价格从750万降至200万
转让的协议是在夜里签署的。
一位参与签字的官员回忆，当时县委主要领导临时通知，到“王府”签字，现场除了县委、县政府官员，还有县建设局、法院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
该官员介绍，芦溪宾馆主体建筑以及50亩土地作价200万转让王林。
芦溪宾馆当年转让王林时，是否依法经过评估和招拍挂？
8月6日，芦溪县国土局纪检组长欧阳建良拒绝记者查询档案，称已形成报告交芦溪县委、县政府。记者多次向芦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启耀提出采访要求，未得到回应。
多名独立的消息源则表示，宾馆的转让，没有经过招拍挂。
芦溪县有企业主提出500万买宾馆，未获同意。据举报人的材料，一个拒绝的理由是，“资金不雄厚”、“不利于今后开发”。
关于芦溪宾馆转让的过程，芦溪县政法系统内部人士称芦溪宾馆破产处理时，法院未公开拍卖，为了王林低价拿到宾馆，第一次虚假流拍，主楼评估价750万，降至500万；后又搞了第二次流拍，把价格降至200万元。“两次降价幅度均违反拍卖法及条例最多降20%的规定，严重违法。”芦溪县政府未对此未回应。
而据一份芦溪县当地的举报材料称，王林购得宾馆后，不交20万尾款，县法院多次催讨。最后一次几个法官去“王府”要钱。当时芦溪县政法系统人士表示，王林从2楼把20万现金扔下楼，钞票散落一地，法官从地上将20万现金捡起。此消息未得到当事人回应。
刘成介绍，2001年王林拿下芦溪宾馆时，时任芦溪县委书记的宋迪维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将芦溪宾馆卖给王林。
100亩的赠送
为了改善招商环境，促进全县经济发展，统一征地100.9亩，无偿赠送给王林
王林付出200万在拿到芦溪宾馆的同时，还拿到了芦溪宾馆背靠的100.9亩山地。
当时这100.9亩山地是以招商引资优惠的条件赠给王林的。“也就是说，王林0元拿到了100.9亩山地”，刘成说。
而记者拿到的当年县政府常务会议下发的文件明确写明，为促进全县经济发展，无偿送给王林100.9亩土地。
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时间是2002年6月，县长刘家富主持，县建设局、县林业局、县财政局等多个部门负责人参加。
该文件称，为了改善县里的宾馆条件，改善招商环境，促进全县经济发展，统一征地100.9亩，无偿赠送给王林，用于芦溪宾馆改扩建。
征地拆迁成本由县财政承担，县林业局负责测量，芦溪镇负责征地拆迁工作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县土地局协助镇政府征地拆迁，同时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会议要求，从速办好征地手续，从开会算起，为期十天。征地拆迁工作由当时的副县长江跃负责。
关于芦溪宾馆转让的具体过程，时任芦溪县委书记宋迪维现任鹰潭市委常委、副市长，时任县长刘家富现任南昌市副市长，记者多次联系两人，对方均未回应。
买下芦溪宾馆后，王林投资重新装修。2003年9月27日，萍乡市萍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王林装修后的芦溪宾馆房屋建筑物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作出评估报告，两者估价总计3478万余元。当年的评估报告显示建筑物估值526.9万余元，芦溪宾馆的地和百亩林地估值2951.9万余元。
当年9月30日，王林以实物投资，注册成立港资企业“萍乡市芦溪玉女山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女山庄），注册资本420万美元，替代此前的芦溪宾馆。
自此，芦溪宾馆变身外资企业“玉女山庄”。
不了了之的脱衣舞案
脱衣舞的事情之后，玉女山庄挂上一块牌子：“县政府招商引资重点保护单位”
2003年上半年，玉女山庄正式开业。
据玉女山庄的承包商回忆，玉女山庄夜场时常请艺术团跳脱衣舞以增加人气和客源。王林把玉女山庄的餐厅、夜总会以及洗浴中心分别承包给萍乡当地老板。
2003年下半年，萍乡市文化局查处玉女山庄夜总会脱衣舞表演时，发生了冲突。
当时的文化局干部称，当时芦溪县文化局市场稽查龙姓大队长，带领市局稽查大队，到玉女山庄的夜总会，被王林的儿子等多人围殴。龙姓大队长头部被打出血。此事后不了了之。
据当时的芦溪县公安系统内部人士介绍了另一件事情。2003年，有一次河南一个艺术团表演脱衣舞。有人举报到萍乡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时任治安支队长的龙墨成，派干警到玉女山庄调查。发现举报属实。当晚，民警通知艺术团到市局接受调查。
该人士称，之后第三天，江西省公安厅派出副处级纪检员到萍乡，称公安部收到举报，治安支队长龙墨成打击报复王林。后来江西省公安厅汇报，脱衣舞属实，打击报复查无实据。脱衣舞案，亦不了了之。
该人士称，此后玉女山庄挂上一块牌子：“县政府招商引资重点保护单位”。一般检查被禁止。要求不再干扰宾馆营业。
“重点保护单位”
当时的纪委干部回忆王林拎着一根铁链冲进县委大院，先是砸了县纪委的门牌，然后闯进县纪委办公室
2004年，王林的玉女山庄再一次受到“干扰”。当时的纪委干部称，被“干扰”后，王林冲击过一次县纪委。
他说，2004年上半年，芦溪县纪委接群众举报，有干部在芦溪宾馆赌博。当时芦溪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李秋派纪委干部去查，发现4个村干部打麻将。
“本来只是一件小事，批评教育就结束了，没想到王林却冲到纪委来要说法。”一位当时在现场的芦溪县纪委官员回忆，几天后，王林拎着一根铁链冲进县委大院，先是砸了县纪委的门牌，然后闯进县纪委办公室发飙。
芦溪县纪委干部回忆，王林在现场责问，“我是县里的招商引资企业，应该受到保护，你们纪委为什么查我的宾馆？是对我的不尊重”。据当时玉女山庄的承包商回忆，王林大闹芦溪县纪委后，县委书记宋迪维曾带队，到宾馆会议室说明情况。记者未联系到宋对此回应。
一位在场的员工回忆，“县领导当场解释，说以后不随便检查宾馆，会保护外商的利益。”
王林与当时县领导的交往，也让人感觉他在芦溪县的能量。
县政府一工作人员称，一次县委书记宋迪维开车等王林，王坐悍马出“王府”。王林悍马车内打开扩音器，催宋迪维起步，高呼：“宋迪维，你走啊！”“喊县委书记的声音，满大街的人都能听见。”此事未得到双方回应。
“大师”的关系
去年一审被判处死缓的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被王林称作“忠实信徒”
在萍乡，“大师”王林不仅与当时的芦溪官员关系密切，原萍乡市委书记，见王林，都以“大师”相称。
该书记主政萍乡期间，一次市政府官员宴请“大师”一位在场的官员回忆，席间，王林“说在座的干部都是贪官，是***分子。”
这位官员说，即便如此，市委书记依旧称呼王林“大师”，并打哈哈，说“大师这是开玩笑”。
“我们知道王林熟识大官，我们不敢得罪他，也不质疑他，都捧着他，不是他的‘神功’多了不起，而是他背后那些人。”萍乡市政法系统一位原高级干部解释。
去年一审被判处死缓的江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宋晨光，被王林称作“忠实信徒”。2005年，王林受时任宜春市委书记宋晨光之邀，携身边人和萍乡的朋友赴宜春锦绣山庄赴宴。一位当时王林身边人回忆，饭桌上宋晨光给“大师”带来的身边人盛饭。回萍乡时，宋晨光送至萍、宜交界。
上述身边人回忆，王林亦常在萍乡设宴，款待宋晨光。宋常光顾“王府”。
2007年，王林决定全额转让玉女山庄股份，6年前花200万买下的芦溪宾馆，他以420万美元（约3400万元）全额转让。
目前，原来玉女山庄所在的半山腰，已经盖起成片的商品房和联排别墅。
2013年8月3日，马云、赵薇拜访王林一个月后，“大师”王林豪宅前竖起了脚手架，鎏金的“王府”二字被铲去。
当天，王林在网上贴出回应，解释他的财富来源。王林说，他有时候做点生意。另外喜欢买房子，十几年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房地产投资，这些年行情好赚了不少。
王林得到芦溪宾馆的过程表明，他的生意离不开政府关系的运用。
2001年王林200万买下芦溪宾馆，政府送王林百亩林地。6年后，芦溪宾馆和林地420万美元转让。获利数千万。萍乡政法系统一高级官员认为，这是王林在芦溪挖到的“第一桶金”。
王林的双重身份
1993年，政府兴建办公大楼，王林捐赠10万港币，进入当时芦溪官员视线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林开着武警牌照的小轿车回到萍乡，关于“气功大师”王林的传说，遍布芦溪县城。上世纪90年代在芦溪公安局任要职的人士回忆，当时看见王林使用过多块武警牌照，“有南昌的，也有海南的。”
王林的拿手绝技是“空盆来蛇”和“空杯来酒”，他凭此进入气功界，并且与当时的警界和政府官员建立了关系。
当时，王林的名片上有各种名头，“江西省气功学会副理事长”、“江西省公安厅和萍乡市公安局高级顾问”、“江西省和萍乡市政协委员”等。
在王林的早期相册里，除了中央领导的合影，赣、粤、琼等地政府和公安系统官员均与他有多张合影。
王林如何取得“第一桶金”，当地流传他的发家史多与广东有关。
一名芦溪萍乡政法系统高级官员称，王林的发迹是从做“掮客”开始。他说，广东一家大酒店转让，王林凭借官方关系，做中间人，促成低价购买。后获得16%的股份，变现后收获上千万。
1993年，芦溪区政府兴建办公大楼。回乡的“大师”王林捐赠10万港币，春节时又向民政部门捐赠100床棉絮。
“芦溪官员知道他有钱了，”当时芦溪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刘成（化名）向记者表示，王林自此进入芦溪官员视线。
刘成向记者表示，作为回报，县里回赠王林300㎡左右宅基地，距芦溪县政府大门200米，该地后建成别墅。
1995年，“大师”王林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再回到芦溪后已成为一名“港商”。
借钱给政府
芦溪法院、武功山风景区都曾经向王林借钱，辞职下海的官员也向王林借钱经商
“港商”王林的能力最早通过借钱为人所知。
刘成介绍，王林吴姓同学当时任芦溪县财政局长，通过吴，王林以不同的利息借钱给芦溪的单位或个人。
王林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在芦溪县政府经济困难时，他曾用比银行还低的利息借给县财政几千万元。
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此前曾发布通稿介绍经过。“武功山开发初期，在融资无望的情况下， 王林个人借给景区1300万元，年利率4.6%，用于支持武功山的开发。”
芦溪县法院也向王林借过钱。当时的法院副院长钟炎生回忆，县法院新建办公楼后，缺装修经费，县法院后来找到王林，借款200万，“利息三厘六”，一年后还清。
政府官员也有多人向王林借过钱。1997年，当时的芦溪区委书记李振元辞职下海。他表示，下海初期，他曾向王林借过两笔钱，“一笔买车借过20万，后来又借过200万，都没有利息。”
芦溪县之前的财政局吴姓局长和另外一官员向王林借钱经商，后亏损无法按时偿还。王林告状到省里，要求官员还钱。刘成说，2011年前后，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还为此专门电报至芦溪县政府。
“看到王林资金雄厚，加之芦溪宾馆经营不善负债，县里决定把芦溪宾馆转让给王林。”刘成表示。
1994年，芦溪宾馆动工。宾馆占地50亩，由芦溪县土地局负责，工程费用超200万。次年改由芦溪县建设局经营。
芦溪县前建设局长刘告生回忆，芦溪宾馆累计贷款700余万，竣工后，包括餐饮、住宿、娱乐，在萍乡数一数二。
1997年开业时，宾馆主楼、酒店夜总会、桑拿中心，小卖部均建成。此后直到2001年，芦溪宾馆辗转几个承包商经营，均长年亏损，宾馆欠下一些债务。
2001年下半年芦溪县政府决议，将芦溪宾馆转让给王林。
虚假流拍
芦溪县政法系统内部人士称法院未公开拍卖，为王林低价拿到宾馆，两次流拍，价格从750万降至200万
转让的协议是在夜里签署的。
一位参与签字的官员回忆，当时县委主要领导临时通知，到“王府”签字，现场除了县委、县政府官员，还有县建设局、法院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
该官员介绍，芦溪宾馆主体建筑以及50亩土地作价200万转让王林。
芦溪宾馆当年转让王林时，是否依法经过评估和招拍挂？
8月6日，芦溪县国土局纪检组长欧阳建良拒绝记者查询档案，称已形成报告交芦溪县委、县政府。记者多次向芦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启耀提出采访要求，未得到回应。
多名独立的消息源则表示，宾馆的转让，没有经过招拍挂。
芦溪县有企业主提出500万买宾馆，未获同意。据举报人的材料，一个拒绝的理由是，“资金不雄厚”、“不利于今后开发”。
关于芦溪宾馆转让的过程，芦溪县政法系统内部人士称芦溪宾馆破产处理时，法院未公开拍卖，为了王林低价拿到宾馆，第一次虚假流拍，主楼评估价750万，降至500万；后又搞了第二次流拍，把价格降至200万元。“两次降价幅度均违反拍卖法及条例最多降20%的规定，严重违法。”芦溪县政府未对此未回应。
而据一份芦溪县当地的举报材料称，王林购得宾馆后，不交20万尾款，县法院多次催讨。最后一次几个法官去“王府”要钱。当时芦溪县政法系统人士表示，王林从2楼把20万现金扔下楼，钞票散落一地，法官从地上将20万现金捡起。此消息未得到当事人回应。
刘成介绍，2001年王林拿下芦溪宾馆时，时任芦溪县委书记的宋迪维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将芦溪宾馆卖给王林。
100亩的赠送
为了改善招商环境，促进全县经济发展，统一征地100.9亩，无偿赠送给王林
王林付出200万在拿到芦溪宾馆的同时，还拿到了芦溪宾馆背靠的100.9亩山地。
当时这100.9亩山地是以招商引资优惠的条件赠给王林的。“也就是说，王林0元拿到了100.9亩山地”，刘成说。
而记者拿到的当年县政府常务会议下发的文件明确写明，为促进全县经济发展，无偿送给王林100.9亩土地。
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时间是2002年6月，县长刘家富主持，县建设局、县林业局、县财政局等多个部门负责人参加。
该文件称，为了改善县里的宾馆条件，改善招商环境，促进全县经济发展，统一征地100.9亩，无偿赠送给王林，用于芦溪宾馆改扩建。
征地拆迁成本由县财政承担，县林业局负责测量，芦溪镇负责征地拆迁工作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县土地局协助镇政府征地拆迁，同时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会议要求，从速办好征地手续，从开会算起，为期十天。征地拆迁工作由当时的副县长江跃负责。
关于芦溪宾馆转让的具体过程，时任芦溪县委书记宋迪维现任鹰潭市委常委、副市长，时任县长刘家富现任南昌市副市长，记者多次联系两人，对方均未回应。
买下芦溪宾馆后，王林投资重新装修。2003年9月27日，萍乡市萍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王林装修后的芦溪宾馆房屋建筑物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作出评估报告，两者估价总计3478万余元。当年的评估报告显示建筑物估值526.9万余元，芦溪宾馆的地和百亩林地估值2951.9万余元。
当年9月30日，王林以实物投资，注册成立港资企业“萍乡市芦溪玉女山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女山庄），注册资本420万美元，替代此前的芦溪宾馆。
自此，芦溪宾馆变身外资企业“玉女山庄”。
不了了之的脱衣舞案
脱衣舞的事情之后，玉女山庄挂上一块牌子：“县政府招商引资重点保护单位”
2003年上半年，玉女山庄正式开业。
据玉女山庄的承包商回忆，玉女山庄夜场时常请艺术团跳脱衣舞以增加人气和客源。王林把玉女山庄的餐厅、夜总会以及洗浴中心分别承包给萍乡当地老板。
2003年下半年，萍乡市文化局查处玉女山庄夜总会脱衣舞表演时，发生了冲突。
当时的文化局干部称，当时芦溪县文化局市场稽查龙姓大队长，带领市局稽查大队，到玉女山庄的夜总会，被王林的儿子等多人围殴。龙姓大队长头部被打出血。此事后不了了之。
据当时的芦溪县公安系统内部人士介绍了另一件事情。2003年，有一次河南一个艺术团表演脱衣舞。有人举报到萍乡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时任治安支队长的龙墨成，派干警到玉女山庄调查。发现举报属实。当晚，民警通知艺术团到市局接受调查。
该人士称，之后第三天，江西省公安厅派出副处级纪检员到萍乡，称公安部收到举报，治安支队长龙墨成打击报复王林。后来江西省公安厅汇报，脱衣舞属实，打击报复查无实据。脱衣舞案，亦不了了之。
该人士称，此后玉女山庄挂上一块牌子：“县政府招商引资重点保护单位”。一般检查被禁止。要求不再干扰宾馆营业。
“重点保护单位”
当时的纪委干部回忆王林拎着一根铁链冲进县委大院，先是砸了县纪委的门牌，然后闯进县纪委办公室
2004年，王林的玉女山庄再一次受到“干扰”。当时的纪委干部称，被“干扰”后，王林冲击过一次县纪委。
他说，2004年上半年，芦溪县纪委接群众举报，有干部在芦溪宾馆赌博。当时芦溪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李秋派纪委干部去查，发现4个村干部打麻将。
“本来只是一件小事，批评教育就结束了，没想到王林却冲到纪委来要说法。”一位当时在现场的芦溪县纪委官员回忆，几天后，王林拎着一根铁链冲进县委大院，先是砸了县纪委的门牌，然后闯进县纪委办公室发飙。
芦溪县纪委干部回忆，王林在现场责问，“我是县里的招商引资企业，应该受到保护，你们纪委为什么查我的宾馆？是对我的不尊重”。据当时玉女山庄的承包商回忆，王林大闹芦溪县纪委后，县委书记宋迪维曾带队，到宾馆会议室说明情况。记者未联系到宋对此回应。
一位在场的员工回忆，“县领导当场解释，说以后不随便检查宾馆，会保护外商的利益。”
王林与当时县领导的交往，也让人感觉他在芦溪县的能量。
县政府一工作人员称，一次县委书记宋迪维开车等王林，王坐悍马出“王府”。王林悍马车内打开扩音器，催宋迪维起步，高呼：“宋迪维，你走啊！”“喊县委书记的声音，满大街的人都能听见。”此事未得到双方回应。
“大师”的关系
去年一审被判处死缓的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被王林称作“忠实信徒”
在萍乡，“大师”王林不仅与当时的芦溪官员关系密切，原萍乡市委书记，见王林，都以“大师”相称。
该书记主政萍乡期间，一次市政府官员宴请“大师”一位在场的官员回忆，席间，王林“说在座的干部都是贪官，是***分子。”
这位官员说，即便如此，市委书记依旧称呼王林“大师”，并打哈哈，说“大师这是开玩笑”。
“我们知道王林熟识大官，我们不敢得罪他，也不质疑他，都捧着他，不是他的‘神功’多了不起，而是他背后那些人。”萍乡市政法系统一位原高级干部解释。
去年一审被判处死缓的江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宋晨光，被王林称作“忠实信徒”。2005年，王林受时任宜春市委书记宋晨光之邀，携身边人和萍乡的朋友赴宜春锦绣山庄赴宴。一位当时王林身边人回忆，饭桌上宋晨光给“大师”带来的身边人盛饭。回萍乡时，宋晨光送至萍、宜交界。
上述身边人回忆，王林亦常在萍乡设宴，款待宋晨光。宋常光顾“王府”。
2007年，王林决定全额转让玉女山庄股份，6年前花200万买下的芦溪宾馆，他以420万美元（约3400万元）全额转让。
目前，原来玉女山庄所在的半山腰，已经盖起成片的商品房和联排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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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气功热及大师们
由 惜缘 2013-08-09, 18:23
江西省相关部门称王林涉嫌“七宗罪”
2013-08-08 11:43:17 来源: 北方新报(呼和浩特) 有1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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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08 11:43:17 来源: 北方新报(呼和浩特) 有1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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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消息 针对“气功大师”王林被媒体披露的种种问题，江西省各部门已开始行动。8月6日，江西省政府法制办会同公安、工商等部门召开了工作协调会。会上，相关各部门认为，根据媒体报道的王林的行为，其涉嫌“七宗罪”。
非法行医
江西省卫生厅表示，已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求调查“气功大师”王林一事，已就王林是否涉嫌非法行医着手调查。江西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王林没有注册执业资格，也未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他也没有挂牌经营，公布举报电话后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苦主”和受害者，所以，是否非法行医在取证问题上面临一些困难。
重婚
知情者透露，王林的岳父是南昌市公安局人员，王林婚后生一男一女。而后，王林又找了一个更漂亮的女秘书，又生了一男一女，2008年生的女孩叫王天一，2010年生的男孩叫王天成。
诈骗
27岁时，王林因犯诈骗罪获刑7年。蹲了6年监狱后，王林又因骗管教越狱而加刑3年。据南昌监狱职工回忆，当年王林就是因诈骗罪入狱的。
曾目睹过王林表演“变蛇”的王林的好友透露，很多人第一次看空盆取蛇都会感到很震惊。也有很多人问过王林，蛇是怎么变出来的。王林答，是靠意念，灵魂出窍，把蛇从野外抓了回来。但芦溪县警方8月6日表示，目前未接到关于王林涉嫌诈骗方面的举报。
偷税
王林自称有二三十亿元的资产。但他在江西从未交过一分钱的税。王林的弟子邹勇表示，虽然王林获得了香港身份，但是萍乡芦溪和宜春，依然是王林的常住地。
“他发财主要是在宜春和萍乡，他涉嫌偷税罪。”邹勇说。
行贿
江西煤炭商人邹勇曾表示，自己经过王林介绍，认识了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两人看起来很熟。邹勇为感谢王林，给王林送了1740万的礼金和劳务费，并给他买了辆车。
赌博
1995年，王林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公民。他很快又以港商的身份回到芦溪投资。当时芦溪县最好的酒店芦溪宾馆，被其以低价收购。知情者透露，王林开地下赌庄，放高利贷，他放高利贷的利息虽说不超过一分二，但实际上达到了七分。
非法持有枪支
8月4日，芦溪县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称，王林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被芦溪警方立案调查。
立案告知书下达日期为8月1日，告知书显示，芦溪县公安局认为“王林非法持有枪支案”符合立案条件，决定立案侦查，办案机关为芦溪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芦溪县警方证实，鉴于举报人提供的情况且有多人指证“王林非法持有枪支”，王林一案符合立案条件，已经进入侦查阶段。
据王林关门弟子邹勇透露，王林家中私藏枪支，曾外出打野鸬鹚。据称，王林持有的是一支5连发来复枪。2008年，王林携枪到宜丰县一个水库打野鸬鹚；2011年，曾有人目击王林在芦溪“王府”后院，持枪打鸟。（稻 果）
非法行医
江西省卫生厅表示，已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求调查“气功大师”王林一事，已就王林是否涉嫌非法行医着手调查。江西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王林没有注册执业资格，也未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他也没有挂牌经营，公布举报电话后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苦主”和受害者，所以，是否非法行医在取证问题上面临一些困难。
重婚
知情者透露，王林的岳父是南昌市公安局人员，王林婚后生一男一女。而后，王林又找了一个更漂亮的女秘书，又生了一男一女，2008年生的女孩叫王天一，2010年生的男孩叫王天成。
诈骗
27岁时，王林因犯诈骗罪获刑7年。蹲了6年监狱后，王林又因骗管教越狱而加刑3年。据南昌监狱职工回忆，当年王林就是因诈骗罪入狱的。
曾目睹过王林表演“变蛇”的王林的好友透露，很多人第一次看空盆取蛇都会感到很震惊。也有很多人问过王林，蛇是怎么变出来的。王林答，是靠意念，灵魂出窍，把蛇从野外抓了回来。但芦溪县警方8月6日表示，目前未接到关于王林涉嫌诈骗方面的举报。
偷税
王林自称有二三十亿元的资产。但他在江西从未交过一分钱的税。王林的弟子邹勇表示，虽然王林获得了香港身份，但是萍乡芦溪和宜春，依然是王林的常住地。
“他发财主要是在宜春和萍乡，他涉嫌偷税罪。”邹勇说。
行贿
江西煤炭商人邹勇曾表示，自己经过王林介绍，认识了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两人看起来很熟。邹勇为感谢王林，给王林送了1740万的礼金和劳务费，并给他买了辆车。
赌博
1995年，王林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公民。他很快又以港商的身份回到芦溪投资。当时芦溪县最好的酒店芦溪宾馆，被其以低价收购。知情者透露，王林开地下赌庄，放高利贷，他放高利贷的利息虽说不超过一分二，但实际上达到了七分。
非法持有枪支
8月4日，芦溪县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称，王林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被芦溪警方立案调查。
立案告知书下达日期为8月1日，告知书显示，芦溪县公安局认为“王林非法持有枪支案”符合立案条件，决定立案侦查，办案机关为芦溪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芦溪县警方证实，鉴于举报人提供的情况且有多人指证“王林非法持有枪支”，王林一案符合立案条件，已经进入侦查阶段。
据王林关门弟子邹勇透露，王林家中私藏枪支，曾外出打野鸬鹚。据称，王林持有的是一支5连发来复枪。2008年，王林携枪到宜丰县一个水库打野鸬鹚；2011年，曾有人目击王林在芦溪“王府”后院，持枪打鸟。（稻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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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08-10, 17:15
气功大师背后的大人物:老将军们抢着喝大师剩茶
2013-08-10 10:05:14 来源: 台海网(厦门) 有51432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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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委曾组织实验组分赴各省调查验证特异功能，但在地方屡碰钉子。“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很困难”。
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理事长为国防科工委科委主任张震寰；“特异功能研究”的精神领袖钱学森“以党性保证”其真实性。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成立“特异功能研究”机构。
反对“特异功能”的精神领袖、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叶圣陶因撰文反对而被责难；科协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出面而陷入争执。“清醒的文化人不能说话了。”
胡耀邦曾对“特异功能”批示“荒谬绝伦”，又要求“不要介绍和宣传”，但面对支持力量，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躲去香港，无法为王林卸去所有麻烦。自从他与马云、李连杰、赵薇等名人的合影曝光后，“大师”的隐秘外壳被他所不熟悉的网络层层剥开。
长期与他保持友好关系的当地政府突然变了脸。2013年8月6日，多部门商讨后认为，王林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偷税、非法行医、行贿、重婚、赌博、诈骗等七项罪名。江西省芦溪县警方已对他立案调查。
对年过耄耋的杜继文而言，王林的结局并不意外，连同他当年崛起的那个疯狂年代。
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杜继文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荒诞场景——在“大师”张宏堡的报告会上，数十位老将军鱼贯而入，挤满最前几排，聆听台上人的教诲：“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须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尊敬我。”
在“大师”离席时：老将军们如赛跑，竞相冲到台上，抢坐“大师”的椅子，争喝杯里的剩茶。
“特异功能”甫一出现就伴随着巨大而漫长的争议。杜继文就是当时的反对者。但他很快发现，这不是个轻松的立场，他和“大师”们也开始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斗法”。
在三十多年前那场战斗里，“大师”与干部阶层结盟，远非反对者的唯一困难；科学家的介入、媒体的沦陷以及大众的盲从都为“大师”加固；即使在杜继文参与撰写报告、促使中央取缔“***”后，伪科学也未完全丢掉它的全部阵地。
给“中央同志”表演
一切肇始于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称，大足县发现一位12岁少年唐雨，“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闻讯赶来的四川医学院对唐雨做了25次试验，唐雨19次偷看纸条，6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被认定为弄虚作假。
然而，这项“新发现”已在媒体上传开，至5月，全国12个省上报20名特异功能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于4月24日批示“荒谬绝伦”，认为罪不在孩子，而在于地委、党报，胡耀邦在批示中用了两个感叹号：“我们该要怎样警惕啊！该要怎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啊！”
获得批示传达的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他的指示下，《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陈祖甲发表了第一篇反击文章：《从“以鼻嗅文”到“以耳认字”》。
古稀之年的陈祖甲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0余封来信，10条电话线中有8条被反馈占据，支持者不少，反对者则将他称作“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
当时的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后，人们期待依靠科学追回失去的10年；“文革”中对传统神怪文化的压制又骤然消失。伪科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沉渣泛起。
迫于压力，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作了自我批评，省委书记杨超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绵羊-山羊效应”一说曾流行于国外。特异功能“大师”和支持者被称作“绵羊”，反对者则是“山羊”，意指凶狠的“山羊”一出现，“绵羊”就要败下阵来；此时，“山羊”貌似取得首战胜利。
然而，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迅速扭转局势，四川方面重测唐雨，判定“用耳认字”是真的。
当时的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香港报纸，在陈祖甲看来，若非高级干部的意见，文章不可能对内地产生影响。
唐雨得到“正名”后，四川方面多次召开人体特异功能会议，时任省委书记杨超频频露面，强调特异功能重要性。受此鼓舞，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先后建立了特异功能研究组织，不少由省领导挂帅。
当时中国科协下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申振钰提醒南方周末记者注意时代背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在讲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些东西无法一竿子压制了，何况还有那么多上层人物的支持。”
20年的“斗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复杂性。特异功能的风起云涌很快引来了更多反对者，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三钱”之一的钱三强同学。
于光远认为，哲学工作者在“特异功能”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他1981年表示，原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想到愈演愈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申振钰正是在这时候接受于的委派，和一位同事分率两个实验组，到南北各省调查特异功能案例。她本就在北京看了多场特异功能表演，那些声称能用耳朵、腋部认字的孩子，“没一个老老实实认字的，到处都是动作。”
怀着充分心理出发的申振钰，在第一站云南就碰了钉子。她的经历足以说明，在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有多难。
申振钰和组员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当地始终表示：特异人不愿接受测试。从省科协到省委省政府，大批领导站在“绵羊”一边，省委副书记高治国称“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时任副省长马文东更成为调查的直接阻力。
反复沟通，提出共同设计实验，都不管用。申振钰感觉，在省部级干部层面，支持于光远的少之又少，级别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来越多；她所率领的实验组在南方各省没能完成任何测试，于老筹措的5万元调查经费也成了后来20年里少有的资助。
高级干部的支持也转化为具体压力，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曾向陈祖甲透露，叶老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耳朵听字”后，很快受到责难，“有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像是（叶老）犯了错误一样”。
“人体科学”的魅力还进一步渗透到渴望养生保健的老干部中。1982年，后来“大师”中的领衔人物张宝胜被引荐到一位“中央同志”面前表演特异功能，这段经历成为张宝胜行走江湖的重要资本。
据于光远回忆，自己的介入让“大师”们紧张，后者于是想办法到“中央同志”那里去表演，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而现在的王林，正是在当时被各方邀请治病，时为“人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还为王林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
到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走向高潮时，“大师”与干部的结合已无处不在。作家陈放回忆他目睹的一场张宏堡发功会，到场副部长近20人，厅局级干部约200人，处级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绝参与。支持者的级别节节高升，高级干部群体乐于为特异功能背书，很快将这股浪潮推向社会。
1985年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合影，军队高级干部占到一半。 （CFP/图）[color][font]
“大科学家”与“大学问家”的对峙
在“人体科学”浪潮扩散到整个社会前，于光远们与“大师”在1982年首次激烈交锋，科学界的介入和代言左右了战局。
钱学森是这段历史中难以回避的名字。1980年，他亲赴上海，访问了“人体科学”宣传的重要阵地《自然杂志》，强调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客观存在”，首次表明了他的态度。
1981年5月，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四川省重庆市召开，标志着政界、科学界“绵羊”的结盟。在杨超主持开幕式并作报告后，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演讲；钱学森更是提交了万字长文《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这或许会让人想起他在1958年针对粮食亩产问题发表的评论。作家叶永烈曾评论说，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情怀异常感人，且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因而在专业之外的见解时常引发批评。
申振钰观察到，1981年末，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两个组织，分别有被称作“大科学家”的钱学森和“大学问家”的于光远两位头面人物。
双方频繁发文，争辩“人体科学”是非，1982年2月24日，于光远在中科院报告会上批评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人民日报》次日专题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将这轮交锋推至高潮。
后来“气功热”的主要推动者、国防科工委科委会主任张震寰致信胡绩伟及人民日报党组，直斥后者干“糊涂事”，事情再次闹到了胡耀邦处。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守住两条线”：“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然而，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出的通知中，这一意见发生了微妙变化，在“不宣传、不介绍”外加了“不批判”。所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亲历者均认为，这一变化针对的就是于光远为首的“山羊”，于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连载的批伪长文迅即夭折。
这时，钱学森的介入使“三不”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征得张震寰赞同，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这封信又转到了胡耀邦手里。
面对这位大科学家，胡耀邦似乎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他批示说，“三不”政策稳妥公正，“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不久后，陈祖甲参加一次中国科协会议，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陈祖甲亲眼目睹了科协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情况汇编”，与钱学森发生争执。钱情绪激动，称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
钱学森的意见没有得到科协的支持，但他很快主导了“情况汇编”类刊物的面世。1983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出版创刊号，头条即钱学森的讲话：《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人体特异功能的更大范围是气功，“更广泛的还有中医”，特异功能随后与气功合流。陈祖甲至今保留着这本蓝色封面的杂志，泛黄的纸页显示着那一年力量对比发生的转变。
随着对批判“人体科学”的抑制，科学界支持“特异功能”乃至“气功”的学者也越发增多。前述“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来自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0余名代表参会，提交了147篇论文。
在特异功能支持者一方，钱学森不仅是意见领袖，也提供了实际的庇护。申振钰回忆说，她一位热衷特异功能的同事在评职称时受阻，钱学森专门给学校写信，这位同事很快评上了教授。
除此之外，钱学森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先后作了百余次报告、发言，谈论人体科学等话题，该所很快成为人体科学研究的重镇，张宝胜等“大师”被正式调入，其特异功能甚至被认为可用于军事目的。
整个社会像无形的网
回头看，“三不”政策的片面执行，俨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作为亲历的老记者，陈祖甲认为，各级媒体扎实执行了“不批判”，但“不宣传”的要求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执行到位。
老领导胡绩伟在1983年离任，新领导与其观点不同。至于部门层面，亲历张宝胜的表演，令陈当时的顶头上司改变了看法，严格执行起“不批判”的政策。
从1982年起，反对特异功能、伪气功的文章鲜见于主流媒体，为社会意识形态“守门”的媒体不仅失位，还随即成为伪科学的鼓吹者，特异功能与气功的合流也为此提供了方便。
1984年，《重庆工人报》发表长篇报道《神医·神话·现实》，正式推出“气功大师”严新。严新是“人体科学”领域以“气功”出山的第一人，对“气功大师”的宣传开始抬头。
此后六年间，仅是关于严新“神迹”的著作就有十几种之多。《光明日报》多次报道清华大学针对严新的研究，称其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
1987年是这段荒诞岁月里重要的一年。一位中央领导在接见相关代表时表示，“气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这不是什么既不要反对也不要宣传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宣传，以便促进这项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这彻底颠覆了“三不”政策，伪科学宣传自此上了台面。那一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次召开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瞭望》杂志的记者一一出席；也在那一年，张香玉、张宏堡、田瑞生等气功大师纷纷“出山”，掀起了一股“气功热”；还是在那一年，江西省司法厅、公安厅和南昌市气功学会联合派人到监狱测试王林，王林随后出狱。
次年，“气功”节目登上了春晚。气功师张加陵表现了气球站人、意念推板和纸吊灯管等节目。后来有专业人士指出节目是剪接而成，主持人姜昆后来也承认，踩爆了好几只气球。
相较之下，受“不批判”政策限制，“山羊”们的身影越发黯淡——在主流媒体上失声，在出版界也步履艰难——领军人物于光远此时已调任社科院，其身份已不适宜再反对“人体科学”研究；当伪气功引发了民众的狂热后，反对者甚至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曾有两位《健康报》的新闻工作者与杜继文并肩作战，写作多份报告揭露严新骗局，无人理睬，最终放弃；由于受到威胁，一位著书反伪的医生晚上出门甚至要带菜刀。
眼见“绵羊”一方在各种经济资助下出版了海量书籍，杜继文也想出书回击，向社科院报告却未得到回复，最后只能找了相熟的出版社，以个人名义、用笔名出版。
“于光远问我怕不怕，他夫人听见了，在一旁埋怨，‘你看，我不让你干这些事儿，你偏要干’”，杜继文觉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四川、北京都有气功反对者遭袭的个案。
1988年，随着国际组织“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来华访问，并通过测试令所有“超人”折戟，《科技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怀疑论者的文章，但这种声浪终究被年底出版的钱学森等著的《论人体科学》盖过了。在杜继文的记忆中，虽然没有直接阻力不让出书批判，但整个社会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使批判类书籍很难面世，“最大的问题，就是清醒的文化人都不能讲话了”。
那一年，在507所所长陈信主持的向中央多个部门领导作的汇报表演上，张宝胜一败涂地，但目击者、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作的《“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却直到1995年才刊登出来。这几乎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缩影，“山羊”的喉咙被掐住了，7年后的曙光当时还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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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底，在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锅，据说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达成天人感应。上世纪90年代初堪称气功席卷中国的黄金时代。 （CFP/图）
“黄金时代”
90年代初，当王林在江西省体委办公室主任陪同下，进京接受中央“人体科学工作组”测试时，“人体科学”正迎来发展历程的最高峰，制造出海量信徒，为多年后伪科学屡次死灰复燃打下基础。
在反复研究上世纪最后的20年后，湖南城市学院副教授涂建华将之概括为一场“神秘主义运动”。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是个宗教不发达的国家，历史上就有神秘主义文化的传统，只是在五四运动、“文革”期间一度被压制；人们对终极关怀的需求也赋予神秘主义空间。
初成气候的“大师”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他们的特异功能向实用领域推广：严新的气功能改变2000公里外的物质分子结构，张宝胜能用意念把药片从玻璃瓶内抖出来，张香玉能使用“宇宙语”与天外信息交流，沈昌能用意念把癌症“抓”掉，***能治百病，有的气功甚至能使农作物增产。严新首创的“带功学术报告”被实用的“大师”们广为效仿，大小“报告会”一时间遍地开花。
随着市场竞争愈趋激烈，不少“大师”还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张宏堡将特异功能发展为“麒麟文化”，宣称麾下有弟子3000万——在涂建华看来，由于建立在相似的思想基础上，特异功能的邪教化几乎是一种必然。
“大师”们正享受着他们的“黄金时代”。申振钰总结的“四大天王”中，严新、张宏堡、张香玉从信徒们的腰包中攫取着难以想象的财富——张香玉14天的“万人授功”即可获利40万元，这也为她后来入狱埋下伏笔——走高层路线的张宝胜则把通往中央各要害部门的通行证揣在公文包中。“天王”之下，活跃在民间的“功法”不下千种，修习者多达数千万之众。
“黄金时代”也提供了最足量的荒诞：“医家秘传气功”的学员们聚坐在北京妙峰山，人人头顶一口铝锅；山西气功师宣称改造了90%以上的蚊子；严新甚至接手了两弹元勋、晚期癌症患者、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邓稼先的治疗，邓被折腾了一个月后逝世。
如果说，此前反对“人体科学”可能面临理论上的批判、舆论上的攻击，现在坚持做“山羊”，就要面对切实的人身威胁。
在张宏堡要求弟子在家中悬挂他的头像、顶礼膜拜后，北京、四川两位反对他的干部于1995年2月的同一天被袭击受伤。陈祖甲曾采访的一位科学杂志主编透露，当他拒绝一篇有关特异功能的论文时，连手下编辑都跑来施加压力，抱怨“你别弄死我们啊”。
于光远似乎并不惧怕这种压力，他把战火烧到了境外。1989年1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于光远谈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2月，聂春荣针锋相对地写了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
新生的“大师”，不变的客户
1994年3月，还没等到设想中的“气功大厦”成真，著名的“人体科学”支持者张震寰去世，仿佛预示着风潮落幕。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这位戎马一生、曾亲自参加气功辟谷的老人还在关心同志的病情，“托人寻找有擅长的气功师帮助调理，可是唯独不考虑他自己”。
在悼文中，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原解放军总参通信部政委管谦评价他“不唯书，不唯上，勇于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人体特异现象的存在”。
这几如一曲挽歌。被压抑许久的反伪科学呼声已到了爆发的时候，时隔12年，“山羊”终于对“绵羊”发起了又一轮集中攻击。
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科普研究所模仿“大师”，搞了多场揭露伪气功的报告会，常由郭正谊院士出面，与“大师”针锋相对。
更大的麻烦来自发展本身。“大师”们的事业发展依赖于利益驱动，这使他们频频撞上法律红线。张香玉、***先后因涉嫌诈骗落案。
1994年末，在院士联名上书中央后，《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下达，为攻击吹响号角。
“山羊”们迎来了痛击“绵羊”的关键一年。1995年2月，中国科学院112名院士联名签发“科普倡议书”，呼吁通过科普反对伪科学。主流媒体上终于又集中出现了对特异功能宣传的批判，雪藏7年的对张宝胜“走麦城”的揭露终获刊发，《工人日报》更是用头版消息加整个第五版的规模刊登了六位专家揭露严新骗局的文章。
成势已久的“大师”们并未立刻倒台，尽管在舆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山羊”仍面临威胁。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的何祚庥屡遭围攻、恐吓。
即使在“人体科学”热潮的尾声，“山羊”的路依旧曲折蜿蜒。1997年3月，在一封致人体科学工作组的函件中，公安部方面提醒说，“对前一阶段批判‘伪科学’的活动，似应给予全面正确的评价，不应全盘否定，应当看到其在揭露利用气功搞诈骗活动，倡导实事求是、严谨科学态度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涂建华认为，尽管无法看到工作组此前发给公安部的函件，但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工作组至此还“全盘否定”批判伪科学。
“大师”远去，孕育他们的土壤却远未消失。在申振钰看来，上世纪末的“决战”并未伴随意识上的刷新，新世纪的十多年间，伪科学的浪潮依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生的“大师”玩的还是老一套——权贵的支持、学界的背书——只是更有钱了。以1999年取缔“***”为分水岭，盛极一时的“大师”们坠入低谷。严新、张宏堡等先后前往美国，后者在2006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沈昌和此前的张香玉一样，因经济犯罪入狱；张宝胜等则销声匿迹，再无声息。
涂建华则分析起“大师”们不变的客户——官员、演艺界人士、商人——“他们为什么信‘大师’？因为恐惧。我们社会的偶然性特别多，仅仅凭自己努力不能获得成功，所以很多人把成果当作神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能存在不公平的竞争，因此只能寻求庇护。”[/font][/color][/font][/color]
2013-08-10 10:05:14 来源: 台海网(厦门) 有51432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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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委曾组织实验组分赴各省调查验证特异功能，但在地方屡碰钉子。“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很困难”。
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理事长为国防科工委科委主任张震寰；“特异功能研究”的精神领袖钱学森“以党性保证”其真实性。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成立“特异功能研究”机构。
反对“特异功能”的精神领袖、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叶圣陶因撰文反对而被责难；科协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出面而陷入争执。“清醒的文化人不能说话了。”
胡耀邦曾对“特异功能”批示“荒谬绝伦”，又要求“不要介绍和宣传”，但面对支持力量，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躲去香港，无法为王林卸去所有麻烦。自从他与马云、李连杰、赵薇等名人的合影曝光后，“大师”的隐秘外壳被他所不熟悉的网络层层剥开。
长期与他保持友好关系的当地政府突然变了脸。2013年8月6日，多部门商讨后认为，王林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偷税、非法行医、行贿、重婚、赌博、诈骗等七项罪名。江西省芦溪县警方已对他立案调查。
对年过耄耋的杜继文而言，王林的结局并不意外，连同他当年崛起的那个疯狂年代。
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杜继文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荒诞场景——在“大师”张宏堡的报告会上，数十位老将军鱼贯而入，挤满最前几排，聆听台上人的教诲：“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须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尊敬我。”
在“大师”离席时：老将军们如赛跑，竞相冲到台上，抢坐“大师”的椅子，争喝杯里的剩茶。
“特异功能”甫一出现就伴随着巨大而漫长的争议。杜继文就是当时的反对者。但他很快发现，这不是个轻松的立场，他和“大师”们也开始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斗法”。
在三十多年前那场战斗里，“大师”与干部阶层结盟，远非反对者的唯一困难；科学家的介入、媒体的沦陷以及大众的盲从都为“大师”加固；即使在杜继文参与撰写报告、促使中央取缔“***”后，伪科学也未完全丢掉它的全部阵地。
给“中央同志”表演
一切肇始于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称，大足县发现一位12岁少年唐雨，“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闻讯赶来的四川医学院对唐雨做了25次试验，唐雨19次偷看纸条，6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被认定为弄虚作假。
然而，这项“新发现”已在媒体上传开，至5月，全国12个省上报20名特异功能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于4月24日批示“荒谬绝伦”，认为罪不在孩子，而在于地委、党报，胡耀邦在批示中用了两个感叹号：“我们该要怎样警惕啊！该要怎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啊！”
获得批示传达的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他的指示下，《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陈祖甲发表了第一篇反击文章：《从“以鼻嗅文”到“以耳认字”》。
古稀之年的陈祖甲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0余封来信，10条电话线中有8条被反馈占据，支持者不少，反对者则将他称作“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
当时的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后，人们期待依靠科学追回失去的10年；“文革”中对传统神怪文化的压制又骤然消失。伪科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沉渣泛起。
迫于压力，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作了自我批评，省委书记杨超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绵羊-山羊效应”一说曾流行于国外。特异功能“大师”和支持者被称作“绵羊”，反对者则是“山羊”，意指凶狠的“山羊”一出现，“绵羊”就要败下阵来；此时，“山羊”貌似取得首战胜利。
然而，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迅速扭转局势，四川方面重测唐雨，判定“用耳认字”是真的。
当时的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香港报纸，在陈祖甲看来，若非高级干部的意见，文章不可能对内地产生影响。
唐雨得到“正名”后，四川方面多次召开人体特异功能会议，时任省委书记杨超频频露面，强调特异功能重要性。受此鼓舞，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先后建立了特异功能研究组织，不少由省领导挂帅。
当时中国科协下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申振钰提醒南方周末记者注意时代背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在讲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些东西无法一竿子压制了，何况还有那么多上层人物的支持。”
20年的“斗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复杂性。特异功能的风起云涌很快引来了更多反对者，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三钱”之一的钱三强同学。
于光远认为，哲学工作者在“特异功能”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他1981年表示，原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想到愈演愈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申振钰正是在这时候接受于的委派，和一位同事分率两个实验组，到南北各省调查特异功能案例。她本就在北京看了多场特异功能表演，那些声称能用耳朵、腋部认字的孩子，“没一个老老实实认字的，到处都是动作。”
怀着充分心理出发的申振钰，在第一站云南就碰了钉子。她的经历足以说明，在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有多难。
申振钰和组员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当地始终表示：特异人不愿接受测试。从省科协到省委省政府，大批领导站在“绵羊”一边，省委副书记高治国称“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时任副省长马文东更成为调查的直接阻力。
反复沟通，提出共同设计实验，都不管用。申振钰感觉，在省部级干部层面，支持于光远的少之又少，级别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来越多；她所率领的实验组在南方各省没能完成任何测试，于老筹措的5万元调查经费也成了后来20年里少有的资助。
高级干部的支持也转化为具体压力，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曾向陈祖甲透露，叶老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耳朵听字”后，很快受到责难，“有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像是（叶老）犯了错误一样”。
“人体科学”的魅力还进一步渗透到渴望养生保健的老干部中。1982年，后来“大师”中的领衔人物张宝胜被引荐到一位“中央同志”面前表演特异功能，这段经历成为张宝胜行走江湖的重要资本。
据于光远回忆，自己的介入让“大师”们紧张，后者于是想办法到“中央同志”那里去表演，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而现在的王林，正是在当时被各方邀请治病，时为“人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还为王林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
到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走向高潮时，“大师”与干部的结合已无处不在。作家陈放回忆他目睹的一场张宏堡发功会，到场副部长近20人，厅局级干部约200人，处级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绝参与。支持者的级别节节高升，高级干部群体乐于为特异功能背书，很快将这股浪潮推向社会。
气功大师背后的大人物:老将军们抢着喝大师剩茶（二）
1985年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合影，军队高级干部占到一半。 （CFP/图）
“大科学家”与“大学问家”的对峙
在“人体科学”浪潮扩散到整个社会前，于光远们与“大师”在1982年首次激烈交锋，科学界的介入和代言左右了战局。
钱学森是这段历史中难以回避的名字。1980年，他亲赴上海，访问了“人体科学”宣传的重要阵地《自然杂志》，强调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客观存在”，首次表明了他的态度。
1981年5月，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四川省重庆市召开，标志着政界、科学界“绵羊”的结盟。在杨超主持开幕式并作报告后，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演讲；钱学森更是提交了万字长文《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这或许会让人想起他在1958年针对粮食亩产问题发表的评论。作家叶永烈曾评论说，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情怀异常感人，且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因而在专业之外的见解时常引发批评。
申振钰观察到，1981年末，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两个组织，分别有被称作“大科学家”的钱学森和“大学问家”的于光远两位头面人物。
双方频繁发文，争辩“人体科学”是非，1982年2月24日，于光远在中科院报告会上批评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人民日报》次日专题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将这轮交锋推至高潮。
后来“气功热”的主要推动者、国防科工委科委会主任张震寰致信胡绩伟及人民日报党组，直斥后者干“糊涂事”，事情再次闹到了胡耀邦处。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守住两条线”：“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然而，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出的通知中，这一意见发生了微妙变化，在“不宣传、不介绍”外加了“不批判”。所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亲历者均认为，这一变化针对的就是于光远为首的“山羊”，于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连载的批伪长文迅即夭折。
这时，钱学森的介入使“三不”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征得张震寰赞同，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这封信又转到了胡耀邦手里。
面对这位大科学家，胡耀邦似乎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他批示说，“三不”政策稳妥公正，“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不久后，陈祖甲参加一次中国科协会议，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陈祖甲亲眼目睹了科协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情况汇编”，与钱学森发生争执。钱情绪激动，称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
钱学森的意见没有得到科协的支持，但他很快主导了“情况汇编”类刊物的面世。1983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出版创刊号，头条即钱学森的讲话：《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人体特异功能的更大范围是气功，“更广泛的还有中医”，特异功能随后与气功合流。陈祖甲至今保留着这本蓝色封面的杂志，泛黄的纸页显示着那一年力量对比发生的转变。
随着对批判“人体科学”的抑制，科学界支持“特异功能”乃至“气功”的学者也越发增多。前述“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来自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0余名代表参会，提交了147篇论文。
在特异功能支持者一方，钱学森不仅是意见领袖，也提供了实际的庇护。申振钰回忆说，她一位热衷特异功能的同事在评职称时受阻，钱学森专门给学校写信，这位同事很快评上了教授。
除此之外，钱学森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先后作了百余次报告、发言，谈论人体科学等话题，该所很快成为人体科学研究的重镇，张宝胜等“大师”被正式调入，其特异功能甚至被认为可用于军事目的。
整个社会像无形的网
回头看，“三不”政策的片面执行，俨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作为亲历的老记者，陈祖甲认为，各级媒体扎实执行了“不批判”，但“不宣传”的要求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执行到位。
老领导胡绩伟在1983年离任，新领导与其观点不同。至于部门层面，亲历张宝胜的表演，令陈当时的顶头上司改变了看法，严格执行起“不批判”的政策。
从1982年起，反对特异功能、伪气功的文章鲜见于主流媒体，为社会意识形态“守门”的媒体不仅失位，还随即成为伪科学的鼓吹者，特异功能与气功的合流也为此提供了方便。
1984年，《重庆工人报》发表长篇报道《神医·神话·现实》，正式推出“气功大师”严新。严新是“人体科学”领域以“气功”出山的第一人，对“气功大师”的宣传开始抬头。
此后六年间，仅是关于严新“神迹”的著作就有十几种之多。《光明日报》多次报道清华大学针对严新的研究，称其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
1987年是这段荒诞岁月里重要的一年。一位中央领导在接见相关代表时表示，“气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这不是什么既不要反对也不要宣传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宣传，以便促进这项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这彻底颠覆了“三不”政策，伪科学宣传自此上了台面。那一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次召开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瞭望》杂志的记者一一出席；也在那一年，张香玉、张宏堡、田瑞生等气功大师纷纷“出山”，掀起了一股“气功热”；还是在那一年，江西省司法厅、公安厅和南昌市气功学会联合派人到监狱测试王林，王林随后出狱。
次年，“气功”节目登上了春晚。气功师张加陵表现了气球站人、意念推板和纸吊灯管等节目。后来有专业人士指出节目是剪接而成，主持人姜昆后来也承认，踩爆了好几只气球。
相较之下，受“不批判”政策限制，“山羊”们的身影越发黯淡——在主流媒体上失声，在出版界也步履艰难——领军人物于光远此时已调任社科院，其身份已不适宜再反对“人体科学”研究；当伪气功引发了民众的狂热后，反对者甚至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曾有两位《健康报》的新闻工作者与杜继文并肩作战，写作多份报告揭露严新骗局，无人理睬，最终放弃；由于受到威胁，一位著书反伪的医生晚上出门甚至要带菜刀。
眼见“绵羊”一方在各种经济资助下出版了海量书籍，杜继文也想出书回击，向社科院报告却未得到回复，最后只能找了相熟的出版社，以个人名义、用笔名出版。
“于光远问我怕不怕，他夫人听见了，在一旁埋怨，‘你看，我不让你干这些事儿，你偏要干’”，杜继文觉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四川、北京都有气功反对者遭袭的个案。
1988年，随着国际组织“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来华访问，并通过测试令所有“超人”折戟，《科技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怀疑论者的文章，但这种声浪终究被年底出版的钱学森等著的《论人体科学》盖过了。在杜继文的记忆中，虽然没有直接阻力不让出书批判，但整个社会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使批判类书籍很难面世，“最大的问题，就是清醒的文化人都不能讲话了”。
那一年，在507所所长陈信主持的向中央多个部门领导作的汇报表演上，张宝胜一败涂地，但目击者、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作的《“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却直到1995年才刊登出来。这几乎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缩影，“山羊”的喉咙被掐住了，7年后的曙光当时还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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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大师背后的大人物:老将军们抢着喝大师剩茶（三）
1993年底，在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锅，据说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达成天人感应。上世纪90年代初堪称气功席卷中国的黄金时代。 （CFP/图）
“黄金时代”
90年代初，当王林在江西省体委办公室主任陪同下，进京接受中央“人体科学工作组”测试时，“人体科学”正迎来发展历程的最高峰，制造出海量信徒，为多年后伪科学屡次死灰复燃打下基础。
在反复研究上世纪最后的20年后，湖南城市学院副教授涂建华将之概括为一场“神秘主义运动”。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是个宗教不发达的国家，历史上就有神秘主义文化的传统，只是在五四运动、“文革”期间一度被压制；人们对终极关怀的需求也赋予神秘主义空间。
初成气候的“大师”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他们的特异功能向实用领域推广：严新的气功能改变2000公里外的物质分子结构，张宝胜能用意念把药片从玻璃瓶内抖出来，张香玉能使用“宇宙语”与天外信息交流，沈昌能用意念把癌症“抓”掉，***能治百病，有的气功甚至能使农作物增产。严新首创的“带功学术报告”被实用的“大师”们广为效仿，大小“报告会”一时间遍地开花。
随着市场竞争愈趋激烈，不少“大师”还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张宏堡将特异功能发展为“麒麟文化”，宣称麾下有弟子3000万——在涂建华看来，由于建立在相似的思想基础上，特异功能的邪教化几乎是一种必然。
“大师”们正享受着他们的“黄金时代”。申振钰总结的“四大天王”中，严新、张宏堡、张香玉从信徒们的腰包中攫取着难以想象的财富——张香玉14天的“万人授功”即可获利40万元，这也为她后来入狱埋下伏笔——走高层路线的张宝胜则把通往中央各要害部门的通行证揣在公文包中。“天王”之下，活跃在民间的“功法”不下千种，修习者多达数千万之众。
“黄金时代”也提供了最足量的荒诞：“医家秘传气功”的学员们聚坐在北京妙峰山，人人头顶一口铝锅；山西气功师宣称改造了90%以上的蚊子；严新甚至接手了两弹元勋、晚期癌症患者、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邓稼先的治疗，邓被折腾了一个月后逝世。
如果说，此前反对“人体科学”可能面临理论上的批判、舆论上的攻击，现在坚持做“山羊”，就要面对切实的人身威胁。
在张宏堡要求弟子在家中悬挂他的头像、顶礼膜拜后，北京、四川两位反对他的干部于1995年2月的同一天被袭击受伤。陈祖甲曾采访的一位科学杂志主编透露，当他拒绝一篇有关特异功能的论文时，连手下编辑都跑来施加压力，抱怨“你别弄死我们啊”。
于光远似乎并不惧怕这种压力，他把战火烧到了境外。1989年1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于光远谈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2月，聂春荣针锋相对地写了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
新生的“大师”，不变的客户
1994年3月，还没等到设想中的“气功大厦”成真，著名的“人体科学”支持者张震寰去世，仿佛预示着风潮落幕。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这位戎马一生、曾亲自参加气功辟谷的老人还在关心同志的病情，“托人寻找有擅长的气功师帮助调理，可是唯独不考虑他自己”。
在悼文中，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原解放军总参通信部政委管谦评价他“不唯书，不唯上，勇于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人体特异现象的存在”。
这几如一曲挽歌。被压抑许久的反伪科学呼声已到了爆发的时候，时隔12年，“山羊”终于对“绵羊”发起了又一轮集中攻击。
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科普研究所模仿“大师”，搞了多场揭露伪气功的报告会，常由郭正谊院士出面，与“大师”针锋相对。
更大的麻烦来自发展本身。“大师”们的事业发展依赖于利益驱动，这使他们频频撞上法律红线。张香玉、***先后因涉嫌诈骗落案。
1994年末，在院士联名上书中央后，《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下达，为攻击吹响号角。
“山羊”们迎来了痛击“绵羊”的关键一年。1995年2月，中国科学院112名院士联名签发“科普倡议书”，呼吁通过科普反对伪科学。主流媒体上终于又集中出现了对特异功能宣传的批判，雪藏7年的对张宝胜“走麦城”的揭露终获刊发，《工人日报》更是用头版消息加整个第五版的规模刊登了六位专家揭露严新骗局的文章。
成势已久的“大师”们并未立刻倒台，尽管在舆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山羊”仍面临威胁。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的何祚庥屡遭围攻、恐吓。
即使在“人体科学”热潮的尾声，“山羊”的路依旧曲折蜿蜒。1997年3月，在一封致人体科学工作组的函件中，公安部方面提醒说，“对前一阶段批判‘伪科学’的活动，似应给予全面正确的评价，不应全盘否定，应当看到其在揭露利用气功搞诈骗活动，倡导实事求是、严谨科学态度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涂建华认为，尽管无法看到工作组此前发给公安部的函件，但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工作组至此还“全盘否定”批判伪科学。
“大师”远去，孕育他们的土壤却远未消失。在申振钰看来，上世纪末的“决战”并未伴随意识上的刷新，新世纪的十多年间，伪科学的浪潮依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生的“大师”玩的还是老一套——权贵的支持、学界的背书——只是更有钱了。以1999年取缔“***”为分水岭，盛极一时的“大师”们坠入低谷。严新、张宏堡等先后前往美国，后者在2006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沈昌和此前的张香玉一样，因经济犯罪入狱；张宝胜等则销声匿迹，再无声息。
涂建华则分析起“大师”们不变的客户——官员、演艺界人士、商人——“他们为什么信‘大师’？因为恐惧。我们社会的偶然性特别多，仅仅凭自己努力不能获得成功，所以很多人把成果当作神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能存在不公平的竞争，因此只能寻求庇护。”[/font][/color][/fon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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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8-11, 23:56
王林被曝是江西萍乡公安局高级顾问 局长否认
气功大师遭质疑法制网郭宏鹏2013-08-11 16:40
法制网南昌8月11日电 记者郭宏鹏 黄辉 江西萍乡王林事件近期成为舆论的热点。有媒体报道称，王林的名片上有各种头衔，其中之一就是“江西省公安厅和萍乡市公安局高级顾问”。对此，萍乡市公安局局长邓忠平予以正面回应，“我也关注到此类信息，查无实据”。
邓忠平是在10日下午随新上任的江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郑为文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作出以上表述的。此外，在回答网友关于“王大师案件进展”的提问时，邓忠平表示，依据法律相关规定，目前具备立案条件的已经立案并已开展侦查，该初查的已经受理初查，相关案件进展，因工作纪律要求，暂不能透露。
王林，男，江西萍乡人，以表演“空盆来蛇”、“空杯来酒”见长，自称“气功大师”，因在演艺圈、政商界朋友众多而闻名，他亦被称为江西萍乡首富，其府邸“王府”极其豪华。2013年7月，王林事件被社会关注并受到广泛质疑。
气功大师遭质疑法制网郭宏鹏2013-08-11 16:40
法制网南昌8月11日电 记者郭宏鹏 黄辉 江西萍乡王林事件近期成为舆论的热点。有媒体报道称，王林的名片上有各种头衔，其中之一就是“江西省公安厅和萍乡市公安局高级顾问”。对此，萍乡市公安局局长邓忠平予以正面回应，“我也关注到此类信息，查无实据”。
邓忠平是在10日下午随新上任的江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郑为文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作出以上表述的。此外，在回答网友关于“王大师案件进展”的提问时，邓忠平表示，依据法律相关规定，目前具备立案条件的已经立案并已开展侦查，该初查的已经受理初查，相关案件进展，因工作纪律要求，暂不能透露。
王林，男，江西萍乡人，以表演“空盆来蛇”、“空杯来酒”见长，自称“气功大师”，因在演艺圈、政商界朋友众多而闻名，他亦被称为江西萍乡首富，其府邸“王府”极其豪华。2013年7月，王林事件被社会关注并受到广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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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8-12, 05:20
【中华论坛】装神弄鬼拜庙求佛上下迷信成风 已到了不可容忍地步了
「不问苍生问鬼神」已成神州官场普遍现象，不仅达官贵人争相巴结所谓的风水大师、气功大师，地方政府亦不惜耗费巨资布置所谓的「转运石」和「瑞兽阵」，谋求官财两旺，趋吉避凶。说到底，若不是官场***，道德沦丧，人人其身不正，个个心中有鬼，又何至于迷信到如此地步呢?近年来，地方党政机关纷纷大搞风水工程，府衙里外大摆风水阵。一些单位大门口放对大狮子还不够，主楼还要摆个大圆球，两侧更要多放一对麒麟或其他瑞兽。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县领导一边叫穷，几乎连水电费也交不起，一边却在县委大院布置价值不菲、刻着「和谐某县」的巨石。可见全国上下迷信成风，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别看小小「转运石」，块块都价值不菲，如材料罕有，身价动辄数十万元，这还未计风水大师指点迷津的费用，官员为了打造风水工程，不知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正如有人指出，官员不惜血本装神弄鬼，但兽、石、球并没有让老百姓对党政机关增加敬畏，反倒成为劳民伤财、装腔作势和追名逐利的象征。
三个自信自欺欺人
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官场迷信风气愈浓，奇门遁甲、怪力乱神愈是大行其道，愈显示官员做了亏心事。烧香拜神反映官员心灵空虚，一方面希望官运亨通，财源滚滚，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又担心哪一天东窗事发，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风水布阵被视为心灵鸡汤，救命稻草;风水大师，奇人异士，江湖骗子亦应运而生。
讽刺的是，不管如何烧香拜神，贪官还是一个接一个倒下。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期在家烧香，还在办公室布置「靠山石」，以为万无一失，到头来还是沦为阶下囚;河北省原省委常委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曾找大师算命，还给寺庙住持送钱送车，最后一样东窗事发;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更好笑，他因为被大师预言有当大官的命，但命里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兴建中的国道改线，耗费巨资在水库上架起一座桥，结果桥建好没多久，他就垮台倒下，这桥也成了「倒胡桥」。
这个时代，清官比大熊猫还少，贪官比蟑螂还多;这个时代，学术大师寥若晨星，江湖大师比比皆是。最近江西风水大师王林避难来港，其庞大政商关系网也随之曝光，当中不乏省部级高官，甚至有顶层领导人及其亲属。事实证明，某某强调「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只是自欺欺人，他们除了信钱、信权、信鬼神，其他什么都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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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08-14, 08:54
女子请风水先生“驱鬼” 被骗2万元后失身(图)
2013年08月14日 11:13:48 来源： 南方日报
南都漫画 邝飙
暗恋老板的女子希望能跟老板成双成对，找到一号称“寻龙法师”的风水先生求做“和合”法事，法师收了该女子2万元后，做法时用阳具帮女子“驱鬼”。幡然醒悟的女子发现自己失财又失身，愤然报警。日前，23岁的(广州)海珠区居民阿琴（化名）向南方日报爆料称，自己被住在宝福路的风水先生黄某骗财骗色。海珠区警方证实，已将此事立为诈骗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女子求做“和合”法事
阿琴是一家经营风水物品店的员工。7月23日，号称“寻龙法师”的黄某来到店里，与女顾客攀谈时自称是黄大仙的孙子。阿琴主动结识“法师”后，问了他几个问题，没想到黄某都能答对，这让阿琴信服不已。随后，阿琴提出想找一名女师傅看风水，黄某把自己的女弟子游心言介绍给她。
阿琴称，7月30日游心言约阿琴在南田路一家餐厅喝早茶，阿琴向其倾诉了自己暗恋老板的心思，要求做“和合”法事。当晚11点半，游心言让阿琴在宝信商务宾馆开房，并指定要4楼阴气最重的A12号房。游心言解释：“我们以前都在这间房里面做过很多法事了。”
阿琴说，游心言先是要求阿琴净身，换上新买的睡衣，因为“这样才能看清你身体内的状况。”待阿琴换上睡裙后，游心言称，“我看到你被人下了死心咒，只有我师傅的功力才能让它出来”。心慌的阿琴马上让游心言找黄某来“除鬼”。
“法师”用阳具“除鬼”
阿琴说，半小时后黄某来到房间，第一句话就说：“我看到你被人下了咒。”只见黄某抓起阿琴的头发闻了闻，“你体内有只鬼”，黄某判断，“这个咒是你暗恋的人下的。”
阿琴非常害怕，想赶快让黄某做法，于是两人开始谈价钱。阿琴选择了较便宜的“鬼抽鬼”法术，这个方法需要32000元，但阿琴只有2万。黄某让游心言借12000给阿琴，游心言同意后提醒阿琴，如果在49天之内不按时还钱，“除”掉的鬼会回来，最后把你害死。
按照法师安排，阿琴当夜不能熟睡，法事只能在第二天白天进行。当晚黄某和阿琴在客厅聊了一夜。阿琴表示，7月31日中午她取了2万元给游心言后，准备开始做法事。阿琴告知黄某，自己很害怕见到这只鬼，黄某建议阿琴可以下楼买瓶安眠药。随后阿琴买药服下，还顺便给自己买了一瓶啤酒“壮胆”。
法师与当日下午2点开始，黄某叫阿琴去浴室净身，换上新买的睡衣。黄某说，“我看到那只鬼在你的阴道里面”，提议用阳具“拿”鬼，阿琴并没有拒绝。阿琴说，“除鬼”过程中黄某坚持戴避孕套，“因为黄说自己是道家人，阳具不能接近女色”。
警方立为诈骗案
阿琴称，法事结束后她觉得不对，后将事情来龙去脉告诉自己老板，二人于8月1日报警。据悉，黄某于8月1日被警方抓获，因病8月4日被取保候审。
海珠区警方证实，已将此事立为诈骗案。前日晚上，南方日报记者在海珠区宝福新街黄某的家中见到了他，黄某表示不愿当面接受记者采访。致电时，黄某说，他没有跟阿琴发生过性关系。“我们修道的人不会去碰这种事，是否发生关系可以让法医去鉴定。我本人患有很严重的糖尿病，早就失去了这方面的功能，还有我的眼睛已经基本上是瞎了。”
对于7月31日发生在宝信商务宾馆里的事，黄某承认当时曾和阿琴到了宾馆，“我半夜三更被叫到宾馆，当时她说被下了什么咒，这撩起了我的正义感，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善事。”
黄某不愿多说当日“除鬼”法事的细节，他说，“很难去解释。玄学里有些东西不是科学能解释的，但法事都是阿琴要求并且自愿去做的。”（谢文鑫 陈晨 祝星月 姚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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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08-14, 14:36
“大师们”最近有点烦 被查时竟骂“王林牵连了我”
2013年08月14日 07:23:3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大师们”最近有点烦
“气功大师”王林刚被拉下神坛，“治癌神医”王学贵的“神话”又面临破灭。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号称用中草药治好了2000多名重症甚至绝症患者，早中期的癌症不在话下，晚期癌症的治愈率高达95%的“神医”，不仅他本人吹嘘的所谓神奇医术根本无从考证，而且又是一个非法行医的典型案例。“神医”被查时，竟愤愤不平地大骂“王林牵连了我”。（《北京晨报》8月13日）
先不说“治癌神医”王学贵的治癌神话是否可靠，至少他的那句“王林牵连了我”，有点像是实话实说了。“气功大师”王林的倒台，对于各界大师和各路神仙来说，正在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意味着一个神话破灭时代的到来。有的本来就是江湖骗子，在舆论的照妖镜前难免显出妖身；有的选择了低调，悄然给自己去魅，以期混同于毫无慧根的一般群众；有的选择了落荒而逃，三十六计走为上；当然也有人还想继续混迹江湖，直到因违法被查为止。
“气功大师”王林败走江湖后，我在微博上调侃：不怕方舟子打假，就怕马云追捧。方舟子打假，声嘶力竭，左冲右突，有时互有胜败，即便打假告捷，也只能揪出单个的造假者。靠一己之力一个一个的爆料、一个一个地揭假，就连他自己近来似乎也颇感疲惫了。你看人家马云，握个手、照个相，相关媒体露个脸，不仅意外连累了“气功大师”王林败走江湖，就是过去如鱼得水大行其道的一干大师，也一个个如缩头之乌龟了。防火防盗防马云，这也算是一种神奇的名人效应么？
名人效应固然是有的，但是一干大师们的烦恼，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自媒体时代的资讯快速传播。受王林事件的影响，网民们通过各种渠道曝光了一些风水大师收钱赚钱的秘籍，一个神医顶得过世界上顶尖医疗机构之类的神话。正是因为舆论的不断曝光，才使得一些神神鬼鬼之徒无处遁形。随之，记者参与曝光，执法部门参与打假，司法部门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由此观之，“治癌神医”王学贵还真不要错怪王林甚至于马云了。假如你是合法行医，假如你真有“治癌神功”，还怕什么曝光和打假呢？自媒体时代，大师们所面对的已不是身边的个体或者小众，其造假形迹一经网络曝光，就很难经得起网友的冷静“赏析”了。
各类大师们最近有点烦，因为恰逢一个可能人人都有话筒、摄像机且通过自媒体迅速传播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太适合装神弄鬼，奉劝那些“神秘大师”，尽早幡然悔悟，先把自己打回原形吧。
2013年08月14日 07:23:3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大师们”最近有点烦
“气功大师”王林刚被拉下神坛，“治癌神医”王学贵的“神话”又面临破灭。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号称用中草药治好了2000多名重症甚至绝症患者，早中期的癌症不在话下，晚期癌症的治愈率高达95%的“神医”，不仅他本人吹嘘的所谓神奇医术根本无从考证，而且又是一个非法行医的典型案例。“神医”被查时，竟愤愤不平地大骂“王林牵连了我”。（《北京晨报》8月13日）
先不说“治癌神医”王学贵的治癌神话是否可靠，至少他的那句“王林牵连了我”，有点像是实话实说了。“气功大师”王林的倒台，对于各界大师和各路神仙来说，正在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意味着一个神话破灭时代的到来。有的本来就是江湖骗子，在舆论的照妖镜前难免显出妖身；有的选择了低调，悄然给自己去魅，以期混同于毫无慧根的一般群众；有的选择了落荒而逃，三十六计走为上；当然也有人还想继续混迹江湖，直到因违法被查为止。
“气功大师”王林败走江湖后，我在微博上调侃：不怕方舟子打假，就怕马云追捧。方舟子打假，声嘶力竭，左冲右突，有时互有胜败，即便打假告捷，也只能揪出单个的造假者。靠一己之力一个一个的爆料、一个一个地揭假，就连他自己近来似乎也颇感疲惫了。你看人家马云，握个手、照个相，相关媒体露个脸，不仅意外连累了“气功大师”王林败走江湖，就是过去如鱼得水大行其道的一干大师，也一个个如缩头之乌龟了。防火防盗防马云，这也算是一种神奇的名人效应么？
名人效应固然是有的，但是一干大师们的烦恼，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自媒体时代的资讯快速传播。受王林事件的影响，网民们通过各种渠道曝光了一些风水大师收钱赚钱的秘籍，一个神医顶得过世界上顶尖医疗机构之类的神话。正是因为舆论的不断曝光，才使得一些神神鬼鬼之徒无处遁形。随之，记者参与曝光，执法部门参与打假，司法部门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由此观之，“治癌神医”王学贵还真不要错怪王林甚至于马云了。假如你是合法行医，假如你真有“治癌神功”，还怕什么曝光和打假呢？自媒体时代，大师们所面对的已不是身边的个体或者小众，其造假形迹一经网络曝光，就很难经得起网友的冷静“赏析”了。
各类大师们最近有点烦，因为恰逢一个可能人人都有话筒、摄像机且通过自媒体迅速传播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太适合装神弄鬼，奉劝那些“神秘大师”，尽早幡然悔悟，先把自己打回原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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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星 2013-08-19, 03:59
警界政委退休变“神医” 被揭穿大骂王林牵连我 发表于2013-08-19 07: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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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王学贵接受卫生部门人员调查。近日，号称“用中草药治好了2000多名重症甚至绝症患者，早中期癌症不在话下，晚期癌症治愈率高达95%”的“神医”王学贵被曝光。记者调查发现，他本人吹嘘所谓的神奇医术根本无从考证。新华社发
■ “‘神医’王学贵被揭穿 大骂‘王林牵连了我’”追踪
新华社电 《他能“治愈95%晚期癌症”？！——揭开“治癌神医”王学贵的“画皮”》刊发后，引起广泛关注。
据了解，王学贵系从县公安局政委岗位退休的普通人，没有任何医疗职业技能，退休后打着所谓的“治癌神医”旗号。由于具备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他不轻易留下开展诊疗活动的直接证据，每次医馆被取缔换个地方“重出江湖”。
警界同事称其“吹牛大王”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原为文山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证实，王学贵退伍后，上世纪70年代初进入文山县公安局，后曾担任县公安局政委、县政法委副书记等职务。因其喜欢胡乱吹嘘，同事们私下取了一个外号叫“吹牛大王”。
王学贵上世纪90年代末退休后，加入文山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任治疗癌症攻关组组长。
家中开医馆被取缔
“当年，他跑到县卫生局，让我们找50个艾滋病人给他做医疗试验。”时任文山县卫生局局长王永康称，王学贵自认为“本事很大”，经常做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后来，在家中开设医馆“治疗癌症医园”给人看病。因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和医疗经营许可证，文山县卫生局取缔了“治疗癌症医园”，并没收了所有药材。
王永康介绍，当时确实有很多人找王学贵看病，部分外省患者甚至通过邮寄买药。
文山市委宣传部一干部称，王学贵“医园”被取缔后，当地人认为他是“骗子”，王觉得“很没面子”离开文山。近日王学贵被曝光，当地人才知道他又辗转到了昆明。
执法人员曾未找到证据
“王学贵反侦查能力很强，以办展览为名偷偷给人看病，也不留下诊疗记录，这给取证带来困难。”昆明市五华区卫生执法监督局副局长曾艳娇介绍，去年曾接到对王学贵的举报，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时，没有发现其开展医疗诊疗活动的器械、处方和医疗广告，所以只对其提出警告，要求他办理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诊疗活动，但王一直没有取得合法证照。
近日王学贵被媒体曝光，执法人员对其展馆进行了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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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8月19日07:15 来源：新京报
■ “‘神医’王学贵被揭穿 大骂‘王林牵连了我’”追踪
新华社电 《他能“治愈95%晚期癌症”？！——揭开“治癌神医”王学贵的“画皮”》刊发后，引起广泛关注。
据了解，王学贵系从县公安局政委岗位退休的普通人，没有任何医疗职业技能，退休后打着所谓的“治癌神医”旗号。由于具备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他不轻易留下开展诊疗活动的直接证据，每次医馆被取缔换个地方“重出江湖”。
警界同事称其“吹牛大王”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原为文山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证实，王学贵退伍后，上世纪70年代初进入文山县公安局，后曾担任县公安局政委、县政法委副书记等职务。因其喜欢胡乱吹嘘，同事们私下取了一个外号叫“吹牛大王”。
王学贵上世纪90年代末退休后，加入文山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任治疗癌症攻关组组长。
家中开医馆被取缔
“当年，他跑到县卫生局，让我们找50个艾滋病人给他做医疗试验。”时任文山县卫生局局长王永康称，王学贵自认为“本事很大”，经常做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后来，在家中开设医馆“治疗癌症医园”给人看病。因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和医疗经营许可证，文山县卫生局取缔了“治疗癌症医园”，并没收了所有药材。
王永康介绍，当时确实有很多人找王学贵看病，部分外省患者甚至通过邮寄买药。
文山市委宣传部一干部称，王学贵“医园”被取缔后，当地人认为他是“骗子”，王觉得“很没面子”离开文山。近日王学贵被曝光，当地人才知道他又辗转到了昆明。
执法人员曾未找到证据
“王学贵反侦查能力很强，以办展览为名偷偷给人看病，也不留下诊疗记录，这给取证带来困难。”昆明市五华区卫生执法监督局副局长曾艳娇介绍，去年曾接到对王学贵的举报，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时，没有发现其开展医疗诊疗活动的器械、处方和医疗广告，所以只对其提出警告，要求他办理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诊疗活动，但王一直没有取得合法证照。
近日王学贵被媒体曝光，执法人员对其展馆进行了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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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气功热及大师们
由 一星 2013-08-22, 04:00
厅级官员称吹捧王林者多系贪官 部分已被枪毙
原标题：厅级官员称吹捧王林者多系贪官 部分已被枪毙
“大师”王林在官场有着自己的朋友圈。这朋友圈最早从江西的政法系统开始建构，王林一步步积累官场资源。有些官员是他特异功能和名声的传播者，向他介绍更高级别的官员。这其中有着利益交换。王林与江西原政协副主席宋晨光的交往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在两人交往中，王林成为宋晨光的高级顾问，为仕途吉凶占卜，为他出谋划策。而王林与宋晨光的亲密关系也为他争取到了某些利益。
7月21日下午，江西省鹰潭市副市长宋迪维到访“王府”。现场记者拍下副市长宋迪维配合“大师”表演的画面。宋紧抓王林右手，一位芦溪县官员捏住王左手，王将掌中四季豆变到袜内。王林的身边人对宋迪维和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宋迪维曾任芦溪县的县委书记，2006年升迁异地后，常回芦溪“王府”拜访。
“每年三节，加上‘大师’农历五月初六的生日，是‘王府’最热闹的时候。”王林身边人介绍，宜春、萍乡乃至外省社会名流和官员多会前来，除了宋迪维，“老面孔”还有江西某些省级官员及萍乡公安系统的人，比如宋晨光、唐建国、谭曙耀等人。
媒体报道，7月21日的聚餐结束前，王林提到了自己的朋友们“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被‘搞死’了，会有‘百万朋友’帮他报仇”。
“越狱犯”的政法朋友
“当时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纪检组长，五体投地信服王林。”一名江西厅级官员回忆
江西省一位厅级官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认识王林。该官员称，王林出名是从江西政法系统开始的。
1979年，27岁的王林，在宜丰县石花尖垦殖场，因诈骗和侮辱妇女入狱。1985年，在南昌监狱服刑时，王林给管教洗脑，谎称为其变老婆，成功越狱，虽被抓回但因此成名。
“那时江西省政法系统，把王林传得神乎其神，不光变蛇变酒，还会意念搬运。”上述官员回忆，王林1987年出狱，适逢全国“气功热”，王林受到官员追捧。
曾为王林开过车的身边人回忆，当时王林表演轻功和硬气功，比如手拎水桶头顶木桌站在一页纸上、嘴含鸡蛋头顶砖块劈砖等，场场爆满。
“当时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纪检组长，五体投地信服王林”。上述厅级官员回忆。
该官员表示，“身怀绝技”的王林，开始成为南昌市公安局顾问、南昌市气功科学研究会顾问、江西省气功学会副理事长，后来，江西省行政学院聘请王林，“相当于客座教授”。
江西省行政学院与江西省委党校合并，是“江西省培训、轮训领导干部的主阵地”。当时江西行政学院院办公室秘书冷淑莲称该学院教职员工、江西省市领导和省外来宾，多次观看王林意念搬运的表演。
一位当年参加培训的官员回忆，90年代初江西省委安排正县级以上官员培训，上午学习文件，下午安排王林的气功课。
上世纪90年代初，江西行政学院院长方彦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每次看后都引起轰动效应、不可思议，但这都是事实，不是变魔术。”江西行政学院成为王林扬名的第一个舞台。他在此结识第一批官场朋友，比如江西省公安厅长丁鑫发，南昌市湾里区委副书记毛野德，毛后来调任宜丰县县长，该县被王林称作第二故乡。
1994年，42岁的王林成为江西省政协委员，因为“气功大师”的身份，从曾经的诈骗犯转变为政协委员。
吹捧的与获刑的
“回过头看，隆重吹捧过王林的官员，很多都是贪官，有的已被枪毙。”上述厅级官员表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气功大师”王林的表演，开始进入个别中央领导视野。
“两个省里的官员很关键，一个是省公安厅长丁鑫发，一个是省委副书记刘方仁。”前述官员表示。
丁鑫发1992年至2001年任江西省公安厅长。1995年，丁接受南昌晚报采访时，曾称已观看王林20多次“变蛇”。丁鑫发讲述了王林为官员两次变蛇的经历。
上述厅级官员称，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刘方仁，把王林推荐给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
刘方仁1985年至1993年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后调任贵州省委书记。2002年，王林在自己出版的书中称“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是王林大师十多年来的知心好友”。
一些省级官员为王林题字或作传。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叶学龄为《中国人》作序。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则为王林题字：“气贯长虹，功大无边”。
“回过头看，隆重推荐、吹捧过王林的官员，很多都是贪官，一部分已经坐牢，有的已被枪毙。”上述厅级官员说。
新京报记者统计，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因受贿罪2004年判处无期徒刑；原江西省检察长丁鑫发因受贿罪于2006年获刑17年；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于2000年执行死刑；原宜丰县委书记毛野德调任吉安市纪委书记后于2000年服毒自杀。
“大师”王林在官场有着自己的朋友圈。这朋友圈最早从江西的政法系统开始建构，王林一步步积累官场资源。有些官员是他特异功能和名声的传播者，向他介绍更高级别的官员。这其中有着利益交换。王林与江西原政协副主席宋晨光的交往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在两人交往中，王林成为宋晨光的高级顾问，为仕途吉凶占卜，为他出谋划策。而王林与宋晨光的亲密关系也为他争取到了某些利益。
7月21日下午，江西省鹰潭市副市长宋迪维到访“王府”。现场记者拍下副市长宋迪维配合“大师”表演的画面。宋紧抓王林右手，一位芦溪县官员捏住王左手，王将掌中四季豆变到袜内。王林的身边人对宋迪维和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宋迪维曾任芦溪县的县委书记，2006年升迁异地后，常回芦溪“王府”拜访。
“每年三节，加上‘大师’农历五月初六的生日，是‘王府’最热闹的时候。”王林身边人介绍，宜春、萍乡乃至外省社会名流和官员多会前来，除了宋迪维，“老面孔”还有江西某些省级官员及萍乡公安系统的人，比如宋晨光、唐建国、谭曙耀等人。
媒体报道，7月21日的聚餐结束前，王林提到了自己的朋友们“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被‘搞死’了，会有‘百万朋友’帮他报仇”。
“越狱犯”的政法朋友
“当时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纪检组长，五体投地信服王林。”一名江西厅级官员回忆
江西省一位厅级官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认识王林。该官员称，王林出名是从江西政法系统开始的。
1979年，27岁的王林，在宜丰县石花尖垦殖场，因诈骗和侮辱妇女入狱。1985年，在南昌监狱服刑时，王林给管教洗脑，谎称为其变老婆，成功越狱，虽被抓回但因此成名。
“那时江西省政法系统，把王林传得神乎其神，不光变蛇变酒，还会意念搬运。”上述官员回忆，王林1987年出狱，适逢全国“气功热”，王林受到官员追捧。
曾为王林开过车的身边人回忆，当时王林表演轻功和硬气功，比如手拎水桶头顶木桌站在一页纸上、嘴含鸡蛋头顶砖块劈砖等，场场爆满。
“当时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纪检组长，五体投地信服王林”。上述厅级官员回忆。
该官员表示，“身怀绝技”的王林，开始成为南昌市公安局顾问、南昌市气功科学研究会顾问、江西省气功学会副理事长，后来，江西省行政学院聘请王林，“相当于客座教授”。
江西省行政学院与江西省委党校合并，是“江西省培训、轮训领导干部的主阵地”。当时江西行政学院院办公室秘书冷淑莲称该学院教职员工、江西省市领导和省外来宾，多次观看王林意念搬运的表演。
一位当年参加培训的官员回忆，90年代初江西省委安排正县级以上官员培训，上午学习文件，下午安排王林的气功课。
上世纪90年代初，江西行政学院院长方彦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每次看后都引起轰动效应、不可思议，但这都是事实，不是变魔术。”江西行政学院成为王林扬名的第一个舞台。他在此结识第一批官场朋友，比如江西省公安厅长丁鑫发，南昌市湾里区委副书记毛野德，毛后来调任宜丰县县长，该县被王林称作第二故乡。
1994年，42岁的王林成为江西省政协委员，因为“气功大师”的身份，从曾经的诈骗犯转变为政协委员。
吹捧的与获刑的
“回过头看，隆重吹捧过王林的官员，很多都是贪官，有的已被枪毙。”上述厅级官员表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气功大师”王林的表演，开始进入个别中央领导视野。
“两个省里的官员很关键，一个是省公安厅长丁鑫发，一个是省委副书记刘方仁。”前述官员表示。
丁鑫发1992年至2001年任江西省公安厅长。1995年，丁接受南昌晚报采访时，曾称已观看王林20多次“变蛇”。丁鑫发讲述了王林为官员两次变蛇的经历。
上述厅级官员称，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刘方仁，把王林推荐给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
刘方仁1985年至1993年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后调任贵州省委书记。2002年，王林在自己出版的书中称“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是王林大师十多年来的知心好友”。
一些省级官员为王林题字或作传。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叶学龄为《中国人》作序。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则为王林题字：“气贯长虹，功大无边”。
“回过头看，隆重推荐、吹捧过王林的官员，很多都是贪官，一部分已经坐牢，有的已被枪毙。”上述厅级官员说。
新京报记者统计，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因受贿罪2004年判处无期徒刑；原江西省检察长丁鑫发因受贿罪于2006年获刑17年；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于2000年执行死刑；原宜丰县委书记毛野德调任吉安市纪委书记后于2000年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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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气功热及大师们
由 一星 2013-08-24, 03:29
2013年08月24日06:1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中医怪象：“假大师”满天飞 “真高人”难出头
随着气功大师王林、“治癌神医”王学贵的骗人“画皮”接连被撕破，“中医大师”泛滥现象再度引发关注。人们不禁疑问：这些打着中医旗号的所谓大师为何招摇过市、屡打不绝？名中医、真大师都到哪里去了？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不断升温的养生热和一些人盲目跟风，为各路假大师提供了商机；同时，受执业医师政策、医疗行业商业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传统中医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确有真才实学的民间中医“高人”处于边缘化状态，难有出头之日。
每出一个假大师就给中医抹一次黑
从曾经的“中国食疗第一人”的张悟本，到号称弟子3万的道长李一、“养生教母”马悦凌，再到最近遭查的王林、王学贵，近年来身怀各种“神功”的“中医养生大师”前赴后继，不断涌现，成为养生界一大景观。
“这些人都打着中医的旗号大肆敛财，每出来一个，就给中医抹一次黑，误导了大家对中医养生和治病功能的认识。”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任医师、《中医药与亚健康》杂志总编曹东义感慨地说。
调查发现，这些所谓“大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论其实际疗效如何，宣传中都吹得神乎其神，并通过与名人合影、上电视台讲课等方式为自己贴金。比如，道长李一宣称能水下闭气生存两小时22分、王林的隔空取蛇绝活，最终被证明都是骗局。而张悟本提出的“生吃长条茄子能降脂”，王学贵号称“晚期癌症的治愈率高达95%”，均被医学界人士斥为“信口开河”。
专家指出，国人的健康素养欠缺，中医知识缺乏，导致很多人轻信一些所谓的养生“神功”。卫生部在2009年底首次公布《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报告》：我国城乡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即每100人中不到7人具备健康素养基本知识。
“只要大肆做广告的肯定有水分，重点不在看病而是卖药。”山西省运城市卫生局原调研员田康立说，真正的名中医很少做广告，因为中医诊治过程需要望闻问切，劳心费神，半天能看问诊十多个人就不错了，来的病人多了反而无法保证效果，因此根本不会做广告。
中国社科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陈其广认为，当前中医市场鱼龙混杂，与急功近利、浮躁盲从的社会心态和医疗市场的过度商业化有关。实际上，真正的传统中医是医德优先，那些被曝光的所谓“大师”却在中医旗号下夸大其词，将敛财作为第一目的，违背了中医精神。
“国医大师”数量少 “民间高人”难出头
假大师满天飞，到哪里去找真正的中医大师呢？
2009年6月，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评选，30位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包括民族医药）的老专家被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
“国医大师”评选条件要求从事中医临床工作55年以上，因此获选“国医大师”的年龄大都在八九十岁。一位中医界人士说，“国医大师”数量太少，并且都年事已高，普通患者能得到“国医大师”问诊的机会很少，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值得信赖的“国医大师”寥寥无几，而各地中医院状况也不理想。多位中医界人士表示，当前，中医院逐利冲动强烈，由于西医检查、西药价格贵利润高，很多中医更愿意用西药给病人看病，中医药成了辅助。
不止是中医院“西化”严重，目前中医人才教育也不乐观。陈其广对全国中医院校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很多考上中医高校的学生并非真正热爱中医，而是这些学校好考；上了中医专业的，要学大量西医、英语等，真正用在中医学业时间不足一半；毕业后从事中医门诊的，为了给医院和个人争取更多经济利益，开的更多的是西药方。
“传统中医的根在民间，但很多民间中医‘高人’行医处境尴尬。”多位中医界人士告诉记者，“现行的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和医疗市场的过度商业化，对中医发展都很不利。”
“典型的民间中医医生，处于无校、无庙、无照的状态。”陈其广说，这些人大多是祖传或师承的技艺，没有正规院校学历，并且大都是个人行医，没有所属的医疗机构。关键是无法获得正规执业医师资格。
田康立告诉记者，运城市传统中医基础较好，从事中医药工作15年以上的民间人士有三四千人，执业医师法1999年施行后，这些人由于学历、机构等因素制约，无法获得执业资格，就变为了非法行医。“但这些民间中医的确为周围老百姓求医问药解决了很大问题。”
名中医有了地位 假大师就没了市场
专家表示，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世界医学界的瑰宝，应通过提高公众中医素养、打击医疗欺诈、改进中医院校人才培养、扶持民间中医人才等多种措施，助推中医健康发展。
“对打着中医旗号招摇撞骗、非法敛财的行为要进行整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目前追究机制、处罚力度明显不足，很多事件都不了了之，让假大师逍遥法外。应该采取措施，加大处罚力度，净化中医市场。
普及中医知识、提高健康素养是提高公众鉴别力、防止上当受骗的根本途径。陈其广、曹东义等专家说，应以平常心对待中医，改变“西医看不了的病才去看中医”的医疗习惯，防止对中医的期望值过高，结果造成失望过多，加重对中医的误解。
“名中医有了地位，假大师就没了市场。”曹东义认为，各地应加大对当地权威中医人才的宣传推广力度，让名中医走上前台，被公众熟知；同时，要甄别、扶持那些确有技艺、规矩行医的民间中医人士，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纳入正常管理渠道。
田康立说，当前，中医类别师承人员和确有专长的民间中医人才参加全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门槛很高，程序繁琐，导致很多人无法参加全国考试。“当务之急是降低门槛，让确有才能的民间中医‘浮出水面’，摘掉‘非法行医’的帽子，造福社会”。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原标题：中医怪象：“假大师”满天飞 “真高人”难出头
随着气功大师王林、“治癌神医”王学贵的骗人“画皮”接连被撕破，“中医大师”泛滥现象再度引发关注。人们不禁疑问：这些打着中医旗号的所谓大师为何招摇过市、屡打不绝？名中医、真大师都到哪里去了？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不断升温的养生热和一些人盲目跟风，为各路假大师提供了商机；同时，受执业医师政策、医疗行业商业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传统中医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确有真才实学的民间中医“高人”处于边缘化状态，难有出头之日。
每出一个假大师就给中医抹一次黑
从曾经的“中国食疗第一人”的张悟本，到号称弟子3万的道长李一、“养生教母”马悦凌，再到最近遭查的王林、王学贵，近年来身怀各种“神功”的“中医养生大师”前赴后继，不断涌现，成为养生界一大景观。
“这些人都打着中医的旗号大肆敛财，每出来一个，就给中医抹一次黑，误导了大家对中医养生和治病功能的认识。”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任医师、《中医药与亚健康》杂志总编曹东义感慨地说。
调查发现，这些所谓“大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论其实际疗效如何，宣传中都吹得神乎其神，并通过与名人合影、上电视台讲课等方式为自己贴金。比如，道长李一宣称能水下闭气生存两小时22分、王林的隔空取蛇绝活，最终被证明都是骗局。而张悟本提出的“生吃长条茄子能降脂”，王学贵号称“晚期癌症的治愈率高达95%”，均被医学界人士斥为“信口开河”。
专家指出，国人的健康素养欠缺，中医知识缺乏，导致很多人轻信一些所谓的养生“神功”。卫生部在2009年底首次公布《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报告》：我国城乡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即每100人中不到7人具备健康素养基本知识。
“只要大肆做广告的肯定有水分，重点不在看病而是卖药。”山西省运城市卫生局原调研员田康立说，真正的名中医很少做广告，因为中医诊治过程需要望闻问切，劳心费神，半天能看问诊十多个人就不错了，来的病人多了反而无法保证效果，因此根本不会做广告。
中国社科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陈其广认为，当前中医市场鱼龙混杂，与急功近利、浮躁盲从的社会心态和医疗市场的过度商业化有关。实际上，真正的传统中医是医德优先，那些被曝光的所谓“大师”却在中医旗号下夸大其词，将敛财作为第一目的，违背了中医精神。
“国医大师”数量少 “民间高人”难出头
假大师满天飞，到哪里去找真正的中医大师呢？
2009年6月，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评选，30位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包括民族医药）的老专家被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
“国医大师”评选条件要求从事中医临床工作55年以上，因此获选“国医大师”的年龄大都在八九十岁。一位中医界人士说，“国医大师”数量太少，并且都年事已高，普通患者能得到“国医大师”问诊的机会很少，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值得信赖的“国医大师”寥寥无几，而各地中医院状况也不理想。多位中医界人士表示，当前，中医院逐利冲动强烈，由于西医检查、西药价格贵利润高，很多中医更愿意用西药给病人看病，中医药成了辅助。
不止是中医院“西化”严重，目前中医人才教育也不乐观。陈其广对全国中医院校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很多考上中医高校的学生并非真正热爱中医，而是这些学校好考；上了中医专业的，要学大量西医、英语等，真正用在中医学业时间不足一半；毕业后从事中医门诊的，为了给医院和个人争取更多经济利益，开的更多的是西药方。
“传统中医的根在民间，但很多民间中医‘高人’行医处境尴尬。”多位中医界人士告诉记者，“现行的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和医疗市场的过度商业化，对中医发展都很不利。”
“典型的民间中医医生，处于无校、无庙、无照的状态。”陈其广说，这些人大多是祖传或师承的技艺，没有正规院校学历，并且大都是个人行医，没有所属的医疗机构。关键是无法获得正规执业医师资格。
田康立告诉记者，运城市传统中医基础较好，从事中医药工作15年以上的民间人士有三四千人，执业医师法1999年施行后，这些人由于学历、机构等因素制约，无法获得执业资格，就变为了非法行医。“但这些民间中医的确为周围老百姓求医问药解决了很大问题。”
名中医有了地位 假大师就没了市场
专家表示，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世界医学界的瑰宝，应通过提高公众中医素养、打击医疗欺诈、改进中医院校人才培养、扶持民间中医人才等多种措施，助推中医健康发展。
“对打着中医旗号招摇撞骗、非法敛财的行为要进行整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目前追究机制、处罚力度明显不足，很多事件都不了了之，让假大师逍遥法外。应该采取措施，加大处罚力度，净化中医市场。
普及中医知识、提高健康素养是提高公众鉴别力、防止上当受骗的根本途径。陈其广、曹东义等专家说，应以平常心对待中医，改变“西医看不了的病才去看中医”的医疗习惯，防止对中医的期望值过高，结果造成失望过多，加重对中医的误解。
“名中医有了地位，假大师就没了市场。”曹东义认为，各地应加大对当地权威中医人才的宣传推广力度，让名中医走上前台，被公众熟知；同时，要甄别、扶持那些确有技艺、规矩行医的民间中医人士，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纳入正常管理渠道。
田康立说，当前，中医类别师承人员和确有专长的民间中医人才参加全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门槛很高，程序繁琐，导致很多人无法参加全国考试。“当务之急是降低门槛，让确有才能的民间中医‘浮出水面’，摘掉‘非法行医’的帽子，造福社会”。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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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09-06, 18:12
台湾：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行之有年
2013-09-06 19:57:45 来源: 新华网 有4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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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台北9月6日电 在9月28日台湾的教师节来临前，台湾师范大学举办了一项特殊展览，题为“当大师遇上先师”。“先师”，众所周知是指至圣先师孔子，而“大师”说的是曾任教于该校的程发轫教授。二“师”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又与教师节有着怎样的关系？
据了解，1952年，台湾当局确定公历9月28日为孔子诞辰日及教师节，而在那之前，教师节也选择在孔子诞辰日，但是在每年的8月28日。当年的更改决定正是源自程发轫教授的研究成果。
台师大前副校长赖明德在一篇论文中回忆说，程教授曾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他以古六历、授时历、时宪历等多种历法推算，得出孔子生于鲁哀公22年庚戌岁周正10月27日，即夏正8月27日，换算为公历应当是9月28日。
在台湾，孔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形象深植人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代代薪火相传。时至今日，每逢9月28日，台湾各地孔庙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遵循传统仪礼，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和对教育的重视。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各县市政府以及民间组织也会举办各种教师节庆祝活动，为良师颁奖，表彰教师对社会的贡献，号召大家对教师表达感谢。
“孔子既是中华文化奠基人，也是著名教育家，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可以唤起人们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重，也能勉励教师仿效孔子为人师表。”在台湾宜兰县中山小学任教的吴老师告诉记者，每逢教师节，她总会收到学生们送来的花束、饼干、糖果、巧克力、祝福卡或电子邮件，还有许多孩子们亲手做的小礼物。不过，要是贵重的礼物，她会私下退回。“学生能认真上课，考上理想学校，就是最好礼物！”她说。
眼下，台湾各地的孔庙已经开始准备今年的祭孔大典。每年的9月28日，许多民众都会前往当地孔庙观礼，表达对孔子和师者的敬重。
已有132年历史的台北孔庙遵循古礼举行祭典，每年都吸引数千人参与。这一活动又称“释奠奠礼”，在台北已连年举行超过半个世纪。
几年前，记者曾采访过台北孔庙的祭孔大典，现场庄严肃穆，祭祀人员身着依明朝古仪定制的服装，按古制进行多达30余个项目的祭奠仪节。参与活动的人群中，有父母带着孩子，有老师带着学生。观礼中，记者还听见一位母亲轻声对年幼的女儿说：“孔子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名教师，他有很多想法，关心每一个人。”
(原标题：台湾: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行之有年 尊师重道精神薪火相传)
2013-09-06 19:57:45 来源: 新华网 有4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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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台北9月6日电 在9月28日台湾的教师节来临前，台湾师范大学举办了一项特殊展览，题为“当大师遇上先师”。“先师”，众所周知是指至圣先师孔子，而“大师”说的是曾任教于该校的程发轫教授。二“师”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又与教师节有着怎样的关系？
据了解，1952年，台湾当局确定公历9月28日为孔子诞辰日及教师节，而在那之前，教师节也选择在孔子诞辰日，但是在每年的8月28日。当年的更改决定正是源自程发轫教授的研究成果。
台师大前副校长赖明德在一篇论文中回忆说，程教授曾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他以古六历、授时历、时宪历等多种历法推算，得出孔子生于鲁哀公22年庚戌岁周正10月27日，即夏正8月27日，换算为公历应当是9月28日。
在台湾，孔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形象深植人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代代薪火相传。时至今日，每逢9月28日，台湾各地孔庙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遵循传统仪礼，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和对教育的重视。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各县市政府以及民间组织也会举办各种教师节庆祝活动，为良师颁奖，表彰教师对社会的贡献，号召大家对教师表达感谢。
“孔子既是中华文化奠基人，也是著名教育家，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可以唤起人们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重，也能勉励教师仿效孔子为人师表。”在台湾宜兰县中山小学任教的吴老师告诉记者，每逢教师节，她总会收到学生们送来的花束、饼干、糖果、巧克力、祝福卡或电子邮件，还有许多孩子们亲手做的小礼物。不过，要是贵重的礼物，她会私下退回。“学生能认真上课，考上理想学校，就是最好礼物！”她说。
眼下，台湾各地的孔庙已经开始准备今年的祭孔大典。每年的9月28日，许多民众都会前往当地孔庙观礼，表达对孔子和师者的敬重。
已有132年历史的台北孔庙遵循古礼举行祭典，每年都吸引数千人参与。这一活动又称“释奠奠礼”，在台北已连年举行超过半个世纪。
几年前，记者曾采访过台北孔庙的祭孔大典，现场庄严肃穆，祭祀人员身着依明朝古仪定制的服装，按古制进行多达30余个项目的祭奠仪节。参与活动的人群中，有父母带着孩子，有老师带着学生。观礼中，记者还听见一位母亲轻声对年幼的女儿说：“孔子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名教师，他有很多想法，关心每一个人。”
(原标题：台湾: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行之有年 尊师重道精神薪火相传)
由惜缘于2013-09-06, 18:19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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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气功热及大师们
由 惜缘 2013-09-06, 18:23
媒体追问湖北鹤峰县教师性侵多名女生案疑点
2013-09-06 19:16:42 来源: 新华网 有6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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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武汉9月6日电 临近教师节，网上却曝出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一名中学教师性侵多名女学生，并致一名女学生怀孕。当地警方称已立案调查，并初步调查确定案件涉及多名未成年人。围绕这起案件有三大疑点。
疑点一：性侵多次发生为何迟迟未被发现？
3日晚，国内一知名论坛发帖称，湖北鹤峰县邬阳民族中学教师汪某利用班主任职务之便，强行与其所带的毕业班至少8名女生发生性关系，并致使其中一个女生怀孕。受害女生因胆小不敢说，直至9月怀孕女生去恩施上高中后被新老师发现异常，此事才被曝光。
记者联系鹤峰县公安局，警方称8月底已接到报警并立案，但该案案情复杂且涉及多名未成年人，相关部门正在全力调查此案。
采访过程中，有居民向记者反映，汪某早年曾有前科，过去在邬阳乡洪家台村的小学教语文时就曾性侵一名女孩，并且邬阳民族中学也曾出现过其他类似的老师性侵学生事件。
5日上午，记者来到邬阳民族中学，这里大门紧闭，老师学生对日前被揭露的性侵事件三缄其口。邬阳乡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告诉记者，学校校长宋福平因此事被追究领导责任，已于3日被免去校长职务。
鹤峰县相关方面的领导向记者透露，目前警方已经确定犯罪嫌疑人汪某在任教期间，利用师生关系对多名女生实施性侵，但还未证实有女生怀孕；而汪某是否有前科、具体性侵人数等仍在调查当中。
疑点二：犯罪嫌疑人为何能“带病升迁”？
为保护女学生安全，教育部门曾出台过一系列管理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形同虚设，性侵行为迟迟不能被发现。2012年7月，汪某还被提拔为学校副校长。
鹤峰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许存鹤介绍，教育部门曾有过禁止老师将女生带至自己宿舍、男性老师与女生独处时不能关门等规定，并且“教师师德十不准”也是“大会小会天天讲”。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监管措施依然跟不上，导致事情发生后许久外界也不知情。”许存鹤说，“涉事教师通常还被认为认真负责、关心学生。”
汪某性侵事件案发后，学校和教育局主要领导一片愕然，均表示从未有任何相关迹象。
刚被免职的邬阳乡民族学校校长宋福平回忆，前几天，一个家长领着受害女生来学校，要求他处理涉事副校长汪某。“我当时十分震惊，心想这种事已经超出了学校的处理能力范围，因此，就带着家长和女孩去派出所报了警。”据他介绍，女生受害时，还在初三在读。
宋校长说，汪某在职时表现得比较敬业和正派，并没有发现其有任何异常举动。对于汪某被提拔，鹤峰县教育局局长李永忠表示，提拔任用干部前，教育局会对其进行考察测评，但当时学校领导同事并未反映过如此问题，民族测评后教育局才会对其进行提拔。
记者了解到，报警的受害女孩生活在单亲家庭，负有监护责任的父亲却外出打工，平时由奶奶照顾，缺乏家长的关爱和监护。父亲在与记者的电话中表现得十分伤心烦躁，承认非常后悔没有多回来照看女儿。
疑点三：嫌疑人主修体育为何却教文化课？
知情人向记者反映，汪某早年初中毕业就直接进入恩施体校学习，主修摔跤，却教授学生文化课，尤其是初中文化课程，其教学水平令人怀疑。
鹤峰县位于鄂西武陵山连片特困区深处，“新老师不肯来，好老师留不住”长期困扰着山区教育，教师资源匮乏并且整体素质不高情况令人担忧。
据邬阳乡洪家台村小学一名工作人员证实，汪某在洪家台小学工作时主要负责教授学生语文，但工作不太负责，作风也不太正派，还经常体罚学生。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晓得，这个老师平时打人蛮凶，学生们都怕他。”
鹤峰县许多教师岗位缺员。鹤峰教育局党委书记许存鹤说，“近些年来，这里优秀师资流失非常严重。今年暑期，就有30多位相对优秀的老师外流或改行，加上70多位老师退休，这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师资力量更是雪上加霜。”
记者在鹤峰县走访时发现，大部分村级小学只有稀稀拉拉几个班开课。在一个学校，仅有9个学生，全部安排在一个教室还显得空落落的。负责教课的胡老师目前已经47岁，他说，“我是我们这里最年轻的老师，学校已经很多年没有年轻老师来了。”
因此事刚被免职的邬阳民族中学校长宋福平表示，教师资源紧缺，一个体育老师会被安排来教文化课，不足为奇。教师素质逐年下降，直接导致的就是学生教育引导和监护管理跟不上形势。
邬阳乡镇上一位肖姓女士向记者抱怨，邬阳民族中学教学质量很差，老师很不负责任，打牌、搞第二副业的比比皆是，教学水平也一直在鹤峰县处于倒数位置。为了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她不得不将儿子送至相邻的巴东县去上学。
(原标题：新华调查:追问湖北鹤峰县教师性侵多名女生案三大疑点)
2013-09-06 19:16:42 来源: 新华网 有6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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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武汉9月6日电 临近教师节，网上却曝出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一名中学教师性侵多名女学生，并致一名女学生怀孕。当地警方称已立案调查，并初步调查确定案件涉及多名未成年人。围绕这起案件有三大疑点。
疑点一：性侵多次发生为何迟迟未被发现？
3日晚，国内一知名论坛发帖称，湖北鹤峰县邬阳民族中学教师汪某利用班主任职务之便，强行与其所带的毕业班至少8名女生发生性关系，并致使其中一个女生怀孕。受害女生因胆小不敢说，直至9月怀孕女生去恩施上高中后被新老师发现异常，此事才被曝光。
记者联系鹤峰县公安局，警方称8月底已接到报警并立案，但该案案情复杂且涉及多名未成年人，相关部门正在全力调查此案。
采访过程中，有居民向记者反映，汪某早年曾有前科，过去在邬阳乡洪家台村的小学教语文时就曾性侵一名女孩，并且邬阳民族中学也曾出现过其他类似的老师性侵学生事件。
5日上午，记者来到邬阳民族中学，这里大门紧闭，老师学生对日前被揭露的性侵事件三缄其口。邬阳乡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告诉记者，学校校长宋福平因此事被追究领导责任，已于3日被免去校长职务。
鹤峰县相关方面的领导向记者透露，目前警方已经确定犯罪嫌疑人汪某在任教期间，利用师生关系对多名女生实施性侵，但还未证实有女生怀孕；而汪某是否有前科、具体性侵人数等仍在调查当中。
疑点二：犯罪嫌疑人为何能“带病升迁”？
为保护女学生安全，教育部门曾出台过一系列管理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形同虚设，性侵行为迟迟不能被发现。2012年7月，汪某还被提拔为学校副校长。
鹤峰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许存鹤介绍，教育部门曾有过禁止老师将女生带至自己宿舍、男性老师与女生独处时不能关门等规定，并且“教师师德十不准”也是“大会小会天天讲”。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监管措施依然跟不上，导致事情发生后许久外界也不知情。”许存鹤说，“涉事教师通常还被认为认真负责、关心学生。”
汪某性侵事件案发后，学校和教育局主要领导一片愕然，均表示从未有任何相关迹象。
刚被免职的邬阳乡民族学校校长宋福平回忆，前几天，一个家长领着受害女生来学校，要求他处理涉事副校长汪某。“我当时十分震惊，心想这种事已经超出了学校的处理能力范围，因此，就带着家长和女孩去派出所报了警。”据他介绍，女生受害时，还在初三在读。
宋校长说，汪某在职时表现得比较敬业和正派，并没有发现其有任何异常举动。对于汪某被提拔，鹤峰县教育局局长李永忠表示，提拔任用干部前，教育局会对其进行考察测评，但当时学校领导同事并未反映过如此问题，民族测评后教育局才会对其进行提拔。
记者了解到，报警的受害女孩生活在单亲家庭，负有监护责任的父亲却外出打工，平时由奶奶照顾，缺乏家长的关爱和监护。父亲在与记者的电话中表现得十分伤心烦躁，承认非常后悔没有多回来照看女儿。
疑点三：嫌疑人主修体育为何却教文化课？
知情人向记者反映，汪某早年初中毕业就直接进入恩施体校学习，主修摔跤，却教授学生文化课，尤其是初中文化课程，其教学水平令人怀疑。
鹤峰县位于鄂西武陵山连片特困区深处，“新老师不肯来，好老师留不住”长期困扰着山区教育，教师资源匮乏并且整体素质不高情况令人担忧。
据邬阳乡洪家台村小学一名工作人员证实，汪某在洪家台小学工作时主要负责教授学生语文，但工作不太负责，作风也不太正派，还经常体罚学生。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晓得，这个老师平时打人蛮凶，学生们都怕他。”
鹤峰县许多教师岗位缺员。鹤峰教育局党委书记许存鹤说，“近些年来，这里优秀师资流失非常严重。今年暑期，就有30多位相对优秀的老师外流或改行，加上70多位老师退休，这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师资力量更是雪上加霜。”
记者在鹤峰县走访时发现，大部分村级小学只有稀稀拉拉几个班开课。在一个学校，仅有9个学生，全部安排在一个教室还显得空落落的。负责教课的胡老师目前已经47岁，他说，“我是我们这里最年轻的老师，学校已经很多年没有年轻老师来了。”
因此事刚被免职的邬阳民族中学校长宋福平表示，教师资源紧缺，一个体育老师会被安排来教文化课，不足为奇。教师素质逐年下降，直接导致的就是学生教育引导和监护管理跟不上形势。
邬阳乡镇上一位肖姓女士向记者抱怨，邬阳民族中学教学质量很差，老师很不负责任，打牌、搞第二副业的比比皆是，教学水平也一直在鹤峰县处于倒数位置。为了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她不得不将儿子送至相邻的巴东县去上学。
(原标题：新华调查:追问湖北鹤峰县教师性侵多名女生案三大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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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气功热及大师们
由 惜缘 2013-09-09, 18:47
女白领沉迷“心灵法门”辞职修行 专家称非信佛
2013-09-09 20:51:00 来源: 新闻晚报(上海) 有385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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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09 20:51:00 来源: 新闻晚报(上海) 有385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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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我念了一辈子佛，十分虔诚，没想到女儿会误入歧途。 ”近日，家住闵行区年约六旬的老居士张女士致电晚报新闻热线反映，其30岁的女儿自从开始修行“心灵法门”后，便整日呆在家里不肯好好上班，后来索性辞职，眼看30岁还没有谈对象，让父母担心不已。
张女士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耳濡目染之下，女儿从小对佛学也有所了解，但自从她接触‘心灵法门’后，整个人性情大变。 ”张女士说，女儿以前在一家国际物流公司上班，是外企女白领，现在辞职在家，整日念经，烧“小房子”(指念佛后印上一个个小圆圈组成房子形状的黄纸)。要么就在网上听“心灵法门”的广播节目，有时还参加颇为“神秘”的小团体活动。 “心灵法门”的这些做法，让张女士这样一位念了一辈子佛的人也直呼看不懂。“这和我们接触的佛学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学说？ ”更让张女士担心的是，现在女儿感冒、发烧、胃疼等都不肯去医院治疗，还坚称听从“卢台长”的训诫“修行”，可以治愈百病。
据记者了解，“心灵法门”由澳大利亚华侨卢军宏创立，原来主要在境外传播。据其称，“心灵法门”能让信众取得简单、快速、高效的结果，仅仅以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结合简单易行的经文组合(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十小咒、小房子)，就能取得极其灵验而迅速的实效。甚至传言，曾有骨癌晚期患者仅用20天就奇迹“痊愈”。
记者从网上查到，神奇的“卢台长”卢军宏，1959年生，澳洲东方华语电台台长。他制作的节目有《白话佛法》、《玄艺综述》、《玄艺问答》。而在“卢台长”个人博客链接的海外报道中，“图腾大师”、“活菩萨”、“转世观音”等字眼频频出现。卢军宏自称拥有看图腾的能力。
所谓图腾，就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对于某种自然物的崇拜，图腾实际是一个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比如，中国人传统崇拜的是“龙”。又如，《史记》中在记述商朝历史时，提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
而卢军宏所谓的看图腾一说，据称能解答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以及解决很多例现代医学上都无法根治的病例，例如有三岁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植物人，以及自闭症、忧郁症、老年痴呆症、癌症、精神失常等病症患者都通过 “卢台长”的“指点”而被治愈。以上说法，与佛法所讲的净土法门的观想不同，又与图腾的原始含义不相符合，且佛教中根本没有看图腾这一说，其语言不明，易引起歧义。
专家解析
“心灵法门”非正信佛教
备受推崇的“心灵法门”到底是不是正信的佛教？修行是否能包治百病？一些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做法，为何让许多人深信不疑？著名佛教学者金易明先生接受采访时指出，“心灵法门”与一般传统的正信佛教有所不同，主要有四：
一，“心灵法门”没有明确的佛教宗门来源。金易明认为，佛教一般以佛法僧三宝为信仰对象，皈依三宝是成为佛教徒的标志。而根据现有材料，没有任何记载“心灵法门”创立者卢军宏曾经皈依三宝，也没有明确记载他曾跟随某位佛教界人士学习、研究佛学的师承。
二，“心灵法门”混杂了大量非佛教的内容。金易明举例说，像“图腾”“命运”“风水”“灵性(鬼神)”等，这些内容有的取材民间信仰，在传统的佛教经典中无据可依，这和佛教信仰并无关系，故并非正信佛教的教义，其中绝大部分内容也不被佛教所认可、赞许和提倡。
三，“心灵法门”在运用佛教的经典和理论时有曲解迹象。 “心灵法门”对取材于佛教的内容，认识上比较浅表、文义上解释比较随意，有诸多使用上的曲解之处，甚至对佛教的基本概念，如“五蕴”“十二因缘”等都进行了自我发挥、随意诠释，对佛教经典以及重要义理采取这种态度应该说是不严肃的。这表明，卢军宏至少对佛教没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缺乏必要的常识。
四，正信佛教从未提及包治百病。金易明分析， “心灵法门”之所以能吸引信徒，与其包治百病的“承诺”密切相关。现实生活中，受限于医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疾病难以治愈，疾病患者四处求医却饱受痛苦，而 “心灵法门”恰好给予这部分人以心理的安慰，但任何宗教、功法与修学，都无法替代看医治病，这是不争的事实。世界上任何正信的宗教，包括佛教在内，引导的是众生的身心修学之路，注重的是身心的调适，其对身心的健康有其良好的作用，但从佛陀到现代佛教大师们，都从未提及佛教包治百病，也从不阻止信徒接受正常的医学治疗。
提醒
学佛应通过正规渠道
金易明说，“心灵法门”所崇尚的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观音菩萨，其所倡导的许愿、念经、放生，确实都是佛法修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因此，很容易使那些对佛教了解不多、佛学修养不够的人们投入其中。其实，“心灵法门”在我国传法的过程中，并未依托任何宗教团体或寺院，可谓游离于合法宗教组织之外，这与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不相符。且其小组活动普遍又相对隐蔽，经济上缺乏合法的、有效的监管，难以取信信众。
其次，“心灵法门”迎合人们希望通过某种神秘力量来治愈疾病、解决烦恼、消灾免难、改变命运的心理，因此而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导致延误正常治疗的事已有发生。
此外，“心灵法门”的修学方法，使入迷者的正常生活受到妨碍，更导致某些痴迷者为此癫狂，社会责任感严重缺乏，从而影响本人和家人。更严重的是，“心灵法门”以佛教一支面世流传，但却颟顸佛教、曲解教义，导致一些信徒良莠不分，影响佛教的正常弘传，也模糊了传统正信佛教的形象。
金易明提醒，“心灵法门”与正统佛教有较大差异，所以大家要分清正信的传统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差异，民族风俗与迷信的差异，学佛还应遵循佛陀的教导。
张女士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耳濡目染之下，女儿从小对佛学也有所了解，但自从她接触‘心灵法门’后，整个人性情大变。 ”张女士说，女儿以前在一家国际物流公司上班，是外企女白领，现在辞职在家，整日念经，烧“小房子”(指念佛后印上一个个小圆圈组成房子形状的黄纸)。要么就在网上听“心灵法门”的广播节目，有时还参加颇为“神秘”的小团体活动。 “心灵法门”的这些做法，让张女士这样一位念了一辈子佛的人也直呼看不懂。“这和我们接触的佛学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学说？ ”更让张女士担心的是，现在女儿感冒、发烧、胃疼等都不肯去医院治疗，还坚称听从“卢台长”的训诫“修行”，可以治愈百病。
据记者了解，“心灵法门”由澳大利亚华侨卢军宏创立，原来主要在境外传播。据其称，“心灵法门”能让信众取得简单、快速、高效的结果，仅仅以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结合简单易行的经文组合(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十小咒、小房子)，就能取得极其灵验而迅速的实效。甚至传言，曾有骨癌晚期患者仅用20天就奇迹“痊愈”。
记者从网上查到，神奇的“卢台长”卢军宏，1959年生，澳洲东方华语电台台长。他制作的节目有《白话佛法》、《玄艺综述》、《玄艺问答》。而在“卢台长”个人博客链接的海外报道中，“图腾大师”、“活菩萨”、“转世观音”等字眼频频出现。卢军宏自称拥有看图腾的能力。
所谓图腾，就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对于某种自然物的崇拜，图腾实际是一个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比如，中国人传统崇拜的是“龙”。又如，《史记》中在记述商朝历史时，提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
而卢军宏所谓的看图腾一说，据称能解答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以及解决很多例现代医学上都无法根治的病例，例如有三岁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植物人，以及自闭症、忧郁症、老年痴呆症、癌症、精神失常等病症患者都通过 “卢台长”的“指点”而被治愈。以上说法，与佛法所讲的净土法门的观想不同，又与图腾的原始含义不相符合，且佛教中根本没有看图腾这一说，其语言不明，易引起歧义。
专家解析
“心灵法门”非正信佛教
备受推崇的“心灵法门”到底是不是正信的佛教？修行是否能包治百病？一些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做法，为何让许多人深信不疑？著名佛教学者金易明先生接受采访时指出，“心灵法门”与一般传统的正信佛教有所不同，主要有四：
一，“心灵法门”没有明确的佛教宗门来源。金易明认为，佛教一般以佛法僧三宝为信仰对象，皈依三宝是成为佛教徒的标志。而根据现有材料，没有任何记载“心灵法门”创立者卢军宏曾经皈依三宝，也没有明确记载他曾跟随某位佛教界人士学习、研究佛学的师承。
二，“心灵法门”混杂了大量非佛教的内容。金易明举例说，像“图腾”“命运”“风水”“灵性(鬼神)”等，这些内容有的取材民间信仰，在传统的佛教经典中无据可依，这和佛教信仰并无关系，故并非正信佛教的教义，其中绝大部分内容也不被佛教所认可、赞许和提倡。
三，“心灵法门”在运用佛教的经典和理论时有曲解迹象。 “心灵法门”对取材于佛教的内容，认识上比较浅表、文义上解释比较随意，有诸多使用上的曲解之处，甚至对佛教的基本概念，如“五蕴”“十二因缘”等都进行了自我发挥、随意诠释，对佛教经典以及重要义理采取这种态度应该说是不严肃的。这表明，卢军宏至少对佛教没有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缺乏必要的常识。
四，正信佛教从未提及包治百病。金易明分析， “心灵法门”之所以能吸引信徒，与其包治百病的“承诺”密切相关。现实生活中，受限于医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疾病难以治愈，疾病患者四处求医却饱受痛苦，而 “心灵法门”恰好给予这部分人以心理的安慰，但任何宗教、功法与修学，都无法替代看医治病，这是不争的事实。世界上任何正信的宗教，包括佛教在内，引导的是众生的身心修学之路，注重的是身心的调适，其对身心的健康有其良好的作用，但从佛陀到现代佛教大师们，都从未提及佛教包治百病，也从不阻止信徒接受正常的医学治疗。
提醒
学佛应通过正规渠道
金易明说，“心灵法门”所崇尚的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观音菩萨，其所倡导的许愿、念经、放生，确实都是佛法修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因此，很容易使那些对佛教了解不多、佛学修养不够的人们投入其中。其实，“心灵法门”在我国传法的过程中，并未依托任何宗教团体或寺院，可谓游离于合法宗教组织之外，这与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不相符。且其小组活动普遍又相对隐蔽，经济上缺乏合法的、有效的监管，难以取信信众。
其次，“心灵法门”迎合人们希望通过某种神秘力量来治愈疾病、解决烦恼、消灾免难、改变命运的心理，因此而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导致延误正常治疗的事已有发生。
此外，“心灵法门”的修学方法，使入迷者的正常生活受到妨碍，更导致某些痴迷者为此癫狂，社会责任感严重缺乏，从而影响本人和家人。更严重的是，“心灵法门”以佛教一支面世流传，但却颟顸佛教、曲解教义，导致一些信徒良莠不分，影响佛教的正常弘传，也模糊了传统正信佛教的形象。
金易明提醒，“心灵法门”与正统佛教有较大差异，所以大家要分清正信的传统佛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差异，民族风俗与迷信的差异，学佛还应遵循佛陀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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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09-09, 19:01
大师为何神，迷者为何迷，各取所需至，欲望作牵引；
只要有名利，虎皮作大衣，东拉西凑拼，也算成一体；
宗教门派观，极力欲维护，传统难变新，自囿难突破；
修行重形式，自心不深挖，根本不解决，再做也枉然；
只要有名利，虎皮作大衣，东拉西凑拼，也算成一体；
宗教门派观，极力欲维护，传统难变新，自囿难突破；
修行重形式，自心不深挖，根本不解决，再做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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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惜缘 2013-10-16, 20:04
被通缉的“活佛” 义云高诈骗集团全球现形记
2013年10月15日 16:27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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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被通缉的“活佛”
2013年9月10日，长春市警方协同长春市宗教局人员，突击检查位于长春市内某酒店的一次非法宗教活动。推开酒店会议中心紧闭的大门，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百余名虔诚的教徒，以及来自美国旧金山的“活佛”－－隆慧仁波切。在隆慧侍者手中的托盘里，盛放着信徒供奉的上百封红包。
最终，警方以“禁止在非宗教场所开展宗教活动”为由，叫停了此次“传法”活动，并将现场百余名信徒驱散。信徒们大部分悻悻而去，偶有一两个人，还在不甘心地与警方争辩“学佛有什么错？”。
长春，只是隆慧此番中国之行的第一站，她将在这里进行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在长春之后，她还将前往青岛、成都、深圳三地，发展信众，传播“佛法”。
隆慧是美国旧金山华藏寺的住持。这座位于旧金山的寺庙，由教堂改建而成，因此在外观上仍保留着西式教堂的结构。但在内部，已全部改为中国传统寺院的装潢。在寺内最显眼的位置，供奉着的并非是释迦牟尼佛，也非佛教神仙体系内的任何神佛，而是一位至今仍活在人世的宗教领袖 “第三世多杰羌佛”。
而这位“多杰羌佛”的真身，则是在中国被通缉长达十余年、外逃美国的诈骗犯－－义云高。
逃亡“活佛”卷土重来
在北京郊区的一处闻法点内，几位信徒跪倒在地上，聆听来自美国的“法音”。
“你很幸运”在正式开始闻法之前，一位身着红袍的“闻法上师”对一名弟子说，“刚入门，就能接触到佛陀正法。”随后，“闻法上师”不忘交代众弟子，“一定要记住，播放‘法音’的时候，要跪坐在地上，头部不能高于‘法音’。”
在交代完毕之后，“闻法上师”拉开一扇帘子，供奉着义云高及其帐下“活佛”陈某某的佛堂。随即，众信徒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之后，“闻法上师”将录有义云高“法音”的光碟举过头顶，然后再放入播放设备中。浓郁的四川口音从音箱中传了出来，说话者正是远在美国的义云高。
身披袈裟的诈骗集团
目前，这个身披袈裟的诈骗集团，秘密的“传法”活动已经横跨两岸三地，几乎遍布整个华人圈。在香港，几乎每个月都会举行该集团的法会；在台湾同样举行法会并拥有大批信众。
而在大陆地区，该诈骗集团更是以燎原之势迅速扩张，其中东北、福建、广东、四川等数地皆为重灾区。
通过传销式发展，这个曾经火遍四川的“密宗大师”，终于急遽“做大”，卷土重来。此番，他的头衔已经升格为“第三世多杰羌佛”。
如今，义云高集团在海外注册、设立多个组织，诸如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国际佛教僧尼总会、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中华佛教云慈正法会、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等，通过这些组织及其网站，义云高集团在海外遥控国内。
根据《星岛日报》2011年8月11日的报道，义云高集团在香港组织连续两天的“佛教大会”，参与人数超过八千人。虽然声称是“佛教大会”，但其宣传的却并非佛教经典，而仅仅是“弘扬及学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和佛法”，并声称“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整个娑婆世界唯一获得合法认证的佛陀，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和佛法是所有众生修行成就的最高指南。”
根据该集团自己的宣传，有来自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代表参加。出席大会的逾8000人均为“闻法上师以上级别”。根据该集团运行规则，每个“闻法上师”至少控制着一个闻法点。据此推算，如果其宣传数据可靠，义云高集团至少控制有八千个闻法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城市，以及全球其他华人聚居区。其座下众多“活佛”“法王”，弟子总数保守估计；或已超10万之众。
除了在现实中发展组织，义云高集团在互联网上也投入血本，注册多个网站论坛，宣传义云高的“神通”。该集团甚至将弟子组建为网络水军，实行规范化管理，并要求弟子填写特定的《博客统计表》。
从该集团水军组织中获得的《博客统计表》显示，统计表分“姓名”、“微博名称”、“护法微博数量”、“博客名称”、“护法博文数量”、“博客网址”、“所在网站”等栏目，将水军贴作为“功德”加以统计。
于是，尽管大陆互联网上仍能看到不少质疑、揭露义云高骗局的信息，但大多揭露信息已被“净化”。而互联网上的“重点阵地”则被全力确保不准出现任何杂音。
以“百度知道”为例，在几乎每个有关“多杰羌”的问答条目下，都能见到其弟子为维护义云高而进行的虚假描述或广告一样的肉麻吹捧，甚至不乏对反对质疑者的恶语辱骂。
而百度贴吧的“义云高”吧置顶的《本吧须知》更是直接挑明：一切诋毁、诽谤和丑化“义云高”大师及各高僧大德的帖子及回复，一律删除，严重者最终封禁ID／IP。其回帖则有反复欢呼“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根据义云高集团的宣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地位最高的佛陀，所传的佛法可以两小时之内就让弟子得到开悟成就，最快捷修成得自由出入佛土世界。”
而前文提到的那位隆慧仁波切，正是义云高“认证”的诸多“法王”、“尊者”之一。
骗钱的“法王”
义云高是四川省大邑县人。大邑县静惠山公园内，其鼎盛时期修建的“义云高大师馆”至今仍在，不过已经被大邑县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用做临时办公点。
占地5亩的大师馆内，分为圆融馆、无碍馆、熟生馆、书吟馆、殊风馆，慧通馆、誉品馆、回廊部等8个展馆。分别展出义云高的各类“成就”、作品。其中誉品馆颇有朝鲜妙香山国际友谊展览馆的风采，展品全部是义云高获赠的各种礼物。
这座“大师馆”，记录下了昔日义云高在故乡的无限风光。
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气功大师热的兴起，“义云高大师馆”于1992年12月31日在静惠山公园内奠基，1994年竣工。在此之后，随着义云高“大师”神话不断升温，包括香港著名张姓“歌神”在内的各界名流纷纷到访。1995年，义云高曾回过“大师馆”，为了一睹“大师”真容，人们将“大师馆”挤得水泄不通，义云高在崇拜者的簇拥中，延续着自己的神话。
2001年4月，义云高诈骗案东窗事发，深圳警方介入调查之后，义云高远遁海外。据大陆媒体报道，当时深圳及大邑县警方收缴、没收的义云高资产总计高达2.7亿元。2001年8月，随着义云高“大师”神话的收场，“大师馆”的大门也被贴上了封条。
细看义云高的发迹史，会发现台湾人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据大陆媒体《华西都市报》报道，1980年至1983年，义云高本只是成都宝光寺的临时画工，负责临摹寺中收藏的名贵字画，后因行为不检被撵出宝光寺。90年代初，台湾人吴文投和陈某某与义云高结识，在吴文投的造势包装之下，义云高成了所谓的“东方艺术大师”，义云高诈骗集团初步形成。此后，义云高在这两位台湾朋友的帮助之下，不断升级，从“特级国际大师”到“藏传密宗大师”，再到“仰谔益西诺布大法王”。与此同时，吴文投和陈某某也被义云高认证为“法王”“活佛”。
神话既已编织完成，下一步便是将这巨大的名望转化为金钱利益。
据大陆媒体当年报道，香港商人刘百行就是义云高的众多受骗者之一。在观看了义云高展示“神通”的录像，又参观了“义云高大师馆”之后，刘百行拜义云高为师。拜师之后，义云高告诉刘百行，“大师的话，弟子不可违背，否则会遭报应下地狱”。
1995年5月，被洗脑的刘百行不敢违背“大师”的意志，按照义云高的指示，将价值6394万港币的股票作为“供养”，汇入义云高指定的一家香港公司。
1997年，义云高声称要在深圳建造“义云高大师道场”，需要出巨资购买地皮，于是刘百行借款2100万元给义云高。
同年，台湾商人刘娟被同样的伎俩诱骗，拜了义云高为师。义云高谎称刘娟的丈夫将遭受大难，而义云高则可为其消灾，保其平安。以此为由，义云高要求刘娟捐出其公司收益的五分之一作为供养。受其蒙蔽的刘娟遂将1300万元人民币汇入义云高指定的吴文投的账户，并将580万元人民币汇入义云高指定的刘志红的账户。
2000年3月，利用向刘百行“借款”所购得的那块地皮，义云高谎称建“大吉祥”楼盘，诱骗刘娟购买该楼盘第三层，侵占其购楼款2100万元。
2001年，义云高的诈骗行径败露，遭到通缉，远遁美利坚。记者向广东警方确认得知，其通缉令至今有效，未曾撤销。
“佛陀”是怎样骗成的？
1999年***在中国遭到取缔之后，义云高诈骗集团及时跟进，“深入揭批”***。据泰国媒体报道，2000年5月19日，义云高诈骗集团旗下的“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在台湾举办了名为“世界佛教、佛学、佛法正邪研讨会”的集会。会上通过决议，将***、张宏堡、精海、宋七力等四人认定为邪教人士。在当时全面取缔***氛围中，国内多家媒体纷纷报道或转载这一新闻。然而，在同一次集会上，还通过了另一决议，那就是宣布授予义云高“正宗佛教大师”的称号。
2001年之后，虽然逃亡海外，但义云高并未放弃“国内市场”。他在大陆的宣传机构开足马力，在地下延续之前的造神运动。
宣传照上的义云高一头披肩的女式假发，脸上有化过妆的痕迹。已经脱离义云高诈骗集团的前成员声称，义云高之所以长年佩戴假发，是因为其脱发严重，且头部生疮，难以根治。讽刺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义云高还曾“研制”出一款名为“雄力育发液”的止脱生发药物，并在市场上销售。
“他的外形就不符合藏传佛教。他戴假发和穿着的方式都不对，不是一个正规的出家人或师父穿的衣服。”藏区塔尔寺的唐让嘉瓦活佛告诉记者，第一眼见到义云高的照片，他便感觉有问题。
荒诞的是，就是这位“一看就知道他不对”的唐让嘉瓦活佛，却被义云高印在了自己的宣传材料上，成为众多“认证”义云高为“佛陀”的藏区活佛之一。对此，唐让嘉瓦活佛非常不满。“我知道他自称得到了我的认证，但我本人从来不认识他，也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从未给他写过认证或祝贺信。他的书上有关我的文字和照片，都是虚假的。本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除了伪造唐让嘉瓦活佛的认证之外，义云高为了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还在自己的宣传材料或报纸广告中，罗列了数十位藏区活佛的认证，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其中，在藏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萨迦天津法王，在一次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明确对此予以否认：“我从来都没有认证过所谓的第三世金刚持佛（即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转世。”
而这份认证书的伪造者楚称曲培堪布（藏传佛教中的高级僧侣）也公开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这是一张假的认证书，根本不是萨迦法王赐给他（指义云高）的。这个认证书是鄙人伪造的。”
2008年，义云高的造神运动达到顶峰，他开始自称“第三世多杰羌佛”。根据义云高诈骗集团在国外注册的组织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的解释，无论密宗、显宗，所有佛教教派的原始主都是“多杰羌佛”，无论任何佛法都是自“多杰羌佛”始，“多杰羌佛”是佛教唯一“始祖”。“多杰羌”曾化身为燃灯古佛，传法于释迦牟尼，由此才有了后来释迦牟尼创建的佛教。
既然已身为佛教唯一“始祖”，义云高就可以毫不客气地将不少海内外佛教领袖统统降格为他旗下教派领导者并明确禁止他们“开示”－－根据义云高办公室网站通告，全世界有权给弟子“开示”的，仅有义云高一人。
2013年10月15日 16:27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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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2013年第28期封面
披着假发的义云高
原标题：被通缉的“活佛”
2013年9月10日，长春市警方协同长春市宗教局人员，突击检查位于长春市内某酒店的一次非法宗教活动。推开酒店会议中心紧闭的大门，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百余名虔诚的教徒，以及来自美国旧金山的“活佛”－－隆慧仁波切。在隆慧侍者手中的托盘里，盛放着信徒供奉的上百封红包。
最终，警方以“禁止在非宗教场所开展宗教活动”为由，叫停了此次“传法”活动，并将现场百余名信徒驱散。信徒们大部分悻悻而去，偶有一两个人，还在不甘心地与警方争辩“学佛有什么错？”。
长春，只是隆慧此番中国之行的第一站，她将在这里进行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在长春之后，她还将前往青岛、成都、深圳三地，发展信众，传播“佛法”。
隆慧是美国旧金山华藏寺的住持。这座位于旧金山的寺庙，由教堂改建而成，因此在外观上仍保留着西式教堂的结构。但在内部，已全部改为中国传统寺院的装潢。在寺内最显眼的位置，供奉着的并非是释迦牟尼佛，也非佛教神仙体系内的任何神佛，而是一位至今仍活在人世的宗教领袖 “第三世多杰羌佛”。
而这位“多杰羌佛”的真身，则是在中国被通缉长达十余年、外逃美国的诈骗犯－－义云高。
逃亡“活佛”卷土重来
在北京郊区的一处闻法点内，几位信徒跪倒在地上，聆听来自美国的“法音”。
“你很幸运”在正式开始闻法之前，一位身着红袍的“闻法上师”对一名弟子说，“刚入门，就能接触到佛陀正法。”随后，“闻法上师”不忘交代众弟子，“一定要记住，播放‘法音’的时候，要跪坐在地上，头部不能高于‘法音’。”
在交代完毕之后，“闻法上师”拉开一扇帘子，供奉着义云高及其帐下“活佛”陈某某的佛堂。随即，众信徒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之后，“闻法上师”将录有义云高“法音”的光碟举过头顶，然后再放入播放设备中。浓郁的四川口音从音箱中传了出来，说话者正是远在美国的义云高。
身披袈裟的诈骗集团
目前，这个身披袈裟的诈骗集团，秘密的“传法”活动已经横跨两岸三地，几乎遍布整个华人圈。在香港，几乎每个月都会举行该集团的法会；在台湾同样举行法会并拥有大批信众。
而在大陆地区，该诈骗集团更是以燎原之势迅速扩张，其中东北、福建、广东、四川等数地皆为重灾区。
通过传销式发展，这个曾经火遍四川的“密宗大师”，终于急遽“做大”，卷土重来。此番，他的头衔已经升格为“第三世多杰羌佛”。
如今，义云高集团在海外注册、设立多个组织，诸如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国际佛教僧尼总会、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中华佛教云慈正法会、义云高大师国际文化基金会等，通过这些组织及其网站，义云高集团在海外遥控国内。
根据《星岛日报》2011年8月11日的报道，义云高集团在香港组织连续两天的“佛教大会”，参与人数超过八千人。虽然声称是“佛教大会”，但其宣传的却并非佛教经典，而仅仅是“弘扬及学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和佛法”，并声称“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整个娑婆世界唯一获得合法认证的佛陀，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和佛法是所有众生修行成就的最高指南。”
根据该集团自己的宣传，有来自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代表参加。出席大会的逾8000人均为“闻法上师以上级别”。根据该集团运行规则，每个“闻法上师”至少控制着一个闻法点。据此推算，如果其宣传数据可靠，义云高集团至少控制有八千个闻法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城市，以及全球其他华人聚居区。其座下众多“活佛”“法王”，弟子总数保守估计；或已超10万之众。
除了在现实中发展组织，义云高集团在互联网上也投入血本，注册多个网站论坛，宣传义云高的“神通”。该集团甚至将弟子组建为网络水军，实行规范化管理，并要求弟子填写特定的《博客统计表》。
从该集团水军组织中获得的《博客统计表》显示，统计表分“姓名”、“微博名称”、“护法微博数量”、“博客名称”、“护法博文数量”、“博客网址”、“所在网站”等栏目，将水军贴作为“功德”加以统计。
于是，尽管大陆互联网上仍能看到不少质疑、揭露义云高骗局的信息，但大多揭露信息已被“净化”。而互联网上的“重点阵地”则被全力确保不准出现任何杂音。
以“百度知道”为例，在几乎每个有关“多杰羌”的问答条目下，都能见到其弟子为维护义云高而进行的虚假描述或广告一样的肉麻吹捧，甚至不乏对反对质疑者的恶语辱骂。
而百度贴吧的“义云高”吧置顶的《本吧须知》更是直接挑明：一切诋毁、诽谤和丑化“义云高”大师及各高僧大德的帖子及回复，一律删除，严重者最终封禁ID／IP。其回帖则有反复欢呼“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
根据义云高集团的宣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地位最高的佛陀，所传的佛法可以两小时之内就让弟子得到开悟成就，最快捷修成得自由出入佛土世界。”
而前文提到的那位隆慧仁波切，正是义云高“认证”的诸多“法王”、“尊者”之一。
骗钱的“法王”
义云高是四川省大邑县人。大邑县静惠山公园内，其鼎盛时期修建的“义云高大师馆”至今仍在，不过已经被大邑县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用做临时办公点。
占地5亩的大师馆内，分为圆融馆、无碍馆、熟生馆、书吟馆、殊风馆，慧通馆、誉品馆、回廊部等8个展馆。分别展出义云高的各类“成就”、作品。其中誉品馆颇有朝鲜妙香山国际友谊展览馆的风采，展品全部是义云高获赠的各种礼物。
这座“大师馆”，记录下了昔日义云高在故乡的无限风光。
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气功大师热的兴起，“义云高大师馆”于1992年12月31日在静惠山公园内奠基，1994年竣工。在此之后，随着义云高“大师”神话不断升温，包括香港著名张姓“歌神”在内的各界名流纷纷到访。1995年，义云高曾回过“大师馆”，为了一睹“大师”真容，人们将“大师馆”挤得水泄不通，义云高在崇拜者的簇拥中，延续着自己的神话。
2001年4月，义云高诈骗案东窗事发，深圳警方介入调查之后，义云高远遁海外。据大陆媒体报道，当时深圳及大邑县警方收缴、没收的义云高资产总计高达2.7亿元。2001年8月，随着义云高“大师”神话的收场，“大师馆”的大门也被贴上了封条。
细看义云高的发迹史，会发现台湾人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据大陆媒体《华西都市报》报道，1980年至1983年，义云高本只是成都宝光寺的临时画工，负责临摹寺中收藏的名贵字画，后因行为不检被撵出宝光寺。90年代初，台湾人吴文投和陈某某与义云高结识，在吴文投的造势包装之下，义云高成了所谓的“东方艺术大师”，义云高诈骗集团初步形成。此后，义云高在这两位台湾朋友的帮助之下，不断升级，从“特级国际大师”到“藏传密宗大师”，再到“仰谔益西诺布大法王”。与此同时，吴文投和陈某某也被义云高认证为“法王”“活佛”。
神话既已编织完成，下一步便是将这巨大的名望转化为金钱利益。
据大陆媒体当年报道，香港商人刘百行就是义云高的众多受骗者之一。在观看了义云高展示“神通”的录像，又参观了“义云高大师馆”之后，刘百行拜义云高为师。拜师之后，义云高告诉刘百行，“大师的话，弟子不可违背，否则会遭报应下地狱”。
1995年5月，被洗脑的刘百行不敢违背“大师”的意志，按照义云高的指示，将价值6394万港币的股票作为“供养”，汇入义云高指定的一家香港公司。
1997年，义云高声称要在深圳建造“义云高大师道场”，需要出巨资购买地皮，于是刘百行借款2100万元给义云高。
同年，台湾商人刘娟被同样的伎俩诱骗，拜了义云高为师。义云高谎称刘娟的丈夫将遭受大难，而义云高则可为其消灾，保其平安。以此为由，义云高要求刘娟捐出其公司收益的五分之一作为供养。受其蒙蔽的刘娟遂将1300万元人民币汇入义云高指定的吴文投的账户，并将580万元人民币汇入义云高指定的刘志红的账户。
2000年3月，利用向刘百行“借款”所购得的那块地皮，义云高谎称建“大吉祥”楼盘，诱骗刘娟购买该楼盘第三层，侵占其购楼款2100万元。
2001年，义云高的诈骗行径败露，遭到通缉，远遁美利坚。记者向广东警方确认得知，其通缉令至今有效，未曾撤销。
“佛陀”是怎样骗成的？
1999年***在中国遭到取缔之后，义云高诈骗集团及时跟进，“深入揭批”***。据泰国媒体报道，2000年5月19日，义云高诈骗集团旗下的“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在台湾举办了名为“世界佛教、佛学、佛法正邪研讨会”的集会。会上通过决议，将***、张宏堡、精海、宋七力等四人认定为邪教人士。在当时全面取缔***氛围中，国内多家媒体纷纷报道或转载这一新闻。然而，在同一次集会上，还通过了另一决议，那就是宣布授予义云高“正宗佛教大师”的称号。
2001年之后，虽然逃亡海外，但义云高并未放弃“国内市场”。他在大陆的宣传机构开足马力，在地下延续之前的造神运动。
宣传照上的义云高一头披肩的女式假发，脸上有化过妆的痕迹。已经脱离义云高诈骗集团的前成员声称，义云高之所以长年佩戴假发，是因为其脱发严重，且头部生疮，难以根治。讽刺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义云高还曾“研制”出一款名为“雄力育发液”的止脱生发药物，并在市场上销售。
“他的外形就不符合藏传佛教。他戴假发和穿着的方式都不对，不是一个正规的出家人或师父穿的衣服。”藏区塔尔寺的唐让嘉瓦活佛告诉记者，第一眼见到义云高的照片，他便感觉有问题。
荒诞的是，就是这位“一看就知道他不对”的唐让嘉瓦活佛，却被义云高印在了自己的宣传材料上，成为众多“认证”义云高为“佛陀”的藏区活佛之一。对此，唐让嘉瓦活佛非常不满。“我知道他自称得到了我的认证，但我本人从来不认识他，也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从未给他写过认证或祝贺信。他的书上有关我的文字和照片，都是虚假的。本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除了伪造唐让嘉瓦活佛的认证之外，义云高为了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还在自己的宣传材料或报纸广告中，罗列了数十位藏区活佛的认证，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其中，在藏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萨迦天津法王，在一次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明确对此予以否认：“我从来都没有认证过所谓的第三世金刚持佛（即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转世。”
而这份认证书的伪造者楚称曲培堪布（藏传佛教中的高级僧侣）也公开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这是一张假的认证书，根本不是萨迦法王赐给他（指义云高）的。这个认证书是鄙人伪造的。”
2008年，义云高的造神运动达到顶峰，他开始自称“第三世多杰羌佛”。根据义云高诈骗集团在国外注册的组织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的解释，无论密宗、显宗，所有佛教教派的原始主都是“多杰羌佛”，无论任何佛法都是自“多杰羌佛”始，“多杰羌佛”是佛教唯一“始祖”。“多杰羌”曾化身为燃灯古佛，传法于释迦牟尼，由此才有了后来释迦牟尼创建的佛教。
既然已身为佛教唯一“始祖”，义云高就可以毫不客气地将不少海内外佛教领袖统统降格为他旗下教派领导者并明确禁止他们“开示”－－根据义云高办公室网站通告，全世界有权给弟子“开示”的，仅有义云高一人。
惜缘- 帖子数 : 952
注册日期 : 13-08-07
回复： 气功热及大师们
由 一马当先 2013-10-23, 20:19
“神医”胡万林出狱再涉命案：22岁学生裸死农家宾馆
2013年10月23日 02:25来源：大河网
原标题：“神医”胡万林涉案重回公众视野
22岁大学生殒命新安县农家宾馆
记者李岩见习记者刘瑶文图
阅读提示：早在上世纪90年代，鼓吹“自然运动健康疗法”的胡万林名噪一时。1998年，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一书出版，胡万林被描述成几乎可以包治百病的“当代华佗”。
不过，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神医”，因非法行医接连致人死亡而多次被职能部门查处，毁誉参半。
1998年9月24日，时任漯河市市长刘法民到胡万林坐诊的商丘卫达医院就医，最终致死。刘法民等人之死，让胡万林再度陷入舆论漩涡之中。
1998年10月22日起，本报陆续推出《科学向“胡大师”宣战》等系列报道，渐渐揭下了胡万林的“神医”画皮，让胡万林行医的真相也逐渐大白于世人。
2000年9月30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胡万林因犯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15万元。从此，胡万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沉寂。
然而，近日大河报接到线索称，胡万林刑满出狱后，重操旧业，并且再次卷入一起“非法行医”命案。案发情况究竟如何，10月21日，大河报记者来到案发地洛阳市新安县，为您追访。
事发
“研讨中医”，22岁大学生殒命农家宾馆
正是因为这位22岁大学生殒命农家宾馆，使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沉寂的胡万林再次浮出。
入住一行17人住宾馆，不让靠近
10月21日中午，过了旺季的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游人寥寥。
位于景区大门内路边的云成宾馆，湮没在一字排开的农家宾馆里，但发生在今年8月31日晚上的命案，却让它成了邻里之间的谈资。
见到死者云旭阳的父亲云文超，宾馆老板李建国连忙迎上去，不停安慰。
再次忆及之前的命案，李建国也为云文超的丧子之痛感到惋惜。
他说，云旭阳一行17人是8月31日上午抵达旅馆的，一共开了3楼7间客房，都是提前打电话订好的，“来登记的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女性，应该有六七十岁了，她说我有啥事，只管找她，不让我接触随行的人。”
“他们大包小包，带了很多东西。我要去登记身份证，他们都不配合，那个老太太还说‘人没来齐，等来齐再登记’。那天刚好是星期六，正值旺季，来店里吃饭、住宿的游客很多，嘈杂一片，我也就没顾着多问。”李建国说。
他说，后来他曾去3楼修水管，但被这伙人挡在楼道口，说不用修，“根本不让我们靠近，感觉很神秘”。
“练功”
“成盆喝水，冰棍都吃了几十个”
李建国及其妻子都清楚记得，17人中，有一个短花白头发的老人，看上去十分另类。
“他们这群人在路边广场上练功，别人抡胳膊打转，这个老头屁股一掉一掉，蹦得可高，双腿一扭一扭，走得可快，跟旋风一样，根本不像那个年纪的人。”李建国说，很多人好奇去问，对方说是来跟着师傅学习的。
李建国说，这群人回到房间后，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楼上随即开始传出类似人呕吐时的巨大“吭吭”声，响动很大。
担心有人出事，李建国想上楼查看，但在楼道口又被堵住，不让靠近，对方告知“孩子和家人闹矛盾，喝酒喝多了，没事儿”。
随后，按照李建国妻子的说法，楼上的人开始到楼下要水喝，“我给他们开水瓶，他们不要，光要喝凉水，厨房水缸的水，他们都是成盆往楼上端。有的忍不住，在厨房用瓢接水，成瓢喝”。
在楼下不远处卖冷饮的赵枝花老人说，这群人还狂买冰棍，“一回都买了20多个”。
惶恐
“有人快死了！下一个就是我！”
8月31日晚上，楼上持续的“吭吭”声越来越大，这也让楼下李建国夫妇越来越诧异，“晚饭都没吃安生”。
当晚8时许，一个高个子男青年突然从楼上跑出来，神色极为恐慌，边往外跑边朝他们老夫妇两人大喊“有人快死了，下一个就是我”。
这时，李建国一家才意识到：出大事了。
李建国儿子李运城当时最先跑到楼上，见到了3楼306房间卫生间内，一名男青年赤身裸体，被另一名中年男子扶着，半靠在墙上，头上出血，口冒不明液体，已没了知觉，“卫生间地上，还有积水”。
当时，李运城连忙拨通了景区卫生所全科医生陈小东的电话，“有人快不行了，说是喝酒喝的”。
简单收拾后，陈小东从与云成宾馆相隔不足100米的卫生所跑来。此时，男青年仍在卫生间地面躺着，“地上流了很多血”。
“我听了听心跳，已经没有了，全身也都已经没了体温，呼吸也感受不到。”陈小东说，从他嘴唇发紫、瞳孔放大、口鼻向外排出的深色分泌物分析，这个男青年应该是服用某种物质“中毒死的，肯定不是喝酒喝死的，因为我对酒精很敏感，现场一点酒味都没”。
经陈小东及随后赶到的县人民医院急救人员的持续抢救，男青年仍然宣告不治。
涉案
被扣人员中，“有‘神医’胡万林”
死去的男青年，正是云旭阳，今年只有22岁，此前系郑州某高校建筑专业学生。按照云文超的说法，云旭阳此次来洛阳，曾告知他是为了“研讨中医”，求学的，“他也没病，怎么会吃东西吃死在这里？”
云旭阳死后，同行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其中，两名女子还跑出宾馆，向河水中丢弃瓶装物品。
在附近村民和景区警务室人员拦截下，住店的13人被堵在宾馆院子里。
从云成宾馆出逃的男青年，拨打了110和120，最终也被警方带走调查。
此前，李建国说，当天下午稍早时候，有3人乘车提前离开，但身份不详。
对这群神秘的房客，李建国提到，一个个子较高、花白短发的老人十分个性，似乎是这群人的老师，“有人说这就是胡万林”。大河报记者拿出从网络下载的胡万林照片，李建国夫妇和赵枝花异口同声地指称：“就是他，就是他”。
调查
动用芒硝类“法物”，“神医”胡万林再涉命案
新安县警方证实“神医”胡万林涉案，并透露案件基本情况。
参与者说按胡万林要求，喝的是“五味汤”
10月22日下午，大河报记者拨通了此次“中医研讨”活动参与人员之一陈永康的电话。在湖北行医的陈永康，也是云旭阳的第二个师父。
他说，当时他们一行十几人，跟随胡万林进山学习养生、健身，组织者是吕伟，但他与吕伟并不熟悉。
陈永康讲，8月30日赶到洛阳后，众人集合，当晚他和云旭阳等人在洛阳住宿。8月31日上午11时，他们一块坐车赶到了龙潭大峡谷。本打算第三天开始教养生理论，没想到刚到第一天就出事了。
按照陈的说法，事发时云旭阳一个人在卫生间里，具体怎么回事他没看到，跟其他人也没关系。
陈永康声称，众人只是按照胡万林的要求，喝了用白糖、食盐、陈醋、酱油等调配的“五味汤”，云旭阳“不可能喝芒硝，我们都没喝芒硝，芒硝并不致人死命”。
“我认为胡万林是好人。他没跟云旭阳讲过话，有什么问题呢？胡万林没害人的心。”提及1万元的费用，陈永康说，“他不会用钱，收钱的是吕伟，和胡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胡万林在吕伟老师家里住，吃穿都要用钱的呀。”
案情通报
死亡男青年饮用了芒硝类液体
10月21日下午4时，云文超及云家代理律师张伟到新安县公安局了解情况。该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及三中队中队长李某等办案民警出面进行了接待。
对家属指称的涉案物质系芒硝，李某受访时并未认可，但表示属于芒硝类物质，确切成分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李某强调，他们的每一步认定，都是十分慎重的。饮用物质方面，他们通过洛阳市公安局协调，委托的是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下属的洛阳黎明化工研究院作物质鉴定，“因为他们院长是院士，有国家级实验室”。
“结果没出来，我们也很着急，但急不得，你也知道，光做病理毒化，最少20天，包括理化实验、病理切片等，都很耗费时间。”解释尸检报告耗时较长时间时，李某说。
此前的10月10日，新安县公安局已向云文超通报了鉴定意见通知书。
通知书显示，该局对云旭阳死因的鉴定意见是“云旭阳符合饮用含芒硝（类）的液体后引起恶心、呕吐等，合并肠炎和上呼吸道感染导致机体脱水、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和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的征象”。
李某透露，即便他们如此慎重、权威的尸检结果，还有犯罪嫌疑人提出质疑，要求重新鉴定，“这个程序正在履行”。
芒硝类“法物”,参加活动的人都喝了
李某在介绍案情时说，死者和犯罪嫌疑人等人是在8月31日上午10时30分许入住农家宾馆的。
“他们团队总共14个人，参加的学员11人，其中有6名身患各种疾病，其余5人为中医等方面从业人员。”李某说，“挑头的”说，来这里治病有“法物”，“他们都是奔着这个来的”。
张伟插话说“挑头的”就是胡万林时，李某没有否认。
李某说，参加此次活动的所有人都喝了涉案的不明液体，这也是他们将案件定性为“非法行医”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伟提出“这么多人饮用芒硝类物质，但只有云旭阳一人死亡，是不是他喝得多”疑问时，李某表示“有这方面情况”。
问及“喝的东西”是否胡万林配制、胡万林是否认罪等情况，李某以“案件还在侦查阶段，有些情况不方便告知”、“签订有保密协议”为由，婉言谢绝。
涉嫌非法行医，胡万林等四嫌犯被批捕
对此案众多涉案人员，案发地新安县石井镇的不少村民起初并不认为有多特别，也根本没有与之前因芒硝治病而被誉为“当代华佗”且被媒体热炒的胡万林联系起来。
李某说，此次被逮捕的胡万林，正是之前被柯云路、司马南等名人激烈论争、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神医”胡万林。
按照他陈述的情况，“胡万林是2011年刑满释放的，他是减刑了，是在洛阳市监狱服的刑。”
李某说，10月1日新安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了4名犯罪嫌疑人。其中，除了胡万林，还有组织者吕伟、唐孟君、贺桂枝。此外，联络人陈永康等人，因大多属于受害人，且没有证据证明参与实施了犯罪，暂未采取相关措施。
“他们并不是一个很具体的组织，没有明确的管理，他们只是在一块，有一个简单的分工，起的作用差不多，属于是共同犯罪，现在已经侦查得差不多了。”李某说。
2013年10月23日 02:25来源：大河网
胡万林此次涉嫌非法行医选择的地点，就在这座山下的农家宾馆内。
在儿子事发所在的房间内，云文超无限哀伤。
原标题：“神医”胡万林涉案重回公众视野
22岁大学生殒命新安县农家宾馆
记者李岩见习记者刘瑶文图
阅读提示：早在上世纪90年代，鼓吹“自然运动健康疗法”的胡万林名噪一时。1998年，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一书出版，胡万林被描述成几乎可以包治百病的“当代华佗”。
不过，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神医”，因非法行医接连致人死亡而多次被职能部门查处，毁誉参半。
1998年9月24日，时任漯河市市长刘法民到胡万林坐诊的商丘卫达医院就医，最终致死。刘法民等人之死，让胡万林再度陷入舆论漩涡之中。
1998年10月22日起，本报陆续推出《科学向“胡大师”宣战》等系列报道，渐渐揭下了胡万林的“神医”画皮，让胡万林行医的真相也逐渐大白于世人。
2000年9月30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胡万林因犯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15万元。从此，胡万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沉寂。
然而，近日大河报接到线索称，胡万林刑满出狱后，重操旧业，并且再次卷入一起“非法行医”命案。案发情况究竟如何，10月21日，大河报记者来到案发地洛阳市新安县，为您追访。
事发
“研讨中医”，22岁大学生殒命农家宾馆
正是因为这位22岁大学生殒命农家宾馆，使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沉寂的胡万林再次浮出。
入住一行17人住宾馆，不让靠近
10月21日中午，过了旺季的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游人寥寥。
位于景区大门内路边的云成宾馆，湮没在一字排开的农家宾馆里，但发生在今年8月31日晚上的命案，却让它成了邻里之间的谈资。
见到死者云旭阳的父亲云文超，宾馆老板李建国连忙迎上去，不停安慰。
再次忆及之前的命案，李建国也为云文超的丧子之痛感到惋惜。
他说，云旭阳一行17人是8月31日上午抵达旅馆的，一共开了3楼7间客房，都是提前打电话订好的，“来登记的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女性，应该有六七十岁了，她说我有啥事，只管找她，不让我接触随行的人。”
“他们大包小包，带了很多东西。我要去登记身份证，他们都不配合，那个老太太还说‘人没来齐，等来齐再登记’。那天刚好是星期六，正值旺季，来店里吃饭、住宿的游客很多，嘈杂一片，我也就没顾着多问。”李建国说。
他说，后来他曾去3楼修水管，但被这伙人挡在楼道口，说不用修，“根本不让我们靠近，感觉很神秘”。
“练功”
“成盆喝水，冰棍都吃了几十个”
李建国及其妻子都清楚记得，17人中，有一个短花白头发的老人，看上去十分另类。
“他们这群人在路边广场上练功，别人抡胳膊打转，这个老头屁股一掉一掉，蹦得可高，双腿一扭一扭，走得可快，跟旋风一样，根本不像那个年纪的人。”李建国说，很多人好奇去问，对方说是来跟着师傅学习的。
李建国说，这群人回到房间后，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楼上随即开始传出类似人呕吐时的巨大“吭吭”声，响动很大。
担心有人出事，李建国想上楼查看，但在楼道口又被堵住，不让靠近，对方告知“孩子和家人闹矛盾，喝酒喝多了，没事儿”。
随后，按照李建国妻子的说法，楼上的人开始到楼下要水喝，“我给他们开水瓶，他们不要，光要喝凉水，厨房水缸的水，他们都是成盆往楼上端。有的忍不住，在厨房用瓢接水，成瓢喝”。
在楼下不远处卖冷饮的赵枝花老人说，这群人还狂买冰棍，“一回都买了20多个”。
惶恐
“有人快死了！下一个就是我！”
8月31日晚上，楼上持续的“吭吭”声越来越大，这也让楼下李建国夫妇越来越诧异，“晚饭都没吃安生”。
当晚8时许，一个高个子男青年突然从楼上跑出来，神色极为恐慌，边往外跑边朝他们老夫妇两人大喊“有人快死了，下一个就是我”。
这时，李建国一家才意识到：出大事了。
李建国儿子李运城当时最先跑到楼上，见到了3楼306房间卫生间内，一名男青年赤身裸体，被另一名中年男子扶着，半靠在墙上，头上出血，口冒不明液体，已没了知觉，“卫生间地上，还有积水”。
当时，李运城连忙拨通了景区卫生所全科医生陈小东的电话，“有人快不行了，说是喝酒喝的”。
简单收拾后，陈小东从与云成宾馆相隔不足100米的卫生所跑来。此时，男青年仍在卫生间地面躺着，“地上流了很多血”。
“我听了听心跳，已经没有了，全身也都已经没了体温，呼吸也感受不到。”陈小东说，从他嘴唇发紫、瞳孔放大、口鼻向外排出的深色分泌物分析，这个男青年应该是服用某种物质“中毒死的，肯定不是喝酒喝死的，因为我对酒精很敏感，现场一点酒味都没”。
经陈小东及随后赶到的县人民医院急救人员的持续抢救，男青年仍然宣告不治。
涉案
被扣人员中，“有‘神医’胡万林”
死去的男青年，正是云旭阳，今年只有22岁，此前系郑州某高校建筑专业学生。按照云文超的说法，云旭阳此次来洛阳，曾告知他是为了“研讨中医”，求学的，“他也没病，怎么会吃东西吃死在这里？”
云旭阳死后，同行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其中，两名女子还跑出宾馆，向河水中丢弃瓶装物品。
在附近村民和景区警务室人员拦截下，住店的13人被堵在宾馆院子里。
从云成宾馆出逃的男青年，拨打了110和120，最终也被警方带走调查。
此前，李建国说，当天下午稍早时候，有3人乘车提前离开，但身份不详。
对这群神秘的房客，李建国提到，一个个子较高、花白短发的老人十分个性，似乎是这群人的老师，“有人说这就是胡万林”。大河报记者拿出从网络下载的胡万林照片，李建国夫妇和赵枝花异口同声地指称：“就是他，就是他”。
调查
动用芒硝类“法物”，“神医”胡万林再涉命案
新安县警方证实“神医”胡万林涉案，并透露案件基本情况。
参与者说按胡万林要求，喝的是“五味汤”
10月22日下午，大河报记者拨通了此次“中医研讨”活动参与人员之一陈永康的电话。在湖北行医的陈永康，也是云旭阳的第二个师父。
他说，当时他们一行十几人，跟随胡万林进山学习养生、健身，组织者是吕伟，但他与吕伟并不熟悉。
陈永康讲，8月30日赶到洛阳后，众人集合，当晚他和云旭阳等人在洛阳住宿。8月31日上午11时，他们一块坐车赶到了龙潭大峡谷。本打算第三天开始教养生理论，没想到刚到第一天就出事了。
按照陈的说法，事发时云旭阳一个人在卫生间里，具体怎么回事他没看到，跟其他人也没关系。
陈永康声称，众人只是按照胡万林的要求，喝了用白糖、食盐、陈醋、酱油等调配的“五味汤”，云旭阳“不可能喝芒硝，我们都没喝芒硝，芒硝并不致人死命”。
“我认为胡万林是好人。他没跟云旭阳讲过话，有什么问题呢？胡万林没害人的心。”提及1万元的费用，陈永康说，“他不会用钱，收钱的是吕伟，和胡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胡万林在吕伟老师家里住，吃穿都要用钱的呀。”
案情通报
死亡男青年饮用了芒硝类液体
10月21日下午4时，云文超及云家代理律师张伟到新安县公安局了解情况。该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及三中队中队长李某等办案民警出面进行了接待。
对家属指称的涉案物质系芒硝，李某受访时并未认可，但表示属于芒硝类物质，确切成分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李某强调，他们的每一步认定，都是十分慎重的。饮用物质方面，他们通过洛阳市公安局协调，委托的是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下属的洛阳黎明化工研究院作物质鉴定，“因为他们院长是院士，有国家级实验室”。
“结果没出来，我们也很着急，但急不得，你也知道，光做病理毒化，最少20天，包括理化实验、病理切片等，都很耗费时间。”解释尸检报告耗时较长时间时，李某说。
此前的10月10日，新安县公安局已向云文超通报了鉴定意见通知书。
通知书显示，该局对云旭阳死因的鉴定意见是“云旭阳符合饮用含芒硝（类）的液体后引起恶心、呕吐等，合并肠炎和上呼吸道感染导致机体脱水、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和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的征象”。
李某透露，即便他们如此慎重、权威的尸检结果，还有犯罪嫌疑人提出质疑，要求重新鉴定，“这个程序正在履行”。
芒硝类“法物”,参加活动的人都喝了
李某在介绍案情时说，死者和犯罪嫌疑人等人是在8月31日上午10时30分许入住农家宾馆的。
“他们团队总共14个人，参加的学员11人，其中有6名身患各种疾病，其余5人为中医等方面从业人员。”李某说，“挑头的”说，来这里治病有“法物”，“他们都是奔着这个来的”。
张伟插话说“挑头的”就是胡万林时，李某没有否认。
李某说，参加此次活动的所有人都喝了涉案的不明液体，这也是他们将案件定性为“非法行医”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伟提出“这么多人饮用芒硝类物质，但只有云旭阳一人死亡，是不是他喝得多”疑问时，李某表示“有这方面情况”。
问及“喝的东西”是否胡万林配制、胡万林是否认罪等情况，李某以“案件还在侦查阶段，有些情况不方便告知”、“签订有保密协议”为由，婉言谢绝。
涉嫌非法行医，胡万林等四嫌犯被批捕
对此案众多涉案人员，案发地新安县石井镇的不少村民起初并不认为有多特别，也根本没有与之前因芒硝治病而被誉为“当代华佗”且被媒体热炒的胡万林联系起来。
李某说，此次被逮捕的胡万林，正是之前被柯云路、司马南等名人激烈论争、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神医”胡万林。
按照他陈述的情况，“胡万林是2011年刑满释放的，他是减刑了，是在洛阳市监狱服的刑。”
李某说，10月1日新安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了4名犯罪嫌疑人。其中，除了胡万林，还有组织者吕伟、唐孟君、贺桂枝。此外，联络人陈永康等人，因大多属于受害人，且没有证据证明参与实施了犯罪，暂未采取相关措施。
“他们并不是一个很具体的组织，没有明确的管理，他们只是在一块，有一个简单的分工，起的作用差不多，属于是共同犯罪，现在已经侦查得差不多了。”李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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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当先- 帖子数 :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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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气功热及大师们
由 一星 2013-10-23, 22:09
不思悔改
挂着羊头卖狗肉，不知虚部是何因。自命不保谁相应，贪图名利再次沉。
祸福要从两面看，不接教训更悲惨。看来又将牢中过，限制自由也安然。
一星- 帖子数 : 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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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气功热及大师们
由 一星 2013-10-26, 05:58
胡万林前妻称没见其学医 印象主要是犯罪和坐牢
2013-10-26 04:11:58 来源: 成都商报(成都)
2013-10-26 04:11:58 来源: 成都商报(成都)
任芳（化名）是胡万林的第一任妻子，并和胡万林生下了两个女儿。在胡万林第一次入狱后，她和胡万林离婚，改嫁他人。
任芳说，从前同胡万林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他学医，或搞过什么同医有关的事情。她对胡万林的印象除了犯罪和坐牢之外，很难说再有其他。
“我跟他一点关系没得，他的事我一点都不想晓得。”60岁的任芳（化名）正在地里替邻居插油菜秧子，一听到胡万林的名字，头也不抬地一挥手。任芳是胡万林的第一任妻子，并和胡万林生下了两个女儿。在胡万林第一次入狱后，她和胡万林离婚，改嫁他人。如今，她更加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
近日，上世纪90年代名噪一时的“神医”胡万林又一次涉嫌命案被批捕。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胡万林的老家四川省绵阳市石板镇，对话其第一任妻子任芳，还原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的人生轨迹。
“从没见他搞过和医有关的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石板镇的18岁姑娘任芳嫁给了20岁出头的胡万林。任芳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的情景了，“才十几岁，啥子都不懂，人家介绍的，我老汉儿（父亲）同意，就结了。”
在人民公社那个特殊的时期，年轻的胡万林在生产大队上已经小有名气。“活跃嘛，队上经常叫他干这干那的。”胡万林跟队上关系不错，经常呼朋唤友，但任芳对他颇有微辞，觉得他“跑来跑去，不落屋”。胡万林第一次被抓也是这么个场景，1974年的一天，队上让他去搬钢钎，这一去就没回来（编者注:1974年，胡万林因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那时，两个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两岁。
因为“啥子都不懂”，跟胡万林的婚姻，任芳就没自己做过主，离婚也是。胡万林被抓之后，她便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照顾胡万林的父母，不但自己要挣工分，还要帮两个老人挣，但这个媳妇还并不受公公婆婆待见，对她“不好”。
一个在镇上银行上班的亲戚看见任芳“又穷又累，惨得很”，便跟她的父亲商量，坚决让她和胡万林离了婚。直到现在，任芳还感激这位亲戚，“不然不晓得以后咋样。”离婚后，大女儿归了胡万林的父母带，任芳带着小女儿，不久后改嫁到了魏城镇。
任芳说，从前同胡万林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他学医，或搞过什么同医有关的事情。1980年胡万林出狱之后，还曾想复婚，但她坚决不同意。那时候，她再婚生的儿子都四五岁了。
对他的印象主要是犯罪和坐牢
胡万林出狱，离他第二次进去，期间不过两年，这也是他在当地最后的生活。在村子里，胡万林和第二个唐姓妻子，“杀死了一个做生意的，放在灶台底下”（编者注：1982年，胡万林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
任芳说，那两年，胡万林在外面到处转悠，根本说不清楚在干些什么买卖。第二次出狱之后便混迹于新疆、陕西、河南等地，然后第三次入狱，期间几乎没有回来过，现在这个妻子应该是第三任。
任芳对胡万林的印象除了犯罪和坐牢之外，很难说再有其他。她现在对他剩下的印象，是多年前的一个晚上。看新闻的丈夫把她摇醒，说胡万林又上电视了。在新闻里，任芳看见胡万林“拽着一个孩子的后脖子，‘弯’了一大圈，一腿把人给别住，手里‘多长’一把尖刀，明晃晃的”。
“八几年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任芳说，胡万林最近一次回村，带着大女儿和现在的妻子。让她去吃酒席，她也没去，“不想看到他。”她说，离婚后，大女儿和她的关系也不好，几十年几乎都没给她打过电话，却几乎每个月都去探望胡万林。前两天胡万林出事大女儿才打了一个电话给她，但母女没说两句便不欢而散。
村民称他在村里从没提过医术
对于胡万林治死人的传闻，一些村民表示“很难说”。
“治病这种事，怎么说呢，肯定有治好的，不然怎么那么多人找他看。”一位住在胡万林家不远处的村民说，胡万林在村里从来没提过自己医术的事，他们也是在他出名之后才知道，觉得他“挺厉害”。“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好，跑几座山都不累，特别精神。”这位村民说。但是因为胡万林之后基本再没回过村子，也没听说老家有人找他看过病。
胡家湾的一位胡大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胡万林第一次出狱后，在他家对面的山腰上建了房子。“上梁”的时候，胡万林放鞭炮庆祝，“震得隔壁几个村都听得见”。有人说，当时参与修房的人，每人都给发了一块表。
任芳的儿子还记得，有一次，胡万林到他们家来，说是赚钱了。“手里拿着厚厚一大叠十元的人民币，眉飞色舞的，在当时还是挺可观的。”
胡万林去年回老家
虽然很少回老家，但胡万林在石板镇和魏城镇却是无人不知晓。只要一问胡万林住哪儿，大家都知道。胡万林最近一次回来是去年四月，他为自己出狱庆祝，在魏城镇的酒楼摆了酒席，让胡姓家族的人都去吃，石板镇的村干部也被邀请去了，摆了七八桌。胡家湾的村民记得，当时胡万林开着一辆轿车，和一帮朋友在乡政府门前停下，好不气派。胡万林头发和胡子都剪了，穿着一身休闲服，“面色挺好”。石板镇联合村李村长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因为胡万林名气大，去年他回乡之后，还想着让他给村里修下路，胡满口答应，结果之后影子都没有。大宴宾客庆祝出狱
任芳说，从前同胡万林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他学医，或搞过什么同医有关的事情。她对胡万林的印象除了犯罪和坐牢之外，很难说再有其他。
“我跟他一点关系没得，他的事我一点都不想晓得。”60岁的任芳（化名）正在地里替邻居插油菜秧子，一听到胡万林的名字，头也不抬地一挥手。任芳是胡万林的第一任妻子，并和胡万林生下了两个女儿。在胡万林第一次入狱后，她和胡万林离婚，改嫁他人。如今，她更加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
近日，上世纪90年代名噪一时的“神医”胡万林又一次涉嫌命案被批捕。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胡万林的老家四川省绵阳市石板镇，对话其第一任妻子任芳，还原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的人生轨迹。
“从没见他搞过和医有关的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石板镇的18岁姑娘任芳嫁给了20岁出头的胡万林。任芳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的情景了，“才十几岁，啥子都不懂，人家介绍的，我老汉儿（父亲）同意，就结了。”
在人民公社那个特殊的时期，年轻的胡万林在生产大队上已经小有名气。“活跃嘛，队上经常叫他干这干那的。”胡万林跟队上关系不错，经常呼朋唤友，但任芳对他颇有微辞，觉得他“跑来跑去，不落屋”。胡万林第一次被抓也是这么个场景，1974年的一天，队上让他去搬钢钎，这一去就没回来（编者注:1974年，胡万林因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那时，两个女儿一个四岁一个两岁。
因为“啥子都不懂”，跟胡万林的婚姻，任芳就没自己做过主，离婚也是。胡万林被抓之后，她便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照顾胡万林的父母，不但自己要挣工分，还要帮两个老人挣，但这个媳妇还并不受公公婆婆待见，对她“不好”。
一个在镇上银行上班的亲戚看见任芳“又穷又累，惨得很”，便跟她的父亲商量，坚决让她和胡万林离了婚。直到现在，任芳还感激这位亲戚，“不然不晓得以后咋样。”离婚后，大女儿归了胡万林的父母带，任芳带着小女儿，不久后改嫁到了魏城镇。
任芳说，从前同胡万林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他学医，或搞过什么同医有关的事情。1980年胡万林出狱之后，还曾想复婚，但她坚决不同意。那时候，她再婚生的儿子都四五岁了。
对他的印象主要是犯罪和坐牢
胡万林出狱，离他第二次进去，期间不过两年，这也是他在当地最后的生活。在村子里，胡万林和第二个唐姓妻子，“杀死了一个做生意的，放在灶台底下”（编者注：1982年，胡万林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
任芳说，那两年，胡万林在外面到处转悠，根本说不清楚在干些什么买卖。第二次出狱之后便混迹于新疆、陕西、河南等地，然后第三次入狱，期间几乎没有回来过，现在这个妻子应该是第三任。
任芳对胡万林的印象除了犯罪和坐牢之外，很难说再有其他。她现在对他剩下的印象，是多年前的一个晚上。看新闻的丈夫把她摇醒，说胡万林又上电视了。在新闻里，任芳看见胡万林“拽着一个孩子的后脖子，‘弯’了一大圈，一腿把人给别住，手里‘多长’一把尖刀，明晃晃的”。
“八几年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任芳说，胡万林最近一次回村，带着大女儿和现在的妻子。让她去吃酒席，她也没去，“不想看到他。”她说，离婚后，大女儿和她的关系也不好，几十年几乎都没给她打过电话，却几乎每个月都去探望胡万林。前两天胡万林出事大女儿才打了一个电话给她，但母女没说两句便不欢而散。
村民称他在村里从没提过医术
对于胡万林治死人的传闻，一些村民表示“很难说”。
“治病这种事，怎么说呢，肯定有治好的，不然怎么那么多人找他看。”一位住在胡万林家不远处的村民说，胡万林在村里从来没提过自己医术的事，他们也是在他出名之后才知道，觉得他“挺厉害”。“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好，跑几座山都不累，特别精神。”这位村民说。但是因为胡万林之后基本再没回过村子，也没听说老家有人找他看过病。
胡家湾的一位胡大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胡万林第一次出狱后，在他家对面的山腰上建了房子。“上梁”的时候，胡万林放鞭炮庆祝，“震得隔壁几个村都听得见”。有人说，当时参与修房的人，每人都给发了一块表。
任芳的儿子还记得，有一次，胡万林到他们家来，说是赚钱了。“手里拿着厚厚一大叠十元的人民币，眉飞色舞的，在当时还是挺可观的。”
胡万林去年回老家
虽然很少回老家，但胡万林在石板镇和魏城镇却是无人不知晓。只要一问胡万林住哪儿，大家都知道。胡万林最近一次回来是去年四月，他为自己出狱庆祝，在魏城镇的酒楼摆了酒席，让胡姓家族的人都去吃，石板镇的村干部也被邀请去了，摆了七八桌。胡家湾的村民记得，当时胡万林开着一辆轿车，和一帮朋友在乡政府门前停下，好不气派。胡万林头发和胡子都剪了，穿着一身休闲服，“面色挺好”。石板镇联合村李村长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因为胡万林名气大，去年他回乡之后，还想着让他给村里修下路，胡满口答应，结果之后影子都没有。大宴宾客庆祝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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